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骥，方 慧

（宁波大学 浙东文化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211）

英国学者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重要的中国文物鉴藏家、艺术品交易商和汉学家，是西方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中国陶瓷领域研究的先行者，他在汉学方面的造诣则与其在华期间独特的鉴藏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1868 年，卜士礼在英国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的推荐下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医生，自此在华生活三十余年[1]18。基于医者身份的便利和对汉语的精通，卜士礼在中国本土积极赏鉴、收购、典藏和研习古物，这不仅构成了他鉴藏事业的主要内容，也促成其汉学研究的高度。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卜士礼陆续担任北京东方学会、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皇家钱币学会和地理学会等多个学术机构的会员，相继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随笔和文章，其中对中国钱币和瓷器的研究占比颇高。卜士礼对钱币的探索虽贯穿其研究的始终，但相对琐碎且不成系统，而在中国陶瓷领域的研究，虽起步稍晚，却最终形成了几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论著，开启了域外了解真实和完整的中国瓷器文化的窗口。

鉴于卜士礼作为中国瓷器进入西方艺术市场的“掮客”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在中国陶瓷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本文将以卜士礼的瓷器鉴藏经历与汉学研究之间的关联为线索，整理其鉴藏活动的轨迹与特征，探究其学术专著的开创意义，思考卜士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一、实践与文献的结合：卜士礼的陶瓷鉴藏

作为西方中国艺术研究的先驱，卜士礼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古物所蕴藏的价值。自1868 年初至北京起，卜士礼便展开了以中国陶瓷为中心的古物鉴赏和收藏活动，逐渐进入到中国古物流通与交易的市场和环境中去，同时也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独特的实践与文献相结合的鉴藏方式。

身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医职人员，卜士礼除了在工作上负责照料英法两国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2]544，还从事私人执业增加收入[3]98。卜士礼得益于职业之便，行医过程中进入当地官员和藏家的私人宅邸中，从而有机会近距离观赏到中国古物珍品[4]1。同时他所处的公使馆本身也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商品交易点，不乏有在固定时间点专门前来拜访和推销的古董商贩，于是挑选和购买古玩也成了公使馆中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5]413-414。此外，中国的中药铺也成为了卜士礼赏玩古物的途径，他所藏的一个明代眼药瓷瓶便是通过这一途径偶然获得[6]68。不难想见，卜士礼在平常的交往和游历中既丰富了见闻，也积累了不少零散却实用的古物鉴赏知识。

实际上，卜士礼得以观赏和收购古物的门路不止于此。清末的京师作为全国古物流通和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古玩市场兴盛，琉璃厂和大栅栏等地均为古董商、民间收藏家和官员们甚至外国人买卖古物的重要场所。19 世纪70年代初卜士礼在京师大肆购买青铜器，导致其市场价格骤升，不仅引来了琉璃厂古董铺的关注，还一度震动了京师收藏圈[7]13-15。卜士礼初至北京的几年，对金石器物的关注多于瓷器，逐渐触及中国的文物购藏圈层，多了与本土收藏家交流学习的机会，逐渐提高了古物鉴别能力。他虽曾落入中国古董商的布局买入一件据说原为怡王府所藏之伪青铜盘①[7]13，但还是借助多种渠道收获了不少陶瓷珍品，其个人所藏的一件汉代绿釉陶瓶[8]209、一副绿釉竹桶[8]211以及一件宋汝窑观音尊②[8]233-234及两件宋定窑瓶[8]236便源自清代金石学家和藏书家刘喜海的收藏。此外，还藏有明万历五彩龙纹鱼缸[8]460和清乾隆青花唐英款烛台[9]29等器。

