李 雪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这四个“共同”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元代传记文中所表现的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谊与契合，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在文学史上的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传记文是叙述传主生平的文体，包括传、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墓碣、墓表、墓记、家庙碑、德政碑、塔铭、世谱、事略等不同形式。虽然文字偏重稍有不同，但写作模式上大体一致，大多都是记录传主一生行迹，怀念逝者之德行，表达生者之哀思。除此之外，元代色目人传记文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涉及历史图景、社会生活、人情礼俗、道德评判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谊与契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兰州大学教授马娟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发表《百年元代色目人研究述评》一文，对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元代色目人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了综合述评，她在肯定这些研究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可以知道，元代虽然实行四等人制，但其界线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严格，各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持久而又频繁的互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色目人单个部族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于各个部族之间，特别是色目人与其他群体，如色目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的互动与联系关注非常不够，还缺少立体式的研究”[2]。有鉴于此，本文钩稽元代色目人传记74篇，尝试以传记文为中心，探究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往、互动、认同与融合，在此基础上，对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现象、多民族一体的状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作出一些讨论。

一、“读圣人书，行中国礼”进于华夏的文化认同

色目人定居中原后，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强烈的钦慕之情。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3]118诚如陈垣先生所言，色目人在进入中原后，融入中原社会，遵从中原礼俗，学习中原的文学艺术，这些在色目人传记中都有记录。

(一)“由夷入华”，融于中原社会

元代色目人凯霖说：“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4]598凯霖的一段话说出了很多色目人的想法，居住在中原地区，理应与中原文人相交往，学习中原的诗书礼乐，遵从中原习俗。一些经历南征北战之后至中年或晚年才进入中原的色目人，常因不能深入了解中原地区而深感遗憾。河东郡公伯德那不解中国书，但是却能够“言必中义，动必中法”，并戒其子孙曰：“我不幸，少年百罹不得学，尔等安居暇食，宜勉读圣人书，行中国礼。他日面墙，悔之无及。”[5]214-215伯德那训诫子孙时借用《论语》“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6]之语，对中华文化的钦慕可见一斑。 “沙的公……字之曰行之，以从中夏之俗夫，所贵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置之礼法可慕也，所慕乎周公、孔子之礼法者，以行之为贵也，慕之切而行不继，则虚文耳，尚文而虚，不如尚质之实也。”[7]沙的公从中夏之俗，慕圣贤礼法，并将其付诸实践，其慕华之心可以想见。这些色目人效慕圣贤，向往中夏，言语之间，行动之际，无不流露出融入中原社会的思想倾向。这些特点，在色目人的传记文中描述颇多。

(二)“慕义向化”，遵从中原礼俗

色目人居处中原时间日久，对中原文化与中原风俗习惯的了解逐渐深入，他们深感中原文明的发达，在礼俗上，愿弃旧从新。所谓“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居于“青齐之间”的于阗人李公敏以“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8]199为世所知，高克恭“易篑，命丧葬用朱文公法”[9]555。柏铁木尔之父去世，其“治丧尤谨”，族人欲行本族之礼，他却说：“罔极之恩，既以无报，今居乎中国，独不可行先王之礼乎？不然，是不以礼待吾亲也。”于是“躬衰绖，居倚庐，哭踊以节，荐奠以时。后居内忧，亦如之，遂世守为家范”[10]723。摒弃本族之丧礼，以中原之礼葬其亲，且子孙世守。丁鹤年、廉希宪等人也如此。马祖常还曾上言：“本朝及诸国人，既肄业国学，讲诵孔、孟遗书，当革易故俗，敬事诸母，以厚彝伦。”[11]143-144主动向皇帝要求改变不合中原礼法的习俗。中原人丧葬受儒家孝礼的影响，过程繁缛，子孙还需守丧三年，告假丁忧，而色目人的丧葬简单，与中原习俗有很大的出入。然而色目人进入中原之后，都自觉例行中国丧礼，这是他们对中原礼俗的效仿，对儒家文化的践行。

