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改革

2022-02-14赵莹莹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2年1期

赵莹莹

内容摘要：新高考改革给基础教育带来重大影响的同时，对承担高等教育的大学方同样带来深刻变革。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其理念、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设置模式、课程建构、教学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都与新高考息息相关。通过研究，本文将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之间的矛盾概括为明确性与模糊性、综合性与专门性、多样性与同质性、贯通性与断层性四对。并针对以上矛盾提出了大学应严格明确选科要求、完善顶层设计培养复合型人才、重视专业建设、增强高中与大学的衔接等改革建议。

关键词：新高考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影响

自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新高考改革已从浙、沪两地试点到今年在辽、冀、苏等8个省市落地，经历了从“3+3模式”到“3+2+1模式”的三次试点。本轮改革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不分文理、自由选科的考试内容，先专业后学校的志愿填报方式，“两依据一参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以及合并或取消录取批次、各类高校同台竞争几方面。[1]本文主要着眼于新高考改革对高校的影响，着重关注大学作为高考考生的接纳方，此次新高考改革在高校的人才培养方面带来哪些新挑战，高校又如何应对新高考之下的教育新生态。

一.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的矛盾冲突

新高考改革作为新时代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在给基础教育带来重大影响的同时，给大学的招录机制、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等也带来深刻变革。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明确性与模糊性、综合性与专门性、多样性与同质性、贯通性与断层性这四对矛盾上，以下将分别阐述。

1.明确性与模糊性

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的矛盾冲突首先体现在大学教育目标的明确性与高校选考科目设置的模糊性上。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性教育，强调以专业为基础进行招生与培养，高校每个专业在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上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实行“3+X”自由选考制度的前提是充分调动高校在招生方面的自主性，即大学对自己需要怎么样知识结构的匹配生源有明确的认识和需求。

但与明确的培养目标相对应的，却是选考科目设定的随意性与模糊性。部分高校因担心生源数受影响，不敢或较为随意地设定选考科目要求。如2017年在浙江省招生的高校中，有500余所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不限选考科目者占54%;设限选考科目者占46%，其中设限范围为1门的（最为严苛）占5%，2门的占8%，3门的占33%;2018年设限范围为1门的也仅占4.9%。[2]高校按照专业（类）确定选考科目要求，本是高等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相互衔接、系统培养人才的重要桥梁。而在实践中，部分高校为了让更多考生报考，不设置或设置的选考科目范围过于宽泛，不利于厘清培养目标要求与选考科目设置的逻辑关系。[3]高校若缺乏对自己招生主体地位的把握，将导致录取专业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与所录取考生的知识结构的契合程度低，引发生源知识基础与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错位。[4]

2.综合性与专门性

此处的“综合性”体现在对所培养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和课程的综合两个方面。首先，“两依据一参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创造性地将学生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表现也纳入高校招生评价体系，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其次，新高考改革所体现的人才培养理念进一步强调课程的综合性。“跨学科”、“通识教育”、“宽口径厚基础”等关键词被反复提及，复合型人才成为新时代社会对大学所培养之人的选择。在确保学科本身专业逻辑的同时，增强联系、沟通文理的通识教育成为新高考改革对课程提出的新要求。

但我国长期以来对学科本位的强调，使得高校课程设置偏重学科的知识逻辑，较少关注文理交融，通识性课程所占比重较少。大学专业门类划分过细，着重培养某一专业的专深人才，课程设置孤立封闭，兼容性不足。[5]学生的知识结构因应试化的选择呈现出过度的“精”、“深”，而失去“广”。过于强调专业化而忽视基础性和通识化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难免在这个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失去竞争力。

3.多样性与同质性

大学同样需要解决的还有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与高校管理模式的同质性之间的矛盾。新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科，采用一年多考、多项选考等形式，赋予学生充分的選择权，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有计划、有选择地对考试科目进行组合。[6]但采用专业（类）招生方式，有些仅需满足学校要求的其中一门选考科目即可，导致高校所招录的学生选考科目背景差异明显。且在等级赋分制度下，基于考生群体异质性的分数不等值问题凸显，[7]就算是同一专业录取到的总分相同的学生，他们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结构仍可能具有较大差异性。原先以院校为单位实行的分数优先、平行志愿投档所营造的扁平化成绩形态将被极大改变，生源质量的两极分化情况更为严重。[8]学生成绩形态由整齐划一变为参差不齐，生源层次不尽相同，形成新的教育生态。[9]

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给高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带来新课题。我国传统的大学教学组织模式存在着同质化现象，习惯性地强调共性或普遍性、强调理论学习和规范性，忽视忽视个性或特殊性、忽视变通性和实践等。[10]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收知识的状态，不利于人才的创造力培养。而在新高考模式下，同一学校甚至同一专业招录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学科特长、专业基础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均衡性，高校整齐划一式的教学管理模式若不加以变通，将不再适应所录取学生的培养需求。

4.贯通性与断层性

上文提到的生源异质性程度增强，使得人才培养环节的衔接问题已经成为高校关注的焦点问题。选考科目设定的初衷在于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实现大学与高中的有效对接。且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具有隐效性的长期过程，需要各阶段教育的相互支撑与配合。尤其是处于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界上的高中与大学阶段，尤应该做好学生培养的连接性和知识传授的贯通性。只有高校明确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才能使高中更好地指导学生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更为理性地选择发展方向，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但事实上，因培养目的、评价方式、课程体系等方面的不一致性，我国的高中和大学长期处于自成一体、彼此封闭的状态。高中仍听从高考的指挥棒作用，较少考虑所培养学生进入更高阶段的后续学习问题，高校也缺乏主动提前介入中学教育的意识。大学与高中人才培养环境相互封闭，学生培养的断层性矛盾较为突出。

