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焦，吴 玥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民族学系，北京 102488)

一、问题的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日益增加，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成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人类学能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呢？21世纪初，费孝通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坚固的人类学学科基础是前提[1]。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老中青几代的人类学学术队伍取得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术成果，理论构建与具体研究、跨文化比较与个案分析、学科整体发展与分支学科拓展都表现出了学术取向的多元性。但笔者认为，这些学术成果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问题，重复研究较多，独创性的理论概括却是少之又少，人类学似乎滞后于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人类学当下的发展困境与我国人类学研究内容与层次有很大关系。倘若把人类学比作一棵树的话，其主干和根脉应是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和理论；学科主干上分出来的“枝杈”则是诸多分支学科和专题性研究；学科主干和分支学科的“叶”则可以看作一些具体的分析研究，纷繁庞杂，数量较多，虽说十分重要，但只能是学术果实的衬托。以上三种对应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多而杂的具体研究是基本，但理论建设不足，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有一定的学科建树，但只有加强学科整体建设才能本固枝荣，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并对社会发展作出理论先发指导和经验总结的贡献，展现出更大的全国和国际意义。因此，本文从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三重意义出发，重新提出“中国人类学能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这一命题，以求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思考。

二、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按照人类学研究对象与内容、理论与方法、目的和取向的不同，我们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分析研究是最基本、研究成果最多的基础层次；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一般涉及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科建设意义；学科整体研究则是指对整个人类学学科发展各方面的探讨。研究层次不同，对中国人类学在本土学科发展、中国学术体系建设、世界影响力的贡献大小也不同。

(一)第一层次：具体分析研究(“找饭碗”)

人类学的“具体分析研究”是指对某一具体社会、文化现象和具体案例的个案分析或事实研究，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基础和最基本的层次，是人类学家成长的重要阶段。研究者通常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田野调研、收集到大量的事实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体现在写作文本中主要是“白描式”的民族志，全篇泛泛论述没有重点，只见事实材料，少见甚至没有理论分析。从整体来看，人类学的事实研究纷繁多样却散漫不可收拾，学术成果较为分散，提不出什么概念和理论，只能为更高的学术研究提供二手的经验材料。因而，笔者将其视为人类学研究中的“第一层次”，但也是最基本必不可少的一种人类学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成果大概占据总成果的80%(1)80%的比例数值是笔者根据多年学术经验、知网查阅相关论文和出版图书大概估测而来。下文相关比例数值亦同。，数量相当之多之杂。

中国人类学的“具体分析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第一，在某一村庄或其他小型社区长期或短期蹲点的个案阐述。这种研究倾向于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但调查地域范围极其有限，调查对象同质性较高，最终成果以调查报告或平铺直述的民族志表现出来，实际上是在散文式地“讲故事”“发感慨”“诉衷情”，深埋于田野资料、沉迷在对田野故事的追寻中。第二，对文化遗产的个案具体分析，事实陈述较多，鲜有理论分析。人类学的文化遗产研究一般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以后者为多，具体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本体性知识和本体价值的介绍，如遗产项目、内容、地域、传承人、保护与传承等，且分散研究较多。这类研究目前非常火热，成果十分之多，有重复研究的嫌疑，总给人“东放一枪，西打一棒”的感觉，再加上没有理论支撑，学者之间的交流可能会出现“各说各话”的尴尬情况。第三，人类学视角下对某一具体语言的语音、语义、语法等的分析。语言人类学家借助录音、文字等研究某种具体语言的发音、书写、结构(语法和句法等)、独特的语言功能(辞格和谐音等)、语言之间的关系等，但却很难从中抽离出普遍的语言规律、结构和概念，而只是对某种语言的本体分析。第四，借用西方理论进行的各种事实陈述，其实质是以中国田野调查为充实、验证西方理论的材料。受到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世界的思维影响，许多学者仍然将西方人类学理论奉为圭臬并用其指导中国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虽说会有学者对西方理论提出批判，但这些都不足以撼动其要点，况且具体分析的研究视角和范围都十分受限，最终文章只能沦为平平无奇的西方理论验证的又一“实证”。总体来说，“具体分析”是较低层次的人类学研究，研究对象较为局限和具体，理论方法多采用西方式或涉及较少，研究目的多是“为写而写”，单纯记录下某一事物的具体情况，很难为学科发展提供借鉴，只能作为本地社会发展的一种文献参考和事实记述。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具体、个案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种研究方式单一、无预设地扎根田野、盘根于生活细枝末节，是人类学最经典和最传统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必经之路。所以对初涉人类学领域的学生来说，事实描述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他们首要解决的是“入门”问题；对于学术青椒来说，具体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操作性强、易出成果的研究所解决的是他们急需的“饭碗”问题。但不揣冒昧地说，具体分析研究只是“混口饭吃”“找饭碗”的初级研究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其过于局限的研究对象、事实陈述的研究内容并不能找到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饭碗”。国际上很多经典民族志作品都是从具体的个案出发，但不同的是他们跳出了个案本身，走出了具体研究的狭小、微观范畴，走向更为宏观的个案概括和理论构建，这就是更高层次的人类学研究了。这也告诉年轻学者：随着学术经验的丰富，解决基本“吃饭”问题的学者应该有更大的眼界和格局，为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第二层次：分支学科/专题研究(“小蛋糕”)