色目人“兄弟自为婚姻”，在中原是不可思议的，在其居于中原之后，很多色目家庭中的女性抵制旧俗，从中原之礼，一些色目士人也要求从中原婚俗。柏铁木尔向皇帝上奏：“回回不速儿麻氏，僻在西陬，未沾圣化，其俗兄弟自为婚姻，败常乱伦，莫此为甚。乞严禁以正人伦，厚风俗。”[10]720在他心里，这些习俗应该被取缔。

在色目人的传记文中，我们看到色目人居处中原，形成与中原人共同的文化教养，促成知识与伦理的传承。色目人在中原地区日久，随着对中原文化了解的深入，越发推崇中原传统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他们成了中原礼俗的维护者。

(三)“通经能文”，成为文士名儒

色目人居处中原，对中原地区的学术文艺，由衷地赞叹与向往。迈里古思说：“圣贤之学无敌也。”[12]2552马祖常也说过：“舍诗书六艺之文，吾不敢它求焉。”[8]202这些言论无不表达出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可，对圣贤之学及文学艺术的崇慕。

这些色目人深研中原文化，提升文学艺术造诣，很多色目文人通经能文，长书法，善绘画，成就非凡。如赵世延“服膺《诗》《书》，动必以礼，高材姱节，负天下重望”[5]59-60。研究经书，赋予实践。野先不仅自己研习中原文化，还将圣贤古书翻译成蒙古语教喻诸生[11]238。迈里古思“通《诗》《易》二经”[12]2552，并且以《诗》登进士第，可见其于《诗》之精通。余阙也是经史文皆优，“五经悉为之传注，多新意。诗文篆隶皆精致可传”[13]326。马祖常“为文精核，务去陈言，师先秦两汉，尤致力于诗，凌轹古作，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4]540。喜为歌诗，每叹魏、晋以降，文气卑弱，故修辞立言，进古作者，其为训诰，富丽典雅”[11]144，并且“与修《英庙实录》，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若干卷”[4]540。文宗非常喜欢马祖常的文章，称其为“中原硕儒”。高克恭“好作墨竹，妙处不减文湖州。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诣精绝”[9]555。丁鹤年“善诗歌，而尤工于唐律，为文章有气”[14]219。这些人于诗文书画各有独造，成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胡行简总结道：“西北贵族，联英挺华，咸诵诗读书，佩服仁义。入则谋谟帷幄，出则与韦布周旋，交相磨砻，以刻厉问学，蔚为邦家之光。至元大德间，硕儒巨卿，前后相望。自近世言之，书法之美，如康里氏子山、扎剌尔氏惟中。诗文雄浑清丽，如马公伯庸、泰公兼善、余公廷心，皆卓然自成一家。其余卿大夫士以才谞擅名于时，不可屡数。”[15]色目士人久居中原，与中原士人交流频繁，“涵容其中，与之俱化”[16]。

在传记文中我们看到，这些色目人学习儒家经典，以斯文传承为己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使元代文坛异彩纷呈。清人王士禛曾感叹：“元名臣文士，如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人也；颜宗道，哈刺鲁氏也；赡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17]作为色目人，他们和“齐鲁吴越衣冠士胄”比肩，成就之大可想而知。这些色目人追求高雅艺术，以文学艺术为媒介拉近了与中原文人的距离，与中原文人互相唱酬诗文，题跋书画，游宴雅集，与中原士人融合无间。

二、多族士人交谊契合与乐道其善

元代多民族、多宗教、多地域士人共处，他们跨越民族、宗教、地域隔阂，在共同的文化与文学活动中，实现心灵的沟通与契合。很多士人都有这样的意识：“夫交道贵心知，岂复计形迹之异哉！”[9]513种族与宗教的不同，只是外在的“形迹”，他们看重的是“心”的相通，故能在交往中互相欣赏，美美与共。

