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德 成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

关于进士家族的定义，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郭培贵教授认为，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即为进士家族。[1]129之后叶可汗、陈秋露、郑筱筠等皆沿袭了这一概念。我们对这一概念进行解析：第一，要求两名以上进士，是因为明代考中进士的难度极大，因此一个家族之中能出现两名进士已是难能可贵。第二，五代依时间而言，大致有100年的时间，超越了这一时间，家族之中前后两位进士之间的关系便不再紧密。第三，直系亲属则是主要考虑到了统计的便利。郭培贵教授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统计明代进士家族总数，以直系亲属进行统计显然更为合适，但在考察单个进士家族时，这样的限定显得过于局限。

以本文所述南氏进士家族为例，若以直系亲属而论，南氏家族第一位进士自南氏第六世族人南大吉始。但实际上，南氏在第四世族人之中便有人考中进士，即天顺四年(1460)进士南钊，其为南大吉之叔祖父，非直系血缘。南钊作为家族的首位进士，对于南氏家族影响是极大的，在研究南氏家族的形成之时，若不将其考虑在内，会使结论出现巨大的偏差。

故笔者认为，在对单个进士家族进行研究之时，不应限于直系亲属之间，其定义应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家族之中，五代之中出现两位及以上进士者，即为进士家族。

明代陕西渭南南氏进士家族，从进士人数上来说，共产生10名进士；从世系来讲，共传承5代。在整个明代来说都是最具代表性的进士家族之一。南氏家族在衍生发展过程之中对于渭南地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兹以此家族为个例，对其家族的产生发展以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等进行探讨，以期可以加深对于进士家族的理解。

一、南氏进士家族世系源流考

陕西渭南南氏家族的族源，据南大吉《渭南县志·自叙传》言：“南氏之先，河东东条山人，盖今平阳之解梁也。当宋建炎初，金人娄宿入河东，河东失守。南氏去晋适秦，至于蒲城之贾曲里居焉。”[2]即南氏源出山西，于南宋初年迁居陕西。南轩《渭上稿·族谱》载：“金元光初，元人木华黎入关中，南氏分散。”[3]151南氏自贾曲里分散之后，分为三脉：一脉入罗纹桥。此脉之人在元朝之时部分族人迁居商州，是为第二脉，后亦成大族。南轩言：“弘治初进士，官至太仆卿曰镗者，即其裔也，而镗与余大父为族兄弟，行今其子孙多业传，日振振称巨族矣。”[3]151第三脉入渭南者，即本文所述之渭南南氏家族。此脉大约于元末明初迁居渭南，《渭上稿·族谱》载：“乐善公讳安义者，初居蒲城贾曲里，父殁，事母以孝闻。元季避兵，奉其母迁居渭南之秦村。”[3]159南轩制《南氏族谱》即以南安义为渭南南氏之第一世，此即为渭南南氏之起源。

南氏家族自迁居渭南之后，便开始积极参与科考，自天顺至万历年间，家族之中共涌现出10位进士，由迁入之人，变为当地之望族。南氏家族10名进士的基本情况如下,并根据如下内容制作渭南南氏家族世系表(见表1)。

表1 渭南南氏家族世系表

南钊，字希古，别号休亭，民籍，渭南南氏第四世族人，南义第三子。宣德七年(1432)九月二十日生，正德五年(1510)二月七日卒，年七十有九。景泰四年(1453)陕西中举，乡试第四十六名，会试第一百一名，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三甲第六十名。历官户部浙江司主事、山东司主事、承德郎、户部员外郎、奉直大夫、户部山东司郎中、河南布政司右参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致仕。有五子，分别为南遂、南汉、南山、南川、南洲。南汉中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南山为岁贡生。

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军籍，渭南南氏第六世族人，南金长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冬十月三日生，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五。正德五年(1510)陕西中举，乡试第四名，《礼记》魁。会试第一百十九名，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二甲一百五名。历官户部湖广司主事、江西司主事、浙江司员外郎、浙江绍兴府知府，嘉靖五年(1526)致仕。有三子，分别为南辕、南軨、南。

