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侠　冉丽

《莫娣》是改编自加拿大民间艺术家莫娣的真实人生经历的一部传记类电影，影片由艾斯林·沃什执导，于2016年上映。这部影片摒弃了对主人公莫娣精彩传奇人生轨迹的宣传和渲染，转而用简单的情节勾画她的后半生。“患有先天性关节炎的民间艺术家莫娣与丈夫相识相知，从彼此的疏离到谁也离不开谁的依赖，从利益关系到真爱至上，坎坎坷坷简单朴素的生活，最后莫娣离开了，留下了心中美丽的艺术作品。”[1]影片中的莫娣既是自我救赎者，也是他人的救赎者。温情主义式的氛围展现了个体在面对自身困境时的自救与超越，让救赎主题直达观众的内心。

一、电影艺术与救赎主题

（一）电影艺术中的“救赎”与《莫娣》

“救赎”是人类对物质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反思和追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救赎主题是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典型题材之一。而电影作为第七种艺术形式，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常表现为“救赎”主题。“相对于高举‘他力，即肯定人需要依靠、借助一个或多个外在的‘神的帮助，才能进入更好的境界，面向最广泛大众的电影无疑更会强调‘自力，即认为人通过自我的努力来实现超越，最终获得救赎，达到目的。”[2]例如，战争片的代表作《辛德勒的名单》，它以历史背景为原型，主要展现了人类在生存绝境中对生命的救赎。影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大背景，辛德勒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本身是个会享受的个人利己主义者。故事的转折始于身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的悲惨遭遇，原本安全躲进屋子的孩子最后出现在充满恶臭的车上时，促使他将内心的那点善转化为实际的救赎行动，通过扩充工厂“名单”来拯救无辜的生命。在拯救犹太人的同时，辛德勒从一名纳粹商人转变为犹太人的英雄并完成了内心的救赎，但战争也是辛德勒救赎的前提。

此外，《绿皮书》《为黛西小姐开车》两部喜剧电影则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出发，从雇佣关系演绎种族身份的救赎。《绿皮书》中黑人钢琴家唐是雇主，作为司机的白人托尼却有着种族优越性。在南下演出过程中，唐受尽一系列歧视后开始捍卫黑人的尊严，托尼亲历一切后逐渐厌恶由白人制定的不公正规则，对自己之前的歧视观点有所改观。《为黛西小姐开车》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白人女性黛西不接受黑人霍克成为自己的司机，但随着深入的相处与他成为朋友。两部影片的四位主角都从“他者”视角自我反思、自我突破和自我认同，最终实现自我身份的救赎。

细观之下，这些不同题材的电影体现出“救赎”或基于宏大的背景，或是在“他者”的关照和引导下实现自我救赎。但《莫娣》的“救赎”形式和内容与之相比却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根源于这是一部传记电影，根据真实人物故事改编，要突出传记类电影的特征。该片以绘画为主线揭示她在生活困境中实现自我精神救赎的途径，以莫娣的人际关系变化为副线呈现出她对别人的影响是如何达到救赎他人的。

（二）《莫娣》的情节设置与“救赎”的艺术性表达

电影《莫娣》“救赎”情节的设置，从莫娣自身的三个根源来构架：一是生存问题。莫娣因自身风湿疾病而产生的身体缺陷，使得她在社会中遭遇“嫌弃”而面临生存的困境，也映射出她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必然是暗淡无光；二是心中隐秘之痛。未婚生女的莫娣不仅遭到家庭的冷遇，幼女的惨死更是莫娣一生的阴影与伤痛；三是对爱情的救赎。在认识埃弗雷特之前莫娣有一段失败的爱情，情节的设置让两个世界的“怪人”走进了相知相惜的爱情世界、走向相互扶持的婚姻生活。影片并没有大肆宣扬莫娣的苦难，而是通过静穆的艺术手法把电影的首与尾联结，让场景中的各种细节和元素娓娓道来。对于贯穿影片灵魂的绘画天赋也大幅淡化，大量使用柔和镜头、温暖的配色对准莫娣不被外界因素干扰的纯粹的绘画天堂，这种展示最原始初心的情节设置，也成就了角色最大的亮点和魅力。

