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颖群

（景德镇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0）

罗家伦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相当历史地位与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是五四运动期间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他曾执掌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在此期间，他不仅提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并有一定历史地位与影响的教育理念，而且也通过其教育理念和相关措施的贯彻，为这所著名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罗家伦教育理念的形成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变动时代。在这转型的变革时代中，各种新的观念与思潮和旧的传统与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几代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1897年12月罗家伦出生于江西进贤。少年时期的罗家伦一方面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也接触了一些新的科学文化知识。1914年，罗家伦考入复旦公学中学部。三年后，又考入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1919年初，在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鼓励下，罗家伦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等人积极参与了这场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命运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游行时印刷传单中的英文版《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文版由许德珩起草），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又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撰文，比较早地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罗家伦就读北京大学期间，正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的思想和风格，尤其是他的教育理念对罗家伦后来教育理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随后，于1912年10月颁布了体现其在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和主张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两科为主。大学必须设有两个以上之学科，其中有一科必须是文科或理科，方得名为大学。蔡元培的这一教育理念就在后来执掌清华大学的罗家伦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体现，罗家伦曾说：“我以文、理学院为大学教育的核心，这种观念，多少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1]。而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的自由与独立的教育理念更是成为深深影响罗家伦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如：以学术为本、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

1920年秋，罗家伦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又因为仰慕著名教育家杜威而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之后，他又辗转前往英国、法国与德国的一些大学继续学习。多年的海外求学经历，不仅培育了罗家伦的现代学术知识与观念，也对他后来教育理念的全面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青年时期罗家伦理念与价值观的形成，也受到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各种教育救国思潮的刺激。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罗家伦便走上了一条以教育和学术为主要方向的人生道路。

二罗家伦教育理念的主要特色

（一）以学术为本

1928年8月21日，31岁的罗家伦出任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上任伊始，就对当时清华大学的现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清华存在着：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弊端。为此，他提出了“四化”方针，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这其中，“学术化”是根本，也即新清华的一切要以学术为本。在第二年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作演讲时，罗家伦指出一个大学的建设并不在于建筑物的宏伟和壮观，而在于学术本身，大学校长的首要责任就是罗致良好教师。“建筑物不过是死的躯壳，应当有学术的灵魂在内，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生物馆不是要供游览，壮观瞻，而希望于其中能产生Darwin，或是Huxley，或是Mendal，或是Weismann出来。如果有人只是以添盖几所房子为荣，而不计及其学术的灵魂，那么，对于此种事业简直是一种侮辱。”

他为此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重发教授聘书；二是改善教授待遇；三是努力增聘良好教授。其中在重聘和增聘教师方面，罗家伦曾经一天之内重发聘书多达18份，聘期一律改为一年，此举等于解聘原有教授37人。“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在师资聘用上，他的原则是“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2]。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一些虽不出自清华但很有成就的学者相继来到清华执教，如冯友兰、朱自清、俞平伯等人。为了贯彻以学术为本的原则，罗家伦在执掌清华期间大力裁撤冗余机构和多余人员。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随后他又筹建了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和生活设施。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图书、学术杂志的订购，曾新购大批量的中、外文书籍与多种中、西文杂志。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从而为教师和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932年罗家伦在学校管理中，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针，即“安定、充实和发展”。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任务是聘请人才。为此，他不仅极力挽留原有的优秀人才，而且随时聘请专门人才。一时间，罗家伦所执掌的大学可谓是群英荟萃。罗家伦重视师资，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如在发放薪水方面，绝不拖欠，以确保教职员生活安定。此外，罗家伦还十分厌恶当时教育界内部任人唯亲与门户分野的风气。这一点，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明显是受到了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影响[3]。罗家伦在聘请良好师资的前提下，还积极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精简行政机构，重视馆舍建设，添购图书仪器，扩充教学设备，出版文艺、教育、农学和社会科学等学术丛刊，这些措施为师生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必备和良好的条件。

以学术为本，使得清华大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此，学者苏云峰就指出：“历史是不能切断的，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时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样坚持学术为本，罗家伦所执掌的大学在民国时期成为国内高校中最负学术声誉的大学之一。