(一)多族士人之交谊互动

据《全元文》统计，元代色目人传记74篇，其中奉敕书写34篇，家人请铭30篇，主动书写8篇，为自己家人书写1篇，传主生前托付1篇。从书写缘由中可以看出中原文人与色目人的交往与互动。元代色目人的传记文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人情往来撰写的。在古代，人逝世后，家人为表示怀念，寄托哀思，颂扬逝者的德行以留后世，往往请人为逝者撰写碑文。作传者基于与逝者或者其家属的亲密关系，接受请托，执笔撰写。在色目人的传记文中，30篇家人请铭之作，每篇都交代了作传者与逝者或其家属的交往交流情况，以此我们也可了解中原文人与色目人在中原共处的情况，管窥元代民族之融合。

亦都忽立去世后，其夫人使子向刘壎请铭言：“我公雅敬惟老师父，师父亦雅知我公。”[18]可见亦都忽立生前与刘壎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袁桷在为伯行撰写的《资善大夫资国院使赠资政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顺义郡公谥贞惠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言：“大德中，桷备员翰苑属，时公为侍从，每得奉议论，必历问衣冠绪族，惓惓于旧治弥厚。”[19]1267袁桷与伯行是同僚，且与其儿子和上也是同僚，关系密切。欧阳玄为贯云石撰写的《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文章开头便写道：

至治三年(1323年)岁癸亥秋，玄校艺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山之间。故人内翰贯公，与玄周旋者半月余，及将去杭，薄暮携酒来别，谓玄曰：“少年于朋友知契，每别，辄缱绻数日。近年读释氏书，乃知释子諅有是心，谓之记生根焉，吾因以是为戒。今于君之别，独不能禁，且奈何哉！”言已，凄然而别。明年甲子夏，公捐馆于杭。数月，讣至，哭之尽哀。自是凡至杭，遇公旧游，追忆临别之后，未尝不为之怆然出涕、呼酒相酹也。公薨廿又五年，其子阿思兰海涯展省于燕，顾公神道未铭，愿属笔焉。其忍铭乎？[20]103

欧阳玄与贯云石在杭州同游，徜徉山水，把酒言欢，谈诗论道，分别时凄凉悲伤，恋恋不舍，没承想这一别成了永别，贯云石去世，欧阳玄悲不自胜，哭之尽哀。欧阳玄言辞恳切、情真意切，他与贯云石的感情也由此可见。

还有很多传记文的作传者与传主家属有深厚的感情或亲密的关系，他们或为同年，或为同僚，或为朋友，总之友好的关系，亲切的感情，使作传者接受了传主家属的请托。许有壬与勘马剌丁之子哈八石为同年，“其子哈八石登乙卯进士第，有壬实同年，同仕于台，又同侨于鄂”[4]580。基于这种友好的关系，许有壬为勘马剌丁撰写碑铭。许有壬与偰哲笃是同年，其弟许有孚与偰列箎是同年，许有壬为他们的父亲哈剌普华撰写墓志铭[4]607。吴澄与散散为翰林国史院同僚，吴澄为其父亲洁实弥尔撰写神道碑[5]539。柳贯与孛罗是同僚，孛罗为自己岳父师克恭向柳贯请铭[21]。袁桷与马祖常为文字交，知之甚深，为其父亲马润撰写神道碑[19]1282。许有壬与暗都剌是同僚，与其弟凯霖为旧相识，凯霖为其祖父哈只哈心向许有壬请铭：“至大己酉(1309年)始建中都，设留司，荀公暗都剌为都事，有壬为教官。乙卯，计偕，又与其弟凯霖同旅次京师。后屡合，辄道故旧，欢甚。凯霖以交其兄弟之久，知其践履之悉也，走状京师，请铭其祖考西使公碑。”[4]596危素与观驴是15年好友，为其父亲达里麻吉而的撰写墓志铭。潘迪赞赏崇喜“有志嗜学，且从游久”[22]，接受请托，为其祖父闾马撰写碑铭。

