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慧慧

红色题材电视剧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创作类型，主要指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①的电视剧作品，承担着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引导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职能。《觉醒年代》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红色题材献礼剧，自播出以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了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尤其是在青年观众群体中收获了一致的好评。不少青年网友在观看后纷纷感叹“热血沸腾”“吾辈之楷模”，并自发地在微博、抖音、B站等网络平台上对此剧进行宣传。优酷数据显示，在观看《觉醒年代》时发布弹幕的人群中，90后、95后的占比是全站基准值的1.6倍，是该剧的主要受众群体。伴随着影视剧市场的观众主体逐渐趋于年轻化，《觉醒年代》用独特的青年性叙事策略，打破了受众对于红色电视剧“说教性强、观赏性弱”的刻板印象，获得了青年观众群体的支持和喜爱。

一、人物的群像式与立体化

群像指的是在故事中建构起的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人物，多样的人物群像是整个时代的概括式展现。《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塑造脱离脸谱化和模式化，通过丰满立体的表达，使人物既具有普通人的情感，又承担家国命运的使命。该剧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线人物，串联起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邓中夏等青年人物的革命历程，通过群像式展现的方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组织建党的前期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呈现。剧中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让青年观众进一步贴近历史人物，走近那段历史，感受当时的奋斗精神与时代命运。

（一）多重主人公与群像式人物

大部分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往往是以某一位革命者作为线索来展开革命故事的叙述。例如，《开天辟地》《红色摇篮》《中国1921》等建党90周年红色题材献礼剧，选择以毛泽东的行动和思想为主线，对整个建党故事进行串联和叙述。这种以单一主人公为线索的表现范式，鲜明地展现了革命伟人英勇果敢、为国为民的伟大形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对革命时代下整个社会中爱国人士投身革命的表现力度。而《觉醒年代》则选择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主线人物，以多重主人公的呈现方式来展开革命进程，在双重人物的纵向线索交织之下牵出更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进一步丰满了横向的剧情结构。另外，在如今许多青年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细节并不清楚的情况下，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主线人物的选择，也辅助填补了青年群体对于党史知识的空白和对重要历史人物了解的缺失。

同时，群像式的人物建构方式展现了那个年代中众多革命者投身革命的热情。不同性格、命运的人物相互牵连、碰撞，在展现人物闪光点的同时，更有力地反映出人物与时代的相互影响，有利于叙事的展开以及让青年观众接受。在《觉醒年代》的群像式呈现中，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革命先行者，从思想上出发，从劳动人民开始，传播民主、科学等新理念、新思想，并身体力行投入革命实践，引领革命方向；有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等青年学生形象，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从影响身边人开始，进行新思想的讨论与传播，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队伍中去；更有葛树贵等底层劳动人民形象，虽然生活穷困艰辛，但仍保有着在乱世中宁死不跪的尊严、积极上进的心态和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觉醒年代》人物的群像式展现，让青年观众看到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英雄人物带着满腔的热爱，轰轰烈烈、不畏艰险地奔向同一个目标的盛大与壮美。这种“昂扬着集体主义情怀与革命激情的青年性传达”②，不仅让青年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也唤醒了他们对于爱国情怀、人生追求等问题的思考。

（二）历史人物的立体化表达

在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中，单一主人公的表现范式在塑造革命伟人智勇双全、英勇无畏形象的同时，也难免存在着一些用力过猛的情况，导致人物被过分夸大，人物塑造脸谱化、概念化，丧失真实感。而在《觉醒年代》中，剧作在人物塑造方面极力避免了人物扁平化、类型化的弊病，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立体化表达，使人物塑造更加丰满有力。剧作在表现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伟人形象时，不仅展现了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进步与刚强，也表现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另一面：陈独秀在家中被妻儿指责是“封建大家长”，其性格略显偏激；李大钊面对在众人面前唤自己小名“憨坨”的妻子，也会撒娇生气，像个孩童。剧作并没有避讳革命伟人的不足，也不忘表现他们的柔情。再如辜鸿铭、黄侃、林纾、刘师培等守旧派文人，虽然在思想方面极力反对陈独秀，屡次写文章公开批驳新文化运动，并多次向蔡元培表示希望能将陈独秀逐出北大，但他们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气节，在陈独秀落难时也绝不做落井下石之事。他们或许是思想保守，或许是政见不同，从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剧作没有将他们塑造成绝对的恶人形象，没有因此否定他们的贡献和存在的价值。

