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文化的地位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了殷切期望。[1]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真情和干劲，创作出了一批紧扣时代脉搏、聚焦社会变迁、把握文化根脉、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文艺作品，法治影视剧《扫黑风暴》便是其中的“黑马”。该剧是由五百担任导演、王斯阳联合执导，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吴越、王志飞、刘之冰、吴晓亮主演，江疏影特别出演的当代剧。跌宕的故事走向、正邪人物的层层较量、人性的深度挖掘，既是对扫黑除恶行动的讴歌，更是从一个侧面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礼赞。该剧一经播出便广受人们的关注，在国家广电总局官网公布的各主要电视台暑期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排名前五席中占有三席，再次证明了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力量，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艺术魅力，为现实题材剧的选题方向与创作思路提供了启示，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突出的价值引领。

一、艺术构思的完美呈现

前苏联世界级文艺大师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总结本人创作经验、研究世界上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活动、探讨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和目的的经典著作《金蔷薇》中使用过一个比喻——“构思好比闪电”。[2]在长期材料积累和艺术探究基础上，在社会需求和创作动机牵引下，在心理活動和艺术概括融合中，最佳的艺术构思孕育而生，具体任务主要包含确定题材、发掘主题、塑造人物形象、提炼情节、设计作品的整体结构。《扫黑风暴》是一部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题材的法治影视剧，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后，在当地警察何勇、李成阳的配合协助下历经艰险铲除绿藤市孙兴、高明远等黑恶势力及将其背后的保护伞胡笑伟、董耀、贺芸等抓捕归案的故事。剖析改编与演绎呈现了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海南黄鸿发案、湖南文烈宏涉黑案。除了大案、要案之外，剧中还穿插了校园贷、套路贷、菜霸、诈骗等大众关注的社会案件，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让话题兼具社会性、生活化，也让观众真切体验到善与恶的较量、正义对不公的驱逐。观众感慨于剧情的精彩，赞叹于主创的魄力，也纠心于剧情的发展。

二、艺术创新再现法治文艺新高度

法治文艺以文艺为载体，以法律法规为内容，以坚定法治信仰、推动法治建设、营造法治氛围为方向，用人性化、艺术化、多元化的形式，倡导和弘扬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扫黑风暴》围绕专案调查组的办案过程展开情节推进，节奏紧凑，画面精致，引人入胜，观众俨然成为专案组的在线编外人员。真实的案件、精准的演技、调度，紧凑的动作、斗法，重案、扫黑、灭罪，快节奏、强情节，极富戏剧张力，都体现了主创团队对这一题材的高超掌控力。[3]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越发被代入到沉浸式观剧的酣畅体验。悬疑氛围与扫黑主题高度统一，画面色调与故事主线融为一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一）艺术再现真实

《扫黑风暴》的亮点之一是对于真实案例的再加工，这部剧中的情节全部来源于现实改编。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的一句评价，道出冷峻事实——剧中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情节，都曾真实地存于这个世界。[4]该剧通过建立统一的叙事逻辑下多线并进的叙事技巧，在剧中将几个案件掰开揉碎，再以“孙兴美丽贷”一案为主线索，其余案例多线跟进的叙事方法，抽丝剥茧地将观众所熟悉的案例娓娓道来。这样做不仅在电视剧编排上避免了故事的单调性，而且有利于展现多种复杂矛盾与情感冲突。[5]在拍摄手法上，剧中的大部分戏份以纪实风格为主，从视觉效果上增加了场景的真实性；在塑造人物时，编剧也没有给主要人物安上“主角光环”，从蛰伏多年的李成阳、到目光锐利的何勇、再到一腔热血的林浩，这些人都是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行，从侧面反映出办案人员真实的破案日常。观众在观看该剧时，会因熟悉的情节而“入戏”“共情”，又会因剧中故事与现实案件的明显差异更加关注剧情的走向。《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认为，这种将真实案件打碎重新再编织、建构故事、人物、情节的创作手段，使电视剧的故事性、戏剧性更精彩，艺术张力更强。[6]《扫黑风暴》用事实证明在真实基础上进行合理艺术加工的法治剧更能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进一步营造法治氛围。一方面，它遵循刑侦剧的诉求，从市场化的视角出发，以具有电影质感的写实镜头、具有节奏感的剪辑、具有风格化的表演打造剧集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它打破了普通刑侦剧的套路，将刑侦、扫黑、动作、悬疑等元素相融合，努力突破类型窠臼与限制，将现实题材与主流话语相结合，彰显战斗在扫黑一线的警察追求正义的力量和决心。[7]

