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婧

上海大学

一、引言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TheModernPrometheus)作为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经典传世之作，开创了西方近现代科幻小说的先河。受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影响，18世纪的西方社会逐渐从对宗教的极端信奉转向对科学的痴迷狂热。19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与突破。然而，雪莱却意识到了潜藏在科技蓬勃发展景象之下的危机。由此，雪莱写就了一个执迷于生命创造却最终为自己的造物所反噬的科学家的故事。与此同时，小说所呈现的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力量的博弈也反映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环境下权力流动与转化的深刻思索。在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对于自己的创造物并不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与之相反的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怪物逐渐跃升为二者中掌控话语权的一方。弗兰肯斯坦运用科学知识和死尸肢体创造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怪物，后又因其未能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而将之抛弃。被抛弃的怪物受尽冷落，在努力尝试与人类社会融合无果后，怪物开始对自己的创造者展开报复。最终，家破人亡的科学家在找寻自己的创造物以报仇雪恨的途中死去，而怪物也在自己的创造者死后选择自焚，自此消逝于世间。

由于小说所蕴含的深厚意义，国内外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生态文学批评、社会伦理、自我意识、科学的异化、哥特元素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等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黄秀敏(2013: 56)指出怪物是主人公内心阴暗面的镜像反映且二者间存在“主奴关系的转换”。朱岩岩(2015)着重强调了科技发展的大环境下人们精神的异化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恶劣影响。此外，国外学者主要从小说与神话的联系、知识与身份的关系、人物的主体性、小说的叙事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戈尔登伯格(Goldberg 1959)认为怪物在比较了自己的处境与撒旦的处境以及亚当在伊甸园中的美好状态后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困惑。阿兰·劳赫(Alan Rauch)指出怪物被社会拒绝的原因在于他“代表了一种没有被背景化的知识的‘物种’。这个可怕的生物，与一个误解它的社会相隔绝”(Rauch 1995: 253)。乔希·贝纳切兹(Bernatchez 2009)认为怪物在受到社会抵制的过程中逐渐构筑了自己的身份。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该小说的研究时间跨度之大、范围之广。然而，这样一部充满玄幻和悲剧色彩的作品实际上充斥着人物间权力的博弈与争斗，国内外对于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权力的流转与制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基于福柯的权力理论，立足于知识、话语与权力三者间的关系，对弗兰肯斯坦以及怪物之间在不同的阶段中权力争夺的动态关系以及二者在规训社会中的地位进行分析，从而展现作者对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问题产生根源的思考。

二、知识与权力的共谋

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2003: 41)。因此，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双向性决定了知识可以促进权力的产生，同时权力又可以作为知识产生的保障。

最初，弗兰肯斯坦对于怪物的命运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当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科学带来的无限可能性的喜悦与期待中，弗兰肯斯坦也不例外。他曾一度痴迷于康尼琉斯·阿格里帕著作中有关各种鬼怪的理论，同时金石术和长生不老药也成为他感兴趣的研究内容。到英格斯塔德大学读书后，他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拓展新领域，在肯定自我能力的同时想要创造更多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还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多得多的成就。我要开辟一条新路，探索未知的力量，把创造的最原始的奥秘向世界展示”(雪莱 2016: 71)。然而，如此对于科学创造的狂热使他渐渐地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他开始不满足于日常的研究，甚至想要拥有与上帝同等的创造生命的能力。于是，他到墓地偷来一些死尸的肢体并将它们拼凑起来，并借助雷电的力量成功地完成了生命的创造。弗兰肯斯坦对于知识的掌握赋予了他一定的权力，然而他对于权力的渴求最终发展为想要获得比肩上帝的造物能力。此刻的他从科学的应用者变成了为科学所奴役的人，因为科学知识不再是他进行研究的动力，驱使他的是“一种强烈的、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一种去认识领域冒险的欲望……结果，所要寻找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寻找本身……个人胜利成为目标，为真理而战则变成借口”(尼采 2002: 262)。

