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超

秋风染金，东篱花黄。趁国庆节长假，我回到了阔别半年的故乡。河南很大，河南也很小。秋风里，在泌阳县边远的僻壤里，我又见到了父亲。

正是秋收麦播季节，农家的四合院，狭窄而杂乱，新收割的庄稼稞的甜香混合着牛粪尿的刺鼻的味道，使这里显得更农村，很泥土。

父亲十年前就患了脑出血，偏瘫走不了路。枯坐在轮椅上，一脸高古，面如冷月。耄耋的他，一点也看不出岁月的沧桑，木然得像个得道的高僧，也许经历了太多的生活的悲苦，人世间的万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芒种过后，父亲的眼力已是不济，也只是不济而已，不妨碍他看日脚，从正门里东边移进西边移出，看月影，从窗棂从桂花树叶子里筛到西厢房的土坯墙上。也不妨碍看院子里那棵钻天的梧桐树的华盖一样的叶子从青翠又变枯黄。无聊时，父亲就说落着满院子的风，你们也不嫌累咧，我都走不动路喽！他日复一日地重复两件事，催着弟弟，到了饭点做饭，过了申时下田。

父亲一生像出家人一样的慈悲，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吵着嚷着一天三顿都要给鸡们给狗们喂饱。他最爱怜的还是那只花脸猫儿，它像九尾狐的变种，夜里依偎在他怀里念经，白天同吃一碗粥饭，家里老是闹鼠患，花猫却从没有逮到过一只老鼠，那怕是一只老鼠儿也好啊。一只芦花母鸡孵化了一枚双黄蛋，麻麻的两只雏鸡跟着鸡婆学步，一双小爪走的像模像样。我真没有想到，特乡下的豫西农家，也有何等灵禽异兽。

父亲起得早，日上三竿，坐着只是嗜睡，头一栽一栽鸡啄米。父亲1933年生人，属鸡，扒叉命。早五点闻鸡啼就呼唤一家人起床，弟弟辛苦一天正睡回力觉，父亲却喋喋的骂他懒汉，不操心，弟不起床他的叫喊就誓不罢休，有点像打击诈骗的电话——呼死你的那个狠劲。弟弟孝顺，怕父亲吵骂吃力，就迷瞪着眼，胡乱的披衣下了床，依着父亲安排，喂牛，放鸡笼，让狗到大门洞处蹲守。然后才烧火做饭，饭好了，就给他穿衣，洗脸，倒尿壶。喂好降压的硝苯地平片和溶栓的步长脑心通胶囊，而后弟弟把他抱到轮椅上。当父亲被弟弟喂好了饭，才能消停片刻。

父亲垂帘地治理着他小小的帝国，威严得像个君王。

陕西的一个贾作家，以他的经验说人老有三大特征：怕死，爱财，睡不着。但父亲只是睡不着。他无财可爱，钱对他无用。他命长如仙，死对他无惧。一天夜里，他给我絮叨，咱庄他那一茬人两百多就剩下五个了，他是人瑞。其余那四个都是小弟，才87岁哩，嘿嘿！苍天眷顾受苦人，我福还没有享够咧。

父亲生得瘦小，一生平平凡凡，虽然上天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乱起所为，可仍然没有大出息过。九岁要饭时，因为吃了东洋糖却不给日本兵带路，遭了一顿毒打，从此一生胆小怕事，畏畏缩缩。然而，我的爷爷是个人高马大的北方人，虽然是个鸦片鬼，把家都败个精光，却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记恨日本兵打过父亲，誓报此仇，就在日本投降那年，用拾驴粪的粪叉扎死了上茅房落单的一个日本兵，只可惜受了惊吓，得了一场大病，疯掉了。

土改时，父亲上了三个月扫盲班，可他学不进去，大眼瞪小眼，屁股底下像长了荒草，勉强认识了几十个字，死活不去了，只是爱种地，生来就是土里虫。有一天赶集，他说共产党可真伟大，你们看公家银行大门上就写着：中国人民很行。公家人说，同志，那叫中国人民银行。他说你说的不对，就是中国人民很行。正巧被一个驻村工作队的干部碰到，他听说父亲出身好，又觉悟高，关键是对共产党有阶级感情，就被发展为预备党员。本以为他的人生从此开挂，不想一场忆苦思甜会，却泡了汤。

那年代，过几天就要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工作队实在找不到批斗对象，就又把破落地主韩善人弄来充数。父亲第一个发言，他说民国三十八年大饥荒，十里八乡的人没有饭吃，是韩善人开粥厂救了大家伙的命。可五九年吃食堂差点又把自己饿死，不能批斗人家韩善人。批斗会就走了调，工作组的人考虑父亲是贫农，没有文化，也不好上纲上线，就把他的预备党员资格撸了。人家骂他狗肉上不了正席。

十月的阳光照进堂屋，也照在父亲脸上，仿佛涂了一层金粉，想起往事，不論酸甜苦辣，他心里就暖洋洋的，眉眼也舒展的笑起来，像绽开的一朵花儿。

（作者单位：湖北省保康县歇马中心卫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