相较个人收藏家的形象，卜士礼陶瓷鉴藏活动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英国的博物馆代理人身份上。随着中国瓷器的消费和收藏之风在欧洲的不断盛行，越来越多具备专业水平的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开始着眼于中国本地的艺术市场，而旅居中国的收藏家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助手，甚至推手。19 世纪70 年代初，卜士礼与当时英国大英博物馆新成立的文物部负责人弗兰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频繁往来，并受其委托在中国购买古物，后来在弗兰克斯的推荐下，卜士礼开始担任南肯辛顿博物馆③在中国的代理人[1]20-21。据曾任博物馆策展人的伯纳德·拉克姆（Bernard Rackham）介绍，1882 年，卜士礼应当时的馆长欧文爵士（Sir Philip Cunliffe Owen）的请求，购买了一批古物来帮助博物馆构建其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体系，其中主要是陶瓷，但也包括玻璃、象牙和其他材料的作品[10]11。从伯纳德给出的信息来看，卜士礼的购买可以分为明以降的瓷器和明以前的陶瓷，而部分明以前的器物在卜士礼于藏品目录所附的描述中未见有具体的时代归属，或许是出于严谨的研究态度，抑或是囿于鉴别能力的不足，但不论如何，这些器物的到来对博物馆来说意义深远。在美国古陶瓷专家毕宗陶（Stacey Pierson）看来，卜士礼这次为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购买可谓及时，当时正逢19世纪末英国社会对中国陶瓷的欣赏趣味发展之际，同时，在20 世纪的最初25 年，这些明以前的陶瓷将迫使人们重新评估之前的中国瓷器收藏以及整体上中国陶瓷的本质[11]47。总之，在1882 年和1883 年，身处中国的卜士礼以远低于欧洲市场的价格，为南肯辛顿博物馆购买了两批数量共计233 件的藏品，花费500 英镑[1]21。这些藏品也成为了博物馆后来瓷器展览的重要内容。

当然卜士礼承担为博物馆在中国代买藏品的职责并非只是作为交易商这么简单，采选、观赏、鉴识直至交易成功，每一个环节的实现都需建立在掌握完备的陶瓷知识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专业水准仅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是难以达到的。卜士礼虽并非专业的艺术史家出身，但深知要研究中国和中国艺术这样一个遥远而陌生的领域，必须要对从事这种艺术的人群的历史有所了解[12]11。同时，在卜士礼的认知中，中国鉴藏家对瓷器领域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兴致，尤其是从将其视作古物的角度来看，相关文献也十分丰富[4]1。受此引导，卜士礼博览中国典籍，对中国古物多个领域的学问颇为熟悉，中国瓷器也始终是其关注的重点。虽然卜士礼自谦为“试着对中国古物和艺术范畴进行粗泛了解的勤奋的藏书家”[12]2，但借助中国的器物和文献，卜士礼对中国陶瓷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入④[8]，由此连接起中国艺术市场和海外收藏机构，在其中充当着学术指导的角色⑤[13]。

由此可见，卜士礼作为中国陶瓷的鉴藏家，始终秉持着实践与治学并进的原则，即便其购买及收藏活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博物馆代理人身份，也因而在私人收藏和研究之外或有其商业意图，但正是由于卜士礼在精进学识的同时兼备游走于中西艺术市场的商业眼光，不断增加见闻，有机会与国内外收藏家交游往来，推进了他在中国古物尤其是陶瓷领域鉴藏和研究事业的发展。

二、从鉴赏到研究：卜士礼的陶瓷著述

受中国传统鉴赏观念的影响，卜士礼对中国陶瓷的鉴藏不仅出于审美或赏玩的取向，更是将其视为“知识的对象”[3]120，因此在品味中国瓷器艺术价值的同时，还致力于探索其背后深厚的历史内涵，并立足于深湛的学问进一步从研究的层面去探讨和诠释他眼中的中国陶瓷艺术，丰富的著述充分显示了卜士礼对中国陶瓷研究的前沿性和系统性，也成为了欧洲学界理解和阐释中国陶瓷文化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大概而言，卜士礼有关陶瓷的著述，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散见于国内外期刊的介绍性文章，但也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一类是对中国陶瓷典籍的译述；一类是有关中国陶瓷的艺术史专著。

（一）散见于国内外期刊的文章

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卜士礼个人学术脉络上的重要部分，虽然早期未见陶瓷领域的研究，且后期也没有中断对钱币学和文字学等其他领域的探索，但若要探究其中国陶瓷研究倾向的转变，无法忽视其完整的研究历程。卜士礼在中国发表最早的文章，刊行于《中西闻见录》（Peking Magazine）。这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于1872 年在北京创建的近代西学期刊。该刊创办人暨编辑丁韪良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因此两个机构的关系较为密切。刊物三年发行期间，馆内师生发表的文章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几乎成为同文馆的“学报”[14]61。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医官的卜士礼，不仅曾被聘为京师同文馆医学馆教习，还依托此刊开启了学术生涯。1872 年7 月，《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行，卜士礼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名为《西国数目字考》的文章就列于其中⑥[15]。

