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艳菊

（福建江夏学院 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一、“狂”“圣”分野的发明及重释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将“狂”与“圣”对举而言的，当属《尚书》。《尚书·多方》载：“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汉孔安国传曰：“惟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则为圣人。言桀纣非实狂愚，以不念善，故灭亡。”[1]671按此，“狂”与“圣”并非相隔万丈深壑，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由狂转为圣的关枢就在“念善”。

然而，在之后的经学阐释中，“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却日渐明晰，尤以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为代表。孔颖达疏曰：“圣者上智之称，狂者下愚之称。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可移。’是圣必不可为狂，狂必不能为圣，此事决矣。而此言惟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则为圣人者，方言天须暇于纣，异其改悔说，有此理尔，不言此事是实也。谓之为圣，宁肯无念于善？已名为狂，岂能念善？中人念与不念，其实少有所移。欲见念善有益，故举狂、圣极善恶者言之。”[1]672孔氏认定圣者上智、狂者下愚，圣者极善、狂者极恶，又引《论语》“惟上智与下愚不可移”来印证“狂”与“圣”之间绝无转化之可能。由此，“狂”“圣”之隔有如天渊。

这种将“狂”“圣”各归一端且分野鲜明的阐释颇有影响力，在宋代犹有不小余波。洪迈《容斋随笔》中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以狂与圣为善恶之对”[2]472，直接承续圣善而狂恶的观点。杨时在《答周伯忱问》中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圣，通明之称；狂，狂愚之称”[3]421，仍秉持圣智而狂愚之说。《朱子语类》载：“问：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书》中谓‘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又问：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说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问：虽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个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4]1053朱子在与弟子的对话中虽反复强调了“学”与“工夫”的重要性，但仍认为“狂”与“圣”之间壁垒森严，圣人决不作狂，狂愚也难以移为圣智。

自宋时起，《尚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与《论语》“上智与下愚不移”之间的龃龉不合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也屡有发声。欧阳修在《答李诩书》中云“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是也”[5]670，引“圣”“狂”来类比“君子”“小人”，以“修身”来比照“念善”，与《尚书大传》相呼应。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中云：“或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谓之不移，何也？曰：既圣矣，安得狂？谓设若罔念，则亦转而狂耳。若狂者进取，则与下愚不同。聪明过人，才识过人，惟其不得中道而处，又不得圣贤为之依归，所以狂也。斯人于此能回一念，则矢去川决，功用岂易量哉。下愚之人，其气昏塞，其迷颠倒，顽然罔念，谓之不移，如此而已。虽然，性则无不善也，惟其罔念，是谓下愚。苟克念焉，亦安有不可移者？”[6]421-422此论突破了以“圣”“狂”对应贤、愚的局限，将狂者与下愚分等视之，回归了孔子对狂狷的肯定——“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7]141。苏轼在《书传》中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世未尝有自狂作圣、自圣作狂之人，而有自圣作狂、自狂作圣之道。在念不念之间耳”[8]451，打破了以狂、圣来简单对应愚者与智者的桎梏，而将狂、圣看作人之德性，在念与不念之间自可自狂作圣或自圣作狂，回到了“罔念作狂”“克念作圣”本义中对“念善”的倚重上来。如此看来，“狂”与“圣”之间并非不可弥合。

至有明一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在王阳明之前，已有相关探讨。如程敏政在《心经附注·序》中云“人之得名为人，可以参三才而出万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顾其操纵得失于一念，俄顷之间，圣狂舜跖于是焉分，其可畏如此”[9]525，强调“一念”之重要，一念可分尧舜与盗跖；又在《咏史十四首·其十二》中云“太宗内巢妇，不惧辰嬴耻。后来聘充华，闻谏即能止。昏昏复昭昭，哲后固如此。古云狂作圣，敛袂观唐史”[10]524，“昏昏”与“昭昭”，皆是对太宗一人不同所为之评价，可知人可作圣，亦可为狂，狂与圣统于一身、系于一念。湛若水在《初入朝豫戒游逸疏》中亦云：“《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狂远矣，乃系于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11]186圣与狂看似相隔遥远，实则系于一念之微，足以令人胆寒心惊。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更是屡屡阐及自己对“狂”与“圣”的理解，并以“狂”“圣”之质观照自身，又从“狂”衍生出“狂者胸次”，由“圣”生发出“圣人气象”，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

二、王阳明之“狂”及“狂者胸次”

王阳明常以“狂”自称，他说自己“臣在少年，粗心浮气，狂诞自居”[12]329，立志“且向樽前学楚狂”[12]786，对于湛若水的“狂生之谕”[12]241欣然领受。虽被人讥为“病狂丧心之人”，却坚信待自己的良知之学明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弊，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12]92。

