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融 孟猛猛 雷家骕

(1.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1 研究背景

在薄弱、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如何制定应对战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地理距离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重要性，认为地理距离影响了组织或机构之间的信息和资源要素流动，从而影响企业战略决策[1]，包括企业创新[2]、组织联盟[3]、企业并购[4]等。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组织或者组织之间展开，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地理距离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例如，WIENGARTEN等[5]发现企业与供应商的地理距离影响企业的采购行为；PRESUTTI等[6]指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地理距离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活动；TIAN等[7]发现，新创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地理距离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除了客户、供应商以及投资者之外，本研究认为，政府作为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之一，对塑造企业战略决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于国家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虽然以往组织社会学和战略管理学文献关注到了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同构作用，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制度环境可以塑造场域内组织的同构，那么，为什么仍会出现组织同构化和组织多样性并存的现象？

在过往研究中，学者关注到了地理位置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资源禀赋的差异。然而，对于地理空间所带来的信息差异关注较少。本研究认为，当地理距离较远时，在组织所处空间中进行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决策者在面临信息和访问限制时，有可能作出有空间偏见的决策。基于此，本研究修正了空间下企业制度压力异质性假设，强调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了组织场域内制度环境的异质性。

同时，不同于以往对制度环境塑造企业应对战略的相关研究，本研究认为，同一组织场域内，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压力是非同质的，虽然制度环境可以通过激励和合法性约束来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然而由于所处空间位置不同，组织所感受到的制度环境是不同的，因而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策。

中国幅员辽阔，企业数目众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存在较大的差异。政府机构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和约束，当对分布较为分散的企业进行监管时，存在着“鞭长莫及”的现象。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是中国行政区域内的证券业监督管理机构，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对上市公司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和监督。然而，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和动机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压力、企业层面的所有权性质、组织结构、个人层面的高管特质、消费者偏好等因素，缺乏对地理经济方面的研究。据此，有必要研究在中国情境下，企业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同时，中国企业地理位置的分散性与政府监管的集中性两大特征为此研究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情境。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①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是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②制度环境和高铁线路等中国特色的情境因素如何影响地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本研究基于信号理论，对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3 426家上市公司进行分析。本研究从地理经济视角揭示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理论与假设提出

信号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向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传递经营信息的重要信号，而制度环境和地理距离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传递质量信号[8]，利于缓解企业内部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西方政府的采购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传递产品可信度的信号，能够影响政府机构对企业产品的采购决策[9]。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法律框架和执行效率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交通和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较高；与证监会等中央监管机构距离越远，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10]，受到的监管压力越小，而且制度压力[11]和利益相关者压力[12]构成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地方政府和中央监管机构对企业在经济、环境责任等方面的投入存在一定的认知冲突[13]，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执行效率随着距离增加而不同，因此，地理距离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承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企业在完善的自由市场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其带来良好的声誉和客户忠诚度，获得合法性和竞争优势，实现共享价值创造[14]。但是，中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企业利用社会责任的工具性，即避税和掩盖内部经营问题[15]。由此，出现企业社会责任寻租行为[16]，这在监管环境较差的地方更加明显。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地理距离代表着信息不对称的加剧、监管压力的降低；同时，欠发达市场化环境中的企业更加依赖非正式的“关系”资源进行经营，而较少对外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特质信息[17]。以往研究关注到了企业面临制度压力时，如何采取社会责任进行战略回应，却忽视了空间视角下制度压力的异质性，即组织场域和治理结构特征所带来的制度压力，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存在“衰减效应”[18]。

制度环境的地区差异，使得证监会等政府部门对监督距离较远的上市公司面临较高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首先，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差异明显，存在行政壁垒。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随着地理距离的变化呈现出多样性，地理距离越远，意味着信息搜寻和获取面临更多不对称因素，企业承受的监管压力小，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并影响战略决策。其次，信息不对称会提升交通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从而导致监管机构对公司的监管成本升高[19]。最后，新高铁线路的开通、新航线的开通可以大大缩短交通时间，提高企业信息传递效率和透明度[20]。综上，信息缺乏和行政壁垒使得距离政府机构较远的上市公司面临较轻的制度压力，从而降低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面对落后的制度环境，企业会主动调整战略，减少环境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1 地理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