紧接着，卜士礼于同年9 月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发表了《罗马和中国钱币》[16]，直至1899 年10 月，卜士礼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4 篇专文和12 篇释疑，主题多是中国钱币、瓷器和西夏文字研究⑦[17]。可以说，自1872 年起，卜士礼以《中国评论》为起点开始了以中国古物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二十余年间，卜士礼先后向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⑧、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⑨及其支会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⑩等多次供稿或发表演讲，内容多与中国钱币或西夏文字相关。

19 世纪80 年代，伴随着陶瓷鉴藏活动的增多，卜士礼对中国陶瓷在学术层面的研究也逐渐起步。此前在汉学圈子和期刊环境中的交流与历练，为他用全面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陶瓷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实，卜士礼在《中国评论》分别刊载于1879 年7 月和1883年3 月的两篇释疑以及1889 年8 月的一篇专文已涉及中国陶瓷研究，从细微视角切入简单论述中国瓷器上的铭文和款识等问题，但内容篇幅较小，并非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886 年，卜士礼在北京东方学会的附属刊物（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刊发《本朝（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 before the Present Dynasty）[6]，从中国传统的鉴赏观念出发，首次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历程的整体认知和最新发现的文献。

卜士礼在文中历数中国陶瓷的发展过程，并借用他新近所得的一本题为《历代名瓷图谱》中的器物图形加以说明。该书据称为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所作手稿，书中收录了83 件宋、元、明诸窑瓷器，列有对各器器型、尺寸、形制、品相、来源及价格等信息的简要陈述，同时附以彩图。受中国收藏家的影响，卜士礼提出瓷器样本对于学人探索陶瓷艺术的内涵和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并指出若在缺乏古器物实物时文献和图像的辅助也必不可少[6]65-66。为此，卜士礼以《历代名瓷图谱》译介为中心对清以前的瓷器发展史进行了梳理⑪[18-19]。这篇长文汇集了卜士礼在华数年的鉴赏心得，显现了其从瓷器本身出发来探索中国陶瓷历史的基本观念，也向西方初步展示了最真实的中国陶瓷文化，后来被西方学界广泛引证。

1900 年，卜士礼退休回到英国定居，他继续关注西方的中国陶瓷收藏动态，并将其评鉴及研究著文与学界分享，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于如人类学及艺术史等领域的重量级学术刊物上。择其要者开示如下：1901 年在人类学刊物《人》（Man）发表《中国古墓中的陶片》（Relics from Chinese Tombs）；1904 年发表了《论釉砖与釉器在中国装饰与建筑中的运用》（Notes on the Decorative and Architectural Use of Glazed Tiles and Faience in China），收录于W.J.Furnival 所编文集Leadless Decorative Tiles,Faience,and Mosaic；1906 年的《已故罗伯特·米德爵士藏品中带有款识的中国蛋壳瓷》（Chinese Eggshell Porcelain with“Marks”,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Late Hon.Sir Robert Meade,G.C.B.），分两期发表于《伯灵顿鉴赏家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1907 年在同一刊物发表《康熙朝珐琅质彩绘观音像图像》（Chinese Figure of Kuan Yin Painted with Coloured Enamels of the K’ang Hsi Period）。从这些陆续发表的鉴赏文章可见，直至1908 年去世，卜士礼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西方读者普及和推广中国的陶瓷文化。

（二）对中国陶瓷典籍的译介

为了向西方呈现中国陶瓷文化的全貌，卜士礼还尝试将其在中国所获的经验与知识，融会成相较论文更专业和系统化的学术成果，对中国陶瓷典籍进行译介便是其最大的成就之一。Porcelain of Different Dynasties（Illustrated Description of the Celebrated Porcelain of different Dynasties）作为《历代名瓷图谱》的英文全译本，是卜士礼最早着手创作的著作。为了让更多人知晓此图谱，卜士礼于1886 年著文将图谱的内容首次公布于众[6]65-119，随后开始准备译本出版事宜。但由于原稿于次年在英国意外焚毁，几经坎坷才从中国画师李澄渊手中获取到复制本，译本也迟至1908 年才正式面世。最终出版的译注版图谱，历经多年沉淀，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更为完备和专业。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卜士礼首先在序言中以历代窑口的概况为线索梳理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对图谱所录各器的器型和装饰技法进行了概述。在具体的翻译中，卜士礼结合实际情况对各个器物的鉴赏文本进行了尽可能字面意思之译释[6]73，同时为部分相关人物、瓷器知识和地制沿革等作简略注解。作为以瓷器为鉴赏主题的书籍，原书的图像是其最大的创新之处，而在卜士礼的研究观念中“价值仅次于实物样本的是实物的彩绘图”[9]16，这些图画可以使读者在无法察看作者所述诸类瓷器实物的情况下准确领会文本要旨[4]1，译本也延续了原著图文并举的格式，未作任何调整。