有些奉敕撰写的传记文，虽然由皇帝赐碑，但是撰写者与传主或者其家属之间也存在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程钜夫为安藏撰写的《秦国文靖公神道碑》是奉敕之作，他在其中提到，他与安藏是同僚，“并受世祖之知。观公为学有根柢，制行有绳准，论事有本末。忧国如家，视物如己，忠信岂弟，有古君子之风”[5]94。黄溍奉敕为哈剌普华撰写神道碑，他提到“溍辱与偰哲笃有同年之雅，颇获闻其家世之详”[10]1095。黄溍与哈剌普华之子偰哲笃是同年。许有壬在为马祖常撰写的神道碑中提到，他与马祖常是同年。许有壬为普颜撰写的神道碑中提到，他与普颜之子神保为同僚。作传者虽有朝廷的旨意，但缘于这种亲密交往关系的存在，他们撰写的传记文也同样是情真意切，其中饱含着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二)中原文人对色目人士之品赞

中原文人与色目人共同生活在中原，接触日久，中原文人逐渐在心理上认可色目人的品格与成就，在中原文人为色目人撰写的传记中，多有对色目人及其家属品格、成就的认可与赞颂。

高昌偰氏从西域来到中原，成为科举世家，“偰氏族人以诗文为纽带，交结各族士子，将草原文化融于中华文化之中，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精彩”[23]。欧阳玄在为其家撰写的《高昌偰氏家传》中评价道：“观偰氏，世磊砢相望，勋节在国，利泽在民，虽汗简所书，何以尚此？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异时泓涵演迤，硕大显融。无落于其世，识者已有以觇之。则是溉根而食实，售物而取偿，天之于偰氏，独昭昭不忒如是，异乎前所闻矣。使造物报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乐为善者哉？又惟别生分类，古之道也。偰氏远稽前闻，遡厥本始，以垂方来，绵延百世，遂为中州著姓，实自今启之，厚之至也。”[20]153-154在欧阳玄看来，偰氏一家，一门九进士，连续登科，已经是中州著姓，是他们的善行得来这样的福报，是他们的功德能有如此成就。乞台普济是为中书右丞相，太子太师，加录军国重事，一生随从作战，教育皇子，地位尊贵，姚燧在为乞台普济撰写的《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师中书右丞相史公先德碑》中总结其父子有四德：“一则曰保育圣躬；再则曰旧学；三则曰周旋军中，十易寒暑，修扞于艰；终则曰扶植皇极，宏济登兹高明。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无盛与俦，人奚间然？”[24]姚燧对其家世、品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到了元代末期，元朝统治日渐衰微，不少色目人以身殉国，中原文人在为色目人撰写的传记文中表达了对他们品格的赞颂。伯颜子中在元代任江西行省都事，红巾军攻克江西之后，其到福建任行省员外郎，夺回建昌后任吏部侍郎，后因无力改变现状变更姓名，隐居江湖，最终不接受明朝的征召，饮鸩而死。朱善在他的传记文中评价：“子中非忍死以求活者，至是始获死所耳。且臣子之死其义，岂一端而已？有社稷之臣者，社稷亡则死；有昝御之臣者，君有故则死；任守城之责者，城陷则死；任行军之责者，军败则死。非社稷之臣也，非昝御之臣也，非任行军、守城之责也，奉命而使，阻隔江湖之外，国祚已移，天命有归，义不以一身事二姓，则姑退处于野，草衣木食，以终吾世而已矣。如是而犹不免焉，然后不得已而死，此子中之志也。”[25]余阙，唐兀人，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至正十二年(1352年)任淮西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守安庆，六年间与红巾军激战二百余次，最终英勇不屈，投水自尽。宋濂评价他“阙真人豪也哉！独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余战，战必胜。其所用者，不过民间兵数千，初非有熊虎十万之师，直激之以忠义，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夺也。后虽不幸粮绝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气炯炯上贯霄汉，必粲为列星，流为风霆，散为卿云，凝为瑞露”[13]326。星吉，河西人，累官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四起，湖广地区已经陷落，江西被围，星吉坚守不屈，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英勇殉国。宋濂评价道：“忠义果敢，出于天性，历践要职，声绩彰明，提千百未试之卒，转战湖江间，复城破邑，慑敌人之胆。虽势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义之气，犹足以立万世之防范，使乱臣贼子惧。”[13]1285