为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中国发布了《上市公司现场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证监会每年都会通报现场检查的情况，表现出良好的监管效果，其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处于转型经济时期，东部和西部各地区的法律执行效率和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从现场监管的操作层面来看，企业与中央监管部门之间的地理距离增加了现场监管的难度，因此以信号理论的视角，地理距离会加剧政府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掩盖企业本身内部的经营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中，社会责任是企业向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传递经营质量和持续竞争力的重要信号，也是企业应对制度压力和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21]。地理距离带来企业制度压力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社会责任承担。

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有充分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约束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经济动机、积极的主动承担和消极的规范服从。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较低，直至2008年，证监会才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报告，而且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认知不足，监督亦不完善。当上市公司和证监会等政府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较远时，企业面临监管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变小，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服从规范和获取合法性的动机也越小，因此企业会消极承担社会责任，减少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同时，信息不对称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更加显著[7]，这也大大降低了信息审核机制中环境处罚对企业的威慑效应[22]。违规成本的降低也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投入是为了规避违规风险，当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获取企业信息时，则会降低企业面临的潜在处罚压力，因此，减少社会责任投入的企业反而受益，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压力异质性两个因素降低了企业服从规范的动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

2.2 制度环境的调节机制分析

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因此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23]。在中国特有转轨经济制度情境里，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会因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变化。借鉴余明桂等[24]的做法，本研究主要从法律效率、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个方面综合评价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首先，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地理距离所产生的制度压力“衰减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情境下，当地政府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和舆论监督环境，企业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障，违法行为也会受到有效惩罚。当地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法律执行效率的提升，能够减缓企业与投资者、公众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即使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较远，也仍会遵守当地法律和披露制度，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从而减缓了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其次，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环境处罚能够产生威慑效应[22]，是促进企业实施环境保护的主要动力。此外，当地舆论监督和公平竞争环境也能减少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便地理距离较远的企业也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以满足监管要求。相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境下，由于制度不够完善，企业无法得到当地政府的有效监管，从而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此时，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不会受到及时的、严重的惩罚，使得地理距离较远的企业缺乏信息披露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企业所在地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

2.3 高铁线路的调节机制分析

中国国务院与证监会建立了随机抽检和现场检查制度，对上市公司实施有效监管，加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然而，地理距离会影响证监会对企业的监管质量和监督效果。高铁是中国基础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对区域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铁开通和高铁线路增加显著改善了城市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25]。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的改善，不仅直接削减要素与商品流动的成本，还带来了空间距离的时空压缩效应，加快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跨区域流动，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区域要素流动和技术扩散。由此，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变化：①政府行政效率得到改善。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了时间成本和旅行成本，允许政府、媒体与投资者等对上市企业频繁地进行实地调查，使营商环境和监督效率得到提升[26]。②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改善。高铁开通提升了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水平[27]，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地理距离所产生的制度压力“衰减效应”。综上所述，高铁线路的开通可以改善当地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司治理水平，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那些距离政府监管机构较远的企业也会努力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以满足监管要求。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企业所在地拥有较多条的高铁线路，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

综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和数据来源

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指出上市公司应当关注环境保护等问题，强调企业应当重视和践行社会责任。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于2008年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至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才逐渐成为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渠道。由于从2009年、2010年开始上市公司陆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并且和讯网从2010年开始披露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情况，因此本研究选取2010～2017年沪深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1)由于公开数据一般滞后两年左右，目前一些关键变量尚无法获取。例如，政治关联，在CSMAR数据库中未公开，最近可得数据至2018年；各省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未公开，最近可得数据至2017年；媒体关注度，百度新闻已关闭相关数据接口，最近可得数据至2017年；互联网普及，CNRDS数据库未公开，最近可得数据至2017年。故本研究取样区间为2010～2017年。。

