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洛阳伽蓝记》作为一部诞生于国家分裂背景之下的回忆录式的著作，蕴含了作者本人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城南作为其中的地理空间之一，因其居住人口的特殊性而承担了宣扬作者民族意识与文化正统意识的功能。杨衒之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与相应的结构安排，将人物、事件、景观等因素调动起来，重新建构了被兵火破坏前的洛阳城，展示了他对故国昔日荣光的自豪与追忆，以及对残败现实的无奈与悲痛。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 文学地理空间 城南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末杨衒之的一部历史地理名著，虽然此书以“洛阳伽蓝”为题，但是所记述的内容远不止洛阳佛寺。观全书之体例，作者通常于佛寺及其周边街道的记录之后，附载与之相关的史实、人物、轶事传闻及文学作品等等。因此，它虽然以地理著作的面貌出现，却拥有地理、历史、宗教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多重价值。作为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人文地理著作，当前学界无论是从文学或文化内涵角度，还是从地理空间角度对该书开展的研究，都较为充分。而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将以上三种类型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文学作品为本位，通过分析其地理空间的建构来揭示其中的人文意蕴。当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尚有较大的空间。本文拟以《洛阳伽蓝记》中所载的城南这一地理空间为探究对象，依照文学地理学的方法，通过分析该空间的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以及作者的空間建构方式，而探索隐藏在历史记录之后的作家个人情感与思想。

一、城南地理空间之特殊性

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首先要对“文学地理空间”一词做出定义。《文化地理学》一书指出，空间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对物质存在的广延性的反映，它必然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从属于任何具体事物”，而当抽象的空间与具体的事物相联系时，便成为地理空间，它“有确切的地理坐标，更有该地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a。而文学作为作家的个人言语行为，是一种具有话语蕴藉的“话语”，所以文学地理空间除了景观、实物、人物、事件等构成因素，还包括了作家的情感与思想。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就指出，文学地理空间是一种“审美空间”，这种空间“不同于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它包含了作者的想象、联想和虚构，但是这些想象、联想和虚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有着或显或隐的联系”b。概而言之，文学地理空间是现实的投射，它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灌注了作者的个人情感。

在《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按照由内到外的次序，构建了五大文学地理空间：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这五大空间都以北魏孝文帝迁都后至孝静帝迁邺前这一阶段的洛阳城为复制对象，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这五大空间并非是对历史完全客观的还原，而是一种记忆重构，其中注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体验。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表明了自己的创作缘由：“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c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为547年，此时距离534年高欢逼迫孝静帝迁邺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时间，在此期间，洛阳不断遭遇兵火，城中各类建筑被毁坏殆尽，满目疮痍。杨衒之亲历北魏分裂的动荡，多年后重返故都时，目睹故都之苍凉衰败，心中产生的巨大落差驱使他创作了《洛阳伽蓝记》。所以，《洛阳伽蓝记》一书中地理空间的营造，是一种对昔日繁华的追忆与想象，其中寄托了作者的家国之思。而城南这一空间在全书中具有独特性，是因为它作为现实中洛阳城的外国流民聚居地，在杨衒之进行文学重构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文化正统意识。在《洛阳伽蓝记·城南·龙华寺》一节中，杨衒之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城南的外国流民住所作了详细介绍：“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同时，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及崦嵫馆又统称为“四夷馆”d。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当时，北魏之外的一切政权都被称作“夷”，即使是汉人统治下的南方政权也被划入了“夷”的行列。又外国流民进入北魏后，住满一定年限可从四夷馆搬出，而赐宅的里巷皆在城南，分别命名为“归正”“归德”“慕化”“慕义”，这些名字更加凸显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心的意味。这种命名方式可与当时北魏统治者的政治观念相参照。根据《魏书·礼志》记载，在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前三年，也就是太和十四年，皇帝诏令群官议定五德。中书监高闾提出：“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e他认为元魏继承的是苻秦政权，当为土德。与此同时，秘书丞臣李彪与著作郎崔光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绍定晋德，孰曰不可。”f二人指出，元魏的兴盛恰好接替沦落的晋王朝。这种说法得到了群臣的支持，也为孝文帝所采纳，最终议定晋为火德，而北魏“承晋为水德”。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孝文帝时期，北人并不接受自己是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苻秦的继承者，而认为元魏王朝继承的是汉人的晋王朝，也就是说，北人以自己的政权为中原正统传承之所在。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城南》中不厌其烦地对“四夷馆”“四里”等街巷进行详尽的记述，实际上是一种对北魏文化正统性的强调。