此译注本以及后来由民国古瓷学大家郭葆昌译注、汉学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参订的1931 年版《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一经出版便引起汉学界的关注，但遗憾的是，图谱原书内容破绽百出，身世亦疑点重重，因而其真伪与否也遭受到多方质疑，最终经大维德（Percival Victor David）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汉学家对图谱图像和文本的全面考证，证实图谱实为托名项元汴的伪书⑫。客观而言，这本译著作为卜士礼向西方学界译介中文陶瓷文献的首次尝试，其翻译方法和内容的确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因原作有此争议，此译著也难以成为被西方陶瓷学界所认可的标准文献资源。不过，这并不是卜士礼唯一的翻译作品，在对中国陶瓷文献的整理和研读中，卜士礼还产生了其他思考，其成果也确立了他在西方陶瓷学界的权威地位。

在清代，一批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和《匋雅》等专论中国陶瓷的著作陆续涌现，这些专著记录了最完整的陶瓷制作工艺和发展历史，是了解中国陶瓷文化的主要方式，对热衷于中国瓷器制作、收藏和研究的欧洲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856 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就出版了《景德镇陶录》的法语译本《中国陶瓷的历史与制作》（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这是中国陶瓷文献的第一部外译本，也是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中国陶瓷可参考的唯一权威译作。但由于高质量的翻译文献既要求熟练地掌握汉语，又需要具备专业的陶瓷知识，难度很大，对欧洲学者和收藏家来说，还面临缺乏学习资源的问题。而长期专注陶瓷鉴藏和研究的卜士礼出版于 1910 年的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则是英语世界里极具开创意义的陶瓷文献译著，英国古陶瓷专家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也称赞这部颇具声誉的中国陶瓷译作可与儒莲的法译本比肩[20]240。

此译本原著为清代朱琰撰述的《陶说》，是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国陶瓷的制造源流、发展历史和名窑器物的专著。卜士礼深悉《陶说》被历代中国鉴赏家公认的权威地位，很早就开始着手翻译创作[9]6。而此译稿一成型，很快就引来专业人士的眼光。与卜士礼有过密切文物往来的弗兰克斯对此非常感兴趣，称《陶说》对于学习东方陶瓷艺术的学生有重要意义，希望能够出版[4]iv。美国收藏家沃尔特斯（William Thompson Walters）从弗兰克斯处辗转得知此事后，对卜士礼的译作表现出兴趣，还经弗兰克斯转介与卜士礼相识[1]21。1890 年，英国出版人拉凡（William M.Laffan）关注到英语世界缺乏中文原始参考文献译本的现象，向已有汉学家名声的卜士礼发出成书邀请，卜士礼便将手头自用的《陶说》的译稿加以全面修订，于次年提供给他[9]6。而最终的成果也如拉凡所期待的那样，对研究东方陶瓷的学生极具启发性和趣味性[4]4。不过由于卜士礼与沃尔特斯之后共同展开了内容更周全的《东方陶瓷艺术》的编著工作，译本出版一事也搁置多年，读者仅能从《东方陶瓷艺术》中翻阅到《陶说》的部分译文。1910 年即卜士礼去世后的两年，译本手稿在学界的期待下终于正式出版，虽仍不甚完美，但相较儒莲的译本做出了一些创新和改进，也因此成为西方陶瓷学界新的重要参考书。

