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

2020年12月中旬，我从海南回到武汉桂子山，同门师弟曹海东教授来访，送我新著《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版，以下简称《理论研究》）。这部50万字的著作实在有点沉甸，他谈的乾嘉学术札记的训诂理论是我较为陌生的话题，我把这书随身带到海南，时时翻阅，不觉已近一年。

我和海东的相识相知，说来已有三十余年。最初与他相见是在1984年6月武汉召开的湖北省屈原研讨会上，海东的一篇《〈离骚〉在时、空与我的关系中展现的诗人“自我”形象》以斐然的文采获得了满会赞誉。那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后于1984年底发表在华中师大学报上。开会时节，他已留校在华中师大图书馆工作，我则准备去华师温洪隆先生门下攻读先秦两汉专业的硕士。我毕业后，他也成为温先生的硕士。虽说他后来做过《庄子》艺术的研究，但最终从古代文学走到古汉语研究里去了，并在著名语言学家周光庆先生门下读完博士，主要研究汉语史、训诂学、解释学，古代文学研究成为他偶尔兼及的副业。在古汉语领域，他有《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等专门著作，并为《曹子建集》《燕丹子》等古籍作注译，还担任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副主编，为编这一分典而在文献海洋里浸泡了十五年。海东是有心人，长年在校图书馆和大典组工作，让他有大量的文献阅读，其中阅读的清人学术札记自然成了他这本书的基础。

海东稿成，供职于首都师大的黄兄树先教授为之作序，说海东这部著作特别让他服膺的有三点，即原始资料的汇集、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特色鲜明的训诂学史。我很认同黄兄的见识，海东用乾嘉之学的方法研究乾嘉札记的训诂理论，书中涉及的乾嘉札记数以百计，重实证和文献征引，言之有据，并将这些材料有机地组缀在一起，勾勒出其中的体系和规则，资料翔实;他对乾嘉训诂之学研究领域新的拓展、研究思路新的尝试、研究内涵新的掘进、研究资料新的发掘，令全书新意时出也属自然;其书在乾嘉札记的训诂对象论、训诂体式论、训诂方法论、训诂弊病论之后，辟专章论训诂的发展，对自汉迄清的训诂作了梳理，形成了简明的训诂学史，评说了清前的训诂成果与研究特点。黄兄在序中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愚愿后之治乾嘉训诂者，亦宜先读《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登堂而入其室，以见宫室之堂皇伟丽，则庶几不失纂集之指。”[1]这是他老兄良好的意愿和期待，而读海东的《理论研究》也让我想了许多。

清人张之洞曾在《书目答问》中论学人的治学之路，主张先小学、后经学、再史学。说是从小学入经学，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史学可信。这小学，说的就是文字、音韵、训诂。这话有许多前人实践过，桂子山上的历史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就是如此走过来的。他少承家学，从清人王筠的《文字蒙求》开始，再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例释》、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进而有了精深的经学和史学研究，還积四十年的功力写成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张先生那时身体尚健，喜欢拄着拐杖，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在桂子山漫步，步碎却稳。遇见先生的次数多了，自然面熟，一次在历史文化学院的一楼大厅遇上他，他轻声问我：“你知道我写得最好的是哪部书吗？”那时我只读过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一时语塞。张先生自己接着说：“最好的是《说文解字约注》。”先此，我只知道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张先生说后才注意到他写的这部书。张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有他在小学上全面、精深功夫，而他对清人别集和笔记也有特别的关注和会心，把自己多年的心得整理成《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和《清人笔记条辨》十卷。张先生自己说：他一生做学问，重一个“积”的功夫，这“积”是从荀子劝学的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致千里、积细流成江海来的。还告知后学：“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自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2]