历史人物的立体化塑造，将人物对国家的大爱与对家庭的温情相结合，加上对理想道路的执着与对对立人物的宽容和塑造，使得剧中的人物形象丰满鲜活，给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增添了一抹平凡世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立体化的人物塑造贴近生活与民众，拉近了英雄人物与普通受众的距离，让青年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体会革命时代下历史人物的复杂与多面。

二、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

意识形态内容不能通过生硬的灌输形式来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的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③，在观众无意识中实现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目的。《觉醒年代》从与历史对话和与青年共鸣这两方面出发，在观众对剧情和人物的双重认同之下，达到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

（一）还原历史，与时代对话

作为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职能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是意识形态隐性传达的基础。荧屏中真实的历史感缝合了故事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使观众仿佛在与历史进行对话，才能更容易有代入感，在无意识中接受剧作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内容。

在叙事时间的建构上，《觉醒年代》采用了有头有尾的线性顺叙模式，从1915年陈独秀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再到《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纵向展现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每个国人耳中，国内外青年学生的愤怒情绪和陈独秀、易白沙等爱国志士的愤懑忧虑感染着观众。陈独秀、李大钊冒着牺牲风险，亲自走上闹市街头散发传单，警醒民众抵制巴黎和约时的决绝与悲壮更是让观众激情澎湃……这些历史事件的一幕幕重现，让观众切身体验历史的进程，感受那个年代里革命者为国奉献的精神。

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上，《觉醒年代》重视细节，真实还原当时的环境与场景，如按照1:1.2的比例搭建“红楼”，1:1复原李大钊和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剧中出现的报纸，全部是请新闻单位用新闻纸1:1复刻的。北京大栅栏的土是河北弄来的，箭杆胡同的墙砖是真砌出来的，陈独秀院里的葡萄架子是河北拉来的，枣树是山东运来的。”④场景的尽力复原让观众拥有一种沉浸式的“在场感”，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革命者们在当时所处的环境。

《觉醒年代》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重现历史，唤醒观众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意识形态内容包裹在真实历史的复现中，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和具象感，从而让观众更容易接受。

（二）认同角色，与青年共鸣

近年来，《隐秘而伟大》《百炼成钢》等红色题材电视剧都通过“将青年作为叙事主体，在日常生活叙事流中突出青年自我成长史，完成国家与青春的同构”⑤。《觉醒年代》也采用了这一方式，将青年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串联在一起，在青年成长的背后透射出国家未来的希望。该剧透过青年人物的命运，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而剧中人物命运又承载着国家命运、民族精神、人文价值的传播功能。观众在接受人物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认同了人物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达到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效果。

《觉醒年代》以书写青春的方式去书写国家与历史：青年革命人物的成长背后是国家的进步与希望。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等青年人物由最初对无政府主义的好奇与赞同，到创办“工读互助社”的实践失败，再到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信念。伴随着青年人物在信仰层面的成长，国家也找到了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道路选择。由此，青年观众得到信仰上的认同。而青年革命人物成长中所遇到的艰辛与坎坷，也是国家革命道路一波三折的暗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得知山东即将不保后，郭心刚独坐河边一夜，忧思过度，一夜白头。即使拖着病体，他也坚持举着“还我青岛”的血书游行，最终呕血身亡。这个年轻的悲剧人物更是进一步通过身份认同，引发青年观众的同情与共鸣，进而激发昂扬的斗志和满腔的热情，唤起观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愤怒，从而达到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目的。

青年观众通过观看剧中同龄群体的青春与成长，共情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与心路历程。而每个角色身上所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则在这认同与共鸣的过程中被观众接受，从而达到了意识形态的隐性传播效果。