南逢吉，字元贞，号姜泉，军籍，渭南南氏第六世族人，南金次子。弘治七年(1494)七月二十八日生，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八日卒，年八十有一。正德十四年(1519)陕西中举，乡试第三名，《礼记》魁。会试第三十二名，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二甲四十二名。历官礼部郎中、雁门兵备道、云南提学副使。有三子，分别为南轩、南辑、南韬。

南轩，字叔后，号阳谷，世称阳谷先生，军籍，渭南南氏第七世族人，南逢吉长子。正德十三年(1518)生，万历三十年(1602)卒，年八十有五。嘉靖十六年(1537)陕西中举，乡试第六十五名，会试第二百四十一名，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进士，二甲四十八名。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吏部文选司郎中、朝列大夫、山东布政司左参议。有四子，分别为南学仲、南宪仲、南师仲、南仰仲。南学仲嘉靖四十年(1561)举人，《易经》魁。

南企仲，字子及，号弦蒲，军籍，渭南南氏第八世族人，南大吉孙，南軨长子。嘉靖四十年(1561)生，崇祯十六年(1644)卒，年八十有四。万历七年(1579)陕西中举，经魁。万历八年(1580)进士，三甲二百一十八名。历官刑部主事、太仆寺卿、南京户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有二子，南居业、南居仁。

南宪仲，字子章，军籍，渭南南氏第八世族人，南轩次子。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月二十六日生，万历五年(1577)九月八日卒，年三十有三。隆庆四年(1570)陕西中举，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三甲七十六名。历官直隶枣强知县。有一子，南居益。

南师仲，字子兴，军籍，渭南南氏第八世族人，南轩第三子。生卒年暂无考。万历四年(1576)陕西乡试中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三甲一百一十四名。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子嗣无考。

南居业，字思成，号吴岳，军籍，渭南南氏第九世族人，南企仲长子。生年无考，崇祯十七年(1644)卒。万历二十五年(1597)陕西中举，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三甲三百二十名。历官礼部主事。子嗣无考。

南居仁，字思敦，军籍，渭南南氏第九世族人，南企仲次子。生卒年无考，但卒年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之前。天启元年(1621)陕西中举，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二甲七十一名。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詹事府詹事管国子监事，卒赠礼部侍郎。子嗣无考。

南居益，字思受，号二太，军籍，渭南南氏第九世族人，南宪仲子。嘉靖四十五年(1566)生，崇祯十七年(1644)卒，年七十有九。万历十九年(1591)陕西中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二甲五十三名。历官刑部主事、山西按察使、山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使巡抚福建、工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子嗣无考。

注：此表仅展示南氏历代先祖、进士、举人名录及其关系，其余人等限于篇幅未列入其中。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渭南南氏家族共产生进士10名，举人2名，贡生2名。从科举中式来看，自南大吉正德六年(1511)中式之后，延续至明末，近百年之间从未有间断，南大吉、南逢吉、南轩、南居仁、南居益五名进士中在二甲，其在陕西地区的科举实力之强，可见一斑。从官职上来看，南企仲、南师仲、南居益皆官至尚书，明代陕西地区进士的官职整体不高，这3位南氏族人官至此等，可谓荣耀至极。渭南南氏家族在陕西地区甚至整个明代，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之一。

二、南氏进士家族成因考

明代考中进士的难度极大，一个家族之中能出现一位进士已经是难能可贵，南氏家族5代10人，其形成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尤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深厚的经济基础

有明一代，诸学子竞相追逐科举功名，但明代科举考试科目繁复，且乡试需在省城，会试、殿试在京城，会试结束之后亦需留在京城等待结果，参加殿试。因此，各考生在参与科举之时所花费的费用便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根据刘明鑫《明代科举考试费用及其影响研究》的考证，明代考生的费用支出可以分为备考、应考和考后三个环节，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平均每位考生每科会试支出费用大约在70～220两之间浮动，每科会试考生群体总支出费用在30万～94万两之间。虽然官方会对考生有一定补贴，但每科平均总补贴仅有1 900余两。[4]官方的补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大部分费用还是需要考生来承担。这还只是计算了考生一次会试所需费用，其从小开始上学、购书的花费及乡试的花费尚未计算其中，以此而论，一位进士的产生所需的费用是极高的。据考证，明代科举考试费用的支出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明代中晚期竞奢之风盛行，其科举费用的支出比之明初日趋涨浮。

