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引言

（一）身体与传播的关系

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中，一直沿袭着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主义思想，即精神与身体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也不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对立，而是一种精神优于身体的对立。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意味着精神决定存在，并充满了对身体存在的无视，将传播的行为定义为可以脱离身体的“思想”“观念”“精神”等内容的交流与互通。彼得斯曾发出疑问：“在人的情感交流中，身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如果按照笛卡尔等现代哲学家的理念，身体可以被完全抛弃。而纵观传播研究的历史，也鲜少有在传播同样内容的过程中，身体的在场与缺席所带来的效果对比。在5W框架下的传播效果研究，身体是否在场，也鲜有提及。

刘海龙教授分析此现象的时候，给出了两点原因：第一，大部分学者都有一种共识：信息传递的精神交流和互动，基本与身体活动无关。第二，人们对身体问题有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认识，有点像某种思想或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人体的在场。因为人们假定传递的前提条件是人体在场，于是面对面传递就被看作是传递的理想类型。[1]社交媒体的发展可以说基本沿用的是第二种假定身体在场的逻辑，从追求身体在场到模仿身体在场再到虚拟身体在场，从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身体在场的重要性。

（二）身体重返传播的世界

对身体缺席的焦虑，是在人类步入大众传播时代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