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雨涵

内容摘要：青年作家葛亮在其文学作品之中的塑形角度偏向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但是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颇具特色。本文从作家葛亮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同其个人的相关性与各个男性形象之间的相似性这两个角度来探究葛亮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葛亮 男性形象 塑造方式

葛亮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现，并且这种承载关系被很明显地刻画出来，以一种很浓烈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这种意象性的元素堆积使得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游离性，浮于“符号化”。而这种特殊性大部分与葛亮本人的新移民身份有关。在新移民文学之中，大多数作家都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更加用力，例如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英籍华人女作家及诗人虹影。作家葛亮亦是如此，相较于男性形象的塑造和刻画，其在女性形象上的用笔更加浓墨重彩，大家对其女性形象的研究更多也更深入。

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更全面地了解作家的写作风格，并更深入探究作家葛亮的男性人物塑造特点以及该特点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之间的关系。

一.中华传统文化洗涤过的价值塑形

作家莫言曾评价葛亮是“有意识地在传承中国小说的传统、语言的力度和分寸的拿捏”，所以这便使得“他笔下的人物，那种仁义的理念没有泯灭，中国传统文化最灿烂的一部分，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了重现”。①这里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葛亮笔下的大部分男性角色的性格与形象之中。于仁義这一品质而言，可以葛亮小说《书匠》中的老董——一位工艺高超的修复师为例。老董被人逼迫写下对于他有知遇之恩的老馆长的“检举材料”②，而此后的他一生都背负着不仁不义的愧疚之情，于是用尽一切办法去“修复”自己失去的仁义，这是老董身上所渲染出来的中华仁义之德。这样略显极端的塑形其实在葛亮的小说中并不罕见。同样，在《瓦猫》中的那帮热血沸腾以身殉职的空军青年③，彰显的也是对家国的大仁大义。至于《北鸢》中木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卢文笙④，《朱雀》中的朴实忠厚的陈国忠均是如此。

综上分析，葛亮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普遍具有这种深入骨髓的“道义”感，这里的“道”指的是“道德”之“道”，来源于葛亮所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不同于以往的由浅入深的人物形象刻画，葛亮的刻画方式直白而又浓烈，例如前文所提《朱雀》中的陈国忠一角，对于这个角色最初的入场便是刻画他的劳动场景，是非常典型的并且直接的动作刻画，首先就为这个角色定下了诚朴勤劳的形象，并将这一信息通过这种直白的方式传递给了读者。或许这种特殊的传统情感的渲染也与葛亮本人独特的新移民身份有关。

二.角色泛“符号化”之后形成的人物剥离

“符号化”是指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符号化的过程即赋予感知以意义的过程。将人物“符号化”，使之成为作品立意的一种符号不失为一种机智巧妙的举措。但是由于这种“符号化”手法的使用过于泛滥，这便导致葛亮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男性人物的形象塑造与文本疏离，产生剥离感。

比较显著的一个人物便是《朱雀》中的冯雅可。雅可在推动主线故事情节之中并未起很大作用，这个人物突如其来地出现，有着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即使是如葛亮所说，雅可“很难以常规性的道德去界定他，但他仍然会表现出来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体面”，我依旧觉得该人物形象不够深刻，“六朝士人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复活”并不能很好地从雅可内在散发出来，因为作家未将其表象深入到实质，仅仅浮于表面，较为偏向于使用“艺术家”、“瘾君子”等符号来表现雅可其人的形象，而未将这种“符号化”运用映射入现实，读者无法从其真正有内涵有深意的行为之中感知到雅可内心的挣扎与别扭，读者所能了解的只是作家使用的这些词语，这便是写作过于“符号化”所带来的阅读飘渺感。另外，雅可作为程囡生命中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却在小说中并未很明确说明两人相爱的由来，并且两人相互结合的理由的读者接受度较低，难以参照现实去理解。又如芥川龙一郎这一角色，其意义莫大于一个联系的闭环纽扣，而其自身的形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失的，这就使得文本的叙述与环节的设置较为刻意。