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往往涉及多学科和跨学科合作，可能会形成独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能够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理论进行分析，部分还能实现概念创新和理论概括，对学科发展作出一定的学理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国际对话的能力。笔者将其视为较高一层次的人类学研究，学术成果大约占总成果数的15%，只能有一小部分人走出具体研究的迷雾，开展跨学科、针对复杂社会的复杂研究，并提出相关理论构建。此类的研究对象多是某一中观领域，如经济、企业、语言等；研究方法常常是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方法的结合，并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作为学科发展的局部突破，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能体现出构建中国特色人类学学科的全国意义。

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方法，人类学是最具跨学科能力的学科[2]，目前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可达几十种之多(2)作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界最具影响的世界性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共有下属专业委员会32个，这些都可以看作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例如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旅游人类学、企业人类学、数学人类学。，我们分为以下几类进行简单介绍。第一，人类学的传统分支学科在创新中发展，针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新探讨。如学者对语言人类学的概念[3]、研究对象和范围[4]、任务[5]、研究方法[6]的探讨。历史人类学创新形成了华南学派[7]、新社会史[8]等研究领域。宗教人类学主要研究仪式与象征[9]、民间信仰[10]、神圣与世俗的关系[11]等。心理人类学加强了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12]、民族意识[13]的探讨。何星亮[14]、瞿明安[15]等人探讨了象征人类学的概念和体系。生态人类学一直较为关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16]，并形成了海洋人类学[17]。第二，随着学科细化，应用人类学开始朝不同方向发展，形成了取向不同但都具应用性的分支学科。如周大鸣[18]、李家驹[19]、陈兴贵[20]等对公共人类学的理论解释和具体分析；陈庆德[21]、罗康隆[22]、杨小柳[23]等所引进和创新的发展人类学。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复杂的现代社会和互联网社会成为人类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如阮西湖[24]、周大鸣[25]、张继焦[26]等对都市人类学的探讨，主要研究领域有城市新问题[27]、边疆城市[28]等。企业人类学开创了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29]，并创新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30]。政治人类学[31]学科体系也在构建，并逐步形成各具研究特色的学术群体。经济人类学[32]的关注方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人类学[33]、科学人类学[34]、科技人类学[35]仍在探索争论中；影视人类学[36]的拍摄手法和方法也在进步，并出现了视觉人类学[37]的转向；网络人类学[38]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第四，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如强调文化批评、文化本体论的文学人类学[39]；身体人类学[40]则探求人类身体背后的多元的隐喻性质和族群标识。第五，以人类学学科关怀为主线，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其他学科相融合的新兴分支学科。如人口人类学[41]主要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问卷相结合、比较研究、问题追踪调查等；哲学人类学应用于教育学[42]、中国传统文化[43]、少数民族[44]等。张冠梓[45]、胡平仁[46]、吴大华[47]等分别对西方和中国传统法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进行了介绍；还有学者提出了饮食人类学基本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48]。艺术人类学[49]、汉学人类学[50]、体育人类学[51]也在发展中。第六，依托于其他专业，辅以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分支学科。如近年来颇重于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的旅游人类学[52]；教育人类学从早先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53]，研究取向也开始趋于现代性和国际性[54]。张继宗[55]、陈华[56]对中国法医人类学的综述和展望；医学人类学[57]也是如此。第七，尚处于起步期仍在发展中的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方法尚在构建中。如审美人类学[58]、性人类学[59]、认知人类学[60]、媒体人类学[61]、情感人类学[62]、数学人类学[63]等。

