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雍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随着城市化浪潮在全球的推进，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最主要场所。20世纪90年代末，著名作家冯骥才发起保护天津老街区活动，通过音像史料、口述史、文物等媒介以传承与延续历史老街区的文化与记忆，随后“城市记忆工程”在全国各城市开展，引起学术界对城市记忆的研究。城市记忆研究最初主要活跃在档案学领域，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城市历史文化面临衰落与遗忘，城市记忆受到了建筑规划学、传播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关注，成为一门跨学科研究。与此同时，现代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城市的记忆感知与空间体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更新与新媒介技术的双重背景下，城市趋于“同质化”，不仅城市的集体历史与文化失去根脉，而且人群容易缺乏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记忆空间重塑与记忆建构成为城市形象与品牌传播的重点关注话题。

一、文献检索与研究方法

在CNKI中进行期刊文献数据检索，来源限定北大核心=Y或者CSSCI=Y，主题=城市记忆或者篇名=城市记忆或者关键词=城市记忆，手动排除重复文献、目录、会议通知、报道等无关无效或关联度较小的文献，获得从2001年11月20日至2021年5月25日，国内城市记忆研究有效文献共276篇。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又称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 Domains），是可以对所研究文献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探寻研究领域研究演进及发展趋势的可视化图形。陈超美教授团队开发的CiteSpace软件是目前较具影响力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本文先运用Excel软件对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发表年度趋势知识图谱后，在CiteSpace（5.7.R5W）上将在CNKI上所取文献数据的RefWorks格式导入其中转换与保存，随后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关键词），Time Slicing（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阈值设置为50%，对所保存的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取得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后，继续以关键词为对象进行聚类分析与突现检测，绘制出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与关键词突现率图谱。最后结合专业基础与文献阅读，对以上所得知识图谱进行研究文献的分析与评述。

二、研究情况的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发文量年度趋势图能够对该研究领域的总体态势有直接的了解，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可以客观反映研究内容聚焦与结构，关键词突现率图谱能够显示研究进程中骤增的热点及其演变趋势。

（一）总体态势分析

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见图1）可以客观地反映该研究的起步时间、研究热度的持续情况以及研究进程中出现的波峰。由图1可以看出，国内城市记忆研究起步于2001年，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天津老街区历史文化保护活动所引发的全国性的“城市记忆工程”。城市记忆研究发表年度趋势近二十年来出现四次波峰，其中最高峰值出现在2012年。笔者认为，之所以在2012年出现研究最高峰，客观原因在于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城市大规模的改造与城市更新加速带来了历史街区与建筑拆毁、文物破坏等问题与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与及时跟踪。尽管此后的发文量有所下降，但均超过2011年以前的发文量，说明城市记忆研究依然受到学界的持续性关注。

图1 城市记忆研究2001-2021发表年度趋势

（二）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功能以分析对象的相似性为基础，突出关键节点，将类似的对象组成多个类别。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能够客观地对研究内容进行深度聚焦与类别梳理。CiteSpace依据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构的显著性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两个指标，用以评判所绘制出来的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的效果。一般而言，Q值一般在[0，1]区间内，当Q＞0.3，意味着图谱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S＞0.5，可认为聚类的效度是合理的，当S值＞0.7时，则可认为聚类的效度是令人信服的[1]。

由图2可以看出，近20年来国内有关城市记忆的研究分为“#0城市记忆”“#1城市记忆工程”“#2档案记忆”“#3文化记忆”“#4城建档案工程”与“#5城市文化”六个类别，Q值为0.7269，S值为0.9633，说明图谱划分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聚类的效度是令人信服的。但有些聚类标签词的含义过于宽泛，不能很好地聚焦该类别的研究成果。为更好地概括在CiteSpace类别的含义，利用LLR（对数似然率）算法进行换算，将“#2档案记忆”改为“#2社会记忆”，“#4城建档案工作”改为“#4历史建筑”，而“#0城市记忆”的对数似然率值次高标签词与“#1城市记忆工程”重复，故此将两类别进行合并分析，最终获得5个聚类，分别是：“城市记忆工程”“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建筑”与“城市文化”。