元朝自建立之时便是多民族一体，多种文化交融，中原文人认可色目人的成就与功绩，赞颂他们的品格，而这种认同也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融合。

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作为

元朝区域广阔，文化多元。作为一个存续百余年的统一政权，它不仅仅是一个构成复杂的政治共同体，也必然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精神共同体(1)有关“精神共同体”参见查洪德：《研究中国文学须有中国思维》，《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广阔、文化多元的国家，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用今人的话说，中华民族是一个 ‘精神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之牢不可破，‘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智慧、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思维’。”。这一精神共同体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多种文化形成的。对于一个政权的存续，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形成特别重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各族人都作出了贡献。色目士人也同样有这样的自觉，他们积极作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在其中作出了他们独特的贡献。有关他们的传记文章，凸显了其这方面的作为。

在南北一统之后，色目人在中原地区逐渐稳定，他们的角色随之发生转变，从之前南征北战的将军转变为治理国家之臣。在传记中所见的一批色目士人明白，治理中原只能实行中原制度，推行中原礼法。面对蒙元初期中原文化遭到破坏和部分蒙古、色目人对中原文化不够了解的现实，色目士人们积极提倡并通过各种方法传播中原文化，使各类人接受中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助力兴儒术、开科举、崇教化

陈垣先生谈到色目人对元初行汉法、用儒臣的推动力量时说：“当是之时，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许衡、吴澄之徒之所以能见用于时者，纯侍有二三西域人后先奔走之，孔子之道之所以能见重于元者，亦纯赖有多数异教西域人，诵其诗，读其书，倾心而辅翼之也。”[3]26从一定意义上说，元之用儒臣，行汉法，有赖于色目士人的努力。

色目人在与中原文人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与他们共同的明道救世、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感。推行汉法兴儒术成为治理中原地区的重要课题。马祖常有诗云：“三千礼乐尊儒术，百二山河壮帝家。”[8]71揭示了文化一体与政治一体之间的关系。安藏“劝上宜亲经史，以知古今治乱之由，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还趁机向皇帝进言儒家经典思想。“亲王阿里不哥潜谋不轨，天子重以骨肉之情，命公往调护之，而反状益闻，乃遣近侍孟速思帖木不花亟召以还，曰：‘毋害善人。’既至，慰劳久之。公因举‘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敷绎详暇以谏。”[5]93-94安藏在皇帝慰劳自己之时，进言儒家经典思想，劝皇帝用儒术，行仁政。廉希宪也在皇帝面前直言儒家文化之优，忽必烈要廉希宪学佛受戒，他却说：“‘臣幸蒙圣训，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尽忠，子也尽孝。’”[26]儒学没有受戒之说，他用“受孔子戒”表示自己信奉儒学。而康里回回刚好用三教优劣之论劝皇帝重儒学：“仁宗以三教异同为问，公对曰：‘释氏以明心见性为宗，道家以修真炼性为务，皆一偏一曲，足乎自己。至于儒者之学，则修己治人，以仁义化成天下，此所以万世不可易，而帝王所宜究心者也。’”[13]1198他认为释道皆一偏一曲，只有儒者之学才是最应该学习的。这些色目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建言兴儒术。

多位色目人向皇帝建言开科取士。黄溍为柏铁木尔撰写的家传中记载：仁宗问柏铁木尔：“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答曰：“今以年劳用人，何由得才？古有科举之法，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今宜以时述祖训，以开贤路。”[10]719为行儒术付出努力的还有著名大儒不忽木，在御史台时，“患吏不知义理，言通一经一史试吏，及劝上降诏，勉励学校议行科举”[27]160。顺帝时，权臣伯颜废科举，铁木儿达识“在参议府，争之不得，讫不署其奏牍。至是，力为上言前代科举得人之盛”[10]1178。巎巎也从容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济世用，必有科举，何可废也。”[28]3415科举的复行，与他们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开科举，是推行儒家文化极其有力的措施，一方面，科举复行增加了士人仕进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考试内容都是儒家经典，“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28]2019。这样强制性制度性的举措促使各族人读儒家经典，使中原文化得到重视与传播。

