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欣月

内容摘要：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汇运用会对译者翻译实践构成挑战，引发翻译研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本文以珍妮·凯利版《围城》英译本为例，对其中文化不可译现象的补偿策略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其中译者归化补偿策略使用最为频繁，旨在缩小原文和译文读者距离，带给后者原文类似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围城》 文化不可译性 补偿策略

钱锺书所著《围城》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该书因高超的心理描写和对世态人情的细致观察而广受追捧。《围城》中包含大量蕴含中国文化的诗词、典故和成语，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系统以及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文化不兼容的现象，引发关于不可译性的讨论，然而不可译性并非绝对，译者通过运用变通和补偿手段可将其转化为相对的可译性，使原文的表达效果能够在目标语中得到最大程度地再现，弥补因语言、文化缺位所造成的缺损。《围城》英译也引起了国内外翻译研究者关注，相对而言，针对《围城》中文化现象的补偿策略进行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结合《围城》珍妮·凯利英译本（1979），对其中不可译性的实例进行整理，结合定量统计分析，分析译者是如何运用补偿手段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

一.翻译不可译性

1.不可译性

围绕文学作品中文化现象是否可译，翻译学界一度进行激烈的争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两极化的争论曾经讨论十分热烈。在国内，关于不可译性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即：探讨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国欣，2005;高宁，2015）;从认知学、功能对等理论等不同角度探讨造成不可译性的原因（陈丹，2017;付巧玉，2019）;对小说、方言、菜肴名称翻译以及诗歌等不同文本中的不可译现象進行实例分析，然后提出解决方法（沈晓华、陈珞，2018;胡波、董晓波，2020）。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开始对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研究的时间相对较早，其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不可译性是否存在（Saidi and Rashid，2016;Malmkj？覸r，2018）、对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进行对比分析（Nida，2004;Talukder，2019）以及专门针对文化不可译性进行研究（Vandaele，2010;Nur Utami，2014）。以上诸类研究集中于理论探讨，通过具体某一作品进行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对翻译实践缺乏必要的指导意义。

2.《围城》中的文化不可译性

一般认为文化分为生态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语言文化五个部分（Nida，1964： 91）。因此本节从以上五个维度简要分析《围城》中因文化负载词汇所造成的不可译性。

（1）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指气候、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如季节、植物以及高山沙漠等（Nida，1964：91）我国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这些条件使得中国逐渐发展成小农经济。而西方国家大多靠海，海上贸易发达。由于以上种种差异，译者翻译作品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围城》中也存在着大量有关生态文化的词语，比如：“江南（south of the Yangtze）”在中国是地理名词，“桃花运（having a love affair）”表示与异性交往的缘分，“寻花问柳（visiting house of ill repute）”这个词中的花和柳在中国古代代指娼妓。而在西方并不知道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的地区，花和柳也没有这些文化意象，并且在他们眼中代表爱情的是玫瑰，而不是桃花。因此以上这些词语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都很陌生，从而造成不可译性。

（2）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包括神的名称、宗教仪式和信仰等（Nida，1964： 91）。中国人深受佛教的影响，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词语。而西方国家大多信仰基督教，因此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说“god save me”。在《围城》中，“阎王（the King of Hades）”，“白衣观世音（goddess of Mercy Chant）”以及“八字（horoscope）”等词语都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在基督教中并没有这些文化意象，这就产生了不可译现象，此时就需要采取一些补偿策略来弥补文化空缺。

（3）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包括服饰、食物以及交通等方面的事物（Nida，1964： 91）。《围城》是以民国时期为大背景展开故事情节，书中存在着大量有关物质文化的词语，比如，“纱旗袍（an old black chiffon Chinese dress）”，“大饼（baked sesame buns）”和“油条（fried puffs）”，西方国家没有旗袍，他们也不吃油条，而是吃面包，所以这些物质文化意象会让目标语读者很难理解。

（4）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包括社会组织、阶级以及某些行为的社会意义等（Nida，1964： 91）。在《围城》中“科举中人（a person who had passed the old second-degree examination）”，“生肖（the animal sign of the year of one’s birth）”以及“老妈子（an elderly Peking maidservant）”等词语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些词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是西方读者根本不知道科举制度，也不会用生肖来计算年龄，所以这些社会文化意象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都很陌生。

（5）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指的是某种语言的特定特征，包括语音、形态、句法以及词汇等方面（Nida，1964： 91）。英语造句主要采用形合法，汉语多用意合法。“被动语态在英语中是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而在汉语中“被字式”曾被称为“不幸语态”，使用受到限制”（连淑能，1993：91-92）。各个民族在语言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很难在译语中找到能够产生相同表达效果的词语。比如，《围城》中的“痴人说梦（what you say is complete rubbish）”， “马到成功（I wish you immediate success）”以及“大材小用（a great talent gone to waste）”等成语背后蕴含着不同的典故，但是目标语读者并不知道其中的文化内涵。

二.翻译补偿策略

一般认为，语言不可译性是绝对的，而文化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在面对文化不可译问题的时候，为了使源语的表达效果实现最大程度的再现，翻译补偿策略至关重要。