海东与张先生素来相识，又读过张先生的《清人笔记条辨》，难免受张先生的影响。这《理论研究》得以成就，他也下了很大的积累功夫。积多年心力在清乾嘉时期的文集、总集、札记、书信等文献中爬搜，再从碎片化的训诂理论材料中清理出潜在的思想理路和逻辑秩序，形成他《理论研究》的基本构架。原本隐微、错杂在乾嘉诸多学术札记中训诂理论体系就这样让他凸显出来。我钦佩海东在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上下的力气，他所走过的学人之路虽说是常见之路，但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是桂子山邢福义先生为华师语言所题的所训，邢先生身为表率地这样走着，跟进的学人也这样继续走，学术的传承得以延续，这后进的队伍里就有海东的身影。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学人能先小学、再经学、再史学;现代学术和古代学术的路数不同，但学术的基本功还是要的。通训诂则校勘精、句读确、文义显、义理知，这说的是古书阅读的小道理;还有通训诂能经世济时、博物识古的大道理在。再说，经学、史学离不开训诂，文学就离得开？没有小学，西汉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扬雄辞赋创作时的依类铺排、奇字堆垛也许会陷于困境。所以，训诂的事代代都有学人在用心用力做着，守旧者有之，创新者也有之。海东在谈“以今例古”时，引了段玉裁的一句话：“凡讲小学，必宗《说文》，然当究其意旨，不可拘其形体。凡一代有一代之字，何必尽泥《说文》？”（臧庸《拜经笔记》卷二引）这“一代有一代之字”的说法，让我想起近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说影响甚大，今多有学人辨析，或说类似于“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说法，元人虞集最早说过;或说“一代有一代”的说法，明清有许多人说过，并非王国维首创。段玉裁说这话，也比王国维早一百年。不过，真真切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还是王国维。

这一论争在我看来并不重要，还是关注段说的“一代有一代之字”。这说法稍作变异，就是“一代有一代之训诂”。时代在变，生活随之而变是必然的趋势。战国末年，韩非子说社会总在进化，“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这样说，关键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他的思想指向在治国之“法”应随时代变化，意义倒是远出“法”之外。世事不同则法不一，世事不同则文学不一，世事不同则训诂不一，延伸开去何事不是如此？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总是不成。凡事存在“一代有一代之……”实为自然。字的一代有一代，篆、隶、真、草是表征，段玉裁说的并不是这，而是一代对一代之字也许有不同的释说，这才会有他的“不必尽泥《说文》”之论。相形之下，一代有一代的训诂，清代乾嘉时期又是考据学最盛的时代，训诂是考据的核心。形成这一空前盛况的特殊社会原因不是这里要探讨的，这一代有一代的说法，让海东的乾嘉训诂理论研究有不同于前代的新意义。最突出地表现在海东总结的“实事求是，学风笃朴”[3]。清人阮元说：“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他自己即是如此，说经时要在推明古训，实事求是，不敢妄自标新立异。王念孙也说：“好学深思，必求其是，不惑于晚近之说，而亦不株守前人。”（《群经识小序》）求是，是乾嘉之学的要义;不惑于晚近，不株守前人，是一代有一代训诂的要义，所以它与宋明重心性理气的理学不同，被称为“朴学”，并产生了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一批经学大家，在儒学发展史上、也在训诂学史上熠熠生辉。

被称为“朴学”的乾嘉之学还有另一个称呼“汉学”。钱大昭说：“世之谈经学者有二焉：一为训诂之学，一为义理之学。言训诂者，初以《尔雅》为宗，爬搜古义，神而明之，足以蕲至圣贤格物致知之妙，故两汉经师莫不从事于此。”（《四书就正录序》）《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辞书，当成书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之间，它释字义词义、释天地名物等，自然是一部训诂书。钱说两汉经学家以《尔雅》为宗，意在其学有自。而乾嘉学人尊汉，犹如汉经学家尊《尔雅》形成训诂的传统。清人王鸣盛说：“汉人读书之法，与后世不同。汉人读书，必有师传，无师不能读。……汉人传经，其文字、音读、章句、训诂，必有明师面授，方能承学，无师不能自读也。”（《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海东用清人自说，以见乾嘉之学的师承，其中的道理，钱大昕说是汉儒去古不远，有家法相承;卢文弨说是汉儒距圣贤最近，宜见圣贤本真。据此，清儒说经，当有承藉，当从圣贤，而不是独自喃语，向壁虚造。

