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芳，冯树辉，2

（1.上海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235；2.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未来期间能为公司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被称为商誉。并购的初衷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但如果并购后的业绩不佳则可能带来巨额商誉减值，从而引起股价崩盘以及其他的系统性风险，商誉减值就是对过去溢价并购的“还债”。在会计处理上，商誉是非流动性资产，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出现商誉减值的迹象时，便需要确认损失，并计提商誉，这将直接对净利润产生影响。2019 年末A 股4116 家上市公司中有2162 家存在商誉，而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有857 家，占比39.64%。

图1 2015——2019 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现状

CEO 是整个高层管理团队的核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商誉的产生源于企业的溢价并购，而一般来讲这种并购行为是由管理层决策，并由CEO 主导。随着中国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现象逐渐增加，上市公司CEO 在管理公司时拥有的话语权越来越多。根据高阶管理理论，上市公司CEO 自身的技术、金融和学历等背景特征对其管理企业的决策行为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监管部门对商誉在资本市场凸显的问题越来越重视。2017 年以来，在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 号——商誉减值》《2018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等规定和报告中，均强调了加强审计从而控制商誉减值风险和强化对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管的监管力度。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审计越来越受到证监会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而并购重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未来，注册制改革将助推并购事件的发生，上市公司CEO 的内外激励约束机制也将越来越完善，从而能更好地缓解公司治理中的困境。因此，本文选用2015——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致力于解决以下几个问题：CEO 个人特征是否直接和企业当年商誉减值存在联系；CEO 个人特征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和激励约束机制进而影响商誉减值。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从CEO 个人特征出发，本文构建了CEO 的综合个人特征指数，并研究其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一指标相互内生的影响，也丰富了相关实证研究成果；第二，采用Probit 和Tobit 模型从商誉减值发生的可能性和商誉减值规模方面探究了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中的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为后续研究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采用Probit 和Tobit 模型探究了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外部监督机制在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这对于监管机构完善企业监督体系、上市公司聘任CEO 和金融市场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机制分析

（一）文献回顾

1.商誉和商誉减值的经济影响

由于商誉减值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对商誉和商誉减值本质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有大量文献讨论了商誉减值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1-2]。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商誉减值给上市公司造成的股价崩盘的风险[3]；其二是商誉减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4]；其三是研究高额的商誉对上市公司经营和业绩的影响，如郑海英等[2]认为高额商誉降低了未来业绩，并且提升了公司的当期业绩。

2.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风险主要源于经济因素和管理因素。早在2003 年，学者们对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做了大量研究，并将其归结为盈余管理动机的“洗大澡”和“盈余平滑”[5-6]。严格的审查能够降低利用商誉减值美化利润的程度[7]，高质量的审计能对应于管理动机产生约束，且审计质量越高，盈余管理动机越弱[8]。马娟等[9]分析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和强度受到股权激励设计的影响。卢煜等[10]认为抑制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审计质量与股权集中度。

3.CEO 的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影响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CEO 及其所处高管层的背景特征对公司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CEO 个人特征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高管性别、年龄与任期、教育背景、财务经理等多个方面。对管理层对CEO 约束的描述则主要集中在持股比例、薪酬结构、董事会人数等多个方面。陆瑶等[11]认为高管的特征维度分为先天特征、人生经历、个性特征、能力水平和管理风格五类。大量文献从这五类特征出发研究高管的个人特征对公司经营各个方面的影响。秦双全等[12]的研究表明高管学历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同时高管的任期越长越能提升公司绩效。CEO 的个人特征素养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发展，然而，目前有关CEO 特征与企业经营方面的研究中，均为对CEO个人特征逐一研究，实际上CEO 的个人特征是内生的。CEO 的个人特征确实会对商誉计提产生影响。而姜付秀等[13]的研究认为，管理层的年龄越大，公司战略越谨慎，其经验丰富，公司产生商誉减值的概率就会越小，而且董事长的年龄与公司的商誉减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王国俊等[14]研究了CEO 任期和背景对股份回购行为的影响。何进日等[15]认为拥有财务背景的CEO，公司财务报告会更为精确，从而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而且股权集中度可以增强这种作用。