专题研究也是人类学家的特长，学者集中于某一领域提出相关的概念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人类学传统专题研究领域的再研究。中国学者从未停止过在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社会形态、象征和仪式等传统人类学领域的再研究，跨学科趋势越发明显。除继承和批判早期婚姻起源的古典进化论外[64]，中国学者还对婚姻规范、结构和功能、现代变迁等进行了研究。在亲属制度方面，学者反思传统的亲属关系，亲属称谓[65]、继嗣制度[66]、现代亲属关系网络[67]等成为新兴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家族研究也逐步超越村庄和村落，走向家族企业[68]和复杂社会。受到西方影响，中国的社会性别和女性研究理论体系也在逐步建构，有发展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69]的趋势。第二，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下所出现的新兴社会问题研究。随着文化多元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族群研究成为学术热点[70]，并针对中国情况研究了国内各民族[71]和海外华人[72]的族群认同。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中国学者在汉族社区[73]、少数民族社区[74]、国际社区[75]及其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了专题研究，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理念[76]。在国际研究方面，高丙中[77]提出海外民族志以实现研究转向。

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概念，甚至形成一个分支学科或专业研究领域的更深一层的研究。更形象地来说，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所解决的是做学科“小蛋糕”的问题，即找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方法和理论以飨学术界，为那些正在寻找“饭碗”的学术青椒提供成长和发展机遇。可目前的问题是，虽然已有相关领域提出了创新的研究理论，但我国很多分支学科是从西方引进而来，还没有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学术理论，仍处于初步发展中；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所依附的主体并非人类学，而是其他学科，如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阵地在教育学院，旅游人类学的学者集中在旅游学院。但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的发展实现了人类学的局部、部分突破，能从中概括出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对人类学学科建设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三)第三层次：学科总体建设(“大蛋糕”)

人类学研究的最高层次是对整个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和思考，是对人类学整个学科建设、发展的规划，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此类研究对象针对整个学科的整体发展，提出适合本土、具有全国意义又能和国际社会对话的创新理论，完善学科发展体制，增强中国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总体来说，这类研究成果较少，只占总成果数的5%左右，但此项研究对学科的全方位发展都是有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的。按照研究切入点的不同，我们认为学科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探索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其一，以小见大，以知名人类学家的学术生涯为主线探索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如以费孝通[78]、梁钊韬[79]、李亦园[80]、江应樑[81]、吴泽霖[82]、叶舒宪[83]、林惠祥[84]、林耀华[85]、吴文藻[86]等人类学家的学术生命史为例探索人类学学科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其二，历史叙事，以人类学学科发展与建设、思想与流派在我国的演变为脉络进行分析。胡鸿保[87]、郑一省[88]全方位梳理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赵旭东[89]、张继焦[90]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人类学的70年发展历程；徐杰舜[91]、陈刚[92]分别分析了1978年后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史。黄剑波[93]、周辉[94]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论述了人类学理论史；孟航[95]则系统论述了人类学学科史、学术机构史、人物史、研究成果等。黄淑娉[96]、王建民[97]、徐新建[98]、徐杰舜[99]、周大鸣[100]等分别发表了建设当代中国人类学的看法。其三，以人类学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设立、会议、活动为脉络进行分析。中山大学是中国大陆最早重建人类学专业的高校，有学者以人类学系在中山大学的缘起、发展、转型、重建为例，讨论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101]；还有学者专题性地追述了西南民族研究，提出扎根田野的重要性[102]。

第二，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风格和学科关怀考察学科特点。麻国庆[103]指出中国人类学的学术风格即为社会与人民，并产生了本土人类学与国家人类学两种传统。瞿明安等[104]全面论述了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各分支学科、专题研究理论方法和发展趋向。陈秉公[105]认为中国应重构包含主体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在内的人类学体系。徐新建[106]提出人类学应有整体观照，关注个性、群性和人类性。张小军[107]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使命在于强国。在田野调查方面，范可[108]提出人类学应改变传统的小范围调研范式，而是要“多点在一”。