我国学者柯平提出了视点转换、释义、加注、增益、概略化、归化、具体化和回译八种补偿手段。马红军先生则把补偿手段分为隐形和显性两种，其中隐形补偿手段包括释义、归化、增益等，而隐形手段则是指尾注、脚注、文内注以及附录等。

Hervey和Higgins（1992：35）提出了类比补偿、换位补偿、融合补偿和分解补偿这四种补偿类型：（1）类比补偿：由于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差异，译者不可能运用与原文相同的手段再现原文信息，这时可以用与原文不同的表现手法，再现原文效果。（2）换位补偿：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的位置，可以灵活安排补偿位置，在与原文本不一样的地方创造出与之相似的表达效果。（3）融合补偿：将原文本中的很多不同特点融入到译文中。（4）分解补偿：将较短语句所蕴含的特点和意义融合到目标语中稍长的一句话里。

三.《围城》翻译中的补偿手段

《围城》英译本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了很多补偿手段，在最大限度上缩小了不可译性造成的语义损失。本节基于柯平（2003）对补偿手段的分类，分析补偿策略在《围城》中文化不可译性的具体应用。

1.加注

（1）音译加注

例1：大有唐三藏取回佛经回长安的快乐。

译文：... as happy as Tang San-tsang returning to Chang’an with the sutras.

Annotation： Tang San-tsang （596-664），also known as Hsuan-tsang and Tripitaka， was a Chinese Buddhist priest who journeyed to India， where he visited its holy places， and brought back over six hundred copies of the sacred books of Buddhism. In 645，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an absence of seventeen years，he was received with public honors.

眾所周知，唐玄奘是我国唐代的一位高僧，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贞观元年，唐三藏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到天竺取经。公元645年，唐三藏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这些背景知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上述例子中，译者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将唐三藏直接音译为“Tang San-tsang”，保留了中国文化内涵，同时注释也为读者提供了背景知识，有利于让文化负载词所承载的中国文化进入目标语读者的视野中，从而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海外传播。

（2）直译加注

例2：这不是吃菜，这像神农尝百草了。

译文：That’s not eating， that’s more like the Divine Farmer testing a hundred varieties of herbs.

Annotation：A legendary emperor of China （2838-2698 B.C.）， supposed to have introduced agricultural and herbal medicine to China.

例2中，神农尝百草是著名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上述例子中，唐晓芙是用“神农尝百草”来埋怨方鸿渐点的菜太多。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没有采用意译的方法，而是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先把“神农尝百草”进行直译，再在后面加上注释，介绍神农这个人物，在译文中增加了相关背景知识。这就为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减少了阅读障碍，有利于其对原文有更加深入地理解。

2.增益

例3：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

译文：Seeing couple after couple in Love， he grew red- eyed with envy.

“眼红”的意思是有一些人因为心性狭隘或其它的各种原因，对于别人拥有的东西产生嫉妒，想要取而代之、据为己有。上述例子中，译者在翻译“眼红”的时候不是直接翻译成了“red- eyed”，而是后面又加上“with envy”进行补充。这句话的意思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一目了然，但是如果采取直译的方法，外国读者会感觉云里雾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必须在直译的基础上对必要成分进行补充，只有这样译文想表达的内容才更加明确。目标语读者才能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是看到一对对情侣让人感觉很嫉妒。

3.释义

例4：是遯翁自己对她不满意，所以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褒贬。

译文：It was Tun-weng himself who was dissatisfied with her and who had thus resorted to this veiled manner to disparage her.

例4中“皮里阳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产生了大量成语，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块瑰宝，虽然成语只是简短的四个字，但其背后大多数都包含着不同的典故，从而蕴含着不同的意义。译者在翻译这些成语的时候首先要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然后再对其进行释义，这样才有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上述例子中，就是对“皮里阳秋”进行了解释，直接翻译成“veiled manner”，既传达出了这个成语的文化内涵，又能让西方读者能够很容易看懂。

4.归化

例5：辛楣一来，就像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

译文：As soon as Hsin-mei got here as though he were a messenger sent by the King of Hades.

阎王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中国的道教中又有十殿阎罗之说，他的职责是根据人们生前的所做过的事情给他们相应的惩处。而在西方却没有这些说法，所以译者在翻译“阎王”的时候，将他翻译成“the King of Hades”， Had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虚构人物，代表冥界之王。这样用西方人熟悉的意象代替“阎王”，此处属于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样翻译能够更加准确地传递出原文的文化内涵，增强文章的可读性。

本文通过对《围城》英译本中的文化不可译现象进行分析，再结合具体实例探讨译文中运用的翻译补偿策略，在翻译中巧妙地运用加注、增益、释义和归化等补偿策略都可以将不可译性转化为相对可译，从而达到和原文类似的表达效果，其中归化这种补偿策略使用最为频繁。未来的研究将尝试对比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分析译者运用不同补偿策略背后的原因，或者关注其他文本中特定语言现象的补偿手段。

参考文献

[1]Hervey， S. and I. Higgins. Thinking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French-English[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Mona Baker.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

[3]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4]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91-92.

[5]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9-110.

[6]馬红军.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37-39.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