弗兰肯斯坦对于僭越伦理道德的知识的探索违背了生物演进的规律，而这种基于非真理情况下所获得的权力也将注定被倾覆。虽然他完成了实验，但他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却并非当初所设想的那般完美。出于本能的厌恶，弗兰肯斯坦选择抛弃了他的实验结果。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实验的一切，并试图否认自己创造生命的事实，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实验的失败，抑或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并没有如上帝一般创造人类的权力，怪物的现世代表的是其造人之梦的破碎。

反观怪物，起初他如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对于自己身处的世界一片茫然。他没有知识，自然也不具备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在遭到遗弃后他无处可依，只能栖身于远离人群的自然中，用自己原初的认知能力与自然进行互动。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周围都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他想要和他们交流、想要表达自己。于是，当住在德莱塞一家旁边的时候，他通过数月的观察与模仿逐渐学会了人类的语言，而后他在土耳其姑娘萨菲学习读书识字的时候掌握了人类的书面语言。此外，怪物愈加强烈的求知欲又促使他通过阅读人类的著作来增加对人类这个群体的认知。《帝国的废墟》(RuinsofEmpires)让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等级的森严以及与人性的善变;《少年维特的烦恼》(TheSorrowsofYoungWerther)让他明白想要感情的抒发有时要以死亡为代价;《名人传》(CelebrityBiography)让他对英雄产生了崇敬;《失乐园》(ParadiseLost)让他联想到自己与撒旦相似的处境，从而激发他潜意识中反抗的激情。他在阅读这些书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知识体系，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无法被眼前这个群体所接受的。这符合费希特(Fichte)关于自我探寻的阐述，“人只有遇到某些阻碍时才会知晓自我的存在”(Berlin 1999: 83)。这种认知实质上加深了他对人性的不安感，使他开始在与人类的交往中变得小心翼翼，然而人类社会一次次的排挤和驱逐最终让怪物心灰意冷，从而选择对自己的创造者开始疯狂地报复。

亚当·斯密(Adam Smith)(2014: 72)认为，“人类的美德不会屈服于痛苦、贫穷、危险和死亡，蔑视它们也无需做出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痛苦遭到侮辱和嘲笑，在胜利之中被俘，成为他人的笑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美德很难坚持如一。同遭到人们的轻视相比，一切外来的伤害都是易于忍受的”。而怪物对于弗兰肯斯坦的报复手段则充分体现出知识的掌握对他实施权力的推助作用。首先，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外在特征以暴力来反击那些欺辱自己的人。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排除使用暴力’，暴力是权力的‘工具’之一。而‘离开暴力，权力永远无法发挥作用’，权力的施展既能让死者堆积如山，也能躲避它所想象的任何威胁”(周锦章 2018: 50)。其次，他关于法律的知识使得他可以在杀死威廉后轻易地将罪责嫁祸给贾斯汀。最后，他又通过自己习得的地理知识，在被弗兰肯斯坦追杀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行动路线，享受着愚弄自己创造者的快感。

由此可见，知识的获得与权力的实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知识与权力达成共谋后，权力将“不再诉诸排斥与压抑, 而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它通过对个体实施严密观察、收集并分析信息来形成知识。从而一种权力——不是与无知和暴力相关,而是与保证知识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形成了”(福柯 2010: 37)。弗兰肯斯坦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拥有了造人的权力，怪物也因为习得了人类世界的知识而将自己的创造者玩弄于股掌之中。无论是弗兰肯斯坦，还是怪物都是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进行权力的实施者与实施对象的身份转化。