第三，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一系列政策战略背景下分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任务。方李莉[109]认为我们要构建自媒体时代下人类学的新文化自觉。周大鸣[110]也指出互联网时代的人类学应换个思路、逐步转型。赵旭东[111]、高成海[112]认为我们应呼唤一种“一带一路”的人类学。石硕[113]、田阡[114]认为人类学“和”的思想与观念可以帮助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应是中国人类学的使命担当。潘天舒[115]认为当下中国人类学应该服务于政府、大众媒体和人民，真正服务社会。

第四，从高校教育中思考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国际社会中的人类学也出现了学科分类问题[116]，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学者也认为高校中的人类学学科定位应当调整。关于人类学学科类目立类，谭宇萃[117]早期已有论述。郝时远[118]强调我国人类学学科设置、目类分析不统一，这是学科基础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赵旭东[119]提出中国人类学要谋求学科的自我独立和发展。石奕龙[120]、周大鸣[121]、李绍明[122]、杜靖[123]、徐杰舜[124]等学者分别提出了将中国人类学建设为一级学科的建议；姜又春[125]认为一级学科建设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陈沛照[126]同样发表了此观点，但也提出了当前我国人类学建设的困境。

第五，将中国人类学放在世界学术体系内去考察其地位和贡献。麻国庆[127]指出我们应重新反思国家话语与全球体系的关系以及东西方的传统划分。赵旭东[128]也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必须从中国中心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宏观的整个世界的构成，并提出中国人类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走上具有世界意义的新兴人类学研究轨道[129]。

第六，从构建学术概念和学术理论的角度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陈英初[130]、陈庆德[131]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必须进行学科的基础理论创新。王建民[132]也认为学术流派必须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方式。在具体实践方面，周大鸣[133]在都市研究中提出“城市新移民”概念，马戎[134]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族群理论，张继焦[135]提出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传统-现代转型。

在人类学的早期发展中，中国主要扮演了翻译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处于世界人类学的边缘；虽然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口号，但那时仍旧处于补课和学习阶段。随着中国地位在国际的日益崛起和学科意识的觉醒，学者的学科意识也在成长，特别是已经积累下深厚学术经验的年长学者。他们针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或是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是提出一些创新的理论，做大做强中国特色的“大蛋糕”，把其推向国际社会并立足发展，这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笔者认为，综合这些研究成果，中国人类学已经构成了世界人类学学术舞台的第五大国家传统，多位著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添砖加瓦，其中既有思想贡献者，也有呼吁者和推动者，追随者也越来越多，展现了中国学者为构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所作出的努力。

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意义

中国人类学要构建具有学术独立和学术自信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要基于现实发展提出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也就是加强对学科总体建设和分支学科的研究，才能做大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蛋糕”。虽然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已经形成并在发展中，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人类学的学科知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鲜有学科独创概念的人类学只能依附于其他学科来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人类学理论的构建需要在一个更宏观、更多元、更复杂的场域中抽象出来，不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而是要从本地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才能表现出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一)本族/本地意义

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族意义和本地意义，是指地方学者和人类学者对某民族、某地区的针对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地方文史类资料搜集、史实论证、文史考据与溯源、地方政策与经济研究等。这些研究者能以学者身份对本族/本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推动和宣传作用，其社会影响力一般在于其所研究领域和所在地区，能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的历史溯源问题。如学者针对白族、蒙古族、藏族、纳西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具体研究，其研究或是侧重某民族发展的某一侧面，或是对民族的某类文化进行阐释。又如学者针对云南、宁夏、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海南等某一具体地域的探究，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本地曾经有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务、现象和文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对于这类大多利用地方典籍和历史文化资料、主要研究某地或某民族的学术成果，我们将其称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族意义和本地意义。“具体分析研究”就多指向此类意义，而且往往涉及到地方发展的经济利益问题，相对削弱了研究的学术性，这也导致了研究思路的狭窄，其贡献也只能屈居一族、一地了。

本族和本地研究主要是服务本地或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实践，探清地方发展历史，对地方各界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力，但研究意义大多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某个民族。这种研究虽然缺乏宏大研究的视野和学术条件，但学术优势在于接近地方和服务基层，具有本土研究的经验和基础，其学术成果确实能为地方发展献言献策，具有很大的地方意义。因而，针对地方实践而言，本族和本地的研究意义已然足够，但对于整个学科发展而言，本族和本地研究往往只能提供基础的经验材料和事实分析，难以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学术理论和方法。