生存、爱情、理想追求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这些如何实现“救赎”，确实考验影片在情节设置与艺术表达的有效融合。影片一开始，莫娣面临被抛弃的命运，但她并没有因此消沉。失意的莫娣遇到了需要女傭的埃弗雷特，她决定用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于是激动的莫娣带着画具在内的行李搬进鱼贩埃弗雷特的家里。但新生活并不顺畅，因为未经允许乱动东西与雇主发生了首次争吵，拿着行李和画作被迫在外露宿，但是莫娣知道自己已别无选择。第二天莫娣以更低的姿态继续为鱼贩打扫卫生，接下来的生活中莫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够能胜任这份工作。离开家是为了独立，通过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莫娣勇敢地打破了正常人凌驾在自己身上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在现实中获得了来自别人的救赎，即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她的成功也感动了曾经抛弃她的家人，姨妈临终前告知莫娣，她的女儿并没有被埋掉，而是被莫娣的哥哥卖给了一户富裕的人家。悲痛的莫娣和因为误解而生气的丈夫，有了第一次婚后的争吵，埃弗雷特经过愤怒、劝说、孤独后坚决地告诉莫娣：“我不想要你离开，你是我妻子”。埃弗雷特不仅帮莫娣找到了女儿，而且对莫娣的感情更加深入，自己痛苦的人生也在莫娣的感召下实现了生存、爱情、苦难的超越。看着健康幸福的女儿，莫娣却停止了相认的脚步。影片正是通过这种层层推进的方式，实现了莫娣个人的“救赎”。影片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桑德拉想买走莫娣的其中一幅画时，莫娣慌张地说她不能卖，原因是她还没有画完整。已经把钱拿在手里的埃弗雷特奇迹般的支持了莫娣决定，最终他没有出售这幅尽管看上去美好却未完成的画作。正是她的坚守，她赢得了生存的权力，使得自己的雇主成了自己的丈夫，使得自己的顾客成为自己的朋友。从艰辛的女仆到成为生活处处充满色彩的女主人公的背后，是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在之后的岁月里，莫娣对于绘画艺术的坚守是因为受到尊重、爱护。这样的力量让莫娣有了全新的生命，也有了实现自己艺术追求的深厚土壤。从《莫娣》的以上细节中可见传记类影片的特征，以莫娣的真实人生为依据，但对生活以及人生感受进行细节性刻画，这种刻画是带有真实基础上的延展性想象。

二、自救与救他：双重救赎的人物塑造

（一）自救：在绘画中获得精神自由

尽管传记电影是根据真实的人物改编，但也不是完全复制人物的现实真实经历，而是在传主真实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加上想象性、虚构性内容来深挖人物复杂性，通过复杂的多重叙事展现人物的性格以及人性的矛盾和弱点，呈现传主的多个侧面，追寻灵魂的真实，而非客观现实的记叙。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传记电影《莫娣》，对传主形象进行了想象性的艺术化塑造，在艺术层面上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真实人物。

莫娣的人物塑造从绘画开始，她在绘画中找到对自我的理解。影片行至三分之一，绘画都只是作为静态的意象和工具出现，直到莫娣将自己的相框摆在屋内的铁架上时偶然发现一桶绿色油漆，她开始将这充满生机的色彩装点平淡的置物架，绘画才作为一种动态的行为出现。心理学中的救赎，是需要的被满足。[3]导演始终用一种非常节制的手法表现出女主人公如何在对绘画的热爱当中一点点赢回自我。因与埃弗雷特的朋友闲聊被打，莫娣为了缓解内心愤怒，委屈地用手指蘸着绿色颜料在墙上绘画，而此时观众可以发现屋内的餐桌、储物柜上都摆了精美的插花，墙上挂着她带来的画作。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让这地方看起来舒服点”，在本职工作之余用画笔装点平淡的生活，在艺术的世界中莫娣能动地展现自己。

电影并未着重刻画莫娣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是关注她在绘画中体现出的生活态度，用人物真实的生活态度来丰满人物的形象。莫娣用天真的语言与动物交流，主动与埃弗雷特的朋友攀谈，赞美桑德拉的时髦……并用鲜艳柔和的色彩记录世界，用真诚感受世界。“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摒弃等级观念，是女性主义艺术的重要特点。女性主义艺术家消解了艺术和手工艺品、‘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等级森严的对立，重新评价公认的艺术品的释义，扩大了艺术品的范围。”[4]绘画对莫娣来说并不是庄严神圣的，窗户、门框、木板甚至屋顶的烟囱……随处可见的平面物体都能绘画，都是展现内心想象力的世界。艺术的抽象性被莫娣消解了，但随处创作的画作都是艺术品。莫娣用最平凡的方式绘出最高级的艺术品，人物形象也在绘画的世界中一点点丰富并达到圆满。

从某种程度上说，莫娣在绘画中实现精神自由的救赎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被唤醒，这表明即使男性主导的领域，女性也不仅仅是被规范和拯救的存在，即使身体孱弱，但只要拥有抗争命运的勇气，最终能获得精神的自由。

（二）救他：在情感温润中走向和解

电影中，尽管鱼贩埃弗雷特和莫娣成长轨迹不同，但身份地位都处于社会边缘。在孤儿院长大且极度缺乏亲情的埃弗雷特性格执拗暴躁，因而他从未主动思索过修复性格缺陷或是将自己从这种性格绝境中拯救出来。