（二）精心打磨细节

在涉法电视剧中，如果说法治观念的缺失是隐性的，那么法律常识的错误则是显性的。[8]一部好的法治剧，其剧情所讲述的法律故事、传达的法律信息必须是严肃而专业的，否则错漏百出的法律知识、不够严谨的法律程序等“硬伤”，不仅起不到传播法治观念、强化法治意识的功效，反而还会使观众的法律认知出现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法律观点被传播出去。例如，电视剧《精英律师》中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的表述，这一说法就是很明显的专业错误。实际上，我国目前尚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命名的法律法规，剧中所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指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一系列法律条文的总称。这样明显的错误在很多法治剧中比比皆是，无形中对法治剧普法造成了负面影响。

《扫黑风暴》之所以能够在法律细节上更胜一筹，是因为该剧的拍摄过程均有专家进行指导，该剧总顾问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总策划包括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洪祥、原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雷东生，以及时任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中央政法委把扫黑除恶重大案子的档案全部向剧组开放，并组织参与办案的公检法一线人员、中央督导组成员等专业人士对剧中涉及的办案程序、专业词汇、级别称呼等专业知识做出解答，从创作开始，中央政法委就派人全程指导，确保这部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三）演绎多维人性

《扫黑风暴》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题材的选取、剧情的真实，还离不开演员的倾情演绎，演员利用自身的精湛演技从不同维度演绎出同一角色的多面性，以此增加人物的真实度，将故事讲述得更精彩。与《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巡回检察组》中的冯森、《对手》中的段迎九等法治剧人物设定不同，《扫黑风暴》中的每一个角色人物出场都带着“迷雾”，并非非黑即白。从高明远开始，孙兴、郑毅红、贺芸、董耀、胡笑伟、马帅……无论是恶贯满盈者还是人性尚存之人，所有的人物都有犯罪发生心理学的根基。剖析犯罪发生的根源，不是为了原谅罪犯，而是为了思考、探究是怎样一双黑手把人推向了犯罪的深渊。这其中有欲望——对权力、金钱的欲望，比如王政、董耀、胡笑伟等人；也有人性的弱点，比如孙兴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外狂徒，畸形的原生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向恶的堕落；还有逃不掉亲情骨肉的孽缘，比如，贺芸在一个“好警察”和“恶警察”的选择中挣扎，贺芸遇上的人生困境、直戳她人性软肋的难题，并且最终绊倒她、让她迈出覆水难收那一步的，恰是亲情。胡笑伟的人物塑造也予人警醒，这名派出所所长曾经对警徽、对自己的职责是有理想、有敬畏心的，但因为没能抵挡住欲望的诱惑，最终渐渐滑向了深渊。剧情在审视他包庇、纵容犯罪的同时，也拍出了他内心闪过的矛盾与挣扎，甚至还展示了他作为基层民警在直面社區群众时扮演出的“亲民”一面。而其他人，催生其罪恶念头的可能仅仅是一种人情世故的束缚、所谓“人情债难还”的犹豫不决等，当观众与剧中的角色一起面临“黑”“白”对立、“情”“理”矛盾的冲突抉择时，剧中所隐含的法治观念也在观众的选择过程中完成了输出使命。[9]

（四）构思创造突破

一般作品出于对观众情感喜好的迎合，往往会着眼于“正邪难两立”的戏剧性冲突设计。回看以往的同类型作品，以《黑冰》《黑洞》为代表的法治剧虽然极为戏剧化，但是在构思上存在“情有余、理不足”的短板。例如，王志文在《黑冰》中扮演的大毒枭李小鹏的人设情感极为丰富细腻，尤其是剧尾的那场独白式的自我剖析，摄人心魄之余竟能逻辑自洽，让蒋雯丽扮演的人民警察哑口无言，活脱脱地塑造出一个心存大志却童年不幸的悲情英雄形象。但《扫黑风暴》显然志不在此，该剧最具统摄性的情节框架其实基于中央督导组抽丝剥茧的办案过程，而李成阳的行动出发点并非仅仅是报仇雪恨。在该剧第四集中，李成阳追问刑警老朋友何勇：“这个系统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这番话恰好透露出李成阳埋藏于心中的最高任务——他要看清谁是好人、谁已经滑入黑色深渊。[10]这一极具创新的设计构思再现了法治文艺的新高度。