关于两个译本的差异与优劣，不仅欧洲学者有诸多评判，卜士礼自己也有深刻的反思。对这两个译本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和考察，不仅有助于提炼译本中蕴含的学术思想，也有助于在客观上认识卜士礼译本的重要意义和欠缺之处⑬[21]。首先，由于翻译意图的不同，两人所选陶瓷专著之原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同时各自译本章节和内容的编排也有明显不同，相较而言卜士礼对原著的忠实度更高。《陶说》成书于1774 年，原书分为六卷，包括说今、说古、说明和说器四大部分内容。“说今”篇叙述景德镇窑的概况，并引用唐英《陶冶图说》二十则完整内容来说明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具体流程。剩余三篇作者则“以亲见之事，参诸旧闻”[22]120，将各窑的典型器物作为主要依据，叙述了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卜士礼始终强调瓷器样本对于陶瓷研究的重要性，以器物为中心来梳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典籍则与其研究观念完全一致，因此最初选择翻译此书则对其鉴藏事业和学术研究均有益处。

出版于1815 年的《景德镇陶录》作为继《陶说》之后的又一陶瓷专著，其主要内容则与之有所不同。《景德镇陶录》共十卷，由清代蓝浦撰著、其门生郑廷桂补辑而成。作者“博考众家之说，实而验诸当时之制”[23]853，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史，其中对瓷器制作工序的叙述尤为详细，与问世更早的《陶说》相比，《景德镇陶录》更符合当时极力探求中国制瓷技术要领的欧洲人的需求。为了促进法国制瓷技术的发展，在塞夫勒皇家陶瓷厂厂长艾不勒曼先生（M.Éblemen）的建议下，儒莲于1851 年开始编译《景德镇陶录》[24]3-4。为了更符合译作的主题，儒莲选择删去在其看来不具备指导性和趣味性的卷八至卷十共三卷内容，仅保留与陶瓷制作技术密切相关的前七卷内容[24]72。此举受到了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的批评[25]，著名陶瓷收藏家大维德爵士也表示戴氏的评价非常合理，他指出后三卷内容征引很多关于中国陶瓷的文献，对学习中国瓷艺有重要作用，即使儒莲称在序言中取用了后三卷的部分内容，但直接予以略去的做法依然令读者费解[26]169-170。此外，由于儒莲的译本是以《景德镇陶录》为主要依据，并参考《陶说》《浮梁县志》等陶瓷典籍编译而成，因而原书的内容多有损益，从中难以观其全豹[24]67-71。

与之相异，为了便于读者更直接地理解文本原义，卜士礼在具体内容的翻译中基本坚持精当的直译。另外，卜士礼还在卷目和篇章的划分上延续原书的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保持了译本内容的完整性，还为西方学界建立中国瓷器的分类标准做出了重要贡献。除去卷一“说今”篇，原书剩余五卷中均体现出明显的瓷器分类思想。卷二“说古”篇将陶瓷的制作上溯至神农时期，并着重叙述唐宋元时期各地窑口的概况，包括越州窑、柴窑、定窑、汝窑、哥窑、官窑、修内司官窑、龙泉窑、吉州窑、象窑、董窑、均州窑、磁州窑、建州窑、山西窑以及高丽窑等。卷三“说明”篇介绍景德镇官窑在明代各朝的命名，即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正德窑、嘉靖窑和隆庆万历窑等，以及其发展、器物及制作工艺。卷四至卷六“说器”篇则用典型器物分别叙说唐虞器、周器、汉器、魏晋南北朝器、唐器、宋器、元器和明器的特征。书中以年号、朝代、产地及釉色、装饰技法等来区别中国瓷器的方法虽然在中国早已成为公认的标准，但对于当时热衷于购买和收藏中国瓷器的欧洲人来说仍是新奇而又实用的专业知识，因此卜士礼除了在译著中还原这些分类方法和专业术语，还在具体的类别上加入数字以示顺序，这些首次出现的分类方法成为了当时瓷器收藏家和收藏机构建立清晰的收藏体系的科学依据，也推进了域外中国陶瓷研究的进程。