三、视听语言的电影化呈现

在电视剧中，对白往往占据较大的篇幅，承担着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职能，视听语言则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而在电影创作中，由于电影的篇幅较短，剧情更为紧凑，就更加依赖视听语言的使用来推动剧情的发展。《觉醒年代》更多地使用了电影化的视听语言呈现方式，更加抒情、写意地呈现历史的厚度与美感。

（一）蒙太奇的隐喻与象征

在蒙太奇的使用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毛泽东出场时一系列展现众生百态的对比蒙太奇。在撑着伞的人群中，毛泽东冒着雨，怀抱着《新青年》，逆着人流奔跑出场，象征着他是混沌民众中一个不畏风雨的探路者。在他奔跑的途中，镜头一一展现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驾马扬鞭的士兵，鱼贩散落一地的鱼和阁楼上赏雨的小姐，雨中哭泣待卖的孩子和车上吃三明治的小少爷，拄着拐杖探路的人和鱼缸中游动的金鱼，这四组充满隐喻意味的对比蒙太奇是社会状态的真实反映，暗示着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

而陈延年与陈乔年一同赴法留学的片段则使用了交叉蒙太奇的艺术手法，使无数观众为之泪目。这段剧情将兄弟俩迎着阳光、意气风发奔赴前方的镜头与两人牺牲前满身伤痕、鲜血淋漓地赤足走在上海龙华监狱血泊中的镜头拼接在一起，给了观众极大的视觉反差，刺激着受众的感官，从而使观众对陈氏的两位英烈兄弟产生更深的敬佩之情。观众在心生敬仰的同时，也从那个时代的青年革命者身上学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隐喻蒙太奇的使用最经典的就是北京《新青年》编辑部门口的那一条道路。它总是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争论时出现，道路时而泥泞，时而平坦，时而需要三人协力拿砖铺路才可通行。这条道路的镜头语言预示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情况以及三人政治观念的逐渐分歧。一条短短的泥路，充满了隐喻与象征，增加了故事的厚重感。

（二）光影与音乐的诗意化表达

《觉醒年代》的诗意化实在可圈可点。在电视剧的光影处理中，《觉醒年代》摒弃了电视剧常用的高饱和度色彩，运用大面积的统一色调和娴熟的光线，使整部剧更有历史的厚重感。同时，《觉醒年代》在音乐的运用中，往往根据剧情的发展辅以无词的纯音乐，在调动观众情绪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剧情。如剧中陈独秀与钱玄同、刘半农在陶然亭雪中相见时，大雪飘扬、红梅盛放，伴随着古琴曲《流水》的悠扬琴声，三人共饮一坛温热的花雕酒。此时文人墨客的风雅体现得淋漓尽致，是“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真实再现。古琴曲《流水》蕴含的“知音”符号也预示着三人日后的志同道合、志趣相投。而蔡元培于风雪中“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是古典历史故事的今日重现。蔡元培为教育事业付出的奉献精神都包含在了他于雪中踏出的一个个脚印中，实在令人动容。

诗意化的光影处理与音乐的使用，体现了电视剧创作的审美追求，也是尊重观众的表现。历史故事的诗意重现让观众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作为一部红色题材献礼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题材、人物、主题、视听语言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创新与突破。最重要的是，在如今青年群体作为主要观众群体的时代下，《觉醒年代》的影像书写深入到青年群体的内心，在唤醒青年群体爱国情怀与思考意识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和合作。《觉醒年代》的青年性叙事策略，让我们看到了主流文化在吸引青年受众方面做出的努力与成果。

注释：

①赵勇.谁在守护“红色经典”——从“红色经典”剧改编看观众的 “政治无意识”[J].南方文坛,2005(06):36-39.

②战迪,吕丹妮.都市电影中青年文化的当代表达与现实困惑[J].当代电影,2016(03):178-181.

③李英明.哈伯马斯[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79.

④秦孟婷.寻找道路就是《觉醒年代》的主旨[N].长江日报,2021-04-06(009).

⑤李城.诗意影像美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隐性表达——评电视剧《隐秘而伟大》[J].当代电视,2021(02):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