还有一些色目士人兴义学，扩大儒学的影响，培养地方士人。张讷，族出西夏，家居保定，至元戊寅(1338年)“建义学其家”，此一善举，使灵芝生其堂上[29]。 马祖常谢事归浮光，“以其禄赐之入，置负郭常稔之田亩一百五十，号曰赐金庄”。逝世之后，其子又“置学舍其上”，建成之后，“来学者众”[30]。乌马儿在福建行省“重建泉州、兴化两郡庙学，王宫斋庐，栋宇一新，且各置田一千亩以充赡之，而士有教养焉”[31]。忻都，当其为监察御史分巡岭北时，人民生活稍有复苏，便“撤酒肆以变淫风，兴儒学以崇德教”。其三持宪节，“所至必缮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庙”[10]1083-1084。其对儒学教化的认识也如此。亦怜真一有时间便“与博士弟子者考德问业。闾巷之塾，亦以时见其师生而奖劝之”[32]，并将三皇、孔子庙及绣川龙祈二驿，焕然一新。这些色目士人修建学校，兴儒学，崇德教，教化乡里，建置书院，培养有识之士。他们在中原士人入仕与参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在很多时候也是中原士人在朝廷中的保护伞。

在中原文化的大背景下，色目人处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浸润在中原文化中，已与中原士人无异。陈垣先生也说他们“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代所独也”[3]2。色目士人与中原士人逐渐在政治、文化伦理等方面形成“共性”，彼此融为一体，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引荐与维护儒士

蒙古初入中原的战乱中，不少中原文人为虏为奴，一些对中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色目人出面解救他们；忽必烈时期，一批儒者进入元政权，但朝中各种矛盾交织，各种政治势力冲突不断。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中原儒臣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每当中原儒臣遭遇危机时，都有色目士人出面维护。保护儒士，维护中原士人，是色目士人对复兴中原文化的重要贡献。

蒙元初期，北方儒士沦为俘、沦为奴者不少。解救这些儒士，并进一步使他们发挥治国才能，除了耶律楚材这一早期进入蒙古政权的文人外，一些了解中原文化的色目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高智耀在蒙哥汗即位时，为免儒者徭役之事向其上奏：“儒者之所能，三纲五常，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用之则治，不可一日无者，故有国家蠲其徭役，以养成之。”并且备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有补于世，非区区技术者所能万一”。上曰：“有是乎？此至美之事也，前未有与朕言者。”于是中原地区、河西的儒户都免除了徭役。忽必烈时期，“有权臣欲令儒户与民给徭役者，公奏曰：‘昔孟尝君，一列国陪臣耳，尚养士三千，人至今多称之，今陛下富有四海，皆为臣妾，儒在其中万分一耳，除之何补于政？然使之安意讲习，幼学壮行，为治理助，其效不亦多乎？陛下何惜此而不为也？’上以为然”[33]。高智耀先述古代名人之作为，又赞皇帝之富有，之后才转而说明儒者的作用。两位大汗，两次进谏，同样的事情，却有不一样的表达。蒙哥汗时期，蒙古初兴，重视工匠，高智耀便将儒者与技术之人做比较，以突出其重要作用；忽必烈时期，疆域辽阔，物阜民丰，他便说忽必烈富足荣华，需要有助国家治理之人，儒者正有此用。两次进谏，各有侧重，但皆是从统治者容易接受的角度论说，最终谏言皆被采纳。高智耀博学多识，为保护儒者而谠言直声。