除了翻译缘起的不同，两位汉学家的学术背景也存在差异。儒莲在欧洲汉学界的尊崇地位无可争辩，但在翻译中国陶瓷这一主题的著作方面，卜士礼在华期间积累的瓷器鉴藏经验和知识则使之更具专业性，这既是他译著《陶说》最大的优势和创新，也是最为学界称道之处。缺乏专业的陶瓷知识则是儒莲最明显的缺陷，他在序言中也承认这是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因此无法保证对于陶瓷制作、材料、形制、装饰和釉色等相关术语的翻译完全准确[24]73。例如儒莲在书中将青器译为“vases bleus”，将冬青、粉青、天青、回青等釉色中的“青”字也一律译为“bleu”即蓝色，但青釉不是单一的青色，常常是青、绿、蓝三色的统称，冬青、粉青和天青也均是青釉的不同品种，而“回青”又是青花瓷颜料的一种，不加区分地直接将所有“青”转译为“蓝”并不恰当。对此，卜士礼也直言区分“青”色确实有难度，但儒莲这样为了保持一致而将“青”描绘为“蓝”的做法也有待修正，并在序言中予以进一步讨论[9]15-16。同样，美国汉学家福开森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若其“所释之器皆获目击，即使青字意义含混，其译文当不至歧义若此”[27]1。总之，就像出版商拉凡所评价的那样，在描述一件瓷器的器型、釉质和颜色等特性时，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只会用最渊博的知识来翻译，却无法表达它真正的含义。相反，一位充分掌握陶瓷知识且能近距离欣赏瓷器的汉学家的翻译则更具指导性[4]iii-iv。从对中国陶瓷文献原义的整体把握上来看，卜士礼一定胜过儒莲。

与此同时，卜士礼在译本中所添加的自己在中国获取的一手资料，也使得译本内容更生动且易于理解。在卷二“说古”篇古窑考的部分中，原书介绍均州窑器时提到“通雅均州有五色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窑变也”[22]37，卜士礼在此处加上注解，结合自己在京游历的见闻，对北京报国寺所藏观音佛像的器物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9]50。此外，卜士礼还添加了21 件瓷器作补充说明，其中18 件摘自《历代名瓷图谱》，宋汝窑观音尊、宋定窑瓶和清乾隆青花唐英款烛台等三件则取自其私人收藏。卜士礼原本计划加入相应配图，但由于以上图片后来均出现在其他出版的著述中，出版商在1910 年出版的《陶说》中删去附图[20]241，读者仅能在引言中见其简单的描述。

然而，即便如此也仍需承认，卜士礼的译本相较儒莲的译本，依然存在许多不甚完备的地方。儒莲在汉语研究方面造诣极深，为其译本作补注的塞夫勒皇家陶瓷厂化学家萨尔威达（Louis Alphonse Salvétat）称赞道，“对陶瓷工业很陌生的儒莲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被迫理解陶瓷制作的一系列流程以及常用的大量技术术语，但其所作的努力仍使得译文整体清晰且准确”[24]78-79。同时，在译本中，儒莲不仅为相关人名、地名、书名、器物名等专有名词和陶瓷专业术语均添加中文标识，还专门制作译本中重要词语的中法索引，为初通汉语的学生对照理解具体内容提供了很大便利⑭[28]。而卜士礼除了在解释个别多音字时注以汉字外，完全省去中文标注，只有音译，虽然自己辩解为是印刷困难的缘故[9]9，但在古陶瓷专家霍布森看来，“原始汉字的匮乏无益于读者的理解与求证”[20]241。不仅如此，卜士礼的译本也缺少中英对照的名词索引，直到1954 年时，大维德夫人在《东方陶瓷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上登载补编的“Index”（索引），才使得《陶说》译本作为工具书的功能更为完整[29]。

总体而言，卜士礼的译本并不是简单地转述中国文献，从筛选底本、撰写序言、补充注解再到翻译文本，无不融入了卜士礼在中国多年的鉴藏心得与收获，成为继儒莲译本之后最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参考书。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更完整的陶瓷知识，卜士礼还将原文引证内容的诸多原始来源进行了整合，制成了包括105 本古籍的参考文献附录，并简要介绍了每本的内容和问世时间，尽管无法弥补译本缺少中文注释的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本内容的局限，仍有其价值所在。

（三）对中国陶瓷艺术的书写

鉴于译介典籍终归要受制于原著的内容和结构，为了建立更具普及性的陶瓷知识体系，应美国收藏家沃尔特斯的嘱托，卜士礼以其多年的中国陶瓷收藏为基础，广泛取材于中国陶瓷古籍，在1897 年出版了学术专著《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在西方学者眼中，卜士礼以明白易懂的方式呈现瓷器发展史，并通过对瓷器本身进行广泛而全面的分类和鉴识强化其研究，实为西方书写中国陶瓷艺术的第一个权威人士[30]xiv。