聚类1：“城市记忆工程”。“城市记忆工程”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天津老街区历史文化保护活动，随后引发全国各大城市以档案部门为主导，开展以多种媒介载体记录城市形象与重要历史事件，以历史档案形式收集与保存的方式反映城市原始风貌的系统性工程。此后，“城市记忆工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为学界所关注。王毅[2]认为城市记忆工程的主要承担者是档案部门，并立足现状探讨档案部门工作内容的拓展路径。尹雪梅[3]认为城市记忆工程对档案资源体系而言是一个重构的新视角，档案系统应以此为契机，以建构城市记忆为新的趋向设置新的开发程序。赵生辉、朱学芳[4]立足于大数据为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背景，提出“城市记忆工程2.0”概念并进行理论构建，结合实际提出实施策略。周玮[5]基于扎根理论，以南京秦淮灯会为个案，认为地方重大节庆是保护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赵斌等[6]针对当下城市趋同现象，以语迹理论引入，开展利用城市集体记忆要素塑造城市特色空间的路径研究。

聚类2：“社会记忆”。“社会记忆”的研究关注城市记忆的社会框架发展及其对社会成员集体情感的建构。周婷[7]认为城市记忆是社会记忆的延伸,是实现社会记忆传承的一种方式，提倡城市记忆的建构公众参与性。丁华东、崔明[8]认为要在档案学界开展社会记忆建构与传承研究，“城市记忆工程”是一个实践载体和切入点。徐丽萍[9]则认为城市记忆是社会记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文献资源应有“社会记忆工程”的大格局。胡志毅[10]深入城市题材文学本文的互文关系探讨民众对城市空间体验与记忆的感知。邓庄[11]认为怀旧空间与纪念场所是城市记忆的表征,城市记忆的多样化建构于媒介书写,民众则通过社会性、日常化的行为实践来维持与认同城市记忆。王润[12]从空间的社会生产角度理解城市记忆场所，认为塑造城市记忆有利于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与人们的情感联系。薛洁[13]认为城市社会记忆建构于民众的相互依存及包容性的身份认同，疫情情境对公共空间的创造并通过仪式生产了民众心理上的共同记忆，通过景观、秩序、情绪等完成从事实现象到象征符号的转换,促进国家认同感的产生。

聚类3：“文化记忆”。基于德国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固定遗物的记忆生产及其具有的情感凝结与身份认同作用。城市记忆不全等同于文化记忆，但文化记忆为打开城市记忆研究提供了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郭凌、王志章[14]看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失忆问题，指出城市复兴的多种手段以实现城市文化记忆的重构。孟洋[15]认为城市记忆是文化记忆的一个维度，具有民族同构与身份认同的功能，影像媒介叙事是重塑城市记忆的重要途径。段文钰[16]以宣传片《城市24小时》为个案，分析以城市宣传片通过挖掘精神内涵再现城市记忆以实现文化认同。杨郑一[17]对《指尖上的扬州》进行个案分析，认为城市题材纪录片为受众提供回忆情景并进行情感建构，实现城市记忆再生产。李伟东[18]认为老舍话剧改编中人物的气度来源于城市历史几百年沉淀的集体无意识建构起来的文化记忆。

聚类4：“历史建筑”的研究。把城市中的历史建筑作为对象，侧重其作为城市记忆载体所具有的价值，并提出开发利用的策略。沈实现等[19]认为名人故居代表着城市的记忆，在对一定数量名人故居进行考证与测绘基础上进行分类评价后，本着经济与文化协调的原则指出保护和开发策略。郝卫国、于坤[20]认为城市工业旧厂区是重要建筑遗产，具有延续城市记忆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价值，对旧厂区再生改造提出了可行策略。毕燕苹[21]站在档案学角度，提出历史建筑是城市记忆的重要部分，指出为历史建筑建档的有效途径。张晓佳[22]以上海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石库门改建模式的分析,思考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如何使历史建筑在更新中获得历史文化的延续。黄骏[23]以武汉长江大桥为个案，对相关新闻传播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指出长江大桥作为物质媒介承载城市记忆的多种体现。