4.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对CEO 特征的影响

高管权利也和公司绩效存在显著关系。CEO的股权比重、薪酬激励，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董事会是否具有足够强的独立性可以由独立董事在全体董事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现，而且这个比例越高，公司的价值往往越低[16]。而这和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的结论并不一致。沈小燕[17]发现股票期权在一定条件下能激励经理人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公司业绩。有学者认为经营者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非常有限[18-19]。除此之外，管董事会也能约束管理者的权力，Zahra 等[20]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对高级管理层行为的控制作用越强。

5.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对商誉减值的影响

CEO 的任职时间越长，公司的利益和其声誉关系越大，为了保护其声誉，他会降低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即商誉减值金额和CEO 任职期限存在负相关关系[21]。Lapointe-Antunes 等[22]利用加拿大的数据发现，当审计委员会更有效时，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会减少，商誉减值也更少。现金薪酬的高低与商誉确认资产成正比关系，在薪酬合理区间管理层会计提大额商誉，而超过合理区间，则不会再进行盈余管理。外部监督机构和制度要求能更好地监督企业及时计提商誉减值[23]。Binti Omar等[24]基于2003——2009 年间579 家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通过Logistic 回归和Tobit 回归检验发现，家族控制的企业相比于非家族控制的企业更容易记录商誉减值，同时CEO 任期的长短与确认商誉减值可能存在正相关。Glaum 等[25]发现商誉减值的计提比率与企业管理层内部激励存在相关关系。

（二）研究假设

有关CEO 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自信理论。Roll[26]在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时，引入了管理层过度自信要素，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对收购对象的评估出现偏差，从而致使企业的并购出现失败，并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产生。高管的个人特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固有的特征，即出生地、年龄、性别等后期不能改变的固有因素；另一类是其接受的教育背景、工作背景，以及其在工作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人脉等后期得到的特征。本文综合考虑了CEO 个人特征的各个方面①本文考虑的是CEO 的综合特征，下文使用熵权法构造了CEO 个人特征指数，指数越大，表示CEO 个人特征越强。，CEO 个人特征越强，其管理素养越高，对于商誉减值的管理越明显，上司公司发生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越低。这与姜付秀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O 个人特征越强，越能减低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的风险。

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委托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涉及商誉减值的信息，需要使用估值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主观判断。Zucca 等[27]认为当扣除资产做减值损失前的盈余低于预期时，上市公司倾向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进行“洗大澡”；反之，上市公司将进行“盈余平滑”。因此，本文认为商誉减值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动机。越高素养的CEO 越可能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避免“道德风险”。高管经历过财务工作和盈余管理之间均存在显著为正的关系，而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CEO 个人特征越强，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越弱。

公司组织结构是相关高管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对CEO 的激励和约束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绩效。Bandiera 等[28]发现管理层的薪酬和高管持股能影响高管的努力程度和公司的治理水平，代理人拥有越多的控制现金会进一步诱发委托代理问题，拥有自由现金流越多公司的代理人过度投资的可能性也越大。持股的代理人也有动机通过资金占用等“隧道挖掘”行为来侵占股东利益。唐宗明等[29]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有效激励是人力资本使用中的关键问题，也是能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CEO 个人特征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大不相同，在约束环境较强且激励机制较差的环境中，CEO 个人能力难以得到发挥，而在约束机制较弱且激励机制完善的企业中，CEO 就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当约束机制形同虚设或者激励机制过强时，CEO 的失误也会被放大。考虑商誉减值的产生过程，当企业的约束制度越完善，管理层采取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小，决策更加稳健，发生过高溢价并购的可能性就越低；而企业的激励制度越完善，特别是激励制度将商誉减值与CEO 个人薪酬挂钩时，CEO 会更努力地工作，从而规避商誉减值的发生。鉴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CEO 个人特征越强，越能强化上司公司对CEO 的激励作用，从而减低商誉减值的风险。

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CEO 个人特征越强，越能弱化公司内部、强化外部对CEO的监督机制，从而减低商誉减值的风险。