葛亮小说中有不少男性角色都有一定的失真度，作者为了靠近时代背景，或为了抒发自身情怀，编织的节奏相对较快，这使得本就浮于“符号化”的男性角色的形象失真，失去该有的饱满度。

三.新移民视野下的葛亮本人与其男性人物形象的相关性

葛亮曾经说：“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其实不仅是葛亮笔下这些人物在时间波涛淘尽流沙之后认清自己，亦是其本人在不断的寻求故我与今我之间找寻方向，找寻属于自己的立足点。

要站在新移民视野下探究作家葛亮的人物形象，就必须明确新移民作家的概念与新移民文学的特点。

美澳华人女作家倪立秋在其博士论文《新移民小说研究——以严歌苓、高行健、虹影为例》中曾为“新移民文学”给出了一个定义，概括来说其特点有四：①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出现成名作品的人士;②由中国大陆迁移至中国港澳台及国外的人士;③在移居后产出知名作品的人士;④在作品中从不同角度对故居与如今居住地的区别性展开思考的人士。

在这种背景之下，新移民作家葛亮一方面深受故地南京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现居地香港文化的熏陶。在距离与差异之间，他一边回味并怀念着刻在骨子里的南京文化，一边在新的驻扎处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一快一慢的纠缠，使得葛亮其人具有了一种多元立体的性格。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每个人的性情都是多元的，你可以在这一刻表现得温和、理性，但当你遇到一些非常事件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得激动、愤慨，这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相。”这样的多面性格也在其作品中的男性人物身上颇有体现。在其作品《朱雀》中，苏格兰留学生许廷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有理性，所以在第一次到达南京就走丢之后，并没有慌张不已，而是逻辑清晰地去处理问题;但是在阻拦巴里安和徐淮信时，他却暂时失去了理性，反而是“出自一种本能”地，为徐记者接下了那把军刀。“他是个有尊严的人”⑤，并且保持着留学生的端庄与持谨，但是在“这堂堂皇皇的孔庙跟前﹐还是有了受宠若惊的表情”。

就像葛亮所说，一个人的性格很多面，于是在接受了两地不同文化之后的葛亮，能变成了他所说的“多维、立体、有温度的人”。而他笔下的这些男性角色，就像是他的影子，都在展现着他不同的性格。葛亮的个人形象与其作品中男性人物形象在其多重的经历之下，拥有了不可分割的亲密联系。

综上，葛亮骨子中所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让其塑造的男性人物拥有他身上的特性，大部分都蕴含着仁德与道义，并且其平铺直叙的刻画使得这种特性更为浓烈;但在赋予男性角色形象特点的同时，频繁塑造浮于表面的男性形象去延续作者思想又或是烘托其女性形象，使得部分男性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出现瑕疵，与文本出现分离感。若是从新移民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上述特性的出现与作家其人经历有很大的关联性，这种相关性是建立在葛亮自身新移民这个身份之上的。大背景影响着他的人格，也影响着他笔下的小人物的命运走向。

参考文献

[1]葛亮.朱雀[M].作家出版社，2010.

[2]鲁怡然.“符号化”现象的背后——从符号学角度解读鲁迅《头发的故事》[J].运城学院学报，2018，36（02）：54-58.

[3]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D].复旦大学，2008.

[4]许晶.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J].北方文学，2020（32）：18-19.

注 释

①葛亮“搜狐文化客厅：莫言对话葛亮感怀乡情”https：//site.douban.com/1147 15/widget/articles/1924566/article/11337 621/2011-02-14

②葛亮.《书匠》.意林，2021.

③葛亮.《瓦猫》.长江文艺，2021.

④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⑤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论葛亮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与命运抗争（项目编号：202110172A157）;2019年度大連外国语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立项：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以“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课程为例。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指导老师：邹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