(二)全国意义

人类学研究的全国意义，即是指通过研究提出概念、提出新方法、抽象出学术理论，进而可以运用这种理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实证研究，或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概念。笔者曾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提出过两个理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135]和文化遗产的“四分法”[136]，并将其分别应用于文艺类文化遗产[137]、商业文化遗产[138]、民族传统节日[139]、文旅融合发展[140]、非遗传统技艺[141]等的分析研究。又如徐杰舜提出的“雪球”理论[142]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华中乡土派构建了“原子化”概念[143]描述人类社会的变迁；彭兆荣从后现代的角度提出了“家园遗产”概念[144]；方李莉提出了“遗产资源论”[145]。这些概念和理论有一个共性：在田野调查和研究中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资料分析中概括客观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抽象出相关理论。而且，这种概念和理论是可以经过全国多个地域的实践验证而固定下来，成为公认的学术理论，成为描述中国社会事实、分析社会问题的理论武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多指向全国意义，学科总体建设也能在国内发挥普遍性的作用，推动学术研究的本土发展。

发挥人类学研究的全国意义是构建中国人类学学派的重要推动力量，一个国家的学术传统要想得到认可,必须得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概念和理论方法，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但传统的中国人类学研究长于客观描述、短于理论概括，长于微观分析、短于宏观论述，进而在研究中难以概括出适合分析中国宏观情况的理论方法，难以真正运用解决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学者在具体研究中，拓宽研究视野，不拘泥于一地一物，而是要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或是以小见大，从中概括出具有全国意义的经验和概念；或者提出创新的理论方法，这应当是人类学学科应当思考的改进方向。

(三)国际意义

在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146]中，一个国家的学科学术应在展现出本国特色的同时，也拥有和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学术对话的能力，这就要求中国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展现出国际意义，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对内的研究整合，比如受到国际社会影响的后现代[147]、主体性转移[148]、民族志的多声道[149]等的学术倾向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使中国参与到世界热点学术问题研究中。二是对外的国际对话，如笔者近年来展开与国际大师对话的一系列论文。目前我们已经与中国宗族研究著名学者弗里德曼(M. Freedman)[150]、宗教信仰研究大师杨庆堃(C.K.Yang)、哈佛大学教授华琛(James Watson)[151]、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52]、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 K.Fairbank)[153]、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54]等世界知名学者进行了学术对话，接轨国际学术。周大鸣在对澳门多元族群和文化的研究基础上，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讨论[155]；王铭铭也与其展开对话，并提出了“超社会体系”[156]。通过对内整合和对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可以在全球研究中和他国一起拓宽学术视野，在反思他者中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参与到国际学术讨论中，加强国际间的深层次、多方位学术交流，使中国人类学研究真正融入到世界学术舞台，成为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和组成部分。

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国际意义既体现在中国对国际多元社会的研究、反思及其影响，同时也表现在利用本土理论进行的国际对话，如此方能在世界人类学界立足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人类学需要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批判与反思，特别是抓住大数据时代的契机和中国优势，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加入人类学的世界探讨中，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与西方学术对话的人类学学术体系，才能融入甚至领导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方向，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角度将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相贯通与联结。

四、讨论

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层次和意义的不同，意味着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大小的不同，即使我们不可否认每种研究的历史、空间重要性。如表1所示，人类学的“具体分析研究”只是一种基本的事实分析，所提供的不过是些整理后的经验材料，对理论构建起到的作用很小，因而也只能解决学生“混口饭”、学者“找饭碗”的基本生存问题，但也正因为生存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种研究人数和成果最多。而只有一部分学者能够综合多学科，形成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扩大研究对象，提升到学科建设的角度，作出一个学科或专题的“小蛋糕”，帮助自己和他人一起“找饭碗”。而其中更少的学者才能够从宏观角度推动人类学整体学科的发展(包括学科反思构建和理论创新)，为整个学科人做“大蛋糕”。但是在当下，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也有各自的问题。具体分析流于表面的研究自不必说。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的主体依托往往在其他学科而并非人类学，只是一种跟随其他学科的“依附式发展”，很少在人类学知识体系下形成自己的概念；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也很少，各自为战的情况较多。最高层次做中国特色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人似乎还在路上，鲜有学者涉及，缺乏大师引领。