本文研究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影响的机制图如下：

图2 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图

三、CEO 个人特征指数的构建

以往的研究较多是针对CEO 或管理层特征的单一方面进行建模分析，虽然具有一定价值，但CEO 在并购和商誉减值过程中承担重要作用，且其所有特征决定了最终的结果。考虑CEO 在某一项能力较弱时，其他较高的能力可以对其进行弥补，因此，仅研究某一特征是不够准确的。同时，CEO 个人特征实际上很可能是相互内生的，直接在模型中引入各个特征很有可能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不准确。

Shannon[30]把信息熵引入到信息论，以此作为对随机不确定事件的度量。具体为越小信息熵的指标拥有越大的变异程度，从而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其在综合评价中也就起到越大的作用。信息熵H（x）=-P（xi）lnP（xj）能够反映系统的无序化的程度。近年来，熵权法在诸多实证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尽可能地使用某个指标对CEO个人特征信息进行压缩，本文采用熵权法对CEO各项特征进行衡量，熵权法可以通过设定权重，明确CEO 个人特征指标和各项特征之间的联络度。

（一）CEO 个人特征指标的选择

Financal World 的CEO 评价模型主要是通过外部分析师打分的方式对CEO 进行评价，主要评价标准有四点：第一，在CEO 的任期内，考虑公司的财务绩效，评价CEO 在任期内，企业是否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当遇到行业不景气或者其他外部冲击时，CEO 仍能保证公司处于行业中发展较好的态势；第三，创建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能够为公司服务，并对CEO 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第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与Financal World 的CEO 评价模型标准一致，本文选取的CEO 的特征指标用其个人特征指标中的财务背景、金融背景和学历、职称评价其能力，另外加入了CEO 的国企任职经历、年龄、双职合一等指标。

表1 描述了本文选用的CEO 个人特征指标。本文使用的样本为2015——2018 年四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数据，样本中男性CEO 占比为93%。36.5%的CEO 具有高级经济师、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CEO 的平均、最大、最小年龄分别为50 岁、75 岁和28 岁；从学历的视角来看，CEO 学历的整体分布较为均匀，有金融职业和技术职业背景的CEO 分别占比27.17%和26.15%；有55.8%的企业存在巨额注销的盈余管理动机；有24.4%的CEO 具有国企任职背景。

表1 CEO 个人特征指标

（二）CEO 个人特征指标权重的生成

假设有m 个CEO 样本，每个个体有n 个个人特征指标，xij表示某个人指标原始值，其中i=1，2，…，m 为样本，j=1，2，…，n 为所有个人特征指标。处理步骤为：

（1）归一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2）计算第j 项个人特征指标下第I 个CEO的权重得到矩阵P。

（3）计算第j 项个人特征指标的信息熵

（4）计算差异性系数gj=1-ej，其中0≤gj≤

（6）由于原始指标数据量纲不同，计算总体得分时采用某数据在该个人特征指标的权重sj=

利用熵权法得到个人特征指标的各项权重见表2，根据权重，我们可以计算出CEO 个人特征指数。CEO 是否拥有高级职称、国企任职经历以及是否拥有技术背景的权重较高。当CEO 具有高级职称时，其拥有更专业的知识储备，会降低企业的商誉减值的确认，甚至规避商誉减值的发生。如果CEO 曾经在国企任职，会养成更好的风险管控意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对企业的平稳经营有更大的贡献。如果CEO 有技术背景，在执行并购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业的前景，对技术的把控更到位，可以更好地选择并购标的，并充分发挥并购标的的技术作用，从而更有可能达到起初并购的目标，避免商誉减值；具备金融背景的CEO 在并购时可以更谨慎地选择标的，提供更有质量的可行性报告，对未来的经济态势有更好的把握，高溢价带来的商誉减值等被减弱。

表2 各项个人特征的权重

总体来说，CEO 个人特征指标评分越高，其对商誉减值确认的抑制性越强，即CEO 个人能力越强，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可能性和商誉减值的规模越小。由此可见，个人特征指数越大，表明该CEO 具备更强的公司管理能力和更优秀的品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为wind 客户端和CSMAR 数据库，并通过网络搜索和公司公告披露进行补充。本文选取2015——2018 年四年间全部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并进行以下：（1）因为商誉和商誉减值均为0 的公司不存在商誉，也不会发生商誉减值，这类样本均被删除处理；（2）对被标为ST、*ST、金融行业公司以及数据无法补足的公司样本进行删除；（3）为使研究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性，删去样本中比例严重偏颇的虚拟变量。最终得到的样本数量为5073。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商誉减值的虚拟变量（GWLS）和商誉除以净资产的连续变量作为衡量商誉减值（GWLX）的被解释变量。如果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则GWLS 变量记为1，否则记为0。