上文已述，南氏家族自正德期间开始延续至明末，历百余年，这一时期正处于明代科举考试费用激增的时期，因此如果没有优越的经济基础，南氏家族就不可能支撑如此庞大的科举费用开支。据南轩《渭上稿·族谱》载：“顾族日繁而产不恒，有生计无从所出，安望其有恒心也。”[3]173即南氏家族在族群开始壮大之后便考虑到经济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先君乃访范文正义田，陈德高义庄，刘德华义学，会意量力，捐地勾工，筑为义堡。于是首祠宇以崇祀，次学堂以敷教，次仓库以积谷。而又置义田培其本，酌长平法以裕其用。夫祀崇则奉先有礼，教敷则启后有方，本培用裕而谷积，则贫者可以济歉……则老幼贫富咸有所联属而不至于顷忘追本之思。”[3]173南氏先人买田购地，设立族学，且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来保证家族之中经济的繁荣，以此支撑族内学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积极参与科举考试。

从南氏家族进士来看，连捷进士仅有2人：南大吉、南居业。其他的进士皆参加了不止一次会试方才中第，时间跨度长者如南逢吉、南轩，乡试中举与会试中式之间的时间跨度达近20年之久，他们至少参加了5次会试。而据《(嘉靖)渭南县志》载，南大吉之父南金曾8次参加乡试而不中。刘明鑫博士说：“实际上中式者的支出是小于落第者的，若士子一次考中，中式举人便不再支付乡试的费用；若士子一次未考中而成为落第者，就意味着其之前的应考费用白投，还需要重复支付应考乡试费用。”[4]206蔡慧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研究》认为家境窘迫是科举家族断绝的重要原因。[5]161若非南氏家族的雄厚财力，根本无力支持这些子弟参加如此多次的乡试、会试，其形成进士家族的概率便会大大降低。优越的经济条件为南氏进士家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优良的家风家训

进士家族的延续，需要后代子孙有不断追求科举功名之心，而不能沉溺于先人功绩之中。因此，在精神层面之上，优良的家风、家训对于进士家族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氏家族自迁来渭南，便极为注重家风的培养与传承。南大吉言：“南氏自上世传来，家世修齐，即贵富贱贫，即无卑行于名焉。”[6]140南轩亦言：“余族盖世称仁厚者，今其情怠俗，虽稍不如前辈，然犹敦朴力本，无城府态，且率趣赋，耻讼间有终身不识县门者，斯固仁厚之余习也。”[3]174

南氏家族中诸多人士皆有传承家风的记载：南俨，南氏家族第二世族人。“谅直有干能，率诸昆弟子侄，力田孝第，称宗长公。而南氏户族，始以宗长公著。宗长公生四子，名取洪范‘貌、言、氏、听’。”[6]141从其四子的取名便可以看出其对于家风传承的重视。其子南言，世称克乂公，勤俭持家，严督诸子孙明立修行。“间有敏者，令其业儒应试，卓有所成，南氏称诗礼巨族自克乂公始。”[3]159南氏家族诗书传家，追求科举的家风自此而传承下来。南氏家族第一位进士南钊，“公居官不治产业，日惟教子孙努力耕读，洎归田，益崇俭素，非宾不食肉，非礼服不用绮。乘惟羸马，寝惟布被……年逾古稀，溽暑沍寒，犹手不释卷”[3]161。南钊作为南氏家族第一位进士，对于家族的影响很大，其以身作则，南氏家族勤于读书、不事奢华、奋力著述的家风由此而发扬光大。南钊之子南遂以其父为榜样，“每教诸子暨孙必以休亭公清勤靖共为范”[3]162。可见南氏家风之传承有序。南大吉是南氏家族中最为重要的进士，其团结亲族，提携后辈，视其弟南逢吉如左右手，食必共案，衣必共采，南逢吉可以得中进士，大吉功不可没。自绍兴知府罢归渭南之后，南大吉于湭西书院讲学，对于南氏家族后世子弟的影响极为巨大，南氏家族勤奋好学之风在大吉之时完全形成。马汝骥言：“今之世以讲学名者，往往高谈哔民，稽其行或犹如市人，若先生所谓躬行君子者，非邪！”[3]165南轩亦言：“余南氏以进士起家也，肇自休亭公始。而绳武济美，益裕后昆，则又自余先伯父瑞泉公始。”[3]163