二.对策及改革方向

下文针对以上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出现的四对矛盾，依次就高校针对改革带来的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新难题，提出合理化对策。

1.明晰培养目标，严格划定要求

在依照总分的录取规则下，大学方若不对选考科目作出与本专业相匹配的硬性要求，很容易导致考生为了取得更高的分数而趋易避难，进行功利性选择。进一步导致选考物理科目的人数下降，乃至虽被录取但因知识水平远达不到录取专业要求而出现的“大学代补高中物理”等现象。因此高校要严格按照国家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充分发挥招生的主体作用，科学合理地设置选考科目，减少科目设置的模糊性和随意性。高校应落实以生为本理念，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厘清培养目标与选考科目设置之间的逻辑关系，切不可为了简单完成录取指标，盲目或随意地设定必选科目。只有高校明确了专业所需选考科目要求，才能自上而下带动高中学校，更好地指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志向理性选择发展方向，高校也可改变被动接受生源的局面，变“被动收档”为“前置引导”。

2.适应文理通融，培养复合人才

针对新高考与大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综合性与专门性”矛盾，高校首先要积极探索新的课程模式，打破学科之间的孤立性。科学技术的更新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让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发生变化，学科之间的藩篱被打破，高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存在的注入专业划分过细、文理通融较少等问题，借新高考改革的契机加快专业调整，拓宽专业培养口径。“大学的真正目的是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思想或理性”，大学应该主动架构科学与人文互通的桥梁，探索开设通识课程、贯通文理的基础性综合课程，加强各学科的相互渗透。组织实施大类培养方式，完善顶层设计，通过各种形式的融合课程和交叉学科，落实通才教育理念，培养基础扎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3.更新管理模式，完善顶层设计

针对学生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的差异性，深化大类培养招生模式的探索势在必行。高校可以适当延缓专业细分，一方面可以利用大类培养的时间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践行“厚基础、宽口径”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理念，[11]另一方面给予学生进入大学后多一些了解专业和发掘自身兴趣的时间。因学生成绩的非扁平化分布，需要大学创新教学管理模式，探索多元化的教学组织形式。高校要一改传统的讲授模式，充分运用微课、慕课等新式教学手段和方法，适应新的教育生态。同样的，学生多样化的成绩形态需要配合以新的教学管理模式。高校必须在教师和学生的管理、教学计划管理、教学目标管理、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12]配合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多元的评价模式，实施分类评价、多元评价，承认学生差异，实施个性化培养。

4.重视专业建设，增强高大衔接

大学在应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贯通性与断层性”矛盾时，可以有两方面对策：首先，在面向未来招生的长远规划方面，高校应加强专业建设和提前介入生源培育。“专业（类）+学校”的报考模式强化了专业地位，刺激高校积极调整专业布局和加强学科建设。“专业优先”模式能够倒逼高校探索专业建设的新方向，把握“双一流建设”契机，做好专业布局的顶层设计，发展优势专业、建设特色专业，增强专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此外，大学应积极探索“前置式”人才培养模式[13]，与中学教育深度衔接，发挥协同育人作用。大学应主动建立高中选考科目和大学专业的连接性，提供选考科目指导[14]，为高校招录到更为合适的学生打下坚实基础，实现高中和大学的“双赢”。其次，对于已招录的学生，大学应积极创造条件给学生补齐“短板”，已有高校采取的例如“开设暑期课程”、“分班分层次教学”、“适当放开转专业限制”等措施，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新高考改革在人才培养理念、专业设置模式、课程建构、教学组织和管理模式乃至评价方式等方面都给大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新理念带来的现实矛盾，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才质量提出的新需求，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势在必行。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适应新的教育生态，让大学化被动与主动，需要我们持续深入研究高考改革与大学招生培养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把握高校育人方式改革与高中教育教学改革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刘莎.2014年高考改革对大学招生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研究[D].西南大学，2017.

[2]刘希伟.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2017：120.

[3]韩平，方红峰，任学宝，钱万军，王小平.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创新实践与探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6（03）：158-165+171.

[4]韩亚菲.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应对“新高考”带来的挑战[J].北京教育（高教），2019（03）：52-55.

[5]馮建民，陶红.新高考改革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价值诉求、实然冲击与模式创新[J].教育与考试，2021（03）：11-16.

[6]刘海峰.新高考改革的实践与改进[J].江苏高教，2019（06）：19-25.

[7]刘希伟.新试点高考招生制度：价值、问题及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10）：1-7.

[8]王新凤.新高考模式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隐忧及应对[J].北京教育（高教），2021（06）：41-44.

[9]边新灿.新一轮高考改革对大学教育的影响[J].中国高等教育，2015（02）：7-9.

[10]韩洪文，田汉族，袁东.我国大学教学模式同质化的表征、原因与对策[J].教育研究，2012，33（09）：67-72.

[11]董秀华，王洁，王薇，赵亚君.新高考改革的政策初衷与实践挑战：由高校人才培养视角反观[J].复旦教育论坛，2020，18（02）：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