严格来说，此书的创作并非仅依靠卜士礼一人之力，收藏家沃尔特斯长期的构想和收藏工作是成书的一大基础，而卜士礼丰富的鉴藏经历和完备的知识体系则使得这一设想落地成型。沃尔特斯为美国著名商人和艺术品收藏家，其私人收藏被誉为是美国最丰富、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随着收藏规模的扩大以及对陶瓷领域认识的不断深入，沃尔特斯深刻地意识到以往西方人的著作中对中国陶瓷研究在准确性方面的不足，在他看来，相关权威人士在中国本土去探寻东方陶瓷艺术相关的历史问题，从而对东方陶瓷的起源和发展进行尽可能严谨的研究尤有必要[4]iii。而恰巧此时，卜士礼译成《陶说》一事经弗兰克斯被沃尔特斯知晓，沃尔特斯便经其转介与卜士礼相识，继而共同展开了《东方陶瓷艺术》的文献汇编工作。

为了获取最准确和前沿的中国陶瓷知识，卜士礼不仅批判性取用文献中的素材，还最大限度地借助友人力量来搜集文献。此前的《历代名瓷图谱》和《陶说》译文是卜士礼编著此书的重要参考书，但卜士礼从《景德镇陶录》的序言了解到《陶说》中“说古自唐虞以来，说器详官哥定汝，博考群书，足无挂漏”，但“独说今景德镇陶惜犹多所未备”[23]544，于是转而参考《景德镇陶录》原著。循着儒莲在序言中给出的线索，卜士礼从当时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借得在中国难以获得的《浮梁县志》，同时辅之以《江西通志》，从中撷取关于景德镇御窑厂最完整的记述[4]2。卜士礼还通过法国塞夫勒（Sèvres）陶瓷博物馆馆长的帮助查阅到其已逝友人师克勤（Fernand G.F.Scherzer）一份关于1883 年参观景德镇的考察报告，彼时师克勤为法国驻汉口领事，报告的价值不言而喻[4]2。

通过以上多方参考，卜士礼直言从中获取的诸多材料可以用来完成对东方陶瓷艺术进行综述的著作，而为了对此加以图示，借助沃尔特斯的收藏品则是绝好的机会[4]3。藏品以图片的形式穿插于文本之中，分别为160 幅彩图及400 余幅黑白图，另外读者也可以在附录中浏览其藏品简介来了解每件瓷器的具体特征。而最终出版的《东方陶瓷艺术》不仅仅是一份藏品目录，更是卜士礼对中国陶瓷艺术最完整的构建、书写和诠释。全书共十册，分为27 个章节，介绍中国陶瓷的起源、发展历程、制作工艺和相关典籍，也探讨了中国陶瓷的分类、形制、款识、装饰及釉色等问题。最可贵的是，卜士礼从世界视野去审视中国陶瓷艺术而非孤立地解读，不仅在书中为介绍日韩两国的瓷器艺术及其与中国的关联留有较多篇幅，还关注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瓷器的外销和出口情况。

卜士礼还受英国教育委员会委托完成《中国艺术》（Chinese Art）两卷本的创作，在第七篇“陶瓷”中讲到中国瓷器的分类等问题时也多次推荐读者“其乐为详细之研究者，取余所著之厚册《东方瓷艺》阅之，再参考其他更善之本可也”[8]227。因此，《东方陶瓷艺术》始终承载卜士礼最齐全的理论和思想，不仅是他自己最看重的陶瓷著作，也引领英国陶瓷学界的进步。毕宗陶称赞“卜士礼的方法是以中国学术成就和方法论为基础，然而这成为后续出版物的范本，并且成为20 世纪前25 年中大多数写这类主题的作家会引用的关键参考资料”[11]61。