三、话语与权力的相互映射

福柯权力与知识的理论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概念——话语。他在《知识考古学》(TheArchaeologyofKnowledge)中定义话语为“所有语言的总范畴，有时是个人范畴的语言，有时是一种规约言语的内在规训性行为” (田秋香 2012: 145)。在他看来，话语并非是词、句的简单组合，其背后蕴藏的触发机制实质上是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作为一个规则性的存在，话语在实践中决定了“真理”的标准，以及在权力系统划定的范围内可被言说的话题内容和禁忌话题的范畴。由此，社会中话语的产生经过一系列程序的筛选和操控，以更好地服务于权力体系。因此，权力对话语起着决定作用的同时，话语亦是权力的一种表征方式。

弗兰肯斯坦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渊博的知识，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在这样的身份背景下，他在与怪物的关系中成为了能够践行话语权的一方。在他的世界里，任何实验的结果都是在对知识的求索之路上不足为道的阶段性产物。即便怪物同人类一样具有理性思索的能力和情感表达的诉求，但于他而言，怪物永远都只是一个他实验失败的标志，是他竭力想要摆脱的人生污点。他通过话语来诠释自己与怪物之间的主奴地位，并为自己即将行使猎杀的权力而进行了一场话语展演，将怪物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怪物对自己悲惨经历的叙述也被他认定为精巧的谎言，并主观地将怪物判定为在法律以及道义上都必须要铲除的对象。“一想到我糊里糊涂炮制出的这个生命，我就咬牙切齿，双目喷火，恨不能立即把他消灭。一想到他的罪行和恶毒，我就按捺不住满腔的仇恨和报复情绪”(雪莱 2016: 139)。

弗兰肯斯坦明白自己作为怪物的缔造者拥有全然优越于怪物的条件，在与怪物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极力地想要以一个全知视角来向他人展现故事的脉络，并在此过程中试图塑造一个穷凶极恶的怪物，以及为了正义不得不牺牲自己以铲除罪孽的科学家形象。此外，在沃尔顿船长将他的故事记录在册时，弗兰肯斯坦甚至亲自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这样的举动充分说明了弗兰肯斯坦作为权力的掌握者对于牢牢掌控话语权的渴求。他有意识地挑选能够为自己服务的语言，摒除那些可能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的语言，从而维护自己话语的权威性以及合理性。他要通过话语来呈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事件的发展过程，但如此人为化的干涉也不由使人怀疑其言语的可信度。

相较于弗兰肯斯坦，怪物被创造伊始就一无所有。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了解自己与所处世界的关系，甚至没有作为一个身份象征的名字。对世界的无所知晓、身份的缺失以及不为人所接受的外表让他起初在这个权力社会中根本没有话语权，也一度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可我是什么呢？我对我的创造和创造者一无所知，我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财产，只有一副奇形怪状、令人厌恶的外表。我甚至连人都不是。”(雪莱 2016: 177)与此同时，因为他不具有权力，因此人们把对他的伤害看作理所应当。人类基于对他外貌的评价，主观地判定他为危险的存在而将之驱逐。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他甚至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但是即便受到排斥，他也依然渴望融入人类社会。因此，他开始学习人类语言，因为他知道语言可以帮助他表达内心的想法，能够让人们知道他的内在与外表并无绝对的联系，以消除人类对他的误解。然而，即使他习得了人类的语言，能够向人们表达自己的善意，这个社会中的他也依旧是一个不为人所接受的异类。他被德莱塞一家拒绝、被威廉辱骂、救了落水的女孩却被打了一枪，人类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他倾诉自我的机会。于是，绝望的怪物找到弗兰肯斯坦，要求他为自己造一个女怪物，并承诺二人以后会远离人类世界。

当怪物开始向自己的创造者提出诉求后，创造者与被创造者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变。弗兰肯斯坦不再是权力的绝对掌握者，而他内心对于创造怪物的懊悔与面对怪物时的恐惧使他逐渐沦为受掌控的一方。这与卢梭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巨人症的概念标志着人对他人的恐惧所造成的感知的扭曲” (Cottom 1980: 61)。在此过程中，怪物也由原来单纯地想要获得表达自我的机会转化为凭借权力向自己的缔造者提出要求。但是出于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弗兰肯斯坦最终选择了毁掉即将诞生的女怪物，也由此招致了怪物更加猛烈的报复。二者攻击与防守位置的转化展现出的是权力的流动与转化。“权力并不被某个主体掌控，权力处在流动中，不存在惰性和持续的靶子，角色永远在轮换中”(丁延龄 2013: 67)。