（二）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

在执掌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讲中，罗家伦就以“谋造成国立清华大学学术独立发展之一主要基础，以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4]作为目标。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在成立之初学校的管理权主要归美国驻华公使馆，校政和学生活动操纵在中国政府外交部和美国公使馆手中，教务则由美国教员把持。后经演变，清华大学改为中国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管辖。这种局面在当时严重制约了清华的发展，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要求改变现状。罗家伦到校后即推行“改隶废董”，其目的是改变清华大学原来两部共管的状况，由教育部单独管理。罗家伦为此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先后拜访了国民党政要戴季陶、孙科等人，以及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甚至为此被迫辞职，但终获成功。这一举措为清华后来的学术独立和教育自由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由于清华的前身最初是模仿美国的大学体制建立的，因此清华董事会在学校的权力非常大，并逐渐形成由官僚与政客控制的董事会专权的局面。为此，清华部分师生开始主张教授治校。

将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相结合,不仅是罗家伦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传统中国教育迈向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近现代中国要求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罗家伦对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的坚持,一方面促进了清华大学教育与学术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现代中国大学教育与学术独立研究风气的形成。

（三）民族文化教育

执掌清华大学期间，罗家伦在阐述大学的角色时，就强调国立大学应该“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5]在罗家伦在担任校长期间，所作的就职演说中，当谈到教育理念时就指出：校长的职责是要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即为国家“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从而将民族的生存与教育、文化联系起来。

那么什么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呢？罗家伦认为文化的各部分之间是缺一不可，并共生共存于一个大的系统之中，而文化的发展，则有赖于各部分的协调发展，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整个文化系统才会有生机与活力。面临当时日益严峻的国难形势，罗家伦认识到教育对民族未来的重要性，指出：“教育的责任就是把先民遗留的文化优点，交给继起的一代……务须使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陈陈相因’是要不得的；‘推陈出新’，才是正途。品格的训练，习尚的形成，风气的培养，都是教育为民族造就继起者应负的责任。”[6]并强调学术独立是民族独立的重要前提，“欲求中国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独立平等，当求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独立平等”。不仅如此，罗家伦还指出每个民族的教育要从自身的特殊性出发，决不能抄袭他人的教育。“要建设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先明白国家和民族的特殊环境与特殊需要，明白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总之，“我的目的，是在使大家认清中国教育的危险与趋向，我们要复兴民族……应该有生存的理想，这种理想，唯有藉教育的指导，才可以确立，才可以实现。”换言之，也就是教育必须与本民族和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因而教育的重心是以造成“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目的。

从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出发，罗家伦力求在课程设置与院系调整上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清华期间，他对课程以及学生必修和选修的科目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规划，其中民族文化教育课程的比例得到了大幅增加。

由此可见，罗家伦民族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教育要与民族的特殊需求相结合，学术独立为民族独立的重要前提则是其民族文化教育的核心，进而实现民族文化的根本目的：建立一个“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三、罗家伦教育理念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罗家伦当时执掌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其自由知识分子的背景仍然使他的教育理念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罗家伦在执掌清华大学期间，通过其上述教育理念，以及一系列相关措施的贯彻，使得这所大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不仅为清华大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与独立化的大学，而且使其整体发展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并使其成为当时国内高校门类最为齐全、规模最大、院系最多的大学。这些都无疑是罗家伦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成功，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罗家伦坚持以学术为本，教育要从学术出发，以及学术要出大师的理念，使得他在聘请教授时持有一个重要原则：不拿任何一个教授职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他曾说：“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7]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不拿教授的职位做人情，一切以学术为本，这样的教育理念至今也有着现实的意义。此外，罗家伦强调每个民族的教育要从自身的特殊性出发，坚持要先弄清本国和本民族的特殊环境与特殊需要，明白本国和本民族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需求，决不能抄袭他国的民族文化教育理念。他的理念不仅在当时国难深重的年代有捍卫民族自尊、唤起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今中国教育走向国际化的背景下也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罗家伦在坚持学术自由与独立等教育理念方面，与他的北大师长蔡元培等相比，虽然相形见绌，但其在执掌清华大学期间，本着教育以学术为本的教育理念，大力推行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并实行民族文化教育，不仅提升了清华大学的学术与教育水准，也推动了高等教育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他的教育理念在现代中国教育思潮的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对当今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