最初埃弗雷特对行为怪异的跛脚莫娣社交和工作上的能力充满质疑，即使孤儿院院长说“有人应聘就雇了她”的观点使他改变了想法，但是他都认为莫娣不是独立的个体，是他的佣人即附属品。在埃弗雷特的大男子主义世界观里，男人统治女人理所当然，自己完全可以统治对方的一切。因此他随意对莫娣恶语相向甚至将其赶出家门，愤怒时践踏莫娣的尊严。但这并不意味莫娣在面对埃弗雷特的暴力时会逆来顺受，她会在埃弗雷特冷静后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诉求。她会在埃弗雷特工作失误时，用委婉的语气、合适的方法使其接受并改变。埃弗雷特惊诧莫娣维护尊严和权益的行为，感受到她的精神独立，逐渐对其改观，正视并认同作为独立个体的莫娣。这心理变化从反面表现了埃弗雷特在莫娣影响下走向救赎的过程。此外莫娣的处世态度也是埃弗雷特救赎行动的承载者，埃弗雷特不善与人交际，外表冷漠内心自卑脆弱，是镇上居民眼中的怪人。残疾的莫娣也是居民眼中的怪人，但她仍乐观真诚地看待世界，尊重和肯定埃弗雷特的能力，维护他的自尊心。面对商店老板对莫娣画作的不解和嘲讽，埃弗雷特回应“也许他可以，但他没画，莫娣画了”，并在出门时讽刺老板是傻瓜。即使他不懂也不屑于去理解莫娣的画作内涵，认为这是女人的事。但他已经学会维护和尊重莫娣，理解莫娣的内心，并在行动上认同莫娣的绘画。对于同处在社会边缘的两人来说，理解彼此是对过去的自己的救赎。

在《莫娣》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负面形象，即使是刻薄对待莫娣的艾达姨妈，在人生的弥留之际也走向了内心的救赎。莫娣离家后第一次在商店门口偶遇姨妈，而艾达对莫娣成为女佣感到不屑和嘲讽，对听到的流言蜚语感到不齿，认为这破坏了家族名声。而在影片快结尾时，莫娣去看望不久于世的艾达，她对莫娣的情感态度已经改变，她承认莫娣是整个家族获得最后幸福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从未真正理解和尊重过莫娣的艾達姨妈，在面对真诚乐观莫娣时，将自己救赎。

《莫娣》中的救赎形式是多样的，莫娣实现了救赎自我和救赎他人的双重救赎。与此同时，以莫娣为救赎承载者的间接救赎，还有银幕前的观者从全知视角感受到莫娣在生活困境中生存态度，影片中存在性格缺陷和偏见的人物逐渐走向内心和解、救赎时，这种温情主义式的人性塑造也让观者获得心灵的救赎。

三、救赎主题的书写策略

（一）通过个性书写和环境营造

人物的个性特征主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相比传统欧美电影所宣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价值观念，《莫娣》对人物个性的塑造来源生活、改编生活，让人物真实性不减，更能让观众能够产生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和更为强烈的共鸣。导演通过对话揭示了人物个性形成的原因，据此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温暖和善的莫娣和暴躁易怒的埃弗雷特客观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两人的平淡生活没有外在的戏剧冲突，而是通过人物个性的冲突带给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影片中，莫娣个性稳定，理性勇敢反抗现实，在绘画中寻找自由。而埃弗雷特的个性因莫娣呈现出线性变化，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复杂，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莫娣是埃弗雷特的救赎者。

除了靠近路边的小屋和普通的生活场景，整部影片没有宏大、精美的布景，环境真实自然。导演对场景的细微表现不仅还原了真实的生活场景，让悲情和温情在剧情发展中交替出现，还能够烘托人物情绪。比如，影片中通过湖边小路这一固定场景，导演借助四段的人物距离与动作疏远程度，来体现男女之间情感的变化，这样的情节设计对于反映人物内心来说举足轻重。这部电影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对比的手法。比如，莫娣喜欢在酒吧的角落里享受一个人的快乐和酒吧里其他人的肆意放纵形成对比。把莫娣艰难而悲惨的生活状态与她笔下绘画的欢快从细微处展现出来，突出了莫娣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高超的艺术天赋，以及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绘画的宝贵精神。再如，电影中莫娣透过窗户看见劈柴的埃弗雷特，将他温存在画作上；透过窗户，她看到拉着雪橇的马匹、五彩的植物、翱翔的飞鸟……即使透过窗户只能看到一隅外界，她仍在作品中构建对生活的热爱。“窗”在影片中是莫娣观看世界的方式，透过窗，“浮生一切都已被框成一幅画”。