“阳明一生特色，便是好高骛远，狂士表现。”[13]26言语如此，行为亦如此。阳明少年时便豪迈不羁，十五岁时明便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尝出居庸三关，驱逐胡儿骑射，经月始返。归后屡次欲献书于朝廷，直至父亲斥其为“狂”方止。其后王阳明无论是留情武事、学兵法韬略，还是醉心佛老、行导引养生，乃至成学后反对朱学正统，以及宸濠之变时毅然举兵平乱，无不显示出狂者的精神。

王阳明所谓的“狂”及展现出的“狂”的气质，均是与孔孟思想一脉相承的。“狂者进取”[7]141与“其志嘐嘐然”[14]341是对狂者精神特质所做的最好的注解。在“狂”的精神特质之上，王阳明还明确提出并标识自己的“狂者胸次”，以示自己作为狂者的精神境界。

《传习录》载：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学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

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尚谦出，曰：“信得此处，方是圣人的真血脉。”[12]131-132

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以一介书生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乱平之后，天下谤议四起，汹汹一年有余。平宸濠乱虽历经磨难，却引起了“他在心学思想上的新飞跃，开启了他的心学的‘良知之悟’与‘孔门正法眼藏’的心扉”[15]1001。从此，阳明在良知之悟的基础上，揭其“致良知”之学，与弟子阐释其“致良知”之道。四年后，即嘉靖二年（1523），阳明与弟子论学时回顾平乱过往，让弟子各言自己致谤之因。弟子每从谤议者角度设想，或言功业日隆而被忌，或言心学影响日大而被非，或言同志信从日众而被排。王阳明则从自身角度思考，认为以“良知”为指引的狂者胸次才是自己招致谗谤的根本原因，而自己对于谗谤却不介意，颇以狂者胸次为豪。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对此载曰：“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揜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12]1421阳明承认自己在南京（1514-1516 年阳明任南京鸿胪寺卿）以前尚有乡愿意思，盖指为了不引起别人的非议而难免媚世从俗。现如今自己已发明良知，于是“某愿以狂为进取，不愿以愿为媚世”[12]1739。在良知的指引下一切只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不“掩饰覆盖，隐蔽藏私”，“不委曲，不敷衍，没有瞻顾，没有回护”[16]163-164，这便是王阳明的“狂者胸次”。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和门下弟子在浙江绍兴天泉桥碧霞池上共度中秋，赋诗《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再次阐发了其“狂者的胸次”：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12]866

中秋晴夜，“四山云霭忽然生”，盖喻指世俗对良知心学的谤议，此前诗中曾云“反谓醒者狂，群起环门争”[12]861。“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喻自己不为利欲俗见所动，相信良知心体定会朗现明照。“良知呈现作主，自能明辨是非善恶，不受外物扰乱”[16]165，他进而说，“老夫今夜狂歌发”，歌声化作仙乐，响彻云霄，这就是狂者气象。在第二首中，阳明表达了对良知心学的肯定，“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也稍涉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影响尚疑朱仲晦”；更为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自己孔门弟子曾点狂者气象的赞叹与期许。阳明的狂者胸次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言，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12]118的狂者气象是息息相通的。

对于狂者的精神境界，阳明尝以“凤凰翔于千仞气象”来称之：

昔者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12]1298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12]1287

上述两段文字类同，均谈及狂者气象。“凤凰翔于千仞”，与《庄子·秋水》中惠子相梁的故事有关，惠子相于梁，听闻庄子欲往见之而大为紧张，很担心自己的梁相之位被庄子取代，庄子以鹓鶵（即鸾凤）为喻语于惠子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17]442显然，被鸱（惠子）视作珍宝的腐鼠（梁相），鹓鶵（庄子）则视如敝屣。狂者同于凤凰，志意高远，其心自有归属，故而能超脱于俗世熙攘与声利纷华。“超越自在，一任其志向高飞远举”[18]85，这就是“凤凰翔于千仞”的狂者气象。

对于狂者的行为特征，阳明则以“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来概之：

古之狂者，嘐嘐圣人而行不揜，世所谓败阙也，而圣门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洁，刺之无可刺，世所谓完全也，而圣门以为德之贼。某愿以狂为进取，不愿以愿为媚世。[12]1739

孟子在与弟子讨论乡愿与狂者时，提出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14]341。阳明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狂者“嘐嘐圣人而行不揜”，即狂者言意高远而行不掩言，这与阳明称自己“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12]132相合。“行不掩言”，是说狂者志大言高，难免有脱略格套之处，行为上却无任何掩饰与回护，只汲汲于进取。狂者不同于乡愿看似完人的“忠信廉洁，刺之无可刺”的乡愿，阳明直接宣称愿以狂为进取，不愿以愿来媚世。他的狂者胸次乃是“真切体认自家良知，使之流行无碍而获得的人生情态，是一种光明磊落，真诚恻怛，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之境”[19]151。