南氏族人历代传承勤奋、节俭、尚学、追求科举的家风，以家训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作为南氏族人之准则。南轩《渭上稿·族谱》云：“其子弟如约从事，否者有罚……至于规条之详勒在堡碑不具论焉。”[3]174因此，南氏家族严格的家训、优良的家风为其进士家族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

(三)世代家学

进士家族的形成亦离不开家学的传承。一方面，南氏家族有着世代家学承袭的传统。在人物传记之中，可以发现诸多的记载：南睿，字作哲，南氏第五世族人，“好与人为善，见族子弟有颖悟可教者，辄欣然与进，故人称为乐育”[3]161。乐育之名，可见其对于家族后学的提携之情。南金，南大吉之父，“初受《四书》于从兄诸生睿，既又受《小戴礼记》于从父参政公”[6]142。即南金之学识源于南睿、南钊二人。南大吉在中乡试之前“渭阳公授先生《小戴礼记》”[6]126。南大吉之《小戴礼记》授业于其父南金，南钊亦曾指导大吉之学业。南逢吉曾常年跟随在南大吉身边，听受讲学。“正德七年夏四月，弟逢吉入京师就先生学”[6]127，“伯父守绍兴，先君父从之学，又同师事阳明先生”[3]165。南大吉之子南辕、南軨、南俱从南轩学习课业，“先伯父即世时，书展子才八岁，兄辕十四岁，弟才七岁尔。先伯母范夫人乃命并受余教”[3]167。南大吉之孙南企仲后亦受教于南轩。南氏家族自首位进士南钊开始，便很注意提携族中后学，在很小的年纪便开始教授他们句读，而家族之中的前代进士有着丰富的学识与应考经验，这些家学的承袭对于后代族人再中进士是有极大帮助的。

另一方面，家学的传承还体现在治经之上。明代科举，五经分试，诸生在五经之中任选一经进行研习即可，在科举考试之时也只需要作答所选经书的题目。因此，学子选择哪一经进行应试，是影响其能否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进士家族的形成与此也有密切的联系，“专治一经”可以保证家族之中学问的传承，有利于进士家族的形成。

经过统计，可以确定渭南南氏家族中的10位进士与2位举人中，仅南钊、南大吉、南逢吉、南汉是以《礼记》中式，其余之人皆是以《易经》而中式。南氏家族治《礼记》源于南钊，南钊授南金、南汉，南金又授南大吉，南大吉授南逢吉。而治《易经》则自南逢吉开始，南逢吉以《礼记》中乡试，然后屡次会试不第，故转而习《易经》，以《易经》为本经而中进士。南逢吉又授南轩，南轩授南企仲、南师仲、南宪仲、南学仲，此后再行传习。南大吉年五十五岁而卒，其子年幼，由南轩进行教导，故亦治《易经》。南逢吉寿八十一岁，南轩寿八十五岁，这两位高寿进士，奠定了南氏家族《易经》传家的家学。据《南氏族谱》，在南逢吉之后，无论家族后学是否中式，南氏家族基本全部治《易经》。南氏家族进士之中，南大吉、南逢吉以《礼记》魁乡试，而南企仲、南学仲皆以《易经》魁乡试，南师仲乡试《易经》亚魁。南氏家族诸位进士虽先治《礼记》后转为《易经》，但两部经书的传承皆有其次序，可见“专治一经”对于南氏进士家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母教影响

一个家族的形成，除了男方的贡献之外，女子的贡献也是不容忽略的。对于进士家族来说，一方面，女方品行端正，可以保证家庭的稳定，为学子考中进士提供有利的家庭环境；另一方面，一般进士在中式之后，便会外出做官，若不携带家眷，那么教育子女的重任便会落到母亲一方，而即使携带家眷，进士政务繁忙，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仍是重中之重。良好的母教对于进士家族的延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氏进士家族在形成与延续过程之中，诸多女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兹举例如下：