汉代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之分，今文用汉隶书写，古文用古籀书写。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是记录的文字之争，而是训诂方法、义理走向之争。它始于西汉，东汉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带来了经学的新面貌。乾嘉之学尊汉沿袭的是古文经学的传统，这一沿袭造就了乾嘉之学近百年的兴盛。他们的尊汉，规避了汉今文经学以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甚至一度走向谶纬的虚幻，而是纯学术的探究。尊汉，让我想到史学的尊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是以后历代官修史书的范式;古文的尊汉，中唐韩愈力倡古文以明道、载道、传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随后还有明代非秦汉之书不读的“秦汉派”。还有两汉辞赋、乐府，是后代辞赋、乐府的圭臬。小学、经学、史学、文学的宗汉，两汉四百年的文化价值，在东汉继西汉也灭亡以后，为后人不断发掘和光大。后世所传的两汉古文经学的代表著作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郑玄的《毛诗笺》、赵歧的《孟子章句》，乾嘉之学尊汉就有大力的弘扬，尽管海东对乾嘉之学话语形态、思想观点的局限性有些批评，但他很肯定乾嘉训诂成果超迈前代，“各种体式的训诂之作层出不穷，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人”[4]。正是基于此，海东对乾嘉学术札记内蕴的训诂理论进行提炼和总结，诸如训诂方法上的因声求义、依形解义、考求故训、循文求义等，让读者通过乾嘉之学感受汉学的传统，不仅仅是认知乾嘉训诂理论的新见地。

读《理论研究》，还有一点触动我的内心，这就是“会通”。“会通”最简洁的表达是王鸣盛说的“会通众家，不拘一师”（《蛾术编》卷五）。这一想法是从郑玄那里来的，如果再往前推，该有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之意了。这一点说得最为透彻的是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他逆时俗而为人师，慷慨陈辞，道出人人都必有师，人人都可为师，自是“不拘一师”。“会通”重经传的相互发明，也有学人的相互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乾嘉之学本有两派，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两派并非互相诋毁、攻讦，而是彼此吸纳、交融，戴震就十分推崇惠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也成就了他自己的训诂功业，这需要胸怀和学力。清人程大镛说：“古之称通经者，据一经以核群经，即汇群经以治一经，引伸触类，所由融会贯通也。”（《读诗考字》卷下）这真不是浅尝辄止者能及。

“会通”必然会走向训诂理念、方法的开放，海东说：“乾嘉学者在理论探讨上一般能做到独立思考、勇于探索，自由辩论，遇观点相左时能平等对话，客观公允、冷静理性地展开学术批评，常有不同思想的交锋和不同观点的激荡。”[5]他还引用梁启超所说的：乾嘉学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6]并从清人学术札记中拎出两例作了说明。这种情景有点像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诸子争鸣，只是各自论辩的着眼点和格局大不一样。乾嘉学人专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战国诸子除学术外，还有天下治乱大计。不过，这不影响“会通”是乾嘉之学能够成为乾嘉之学的重要因素，只是达到“会通”的境界，方能在训诂的彼此参证中，开阔学术视野，有新的掘进和发现，也治治望文生训、穿凿附会的毛病。当然旁通互证的“会通”如海东所说，要忌于牵合：“不能将一些没有关联的语料随意凑集，做形式的机械类比，并引以为证。否则，将会引发强牵比附、晦失经旨之类的弊端。”[7]海东在《理论研究》里就做着这“会通”的事，全书的资料翔实，就因为广征博引，旁通互证。

作序的黄兄有感而发：“时下有的学术史著作，摒弃了往昔以资料详赡见长的传统，空疏无物。读《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可以近距离接触大量原始资料，不特可以领略乾嘉大师的训诂思想，也可以追随乾嘉训诂大师，训练思辨逻辑，练习文章章法，提升遣词造句的能力。”[8]这话说得在理，读者诸君不妨沉潜下来，好好读读这部书，借此走向乾嘉之学、走向汉学深处，看看那里的风光也是一桩美事。

参考文献

[1][8]黄树先.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序[A].曹海东.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4，5.

[2]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A].张君和选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33.

[3][4][5][7]曹海东.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92，388，417，231.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7.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