地理距离数据是通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到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并与证监会地址逐一进行经纬度转换后计算得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数据来源于和讯网每年发布的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治理信息、财务信息等企业层面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对于省际层面的数据，企业所在城市高铁线路信息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自国民经济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网络信息化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媒体关注度数据来自百度搜索引擎——百度新闻。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本研究得到有效样本包含了3 426家上市公司，共计16 733个观测值。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包括如下几项。

(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本研究借鉴贾兴平等[28]的做法，选取和讯网每年发布的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该评分是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客户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5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每个方面分别设立二级和三级指标进行全面评价。社会责任评分越高，代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2)解释变量地理距离(GD)。本研究借鉴HONG等[29]的做法计算地理距离，具体步骤如下：步骤1，确定各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址与证监会地理位置；步骤2，通过百度地图将地址信息转换为经纬度坐标；步骤3，根据经纬度坐标，计算各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两点之间的球面距离，并取自然对数。计算公式如下：

gdi0=R{arccos[sin(Li×π÷180)sin(L0×π÷180)+

cos(Li×π÷180)cos(L0×π÷180)cos(|Bi-B0|)]} ；

(1)

GDi=ln(gdi0)，

(2)

式中，Li、Bi分别表示上市公司i的经纬度坐标；L0、B0分别表示证监会(代码0)的经纬度坐标；R表示地球的平均半径，取值为6 371千米；gdi0表示企业i与证监会之间的球面地理距离；GDi表示企业i与证监会之间球面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

(3)调节变量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两个：①制度环境(PM)。为了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当地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本研究参照余明桂等[24]的做法，采用由国民经济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市场化指数代表了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综合反映了当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当得分越高时，表示该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制度环境越好。由于该报告仅提供了2016年及之前的数据，而本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因此根据历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趋势，采用外推法补齐2017年数据。②高铁线路(HS)。本研究对高铁线路变量的选取采用途经企业所在城市的高铁线路数量总和。对特定城市来说，高铁的开通包含“经”和“停”两种状态，由于本研究要考察的是开通高铁线路后所产生的信息流动与传播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此关注的是“经”的状态，即企业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线路数量。

(4)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研究，本研究主要从企业层面和省份层面选取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企业年龄(AG)、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政治关联(PO)、国有企业(SO)、董事会连锁(BO)、股权集中度(LG)、两职兼任(CE)、媒体关注度(ME)。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消费水平指数(PN)、网络信息化发展水平(IP)。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行业因素(IN)和年度因素(Y)，其中行业变量采用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变量定义与测量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测量说明

3.3 模型设定

本研究探讨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模型如下：

CSRit+1=β0+β1GDi+β2GDi×ZNit+β3ZNit+

∑γControlit+Y+IN+εit，

(3)

式中，i表示企业个数；t表示时期数；被解释变量CSRit+1表示企业i在t+1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解释变量GDi表示企业i与证监会的地理距离，该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ZNit为调节变量，分别代表制度环境和高铁线路；控制变量Controlit包括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等；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γ表示各变量系数，其中β1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效应。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即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研究区间为2010～2016年，被解释变量的研究区间为2011～2017年。

本研究中，首先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it+1)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总资产净利润率等作为控制变量构成基本模型1；其次，在基本模型1中加入地理距离(GDi)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构成模型2，以检验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效应；最后，分别以制度环境(PM)和高铁线路(HS)作为调节变量，构成调节作用模型3、模型4，以检验制度环境和开通的高铁线路对主效应的调节机制。

由于BP-LM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个体效应，并且核心解释变量“地理距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故最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平均值为25.928，标准差为18.111，说明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从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地理距离(GD)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097，p<0.01)。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16 733)

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在表3的模型1中，本研究加入了潜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加入了关键解释变量地理距离；在模型3中，进一步加入了调节变量与交乘项。