缑氏，南氏第四氏族人南珪之妻。勤奋节俭，持家有方，“时贫甚，日鸡鸣起，督诸妇操井臼澣饪事。少不如意，即詈捶之或罚跪，移时家人无敢嘻嘻玩惰者，以故子孙渐以勤俭兴”[3]170。焦氏，南金之妻，南大吉之母。南金在学宫读书之时，家道中衰，不得不一边耕种一边读书，而焦氏与南金共患难，不离不弃，“则相与迭为耕耘，先王父得数休诵习陇上”[3]170。焦氏团结亲族，为人慷慨大方，“值关中有甲辰之饥，而舅姑在堂，欲谋就养则山川阻远，太宜人乃请留养于家，尽脱嫁时珥簪衣被，日易薮粟以继之，舅姑赖以宁，若不知为凶年”[3]170。康海为其作墓志铭，曰：“其善以御下、仁以抚媵、和以处姒、俭以训家，皆妇人之难事，此则志其大者。”[6]158可见焦氏品德贤良，仁和孝顺。范氏，南大吉继妻，京营都指挥佥事范锦之女。范氏出身名门，才德皆俱，“生有女德，通文艺，乐观经史”[3]171。范氏生三子皆早逝，其含辛茹苦养育孙南企仲，“与孙企仲相依为命，幼而附长而教，蹈厄茹苦历四十年，而企仲成进士矣”[3]171。李氏，南逢吉之妻，父李庭玺，县学生；母裴氏，山东参政慧之女。李氏亦是以诗书传家，“儒门家训，德若工卓，为诸女范”[3]171。李氏在南逢吉外出读书之时治家，使其可以安心读书，“先君为县学诸生，家犹未竞也。大母以勤俭肃内治，凡纴织烹馈皆先恭人操焉”[3]171。李氏在南大吉去世之后，待南大吉二子视为己出，故“内外以和，长幼有序”[3]172。

南氏家族之中的女性一方面持家有方，传承家训；另一方面品行端正，教育后学。对于家族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为后代子女的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见，经济基础、家风家训、家学传承、母教优良四个因素是影响南氏进士家族形成与延续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渭南地区整体社会环境的稳定与当地的尚学之风对于南氏进士家族亦有所影响，但这些皆为外因，兹不赘述。

三、南氏进士家族社会贡献考

进士家族作为地方巨擘，其存在对于社会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通过梳理南氏家族诸位进士的传记资料，可以发现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勤政报国，世有贤名

南氏家族有着世代相承的家风家训，家族进士在入仕为官之后，多是执政清明之人，可以恪尽职守、忠贞报国，受到百姓的爱戴。

南大吉中进士之后，“尝条上保定厘革四事，建议漕运督臣岁入会议，永为典故”[7]。任户部主事之时，有宦官以低劣的金子来冒充优质的，“大吉折以法，即懼而易之”[8]。在任绍兴知府期间，绍兴多世家豪族，政治败坏，南大吉到任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期月政修废举。时有豪强侵占王羲之、谢安的故地，“洎论死会稽巨盗，重惩诸暨豪猾，即当涂力嘱不能夺”[7]。于是将其故地悉归其主，南大吉也因此被人所中伤，遭到罢官。南逢吉任保宁知府之时，用严法治理其地，陈雪冤情，为当地人所称道。任雁门兵备之时，“日以忠义激发三关将士，勒习阵法事，大振，履岁虏骑无敢南牧者”[7]。南逢吉又上“备边五策”，触动权贵利益，被罢官免职。南轩任考功司员外郎之时，有权贵子弟贪腐，轩削其籍。任四川佥事之时，有土司叛乱，“公走檄谕之，悉听命”[7]。任山东参议时，有盗贼横行，于是“修保甲法”，保一方之平安。南企仲任太仆寺卿之时，神宗诏赦免一批囚犯的罪行，但很快就后悔，欲撤销前诏，诸臣皆不敢言，独企仲“请亟如旧诏”[9]。神宗当时愤怒免除了企仲的官职，但后来还是认为其直言敢谏，重新起用。南居益任福建巡抚之时，有海寇犯境，对抗朝廷，居益“筑城镇海港，逼贼风柜。贼穷蹙，泛舟去，遂擒文律，海患乃息”[10]6818。后南居益任户部右侍郎，素有政绩，升工部尚书。