三、影响与启示

（一）立足现实，传播法律知识

纵观《扫黑风暴》的剧情脉络，通过在剧中再现由中央督导组指导，联合公、检、法等多家单位及一线扫黑干警协同办案的场景，真实反映了自2018年来中国展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难历程，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扫黑除恶的重大决策部署，从社会实情、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展现扫黑除恶斗争所取得的卓著成效。剧中骆山河、何勇、李成阳、林浩等扫黑众生相恰是现实中战斗在扫黑除恶一线的英雄群像，对这些成果和扫黑一线人员的艺术化展示，更好地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于黑恶势力“零容忍”“不妥协”的决心和信心。而高明远、董耀、胡笑伟、孙兴、贺芸等人物的最终结局也向观众传达了法律至上的法治观。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有法律意识未必有法律知识，敬畏法律不等于能够遵守法律。因此，让大多数公民能够“知法”“懂法”是“守法”的基础。法治剧对于现实的关照，立足于法律视角的叙事方法，让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接受普法教育，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供了解法律知识的新途径。

（二）回应时代，塑造法治意识

影视作品对时代的回应不应止于艺术表达，更应体现在价值塑造，以及传达法治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理念上。《扫黑风暴》在新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征程中应运而生，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本位，回应了新时代受众的理性和情感诉求，用真实笔触书写时代之变，发挥文化自觉，勇担时代使命，以赤子之心传达时代精神，为现实题材涉案剧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之路。[11]2022年是“八五”普法计划启始年，我国在法治传播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治剧在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法治意识塑造路径中，无疑是一条值得选择的路。《扫黑风暴》的大热也预示着法治剧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能在满足观众观影心理和彰显法治精神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就能实现口碑、收视的皆大欢喜。

（三）多屏共振，实现叠加效应

《扫黑风暴》在三个传统媒体平台上播出，同时跟网络相结合。这一方式极大提升了网台联动的收视叠加效应，在累计观看量、关注度和人群覆盖率上均实现了最大化。结合这部剧独特的题材优势和艺术感染力，实现了传播力、影响力多屏共赢的局面。东方卫视影视运营部总经理任剑伟认为，“《扫黑风暴》的播出打破了以往黄金档两集单剧播出的固定模式”[12]，经过实践检验，“网络＋多平台联合播出”模式是成功的，收获了非常不错的播出效果。这也为今后助推更多好剧传播，扩大电视播出的影响力，实现大小屏的全面融合提供了很好的成功范例。[13]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14]虽然法治剧进入创作活跃期，但是离时代需要的、观众期待的精品剧还有不小差距，作品依然存在不足：有的内容不符合现行司法程序，有的案情故事较为庸俗，有的片面强调司法专业性，作品的艺术质量不高等。司法领域这座影视创作的“富矿”，尚待进一步开垦和挖掘。创作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法治精品剧，需要广大影视工作者作出更多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吴晶，史竞男等.无愧时代 不负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综述[N].光明日报，2016-11-30（01）.

[2]选编组.初中生应该阅读的66篇经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187.

[3]王彦.《扫黑风暴》：真实的雷霆行动是作品最大的底气[N].文汇报，2021-08-12（08）.

[4]侯懿桐.《巡回检察组》：法治中国的艺术创作与现实关照[ J ].视听，2021（08）：99-100.

[5]宁雅虹.《扫黑风暴》展示“扫黑”的程度，诠释“除恶”的意义[ J ].广电时评，2021（19）：23-24.

[6][7]郭冠华.人民艺评：《扫黑风暴》硬核亮剑，让正义抵达人心[EB/OL].（2021-09-11）[2022-07-05]http：//ent.people.com.cn/GB/n1/2021/0911/c1012-32224257.html.

[8]李学孟.法律题材影视剧中的法律漏洞表现与防治[ J ].电影文学，2010（08）：77-78.

[9]尹鸿.《扫黑风暴》：建设性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样本[N].文汇报，2021-09-15（09）.

[10]张富坚.《扫黑风暴》创作的着力点：理性的力量、人性的觉醒、法治的尊严[EB/OL].（2021-08-19）[2022-07-05]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2108/19/420164.html.

[11]周宇豪，郭歌.与时代同行：现实题材电视剧《扫黑风暴》的创作导向与思路[ J ].电视研究，2021（12）：36-38.

[12][13]文旅中国.《扫黑风暴》热播背后：把握住创作尺度、深度和传播热度[EB/OL].（2022-07-05）[2021-09-11]https：//www.163.com/dy/article/GJK565DS05505AV6.html.

[1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6-11-30）[2021-09-11]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_2.html.

【作者简介】  罗莉娅，女，贵州贵阳人，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从事法学、思政教育等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融合机制下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研究”（编号：2021SZ016）阶段性成果；贵州财经大学2020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项目“显隐结合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编号：2020JGZYB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