聚类5：“城市文化”的研究思考。城市记忆的建构具有对城市文明内涵深化、形象品牌塑造方面的作用，以促进城市文化的发展。闫立飞[24]解读城市题材文学作品中的城市记忆与想象书写，由此探究其中的身份认同焦虑表征。张鸿雁[25]认为城市记忆作为历史象征构建了城市形态本土化空间关系，城市记忆出现空白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脉断裂的现象，进而从和谐发展理念提出城市形态本土化发展的主张。路春艳[26]认为电影是城市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空间表达与叙事塑造了城市的环境，构建了城市的记忆与想象。陈蕴茜[27]认为记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为城市转型涉及到的其中层面，从空间的维度切入城市史研究能够探寻城市的演化规律。汤黎[28]以小说文本对城市记忆的叙述指出其中缅怀过去及对现代文明哀思的主题。章昌平、张晓君[29]认为作为城市记忆要素与符号表征的地名，应该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于城市化建设。

由此可知，国内城市记忆研究由最初以档案部门为主导的实践性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建筑规划学、传播学、文艺学、历史学等共同关注的跨学科多维研究场域。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与城市更新加速背景下，城市记忆研究面临着自身理论建构与数字技术条件下研究范式转变的趋向。

（三）研究突现词分析

CiteSpace突现词 （burst term）功能从历时的角度探测某一个主题词、关键词衰落或者兴起的情况，某时段内兴起的主突现词所指涉的内容是那个时段内研究骤增的热点。本研究在获取到聚类图谱后对关键词进行突变（burstness）检测，取得城市记忆研究突现性关键词时序列图谱如图3所示，根据图谱对研究进程中的骤增热点与演变进行分析。

图3 城市记忆研究关键词突现率图谱

由图3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21年，城市记忆研究突发强度排名前十的突现关键词中，最早出现的是历史照片，与历史照片同时出现并同时结束的突现关键词有交互元数据、元数据构建、城市记忆资源与数字记忆，也就是排名前五的突现关键词所指涉的内容是研究起步初期的热点，而且表明了初期研究内容比较稳定，学界主要通过以历史照片为主要媒介载体与元数据对城市记忆资源进行收集与保存开展实践性研究。研究中后期的突现词出现了历史街区与重要元素，表明研究开始注意到了势不可挡的城市进程所影响的历史街区的命运及其所承载的记忆问题，也由过去被动的收集与保存工作，变为主动地挖掘城市记忆的重要元素，以在城市更新中以重要元素呈现与表征记忆。图谱中突现率强度最大的是档案记忆，这也印证了“城市记忆工程”的主导部门是档案部门，档案学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在整体研究中占比较大的分量。数字人文与开发利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尤其是对城市历史空间的开发利用作为热点依旧在持续。

三、结语

近20年来，国内城市记忆研究从各地为保护历史街区与建筑，通过留存旧影像、口述史、固化遗存物等的“城市记忆工程”活动中而来，又实践性地注入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由以档案部门为主导的实践研究拓展到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场域，又因国内外记忆理论的发展带来的启发而不断丰富。

纵观记忆理论的发展，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反思记忆。城市记忆研究也该如此，在当今媒介融合的背景下重新思考记忆建构问题。首先，适时调整仅视媒介为载体的观念，以“媒介是人感官的延伸”观念联系媒介对记忆呈现的情感建构问题，也要重视多媒介并置带来的媒介间性问题；其次，要关注当今媒介技术与空间的融合，尤其是新媒体GPS定位技术嵌入城市空间所带来的记忆生产问题。澳大利亚学者麦夸尔的地理媒介（geomedia）理论不失为城市记忆研究的一种打开视野。地理媒介（geomedia）的嵌入促进城市成为一个多重交往与沟通的场域，也延伸了人们对城市的感官体验，具有促进城市记忆生产、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城市记忆研究既要坚持以多种媒介对城市记忆呈现的实践性研究，也要挖掘记忆符号对城市的表征与建构研究，更要紧跟新媒介技术发展潮流探究媒介本身的变化对记忆产生的影响；既要重视本土化理论建设，也要积极拓展学术版图，丰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