怪物向其创造者发起挑战实际上是为了夺回自身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正如他对弗兰肯斯坦说道，“是你制造了我，可我是你的主人。服从命令吧”(雪莱 2016: 245)。过去他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没有发声的权力，但是现在他通过制造的血腥事件来引起创造者的注意，从而让他能够倾听自己的心声。在这样的情况下，话语的生产由怪物选择、控制、组织并传播，他为话语赋义，使之成为能够实现自我界定和他者分化的工具，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加强话语的传播效用同时又让话语成为加强自己权力威慑性的武器。而在这样的权力争夺与博弈的过程中，二者在权力维度上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变化。正如黑格尔所言，“主奴双方之间是一场生死的对抗，每一方都想要消灭对方，致对方于死命，双方都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斗争的结果是，强者升为主人，弱者沦为奴隶”(黄秀敏 2013: 57)。

四、规约社会的无差别限制

此外，对于权力，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TheBirthofthePrison)中引入了“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这一概念。在古代，统治阶级通过暴力的杀戮手段来使自己的权威性得到展现，以维护统治地位。然而，在福柯看来，在现代规训社会，权力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范围内的话语，“通过这些话语的生产，统治阶级从思想上训化和奴化被统治阶级” (胡颖峰 2013: 119)。与此同时，规训权力下的惩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惩罚，犯人的身体或许没有遭受如中世纪时期那样严酷的刑罚，但是他们的灵魂成为了被国家机器改造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 “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 (夏和国 2012: 103)。那种因为违背君主意志而被用来彰显权威性的刑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化为从犯人的内在思想对其进行改造，使他们拥有自我规约的纪律性以自觉地投入到符合要求的社会结构中。

由此看来，尽管弗兰肯斯坦与怪物同属于权力争夺的独立个体，但在社会这张无形的权力大网之下，二者实质上均为社会所规训的对象。受理性主义思想与崇尚科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弗兰肯斯坦产生了对知识的狂热追求，并想要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当他对炼金术等知识感兴趣时，他的父亲却断然拒绝他与这类知识的接触。他被规定了应该学习的内容以及不应该触及的领域，却没有得到任何对此规约的解释。作为被社会成功规训的一员，弗兰肯斯坦的父亲将自己“训练成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主体’，同时，也以此来衡量他人的‘主体性’”(高宣扬 2010: 92)。而这也触发了弗兰肯斯坦捍卫自主性的意志，他想通过成功地实践那些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知识从而获得他人的肯定与青睐。由此，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致使他忽略了自然的法则，最终走上了歧途。

事实上，当弗兰肯斯坦试图打破社会规约带来的禁锢时，他已悄然陷入了社会规约下的另一种思维陷阱。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通过科学技术来证明人类对自然具有征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约，因此，弗兰肯斯坦对个人意志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社会需求的隐性迎合。与此同时，为了创造生命，将自己封闭在古堡中的举动也是由于他的潜意识里明白自己所进行的科学实践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古堡象征着社会对他的规训，他以为自己可以独立于规约限制之外，殊不知自己始终没能走出社会权力的大网。社会为他的研究兴趣创设了一个架构，当他想要打破这个框架时，实质上已经走向了一个令自己更加痛苦的深渊。