南氏家族还秉承忠贞报国的理念，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军攻陷渭南，向南氏家族索要饷银60万两，南企仲拒不投降，遇害。而后又诱降南居益与南居业，“皆不从”。“贼遣兵拥之去，加炮烙，二人终不屈，绝食七日而死。”[10]6819南氏族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世代相守的家风家训。

(二)三修方志，功在千秋

南氏家族自迁至渭南，整个明代世居于此，历两百余年之时间。其家族成员对于渭南地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而作为渭南士族的代表，南氏家族在渭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望，因此当地官员在修志之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南氏族人。明代《渭南县志》3次纂修，皆出于南氏族人之手，是南氏家族对于渭南地区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嘉靖)渭南县志》，南大吉纂，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据《(嘉靖)渭南县志·自叙传》记载，正德六年(1511)，南大吉登进士第，同年五月，其父南金升四川资县学教谕，以疾致仕，“归而撰《渭南志》，未成而卒”[2]。据《南氏族谱》，南金卒于正德九年(1514)六月七日，即南金生前已经用3年的时间纂修《渭南志》，惜未成书。南金在去世之前，曾交代南大吉要完成《渭南志》的纂修工作：“渭阳公父执大吉手泣，谓曰：予尝为吾县志，今衰病弗能成，予死尔勿忘予平生所论说也。”[2]但在之后，南大吉一直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此事。嘉靖五年(1526)，南大吉自绍兴知府任上罢归，居渭南讲学。嘉靖二十年(1541)，广安人辛万钧任渭南县令，有修志之想法，“即以《渭南志》请撰于瑞泉子”[2]。南大吉自述修志过程：“瑞泉子乃始纂述渭阳父之遗绪，与生平所论说者，于是做《渭南志》，溯自秦汉以往，下迄于嘉靖庚子之岁。”[2]即南大吉是在其父遗作的基础之上完成《渭南志》的修撰工作，故大吉仅用三月即成书，自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辛酉起，讫于七月之壬辰。书成之后，命名为《渭南志》，因成书嘉靖年间，故现称《(嘉靖)渭南县志》。此书成于七月，而南大吉卒于是年八月，若非有南金纂修于前，大吉又岂能三月即成书，或又成千古之憾事，可以说《(嘉靖)渭南县志》凝聚了南金与南大吉两代人的心血。此志为现存最早的渭南县志书，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珍贵史料，是研究渭南地区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万历)续渭南县志》，南轩纂，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此书现不存于世，但根据留下的几篇序言大体可以了解此志书的纂修情况。南大吉言：“是非详略，予弗自知也，是故犹有望于后之博雅君子。”[2]后南逢吉欲要继承先兄的遗志，续修《渭南县志》：“先大夫亟图续述，顾垂老未暇，盖尝慨叹。”[7]南逢吉在去世之时将修志的大业交给了南轩。南轩在年老致仕归乡之后，万历九年(1581)，时任渭南知县张栋有感于距上次修志已过五十年，“不有记载恐竟湮没”[7]，故请南轩续修县志。南轩欣然应允，但“顾久之犹然未成”[7]。张栋在任期间，南轩未完成《渭南县志》的续修。万历十七年(1589)，继任渭南知县崔邦亮又请南轩续修，南轩“辄详考百家众氏，博询里中长老，并旧志所载故实，僣加增削，附以管见，即事分类，为目一十有二，总成一编，题曰《续渭南志》”[7]。又据孙玮言：“公受简十月而告竣事。”[7]可知，此志编纂时间大体在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至万历十八年(1590)五月之间，书成之后命名为《续渭南志》，因其编纂于万历时，故现称《(万历)续渭南县志》。是书共十二卷，据《崔邦亮序》可知纲目有七：封域、建置、祠祀、食货、官师、人物、选举。