由表3模型2可知，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328，p<0.05)，这表明上市公司与证监会的地理距离越远，其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越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由此假设1得到支持。

表3 企业地理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 关系检验(N=16 733)

模型3检验了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536，p<0.01)，这表明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由此假设2得到支持。为了更好地展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以均值±1个标准差将制度环境分为“制度环境较好组”和“制度环境较差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 test)并绘制调节效应(见图2)。由图2可知，在较好的制度环境情境下，地理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负相关关系(simpleslop=-0.873，t=-6.278，p<0.01)显著大于制度环境较差情境(simpleslop=-1.935，t=-7.412，p<0.01)。这说明制度环境减弱了地理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关系，即相较于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而言，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好的企业受到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

图2 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模型4检验了高铁线路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与高铁线路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561,p<0.01)，这表明拥有较多的高铁线路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由此假设3得到支持。为了更好地展示高铁线路的调节效应， 以均值 ±1个标准差将高铁线路分为“高铁线路较多组”和“高铁线路较少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调节效应(见图3)。由图3可知，在高铁线路较多的情境下，地理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相关关系(simpleslop=-1.052，t=-9.396，p<0.01)显著小于高铁线路较少的情境(simpleslop=-2.085，t=-7.876，p<0.01)，即相比与途经所在城市高铁线路数量较少的企业而言，途经所在城市高铁线路数量较多的企业受到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

图3 高铁线路的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在控制了潜在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其他因素后，上市公司与证监会的地理距离显著负向影响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随着地理距离越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差，支持了本研究主要假设。

4.3 稳健性检验

4.3.1工具变量法

虽然企业选择注册地普遍发生于企业成立之时，即企业正式履行社会责任之前。然而，企业在选择注册地时，可能会考虑是否有助于其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短期经营利润、降低监管约束等；另外，企业在经营期间可能会发生注册地的变更，当注册地点发生变化时，其新的企业注册地点并非是随机选择的，因而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引入“飞行时长”作为企业地理距离的工具变量。“飞行时长”是指企业所在地区到北京的所有航班平均飞行时长(分钟)的自然对数。航班飞行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经过手工计算得出。企业与证监会地理距离越远，航班的平均飞行时间越长，但是飞行时长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本研究仍然保持控制变量不变，检验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依旧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β=-0.367,p<0.05)，由此，本研究主效应假设再次得到验证。

4.3.2更换样本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影响了企业的战略决策，上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负向影响。为了检验该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与其归口监督管理部门的地理距离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影响，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国有企业的归口监督管理部门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若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成立，那么，国有企业与国资委的地理距离也应对国有上市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产生影响。本研究仍然保持控制变量不变，检验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依旧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β=-0.508,p<0.1)，由此，验证了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存在普遍影响。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信号理论，探讨了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较好的制度环境和途经较多高铁线路可以缓解上述负向关系。

本研究深化了地理距离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内涵，丰富了地理距离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研究。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地理距离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压力异质性。本研究借鉴地理经济学的地理距离概念，补充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变量研究，并弥补了地理距离对非市场竞争战略决策的影响机制。此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的边界条件，为企业应对制度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等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合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丰富了中国特色的高铁建设对当地企业治理影响的文献研究。

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地理距离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情境因素。由此，政府及其监管机构要充分认识到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对距离较远的企业重点关注；政府还应该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效率，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扩大高铁线路，降低旅行成本，加强现场监管并促进信息流动，这都会降低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监管质量。

本研究采用地理距离，从信号理论解释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然而，中国区域广阔，地理距离代表着行政级别和文化差异，且投资者也偏好南方地区企业而非东北地区企业。本研究无法检验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中介机制，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地理距离通过企业文化或投资者偏好等途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寻找地理距离的影响路径。此外，内地还有上百家公司在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香港证券交易所通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进行监管，监管方式和规则与内地有差异，本研究没有对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未来的研究样本可以扩展到香港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跨国企业，讨论地理距离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