三、王阳明说“圣”及“圣人气象”

关于“圣”字，清人朱骏声认为“春秋以前所谓圣人者，通人也。……战国以后所谓圣人，则尊崇之虚名也”[20]880。春秋时期，人们把圣人理解为聪明人，尚无神圣之意。后来，圣与德性紧密关联，被赋予了道德人格的色彩，圣人也逐渐演化为道德上的完人而被高悬起来，常人难以企及。

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一方面承续了语源上“圣”的聪明睿智之意。《传习录》载，尝引《尚书·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12]81，又说：“‘惟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12]124还称“圣人不贵前知。福祸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12]124。圣人睿知，能遇变而通，正是从智识上来说“圣”。另一方面，阳明也注重“圣”在道德人格上的意义。在与弟子讨论“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如金之分两有轻重”时，将尧、舜、文王、孔子、禹、汤、武王、伯夷、伊尹“皆谓之圣人”[12]31，这些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楷模皆被视作圣人，正是阳明从德行上说“圣”。王阳明所说的“圣人”，是智识与德行的融合。

更为重要的是，阳明在谪居龙场驿，历经动心忍性、百死千难的磨练以后，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12]1354，自此便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1508）载：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2]1354

王阳明从年少时师从娄一斋便对“圣人可学而致”深为契之，但是当他试图通过朱子的正统儒学思想来参悟圣人之道时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龙场悟道之后，他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赫然发现了内求于心、自足于性的成圣之道，明白了圣人之道不假外求，“人胸中各有个圣人”[12]105，“个个人心有仲尼”[12]870。于是，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不再是两千多年前的那位历史上的‘活孔子’，也不是在孔庙祭奠着的带有各种名号的‘假孔子’，而是活在当下每一个人心中的精神意义上的‘真孔子’”[21]。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俨然已成为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精神指引。

在龙场悟道悟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王阳明经历了其人生中毁誉相伴的平宸濠之乱，又有良知之悟，揭“致良知”之学，提出“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12]312，很自然地进一步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他反复强调良知与圣人之道内里的一致性，“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12]1300，“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12]1412，“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12]876。于是，成圣路径便是致此良知，致此良知方得圣人之道，如他所言，“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12]21，“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12]870，“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有不至者”[12]248。

在阳明良知心学的视域中，圣人不再是高悬天空的道德偶像，而成为内心良知的符号与象征。这一良知象征意义上的圣人，其精神特质所呈现出的面貌王阳明便名之为“圣人气象”。其实，早在王阳明之前，宋代理学便常以“气象”论圣人，如程颐即说：“学者不欲学圣人则已，若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22]159这里的“圣人气象”便是后人从圣人之言行能够体悟和感知的圣人精神风貌。但是，王阳明却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的观点。《传习录》载：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蓋认得圣人气象，把作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2]66

在阳明看来，先哲所谓“先认圣人气象”，乃是把圣人气象当作一个外在的可资参考行事的标准与模范，学圣人气象也只是猜测与模拟，因为缺乏主体心性本根，终究只能停留于高山仰止，仅将圣人气象“把作一种光景玩弄”[12]1412。在他的理解中，“真正的圣人气象应该是个体从自我良知处真切体认出来的，良知是每个人心中的权衡与明镜，个体以之来衡度，朗照自家心性，美丑善恶、是非真妄便立显无碍，顾惟有致吾心之良知，方能体得真正的圣人气象，方知‘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19]149。阳明一句“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几乎将先贤确立的几乎高不可攀的圣贤人格理想从遥不可及的高空拉到了人间，把儒家主流文化系统中需要砥砺志节、外修内省方能达到的圣人境界降到了人人皆可触及的高度。

那么，圣人到底何等气象呢？阳明尝对弟子点拨如下：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言，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之，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12]118

后世学圣人者自以为圣人与凡人不同，举止必较整肃，因而装作道学正襟危坐的模样；又以为圣人之学乃是禁锢人的，因而作出苦楚矜持的模样，这都是不对的。其实圣人胸襟博大，能包容万象，“宽洪包含”，只是王阳明借孔子所言圣人气象之一端而已。

对“圣人气象”，阳明也尝借尧舜来言之。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载：

先生曰：“胸中须常有舜、禹有天下不与气象。”德洪请问。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与，又何得丧介于其中？”[12]1420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7]83舜、禹有天下而身不与，是说舜、禹虽有天下，却非自己所欲、非自己求而得之，乃是禅让而得，孔子赞二者“巍巍”气象，阳明却由此生发出不以得丧介于胸中、心无挂碍的超然气象。超然不染，是王阳明借尧舜所言圣人气象之另一端。