三、结语

受益于在中国旅居三十余年的特殊经历，卜士礼以自身的学术素养为基础展开了在中国陶瓷领域长久的鉴藏活动，厚植相关之学问，将所积攒的经验和资料转化为形式多样的著述。在中国本土收藏和研究中国瓷器的特征，是卜士礼脱离出普通古董交易商身份最关键的一点，也是当时其他域外学者难以企及的机遇。尽管卜士礼从未以汉学家身份自居，但他确实凭借自身“健全的判断力，科学的训练，广泛的考古和创作兴趣，以及作为收藏家的热情”，成为了早期专攻艺术史研究且颇有成就的汉学家[31]65。高第（Henri Cordier）在其追悼卜士礼的讣文里引用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对卜士礼的评价⑮，指出他虽非专业汉学汉学家，但相较以“专业汉学家”自我标榜的人，在汉学方面的贡献更为精确、卓著[32]596。不可否认，卜士礼的专长并非汉学研究的中心领域，其著作也因其学术训练之不完备及创造力稍显不足而与后来堪称规范的汉学著作存在差距，但在他所属的时代的确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他的实践与研究不仅连接了中外艺术市场，引起了域外对中国瓷器更深层次的关注和研究，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与沟通。

注释：

① 此盘即晋侯盘，又称“Bushell Bowl”。卜士礼在其出版于1904年的Chinese Art一书中曾收录此刻有铭文的周代青铜盘，声称在1870 年购得此源自怡王府收藏之盘。关于此盘的真伪曾有沙畹、伯希和、庄延龄、翟理斯和福开森等汉学家以及中国学者容庚和李学勤等进行过探讨（参见：Nick Pearce 的A Flash in the Pan:the“Bushell Bowl”Controversy Revisited,Original Intentions,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2）。事实上，此盘为中国古董商专门售予卜士礼的伪物。

② 这件器物之名易与流行于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的瓶式产生歧义，但实际并非同一种样式。从卜士礼在Chinese Art一书中的介绍和所附的图片来看，此器是一件颈上造有释迦摩尼佛像凸饰的碎纹绿釉瓷佛尊，台座上刻有镀金字“汝窑观音尊”。

③ 该馆于1899 年更名为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④ 卜士礼就曾明确指出他从唐英处获知“陶瓷之真知识”：“唐英文采斐然，热心瓷艺，于瓷事多所论述。吾等关于瓷艺之真知识，能略知一二者，多得力于唐君之笔也。”

⑤ 关于19 世纪英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参见：Craig Clunas 的Oriental Antiquities/Far Eastern Art，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1994 年第2 期，第318-355 页。文中指出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的选择与对中国身份表达的关联性，强调中国艺术品在英国博物馆藏品体系构建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其中提及了卜士礼对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特殊意义。

⑥ 当年12 月和1873 年还分别发表了《日本新货币考上则》（并图）和《日本新货币考下则》。

⑦ 王国强所著《〈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一书第414 页曾列出卜士礼在《中国评论》刊发的文章索引。

⑧ S.W.Bushell，Notes of a Journey outsid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3-1874 年第18 卷第2 期，第149-168 页；Notes of Journey outsid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4 年第44 卷，第73-97 页。这是两篇关于长城以北游记性质的文章。

⑨ S.W.Bushell，Notes on the Old Mongolian Capital of Shangtu，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ew Series，1875 年第7 卷第2 期，第329-338 页。该文是关于元上都的考察报告。

⑩ S.W.Bushell，The Stones Drums of the Chou Dynasty，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ew Series,1873 年第8 期，第133-180 页。之后又分别于1880 年、1897年和1900 年向学会供稿并发表演讲。

⑪ 国内学者汪燕翎曾在其《古物、艺术史与文化遭遇——1868-1904 年卜士礼在华活动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和《古物、艺术史与文化遭遇：1869-1904 卜士礼的收藏与著述》（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十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两篇文章中提及该文，但未指出该文实为对《历代名瓷图谱》的译介和利用。

⑫ 关于汉学界对《历代名瓷图谱》真伪之辨的学术史及相关结论，笔者另撰写《〈历代名瓷图谱〉辨伪公案始末》一文予以详细论述。

⑬ 国内学者卢军羽最早对两译本的翻译特点进行过比较研究，参见：卢军羽的《中国主要陶瓷典籍在西方的译介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 年第6 期。

⑭ 国内学者陈宁和叶晓芬曾对儒莲法译本有过探究，参见：《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首次尝试——论〈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的价值》，《中国科技翻译》，2016 年第3 期。他们在文中指出“萨尔威达编写的24 页中法重要名词对照索引”，该中法文索引实际上应出自儒莲之手。卜士礼亦持此说。

⑮ 高第所引原书为Edward Harper Parker，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and Commerce，London：John Murry，Albemarle Street，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