《(天启)增订渭南县志》，南师仲纂，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南轩在去世之前曾交代南师仲要续修《渭南县志》。南师仲在罢官归乡之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知县杨新期请其续修县志，南师仲应允之后因病耽搁，因此在杨新期任内未能完成。天启元年(1621)，新知县徐吉再请师仲撰修志书，“因造太史玄象南公之庐而请曰：志，公家业也”[7]。故师仲“遍历岩谷，咨访父老，质勘异同，复询荐绅”[7]，天启元年(1621)二月至八月，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此部志书。名为《增订渭南县志》，因修于天启年间，故现称《(天启)增订渭南县志》。徐吉称赞此书：“是举也，润色旧编者什六，创起新观者什四。太史公沉毅深遂，好修稽古，良史才也，其功当与志相终始云。”[7]

南氏族人，四代修志，成书者三。方志在古代有教化民风的作用，到了当代则是研究该地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南氏之功，功在千秋。正如徐吉所言：“明道术，正人心，俾官师因之，表率僚属，父兄因之，训迪子侄，敛华就实，去伪存真。斯志之功大矣！”[7]

(三)讲学传道，著述等身

南氏家族诸位进士并不吝啬自己的学识，除了将自己的知识在家族内部传播之外，还广泛地向外部扩散，无论在其仕宦生涯还是致仕归乡的时候，都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育方面，南氏家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南大吉，这也是他能成为家族最具代表性进士的重要原因。南大吉任绍兴知府之时，有感于绍兴举业不兴，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席以督之”[11]。南大吉以知府之尊亲临教席，讲学授道，而绍兴自此“成者什九，绍兴科目由此更胜”[8]。南大吉离任绍兴之时，“绍兴士民垂泣，若失父母”[8]。在南大吉去世之后，嘉靖三十七年(1558)，绍兴士民祀南大吉于明宦祠之中，可见南大吉对于绍兴的贡献之大。南大吉在致仕回归渭南之后，亦未曾有一刻懈怠教育事业。“归，与其弟子姜泗、贺府、姜沂、刘凤池、薛腾蛟二十余辈，于湭西书院修复旧业，朝夕讲诵论说也。”[2]《(天启)增订渭南县志》论曰：“公自绍兴归，偕弟姜泉公倡明正学，远迩闻二南之风者依归盖众，即渭南人才科目之盛实始于此。”[7]刘凤池、薛腾蛟、贺府及其子贺承光后皆中进士，可证此言不虚。另外，南大吉在绍兴知府任上曾拜王阳明为师，学习心学思想，并续刻《传习录》，其归渭南之后，在教学的同时也传播了心学思想，关于此问题，刘学智《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中有详细论述，可参考。南大吉将心学带入关中地区，为关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关学的发展。王阳明赞曰：“谓关中自横渠后，今实自南元善始。”[11]除南大吉外，南轩、南企仲、南居益等人皆有重视教育、教化地方的记载，兹不赘述。

南氏族人以诗书传家，故家族中的诸位进士皆勤奋著述，笔者检索传世史料并目验原书，制南氏家族进士现存著述表(见表2)。

表2 渭南南氏家族进士现存著述表

查考方志及目录文献，除现存著述外，南氏家族进士尚有多种著述亡佚不传于世。如南钊《休亭小稿》、南逢吉《姜泉集》、南轩《关中文献志》、南宪仲《南宪仲集》、南师仲《玄麓堂集》《增订关中文献志》、南居仁《遹修堂集》等。

由此可见，南氏家族的进士著述丰富，涉猎广泛。这些著述是研究明代关中文学与史学的重要材料，其家族的存在为明代中晚期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的进士家族众多，据郭培贵教授统计，其中二代进士家族数量最多，达1 500个，占进士家族总数的71.84%。而四代以上的进士家族合计仅有68个，仅占总数的3.25%。[12]由此可见，进士家族的延续是不易的，每一个多代进士家族皆有其过人之处。南氏家族通过家风的引导、家学的传承，家族内部形成了尚学的风气，因而在科举之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家族内部的和谐又保证了家族传承的稳定。在通过科举入仕之后，南氏家族子弟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对于家乡渭南，三次修志，讲学传道，为渭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南氏家族传承百年而兴盛不衰，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亦有所启示。首先，教育应当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完成，家庭教育极为重要，绝不能缺失，优良的家风、和谐的家庭环境，是子女成长的基础。其次，在教育之中，除了传授知识之外，也需培养对于社会的责任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在新时代，我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每个人都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