怪物的内心起初一直有着向善的倾向，当他受到人们的排斥和敌对后决定通过学习语言和研习人类著作来试图与人类社会建立联系。但是他所学的语言和知识不仅没能帮助他融入人类社会，反而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规训成了一个以社会既定规则来判定自我的存在。他开始以人类社会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自己，并对自己做出消极的评价。与此同时，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人类社会的现实，他对弗兰肯斯坦说道，“我知道你们的同胞最崇拜的是高贵无瑕的门第和财富。有了二者之一就可以受到尊敬。若是二者都没有，就会被看作流浪汉和奴才，注定要给上帝选择的少数人做苦力”(雪莱 2016: 177)。他知晓了社会对于权力、阶级和地位的区分标准，在将自己与这些标准相比较之后，怪物愈加明白自己被人类社会排斥的深层原因，这让他感到无比地沮丧和绝望。

与此同时，他在与自己创造者的谈话过程中表达了自己对于知识习得的懊悔以及回归到懵懂的原初思维状态的渴望。“这类思考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无法向你描述。我努力摆脱这些念头。但我的烦恼却随着知识的增加而增加。啊，要是我一直停留在当初那座森林里，除了饥饿、口渴和暑热什么都不知道，那会多么好呀”(雪莱 2016: 117)。规训社会通过知识对怪物的改变与驯化实质上也是对他未经受母体的阵痛而现世所进行的一次代偿性再教育。与弗兰肯斯坦相同的是，怪物也有一个能够起到与人类社会隔绝效用的棚屋。虽然于他而言棚屋是能够为自己提供庇护的地方，但实际上棚屋象征的仍旧是规训社会对他的限制。由于他并非由母体自然孕育所生，因此他是不符合社会权力所建构的规则下的存在，自然被排除在了社会系统之外，而他的逃跑和躲藏也意味着其内心对于这种社会规则潜意识下的接受和服从。

此外，即使怪物在与创造者的权力博弈中也曾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但伴随着弗兰肯斯坦的死亡，怪物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并没有获得报仇的快感，相反弗兰肯斯坦的死亡宣告着权力之网中与他具有最紧密联系的一个节点的断联。失去权力争夺者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权力施行的对象，此前存在的权力的制衡与流动在二者关系中不复存在。由此，在无法享受权力流转所蕴含的未知性的快感后，怪物认为自己失去了继续存活下去的意义，从而选择与自己的创造者一同消逝在这个世界中。

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的复苏不仅没有让主体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绝对的自主性，反而使人们被动地卷入了现代社会规约的建构和实施中，成为了一个个自产性的有机分子。因此，无论是能够进行生命创造的弗兰肯斯坦，还是对自己的创造者展开血腥报复的怪物，他们都在为自我主体性和权力掌控的斗争中逐渐陷入了社会对其隐匿的规训中。对于双方而言，权力的流动性与未来的开放性也伴随着权力之网中节点的断联而失去了可作用的场域，主体权力斗争的意义也随之消逝。

五、结语

福柯的权力观以社会中每个个体为节点织构了一张相互联系的有机的大网，每个人都存在于这张网中并发挥他的功用。由于彼此相互连接，社会中的主体与客体的概念被弱化，转而强调二者间关系的流动以及地位的转化。权力的流动性让弗兰肯斯坦与怪物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成为权力的掌控者与受控者的地位转化。通过探讨知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福柯清晰地指明了社会中可以发声的群体与不可发声的群体的差距，以及权力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知识的掌握让弗兰肯斯坦对怪物的生命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但也正是因为知识的获得，怪物亦成为了能够主宰自己创造者的一方，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因为掌握了权力，弗兰肯斯坦能够主导话语的走向，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整件事情进行建构与解读。但是在怪物拥有话语权后，他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和盘托出，呈现出事件的另一种面貌，使得创造者话语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此外，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示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展现了规训社会对人造成的束缚与驯化。即便二者在权力的漩涡中呈现出非此即彼的斗争态势，但他们依然不得不受限于社会的规训，成为社会权力所压制和统治的对象。玛丽·雪莱通过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向人们预设了科学疯狂发展后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向人类展现了社会边缘群体以及社会主流人群精神的困顿与踟蹰，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