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钻清先生著有一本谈诗的书（《诗性大时空——创文谈艺录》），让我写几句。我爱读诗，但很少谈诗。原因在于，诗不好谈，可说的太多，又太少。说太多，是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一部长长的诗史。新诗如果从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开始，也有了百年的历史。并且新诗更新换代快，各领风骚三五年，到今天有了多少代了？很难计算，有各种说法。诗坛很热闹，诗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然而，诗歌的发展，也有着一些困境。写诗的人不少，读诗的人却越来越少。在众声喧哗之中，似乎只有出一点新声、异声、怪声，才能引起注意。大家都在说话，声音互相淹没，这时，有人大嚷起来，怪叫一声，大哭大闹，或者做一点出人意料的事，就可能会赚一个回头率。诗坛的热闹与诗人的寂寞并存，这时，诗歌有人赞扬与有人批评，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可引发围观。

近年来，诗坛的话题很多。各种各样的“体”层出不穷。这给人一个感觉，好好去写诗，不会有人关注，相反，故意去打破原有的规则，就会产生话题。我做美学研究，有时也关注一些艺术界的情况。在20世纪的艺术界，有一个现象，即艺术与美的分离。过去，艺术是表现美，是美的集中体现。艺术要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美。当然，这里的美，也不仅是狭义的美，也包括崇高、滑稽等各种审美范畴，甚至包括各种构成感性刺激的美的对象。绘画可以画丑与怪，音乐可以刺耳不谐和，戏剧可以阴森恐怖。但是，后现代艺术追求对这一切的超越，不仅超越美，而且超越一切感性特征。艺术之所以是艺术，不再是由于它的美，与感性的刺激无关，正像杜尚的《泉》与它的光泽和造型无关，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与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无关一样。这是一种艺术与美的分离。所谓“艺术的终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不再进步了，怎么都行，失去了发展方向。诗歌也受着这种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与造型艺术有着平行的关系。艺术与美分离了，诗也与美分离了。

后现代主义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与现代主义的诗歌有什么区别？就在于这种诗与美的分离。然而，所谓的“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时代，而只是一种运动。“后现代”与对这种“后现代”超越同时出现。艺术与美的分离，使艺术家们感到困惑，面临挑战。他们想模仿，却无法模仿。康德说，艺术不遵循规则，而是创立规则。于是，模仿的念头一起，即已沦落。当下的诗歌状态亦是如此。诗歌面临困境，于是要突围。钻清看到了这一点，将此命名为“无序的突围”。比起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来说，诗歌对这种后现代的精神气氛更加敏感，也更能体现这种当代的艺术趋势。

诗歌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口传时代，其他的文学样式尚未出现之时，就已经有了诗。荷马有两大史诗，世界上许多民族有史诗，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史诗。汉族虽然没有留下史诗，但也是一个诗的民族，从上古时起就讲求诗教，把诗放在文明教育的中心位置。文字的出现，书写用的纸和笔的进化，印刷的出现，现代印刷业的大发展，直到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诗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在这一媒介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诗，从行吟诗人讲述的诗，到供阅读吟诵的诗，到成为学习文本的诗，构成了辉煌灿烂的诗史，但从另一方面说，媒介的发展本身却更有利于叙事性的文学的发展。进化了的媒介使传达变得便利，叙事就逐渐取代抒情，而诗歌被挤到一边，被边缘化。也许，正是这种边缘化，造就了诗歌的纯粹性的追求，使它与艺术发展大趋势同步，成为美学的风向标。

新诗在“无序的突围”之后，将走向何方？当代美学家们在谈论艺术时，有一个共识：艺术终结以后，还会回归。艺术与美分离以后，还会重新结合。同样，诗歌也会是如此。诗歌还是要追求情感、意象、节奏和韵律，突围后还是要有新的美学建树。超越美学的美学，就是指这种新的追求。钻清认为，所有的新诗的实验都是失败的，这一点我不赞成。新诗向何处去，有人说，从中国古诗和外国诗汲取营养，有人说，从民歌汲取营养，还有人说，从流行歌曲汲取营养，这些都对。衡量任何一種诗歌创作上的努力是否成功，不能以它是否全部达到其目的为标准，而应以它是否已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变化为标准。那种认为新诗不成功，理由是没有达到诗歌曾经有过的那种普及，这个要求太高。新诗还是有成绩的，只能在已经达到的地方往前走。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新诗不如旧诗，还不如继续做旧诗。那是没有脑子的提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白话文通行一百年的今天，过去是回不去的。用毛与皮的关系比喻，诗只是毛，要长在语言这张皮上。诗歌的语言可以与口语有一定的距离，但诗歌的语言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口语中生长出来。

在种种“突围”之中，钻清所追求的大时空诗，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这种诗与以往的诗不同，在我们读起来，有一种新异感。其实，这种诗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屈原写了许多优美的诗，但他的一首《天问》，在他的诗中是另类，有其独特的价值。“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的追问，代表着一种对上下古今，天地万象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知识之母，而他的追问，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己所处的时空在精神上的超越。在中国新诗开端之际，郭沫若也作了一首《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一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他呼唤“力”。海上的奇观引发他的思考，而他所要表达的则是，诗要有一种“力”来破坏，来创造。他的《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样的诗，看上去也有一点另类，但是，恰恰是这样的诗，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情景，能不能入诗？用常人的眼光看，这不像诗，但是，如果作者有诗人的热情，就能将这一切转化为诗。

带着这样眼光，我们来读王钻清的“大时空诗”。科学的术语，人类步入太空时代的感受，能不能入诗？在“天问一号”飞向太空去问天，在火星上行走之时，当“神舟十二号”入驻“天和空间站”，宇航员出舱行走，真正实现“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之时，我们的时空观会不会随之改变，从而使我们对这种“大时空”的观念产生亲和感？我们读到，“或许我们的心灵连接地球里的钻石/连接人与人或人与物或物与物的语音/直通万物互联网，穿越多种生态园/让所有的神思冥想都来编织大生态系统”（王钻清《未来启示录》）。钻清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这是他的“突围”。

诗似乎与风花雪月一类的现象有着天然的联系，仿佛“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类精微的感受才是诗的感受。日积月累，银河、北斗、织女和牛郎，这些天上的星辰也已经诗化了，能激发我们的诗情。但是，太空船、外星人、黑洞，这些词没有温度，还是冰冷的科学术语。钻清要用诗带给这些术语以温度，将它们焐热，使他们入诗，这个努力不容易，要费很大的力气，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反过来说，也希望这些术语的引入，会给新诗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作者介绍：高建平，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副所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美学的深度与宽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