色目士人为儒士仕进做得更为直接的事情是为皇帝荐拔优秀的中原士人。廉希宪“荐大儒许公衡提举儒学”[26]。阿鲁浑萨理“平生雅好推毂，士由公进者凡数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胜纪”[27]137。高克恭尝推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姚子敬、陈无逸、倪仲、邓文原[9]555-556。柏帖木儿向皇帝举荐老儒郭松年、同宽甫、贾文器、侯伯正，“上嘉纳，即遣使驿召至阙，拜松年为太子谕德，寻升集贤大学士，以宽甫为太子赞善，文器、伯正并国子博士。后皆有名于时”[10]718。马祖常“荐贤拔滞，知无不言”[4]539。其曾荐拔国子司业吴澄，认为其“通经博古，海内名儒，可进两院，以备访问”；荐翰林修撰陈观、刑部主事史惟良，认为“其材方严，宜居谏职”；又荐宋本，“宋公本初至京师，人无识者，公揄扬其学，遂大有名”[11]140-143。在朝中，中原文人也受到色目人的诸多保护。如朝中有人进言使皇帝罢免史天泽丞相一职，廉希宪直言上奏，敷陈史天泽之功绩与衷心，誓与史天泽同进退[26]。

除了在朝廷中保护儒者，这些色目人还在私人交往中结识儒者，萃于门中，对其尊崇有加，如康里巎巎:

巎巎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达官有怙势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爱之。” 巎巎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今秘书所藏裕宗仿书，当时御笔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呈”，其敬慎若此……今汝言不爱儒，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汝欲乱而家，吾弗能御，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28]3415-3416

康里巎巎雅爱儒士，并将他们萃于其门，当某达官表示不屑时，他极力为儒者辩护，称从儒者之道才能得人伦，治国家，使质疑者无言以对。巎巎博通群书，了解中原文化，深谙治乱之道，保护儒士既笼络了治理国家的能臣，又促进了各族群之间的交往。

(三)学为人师，教育人才

元代后期，一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色目人开门授徒，主动传授儒家经典，诗文创作，并以斯文传承为己任。如伯颜宗道“无寒暑昼夜，诵习不辍。又数年，诸史百家之言，无不遍观，性复聪敏，一过辄不忘。有来问者，应答如响。讲授之际，令弟子执书册，侯端坐，剖析朗然，其旁引子史与其注文，皆嘿识无遗，由是人大服之。所居有小斋曰‘友古’，学者云集，村落寄寓皆满。其后来者日众，则各为小房，环所居百有余间，檐角相触，骈集如市”[34]。遍观诸史百家，成博学鸿儒；更难得的是，教授弟子旁征博引、人大服之，仅以自身学识和教书育人以至于从学者云集、骈集如市，一人而成一市。再如野先“性谨厚，其于教人孜孜不怠，作成人材居多。尝考古书圣贤行事及历代君臣善恶成败可监戒者，译以国言，传诸学徒，故诸生服公之训，人人卓然自奋，思立事功，非但诵习其空言而已”[11]238。不遗余力翻译古书中的圣贤行事，以古人之事教授学徒以使之立功，培养了治理国家的能臣。丁鹤年被浙东廉访佥事都坚不花延致家中，“俾诸子师事之”[14]219。余阙“每解政，开门授徒，萧然如寒士”[13]326。其弟子戴良说：“良获拜双溪之上，而师焉，而问焉，于是知公学问该博，汪洋无涯。其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叠叠若珠比鳞列。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然放恣横从，无不如意，至古诗词，尤不妄许可，其视近代诸公蔑如也。他若篆、隶、真、行诸字画，亦往往深到，有汉、晋作者之遗风，呜呼，其盛矣！”[14]248可见余阙成就之大。

色目人进入中原，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原文化，向中原士人拜师学文，到了元代后期，色目人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学为人师，培育人才。他们互相唱酬诗文，题跋书画，游宴雅集，融合无间，展示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景象，这是元代传记文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色目人支持汉法，建言兴儒术，施行科举，推广儒家伦理纲常，传承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大有作为，他们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直言敢谏，机智明敏，有勇有谋，促成了元代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些都在传记文中有很深切的体现。

色目人做出一系列恢复与传播中原文化的举措，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努力。中原士人与色目士人一起积极作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35]元代色目人传记文体现了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在文学史上的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一个重要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