《洛阳伽蓝记》虽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但它并不是全然的实录。因为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所以该书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而城南这一地理空间，因为其居住人口的特殊性，在作者的笔下成为一个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文化正统意识的符号。

二、城南地理空间的构成要素及空间建构方式

根据《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所作出的定义，文学地理空间包含显与隐两大构成要素，前者是以客观现实为描摹对象的景观、人物、事件等等，而后者则是隐藏于各种显性要素背后的作家个人情感、思想与意志，具有主观性。g在《洛阳伽蓝记·城南》这一章节中，杨衒之通过生动的、富于暗示性的人物语言描述及独特的结构安排，将各种显性要素调动起来，以表达他的个人情感与文化意识。

前文已述，城南这一地理空间之所以在《洛阳伽蓝记》中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是因为该空间内的居住人口主要为外国流民。因此，人物及其相关事件，是城南地理空间中最为突出的显性要素。杨衒之在利用人物建构空间时，特别注重人物身份的选择及其言行的描写。首先，在人物身份上，杨衒之主要选择的是身份高贵、社会地位高的归化南人；其次，在言行描述上，杨衒之刻意突出这些归化南人的无知或自卑情绪，存在着通过贬低南人而抬高北人的倾向；最后，在结构上，杨衒之采用的是人物群像展览的方式。《洛阳伽蓝记·城南》一章共记录了九个佛寺及其周边街道的情况，并在每一寺庙及街道的记录之后附上一则人物轶事，其中有三位南朝归化人士登场，杨衒之对他们的言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将他们作为传递他文化正统意识的传声筒。此三人分别是王肃、萧正德及萧宝夤，其中王肃出自琅琊王氏，而萧正德、萧宝夤都是南朝皇室人物，三人的身份地位皆极为尊贵。但是在杨衒之的笔下，他们的言行举止却非常卑下，显示出对北魏政权的尊敬与顺从。关于王肃，杨衒之记载了著名的茶酪之争。王肃初入北魏，不习北地的羊肉、酪浆等饮食，而好茗饮，但是在孝文帝的一次宴会中，王肃却食羊肉、酪浆甚多，因此孝文帝发问：“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h王肃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人，将羊比作大邦，将鱼比作小国，而称茶为“酪奴”，这显然是对鲜卑贵族的迎合与奉承。梁武帝养子萧正德紧随王肃登场，他的故事也与茶有关，杨衒之记载他遭到北魏宗室元乂的戏弄：“时元乂欲为之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乂意，答曰：‘下官虽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乂与举座之客皆笑焉。”i“水厄”是当时北人对茶的戏称，元乂问萧正德“于水厄多少”，实带有一丝嘲弄的意味，然而萧正德不解其意，坦言自己虽生于江南水鄉，却未曾遭遇过水灾，因此沦为北人的笑柄。以上两个人物的故事，不是杨衒之随手一记的笑谈；城南是蕴含杨衒之文化正统意识的地理空间，而作为这一空间组成要素之一的人物，当然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味。所谓“酪奴”“水厄”，并不仅仅是茶与酪的优劣之分，而是一种产生于文化霸权之下的新词语。从表面上看，杨衒之没有直接参与对南北饮食文化的评价，但他在暗处用笔，塑造出原本身份尊贵的王肃、萧正德卑下甚至愚蠢的形象，实际上隐藏的是北方文化优于南方文化的潜台词。在王肃与萧正德之后登场的还有南齐宗室萧宝夤。《洛阳伽蓝记·城南》记载萧宝夤在南齐覆灭后逃入北魏，被赐宅于城南归正里，而萧宝夤却以居住地为耻，于是托自己的妻子北魏南阳长公主向宣武帝请求搬入城内：“宝夤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j这则故事实际上传递了两层信息。首先，就现实的层面而言，城南作为外国流民聚集之所，在当时的北魏几乎成了一个带有歧视意味的标签，所以萧宝夤贵为南齐皇子，对自己的居住地深感耻辱，坚持要求搬离城南；其次，就故事叙述者杨衒之的态度来说，他在此处再次使用了“夷”这一字眼来代指从南朝归化北魏的流民，显示了一种民族意识。杨衒之在展示这一组人物形象时，有意地通过描绘他们卑下、愚蠢的言行来塑造负面的人物形象，而该组人物在身份上，又代表了南朝最尊贵的社会阶层，由此对南方政权及文化的贬低效果更加强烈。