（2）核心解释变量。CEO 个人特征使用前文构建的个人特征指数来衡量。考虑到影响上市公司商誉的几个主要方面，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还包括盈余管理动机、对CEO 的激励、对CEO 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盈余管理动机包含巨额注销和盈余平滑两个方面。对CEO 的激励主要通过CEO 的薪酬占公司管理层薪酬的比重衡量。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分别用董事会规模和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来衡量。

（3）调节作用交互项。为了研究委托代理关系中盈余管理动机和约束激励变量的调节作用，本文也在模型中加入对应变量与CEO 个人特征指数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定义CEma、CBath、CSmooth、CShare、CBoard、CInvshare 为Character、Ema、Bath、Smooth、Share、Board 和Invshare 的交互项。

（4）控制变量。参考杨威等[3]、陆瑶等[11]，选取以下公司层面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ROA、营业收入、营收增速、市值账面比、年股票收益率。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时间趋势。表3 归纳了本文模型中指标、变量的含义。

表3 变量定义表

（三）研究模型

本文研究CEO 个人特征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总额占净资产比例的影响和如何影响发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两个方面，对应的解释变量分别为离散变量GWLS 和连续变量GWLX。因此，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研究将使用Probit 模型，根据第2 部分的假设，模型如下：

模型（1）和（2）分析CEO 个人特征及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模型（3）分析CEO 个人特征与对CEO的激励、内部和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

由于样本中GWLX 有较多的0，在分析CEO个人特征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总量的研究中，本文将使用Tobit 模型，具体表达式为：

模型（4）和（5）分析CEO 个人特征及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数额占资产比例大小的影响。模型（6）分析CEO 个人特征与对CEO 的激励、内部和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数额占资产比例大小。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4 可以发现，2015——2018 年，我国存在商誉的企业不断增加，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也快速增多，截至2018 年，商誉减值企业占比已经超过40%。这也验证了本文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Trend）的必要性。从GWLX 来看，2018 年激增至2.8053，商誉减值风险已经不容忽视，巨额的商誉减值将极大地损害投资人和股东的利益。

表4 每年商誉减值公司的比重和GWLX 的变化

表5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GWLS 的均值为0.269，表明2015——2018 年四年中有26.9%的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标准差为0.443，表明了商誉减值企业分布的不平衡性。Bath 和Smooth 均值的和为0.774，表明有77.4%的公司具有商誉的盈余管理动机。控制变量ROA 平均值为0.06，标准差为0.07，分布较为平均；营收增速平均值为0.298，标准差为1.971，企业间差异较大，表明控制这些变量是必要的。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规模的影响

表6 中首先列举了各因变量，（1）、（2）是将“洗大澡”和“盈余平滑”看作一个盈余管理动机变量的回归结果，（3）、（4）是将上述两种盈余管理动机分别单独研究的回归结果，（2）和（4）包含个人特征与盈余管理动机的交互项。其中，Character 的系数分别为-4.972 和-4.843，结果显示二者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CEO 的个人特征指数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的总额占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具有拉低的效果。同时，Ema、Bath 和Smooth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市公司确实会进行商誉的盈余管理。而CEma 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其与GWLX 的负向关系表明，CEO 个人特征越强，其对商誉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弱化作用越明显，二者之间具有调节作用。CBath 和CSmooth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且CSmooth 的系数小于CBath，表明CEO 的个人特征指数与“洗大澡”的调节作用更强。CEO 个人特征评分越高，说明其能力较强、阅历更丰富、个人声誉也越高。出于对个人声誉的保护，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巨额注销盈余管理动机。此结果从CEO 个人特征指数及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与商誉减值量的关系上证明了假设1 和假设2。