对“圣人气象”，王阳明并无过多的阐发，只是在其良知心学的范畴内轻轻提点圣人之气象。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金，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铅铜之杂也”[12]131，又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12]13，圣人并非先知，只是纯乎天理，天理即良知，在良知的烛照下，“圣人心体自然如此”[12]22，圣人气象便“淳庞朴素，自然流出”[18]85，不妨以王阳明临终之言“此心光明”[12]1462来概称他所说的圣人气象。

四、“裁”：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

对“狂”与“圣”之间关系的探寻，王阳明经历了从“圣狂天渊隔”[12]753到“（狂者）一克念，即圣人”[12]1287的巨大转变。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在赴谪龙场驿的途中，尝作《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其间称“圣狂天渊隔，失得分毫厘”，“毫厘何所辨？惟在公与私。公私何所辨？天动与人为”[12]753。此际阳明尚认为圣是圣，狂是狂，二者虽差之毫厘，却有天渊之隔，几乎看不见狂圣相移的可能性。后经历宸濠、忠泰之变，王阳明有良知之悟，并揭“致良知”之教。然而，天下却谤议四起，王阳明的良知心学被视为“异学”，他的著作也被明世宗朱厚熜一手钦定为“叛道不经”之书，王阳明猝不及防地陷入嘉靖“学禁”的厄运中。在这样的境遇中，王阳明却对自己的良知心学更加笃信无疑。嘉靖二年（1523），与弟子讨论天下“谤议日炽”时，弟子问及“乡愿狂者之辨”，王阳明回说：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12]1421

在阳明看来，狂者人格中流露着璀璨的圣人光辉即“凤凰翔于千仞之意”，所以一克念即可为圣人，这就对《尚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做了自己的读解，提出了由狂而入圣的可能性，使得“狂”与“圣”之间的沟壑趋于弥合。因为狂者“心尚未坏”，不妨“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12]118，“裁”之使入于圣人之道。

应该说，“狂”与“圣”能够趋于弥合，这是建立在王阳明良知心学的思想之上的。那么，由“狂”“圣”分别生发出的“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这两种境界，也建立于真切体认自家良知的基础之上，统一于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在王阳明这里，“狂”与“圣”趋于弥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趋于融合，而趋弥、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

王阳明所谓的“裁”与孔子可谓一脉相承。《论语·公冶长》载：“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7]51前文提及王阳明在嘉靖三年（1524）中秋夜设席宴弟子后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狂歌，据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载，次日诸生入谢时，阳明有一段对弟子晓示的话：

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沉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12]1424-1425

在阳明看来，狂者虽有凤凰翔于千仞之超然气象，但他们身上大致有两种毛病，一者“轻灭世故”，一者“阔略伦物”。所谓“轻灭世故”，也即阳明所说“洞略事情”，可以“轻傲”概之。阳明在《与尚谦书》中云：“谓自咎罪疾只缘轻傲二字，足知用力恳切。但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伪，一齐觑破，毫发不容揜藏；前所论乡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更熟味。此乃千古圣学之秘，从前儒者多不善悟到，故其说入于支离外道而不觉也。”[12]1422正是教导弟子除轻傲之病，致此良知圣学。所谓“阔略伦物”，也即阳明所说“行常不掩”，大致等同于孟子所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12]341，对于此病，阳明之“知行合一”可谓良方。阳明尝对弟子曰：“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也。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12]5又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12]109-110阳明诫勉弟子不可有此一见而自足，止于狂而不进，正是像孔子一样对弟子裁之而使入于道。

王阳明之所谓“裁”，既指向弟子，也指向自己。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载，王阳明在嘉靖三年中秋宴后，曾对弟子如此教诲：

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12]1744

这段文字可与前引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所载中秋次日对弟子晓示的话对照来看。阳明认为，对狂者裁之使之克念，克服自身“轻灭世故”“阔略伦物”等病，日趋平易切实，就会日近圣人之道。他现身说法，称自己在担任南京鸿胪寺卿以前，尚有不少拘束局促之意，未脱略乡愿意思，自从揭示“致良知”之教后，狂者胸次日渐不揜，此正是“裁”以入圣之良机。可以说，良知心学是“裁”的思想导引，“致良知”便是“裁”的具体方略。

王阳明以“致良知”“裁”己的结果便是让自己成为了“圣贤中的狂者”，一生“用世而不阿世，自持而不隐世。处贫贱富贵夷狄患难之中，无入而不自得”[16]210，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狂之圣者’和‘圣之狂者’”[23]65，“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他的圣人气象中闪烁着狂者胸次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