表1 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饭碗在哪里呢，为什么饭不香呢？笔者认为，这个困境与学者研究的层次、格局和意义不无关系，当然也受制于时代背景。如图1所示，具体分析研究因其局限的研究范围、狭窄的研究思路、地方利益与学术问题的交织，往往只能表现出本族和本地意义，部分能够展现出全国意义。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学科突破，研究范围倾向于中观事物或全国范围，能展现出应用于全国的普遍意义，同时也能从普遍推演到个体，影响到特定地域的学术发展；还有些受到西方影响的分支学科以及本土发展起来的研究，如企业人类学、性别研究、海外民族志，能够和国际学术界对话，发挥国际影响力。同时，全国意义和国际意义也会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只有在我国的国际地位足够高、民族意识足够觉醒、文化自信足够强大的前提下，世界才会愿意聆听我们的声音，国内学者才能在强大的中国学科意识的推动下提出相关理论，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学科整体建设是增强全国与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且能对地方学术起到整体性的指导作用，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学科发展。因此，要找到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饭碗，其寻找点应当是能够发挥出全国、国际意义的学科建设性研究，对内整合国内学术发展，对外展开国际学术对话；而要做大做强人类学“蛋糕”，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扩大研究格局和眼界，树立中国学科的独立意识和自信，构建人类学自身在中国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由此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的学术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图1 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三个层次和三个意义的互联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是许多青年学者十分关注的：怎么快速地发表高质量论文呢？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意义找到答案。发表论文难是当下许多学者的内心写照，尤其是急需成果的青年学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又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这些所谓“难发表”的论文往往是没有理论支撑或是支撑薄弱的具体分析研究，其意义只能局限于某个小地方，没有普遍意义；而那些所谓“好发表”的文章则能从中抽象出概念，或对原有概念进行批判反思，进而从中推广出具有普遍性的全国和国际意义。比如，在研究民族传统节日[139]时，仅仅描写某一具体民族的具体节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其只是对特定的民族有意义，我们应在个案分析、理论运用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节日进行理论概括，如此就能对我国多个民族节日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即全国意义。又如在宗族研究中，笔者以海南宗族社会[150]为例，但超越海南地域，概括出中国传统宗族结构的本质特征，并反思传统人类学中的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这便具有了全国意义，并且通过与世界宗族研究大家弗里德曼的对话，展现出国际意义。具体来说，论文应展现出两点意义：一是观点新，而这需要大量的学术积累和理论洞察；二是展现出更大的全国、国际意义，总结规律，能对他人有借鉴意义。

五、结语：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证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157]。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中国人类学能在社会大变革下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贡献什么呢？笔者认为，我国人类学需要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基础是建构理论和建设学科。结合中国人类学发展现状，目前很多学者仍旧停留在层次较低的具体研究，这类研究只能体现出本族或本地意义，格局和眼界太小，谈不上理论构建或学科发展。学科建设的任务要求学者发展分支学科、进行总体研究、突出学术研究的全国意义和国际意义：在国内为所有人类学学科人做大“蛋糕”，助其快速健康成长；在国外做强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蛋糕”，形成自己的国家传统和概念体系。

这个时代需要理论和思想，也一定能够产生理论和思想，可是偏重于微观实证研究的人类学应该如何抽象出宏观理论呢？我们认为可以着手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意义，从地方的特殊性走向世界，循序渐进地走向学科理论构建的最高层次。具体研究是为年轻学者打牢学科基础，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操作性也较强；对于初来乍到的学术青椒来说，具体研究可以助其在实践中快速成长，掌握一套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而当学者成长到一定阶段，就得考虑自己能为学科、为年轻一辈“找饭碗”，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往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从某一具体领域出发结合人类学思想形成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但这个理论应当是依附于人类学的，形成人类学研究的“小蛋糕”。从更高一层次来说，分支学科和专题所突破的是部分研究，人类学的最终突破还需要靠本学科自主的整体创新，构建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学术和学科体系，做大做强学科“大蛋糕”，表现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全国与国际意义。

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型的时代，人类学也要审视反思、实现自我转型，学科整体需要转型，传统知识体系需要转型，学科定位更需要转型。过去埋头资料堆与田野中的具体研究需要学会抽象概括、宏观分析，体现更大的学科意义；过去依附于西方理论的传统人类学要提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新概念，体现更大的中国意义；过去研究“边缘社会”的人类学需要进入都市和复杂社会，摆脱日益边缘化的学科地位，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体现更大的国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