表6 CEO 个人特征及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量的影响

表7 显示了CEO 个人特征及激励约束变量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总额占年末净资产比重的影响，通过激励约束变量与CEO 个人特征的交互项来分析其中的调节作用。单独来看，Salary 的系数为负，Board 的系数为正，Invshare 的系数为负，这表明对CEO 进行薪水激励能抑制GWLX 的增加，内部约束往往有增加GWLX 的风险，外部约束能降低GWLX。而CSalary、CBoard 和CInvshare的系数均为负，这表明，CEO 个人特征指数越高，不但其激励效果对于GWLX 的降低越有效，而且更能弱化内部约束机制对GWLX 提升的效果。这个结果从CEO 个人特征指数及激励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与商誉减值量的关系上证明了假设3 和假设4。

表7 CEO 个人特征及激励约束变量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量的影响

（三）CEO 个人特征对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

表8 显示了CEO 个人特征指数及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与表6 类似，（1）和（2）将“洗大澡”和“盈余平滑”均看作盈余管理动机的回归结果，（3）和（4）是将上述两种盈余管理动机单独研究的回归结果。其中，Character 的系数均为负，表明CEO 个人特征得分越高，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的比例越小。据（3）显示，与表6 相比其在统计上显著性不如对商誉减值规模的影响，尽管说明了CEO优秀的个人特质可以缩小商誉减值的规模，但不能显著地影响商誉减值的发生。系数的正负则依然表明盈余管理动机增加了商誉减值的可能性，而CEO 的个人特征指数能降低盈余管理动机的效果，且（4）中Cbath 和CSmooth 的系数证明了上述结论。进一步地，Cbath 的系数比Smooth 的系数小得多，这也表明CEO 个人特征指数与“洗大澡”的调节作用更强。以上结果从CEO 个人特质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方面证明了假设1 和假设2。

表8 CEO 个人特征及盈余管理动机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

表9 显示了CEO 个人特征及激励约束变量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其结果与表7 类似。需要指出的是，从结果上看，尽管CEO 个人特与激励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可能的关系是存在的，但这种关系的统计显著性不如其对商誉减值规模上的影响。以上结果在CEO 个人特质对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方面证明了假设3 和假设4。

表9 CEO 个人特征及激励约束变量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

续表9 CEO 个人特征及激励约束变量的调节作用对商誉减值可能性的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使用Tobit 和Probit 模型研究了该指数以及其与盈余管理动机、激励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规模和发生可能性的影响。研究表明，CEO 个人特征指标和商誉减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拥有高学历、高级职称和金融、技术相关职业背景的CEO，会对并购决策更为谨慎，对并购信息了解得更为准确，有效地避免了高溢价并购的发生。当CEO 个人特征指标评分越高，其可以更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企业内部的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对CEO个人特征与商誉减值也能产生影响。当CEO 个人评价得分较低时，企业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制度可能导致CEO 的个人过度自信，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但当CEO 个人评价得分较高时，这种现象将不再发生。外部监督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商誉减值。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会对CEO 的个人权力进行削弱，CEO 对企业和投资人负责，在外部监督更严格的环境下，决策更加理智、谨慎。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得到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完善对上市公司CEO 特征信息披露机制和商誉计提的会计准则监督体系。首先，合理评价CEO 个人特征，对盲目跨界并购进行识别。对并购完成后的商誉相关信息披露、加强监管，防止企业内部的盈余管理动机，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也要对上市公司的商誉披露准则进行完善。

第二，企业应更加审慎地对CEO 进行筛选，特别是对并购决策的负责人进行全面评定。企业想要避免商誉减值，需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和完备的管理制度。挑选具有相关从业经历，教育背景更优质的CEO，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规避风险。同时，合理利用股权结构和薪酬结构约束CEO 的权力，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发挥CEO 的个人能力。此外，对被并购企业进行的调查要详尽，不能仅凭CEO 的喜好提供信息。

第三，机构投资者加大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个人投资者加强学习投资知识，在做投资决策时也应该合理评价CEO 的背景。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职能逼迫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披露CEO 个人资料。我国资本市场的散户投资者的专业化程度仍然较低，散户跟风的“羊群效应”使市场风险增加，更加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散户投资者学习专业的投资知识，将上市公司披露的CEO 信息作为投资决策的一部分，更好地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