（二）通过色彩渲染与镜头聚焦

电影创作都会采用色彩来营造意境，深化主题，烘托氛围，并把色彩转变为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言，但是电影表现出来的视觉色彩并不是真实的色彩，而是充当特定的符号。[5]在《莫娣》中，灰沉色是电影的基本色调，色彩饱和度随着叙事越来越低，不仅使影片具有真实感，也随着莫娣越来越弯曲的身体，暗含莫娣病逝的悲伤基调。寡淡忧郁的电影色调只有莫娣明丽灿烂的作品出现时，冷淡中才透露出一丝温情，给画面带来生机和活力。如白雪皑皑的冬日莫娣会用棕色绘劈柴的埃弗雷特，清冷的冬日充满了莫娣温暖的想象，倒映在画作上是“所有美好的季节”。而色调和景物的相交融合，又营造出梦幻、温馨之感。昏暗的秋黄色、天空的渐沉紫色、空旷的原野绿色、埃弗雷特单身小木屋的冷绿色，以及房间里氤氲人物的昏黑剪影轮廓，在呈现“悲戚”的故事感同时，不同的色彩在不经意间给人传递一种“向阳而生”之感。

影片的美不仅需要每一帧画面的结构和色彩的考究，还在于镜头变换所带来的节奏感呼吸感。在《莫娣》中，远景镜头的运用也是电影的特色，从埃弗雷特的小屋到商店，莫娣步履蹒跚地在崎岖的小道上缓慢前进，埃弗雷特艰难地推着板车前进，远镜头呈现空间的开阔也分别反衬出两人的孤寂。随着两人关系的改善，莫娣与埃弗雷特相互依存，同样的场景因情感不同呈现不同的情调，远景画面缓慢展现了莫娣与埃弗雷特关系和角色的变化，莫娣和丈夫在自然中融为一体，渺小而适合。大量镜头的灵活运用，让无声的画面进一步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与冲击力，在递进的叙事手法中蕴涵了两位主人公的救赎之路。起初莫娣是弱势的一方，埃弗雷特用他的大男子主义审视莫娣。后来随着莫娣开始画画和给他写账单，埃弗雷特开始对她的能力表示惊叹，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当莫娣足够优秀，挣的钱比埃弗雷特多时，她渐渐“站”了起来，埃弗雷特“被关在了门外”。一方面，莫娣追求热爱的绘画令她找到了自我，由一个被人人嫌弃的跛脚女变得在心灵上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埃弗雷特也发现了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开始自我怀疑，觉得自己配不上莫娣。两人之间的平衡就此达成，互相牵扯，制造矛盾，这是婚姻发展的动力，这是生活是互相转换来的前进。在展现时空的同时，导演也把镜头聚焦到了特写。影片快结尾时，成名后的莫娣去看望不久于世的艾达姨妈，在听到自己的孩子尚在人世时，镜头聚焦在莫娣颤抖的嘴唇，以及难以置信、喜悦、激动的复杂神情上，观众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感受着角色复杂的心理起伏。

结语

上映至今，《莫娣》仍是一部冷门佳作。普多夫金曾说：“电影像其他艺术一样，对主题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唯一的问题是他对于观众是否有价值。”[6]《莫娣》这部传记电影之所以感人不仅在于演员出色的演绎，更是展现了困难中女性对人生、爱情、生活的态度，莫娣无疑给出了最好的参考方案。关节炎使莫娣行动怪异，倍受歧视，但她仍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艺术世界中创造美，用诗意的方式实现心灵的救赎。暴躁冷漠的埃弗斯特逐渐被莫娣感化，从最初的戒备到勇敢表达对莫娣的爱意，而莫娣病逝后他又孑然一身，在充满莫娣气息的小屋里回忆莫娣，但这时的埃弗斯特已经被她的爱情救赎。影片最后，历史中真实的莫娣和丈夫以黑白色调的短片出现，在致敬历史的同时，更是给观众指明了一条温情式的救赎之道。

参考文献：

[1]张杰勇，张菁菁，向子秋.演员如何塑造角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0：194.

[2]代美丽.论《战马》的救赎主题[ J ].电影文学，2018（10）：138-140.

[3]喬真.当下中国电影的救赎性研究（2010—2016）[D].重庆：西南大学，2017.

[4]谢景芝.全球化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151.

[5]赵志策.浅谈色彩语言在电影中的应用[ J ].电影文学，2013（11）：144-145.

[6]过嘉芹.电影主题、文化、语言意蕴的探讨[ J ].电影评介，2011（08）：40-41.

【作者简介】 康 侠，女，贵州织金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冉 丽，女，贵州贞丰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