除了人物与事件外，景观也是城南地理空间中的一大要素。杨衒之在对洛阳城南的景观进行描述时，有意地凸显该景观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例如在《城南·报德寺》一节中，杨衒之特别对报德寺附近的汉魏旧址进行了记录：“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在开阳门外三里。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又赞学碑一所，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碑。”k这里提到汉代的熹平石经、赞学碑和曹魏正始三体石经及魏文帝《典论》六碑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古迹追寻。联系《洛阳伽蓝记》全书，杨衒之在介绍佛寺周边街道时，尤其热衷于指认某处为汉魏晋旧朝之遗址，甚至在《城东》篇中还专门安排了一位生于晋世的长寿奇人赵逸出场，专门指认北魏洛阳城的各处西晋遗址。这种追溯古迹的空间建构方式，实际上也是在极力维护北魏为汉文化之正统，暗示拓跋王朝是对中原政权的合法继承。

《洛阳伽蓝记》作为一部纪实性质的文学作品，其中所记录的景观、人物、事件等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复制，这些要素本身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是作家在调动这些要素以构建地理空间时，通过采用个性化的语言描述及别出心裁的结构安排，将他本人的情感与思想表达出来，从而实现了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的结合。

三、杨衒之的个人思想与城南地理空间的文化内涵

《洛阳伽蓝记》中城南这一地理空间所蕴含的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意味，与作家个人思想有密切关系。杨衒之其人在历史上留下的相关记载甚少，而能够直接窥见其生平及思想的，目前较为原始的材料仅有《洛阳伽蓝记序》和《广弘明集·王臣滞惑》篇中的部分文字，但是这两份材料足以展示一个鲜明的爱国者形象。

《洛阳伽蓝记序》是观察杨衒之心迹的最直接材料，他在其中所提到的“麦秀之感”与“黍离之悲”，分别出自《书》与《诗》。《尚书大传》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蓟蓟，此父母之国，志动心悲。”l箕子在殷商灭亡之后，于朝见周武王的路途中看见殷都旧址禾草丛生，因此感念故国而心生悲痛；《诗经·王风·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m此为周大夫行役之作，周大夫在行役之途眼见昔日宗庙宫室被杂草埋没，而悲悯周室之倾覆。两条典故中，箕子与周大夫的处境，正是杨衒之所亲身经历的。《洛阳伽蓝记》的序言表明，全书寄托着他对已经分裂的元魏与故都洛阳的深沉哀思。《广弘明集·王臣滞惑》篇保存的关于杨衒之的资料篇幅不长，根据篇中记载，杨衒之在写成《洛阳伽蓝记》一书后，又向东魏皇帝上书，恳切地陈述佛教泛滥之害及对策：“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n在当时佛教被上层统治者高度推崇的环境之中，杨衒之本着对家国社稷强烈的责任感，向皇帝上书，痛斥佛教已经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这既彰显着他直谏的勇气，又体现了他理性的思考。这样一个对元魏王朝怀着深沉感情、忠心耿耿地拥护元魏政权的人物，在故都湮灭后的十几年，怀着麦秀之感、黍离之悲记录往事，他的笔触自然会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他在地理空间的重构中，总是极力维护北魏为汉文化之正统，并且有意通过刻画南人的负面形象来贬低汉人统治下的南方政权，实际上是在北魏分裂之后，一种对旧日辉煌的回忆与追思。

a 周尚意等编著：《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bg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3页，第47页。

cdhijk〔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周祖谟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页，第115—125页，第110—111页，第112页，第115页，第106—107页。

ef〔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45页，第2746页。

l〔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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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周尚意等编著.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 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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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12.

作 者： 余雨，暨南大学文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