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平

（1.南昌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2.南昌大学 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一、问题的缘起

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能够将国家、社会和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对社会成员而言，社区是活动与生存的重要场域，以至于有学者表示，一个人可以脱离家庭生活，但却不能没有社区生活[1]2。近20 年来，社区的重要性不断被国家所重视，社区逐渐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点。自2006 年起，我国启动了农村社区建设，希望通过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将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15 年，国家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批农村社区建设示范点。2018 年，民政部在全国确定了48 个农村社区治理试验区。政策的不断推进大大提升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水平。目前，我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也是以农村社区为载体。但是，当前的社区建设政策在看待农村社区时基本持整体主义社区观，将农村社区看成一个内部同质的生活共同体。整体主义社区观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社区性质不加区分，容易造成政策实施流于形式。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动员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为解决特定社区问题而激发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2]，因此它既是社区的一种重要能力，又能反映出社区的内部结构。此外，农村社区动员所关注的动员主体、客体、资源、渠道、话语等都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与结构密切相关。因此，社区动员既是提升社区参与的直接手段，也是促进社区行动和改变的关键。在对农村社区动员进行研究时，学者们注意到社区性质与动员能力的相关性。但是整体主义社区观由于对社区性质不加区分，在对社区进行动员时往往采用一体性方法，造成农村社区建设中村民参与不足、被动“建设”、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3]。

因此，破解整体主义农村社区观就显得尤为迫切。在科学研究中，解决整体性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对事物进行分类。我国学者目前主要从地域和功能两个角度来划分社区类型。在地域指标方面，吴文藻曾将社区分为部落社区、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4]，这一观点在本质上也有地域划分的成分。在功能指标方面，学者较为倾向于从社区内部的结构来对社区进行分类，如：按照乡村的功能将乡村分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和新型社区[5]。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流派对社区分类还蕴含功能性视角，而从功能主义进行社区划分在实际操作中会存在理想主义特点。为此，需要找寻出一种更加恰当的农村社区分类方式，既可以全面把握农村社区的内部特质，又能帮助政府在对社区的治理中迅速找到介入抓手，达成农村社区建设目标。这一思路在2007 年民政部印发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中就得到了明确，政府在动员实践的具体操作上将农村社区划分为城郊结合部农村社区、中心集镇农村社区、传统农业村社区三种类型。

近年来，学界倾向于从空间角度来对社区进行重新认识。社会学的空间视角早已形成了一个传统，空间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物质的存在，还是社会关系形式的存在。在以地域为基础而建立的农村社区中，由于蕴涵着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文化”，而每个文化都有一个发挥支配性作用的“空间”，因此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遵从这个“空间”[6]23。在费孝通笔下的乡村熟人社会也蕴含了一种空间形态，存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主要的生产生活通过地理空间上的土地获取；在日常交往中，空间由近到远、活动频率从多到少，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从空间视角看，不同空间的农村社区必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动员实践及其社区文化。从实际来看，不同地域空间的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分布是不均匀的[7]，所以不同社区所享资源是不均衡的，社区结构及动员能力也必然不同。此外，不同地理区位的社区还拥有不同的社区文化、社区组织等社区特有属性。而空间视角对社区分类是可以同时蕴含社区的地域空间性及社区性，可见引入空间视角对于解决当前整体社区观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

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均离不开正常运转的动员体系，社区动员是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最有效的方式与手段之一。而作为以地域为基础而建立的农村社区，由于其资源、文化、结构等存在差异，使得不同农村社区会拥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其社区属性的不同也必然要求不同的动员体系。这些结论主要是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经验概括和总结分析，还是缺少合适的理论分析依据。因此，本文将通过讨论社区类型与农村社区动员的关系，在分析中采用空间视角并借鉴民政部的分类，将农村社区分为城郊结合部型农村社区、集镇型农村社区和传统型农村社区，进而比较不同社区类型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差别，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农村社区类型的划分，同时对于描述农村社区的社区性也有着重要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社区动员往往与社会动员紧密联系在一块。社会动员是有目的地引导动员客体形成认同，共同参与到主体所期望的某项实践活动的过程[8]，而社区动员则是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过程[9]，可见社区参与是社区动员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劳韦[10]将社会空间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类，客观指社会集团居住的空间范围，主观指社会集团成员共有的与成员有深刻联系的空间。在空间主义视角下的社区，它本身就具有特定场域空间，同时该空间是基于特定场域的社会生产和交际关系所形成，所以在研究社区动员能力时，必然会与社区空间有所联系。当前国内学者在农村社区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农民的社会动员。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治理运动[3]，但当前政府对于动员农民的能力并不尽如人意。杨福忠[11]通过实践发现目前国家运用公权力对于农民的动员能力在下降，以至于基层干部不得不寻求其他变通之法。

基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失效的现状，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目前社会动员已形成了三大理论范式，分别为资源动员理论、文化动员理论和结构理论。资源动员学派侧重于动员中的资源运用状况，认为个体对一项集体行动的参与状况取决于其在该行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12]。学者普遍着重在“项目”资源上的动员研究，渠敬东[13]认为项目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级治理体系。有学者分析了南京市江宁区众多农村项目，发现农村项目的成功实施离不开社会动员，项目自身就已自带了体制内的动员机制[14]。除了资源这种有形的动员研究，一些无形资源，如文化资源，也同样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动员起到积极作用。在文化资源的动员方面，发现乡规民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农村社区动员的重要工具，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可以情理动人、道理感人、法理服人[15]121-126。此外，社会动员的结构学派主要侧重从社区结构的改善和社区多元认同的形成方面来影响动员能力。

农村社区动员能力除了外部动员方法会产生影响外，社区自身的社区能力和内部的社区结构同样也会对动员能力造成影响。社区能力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包括社区的资源、文化、知识、结构的发展，能保证社区系统和权力运行的有效。[16]可见社区能力是受社区地理空间所影响。此外，社区能力建设还与社区组织和社区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17]，在村庄精英动员下，农民间的合作成为可能，村庄公共物品能够有效供给[18]51-53。社区结构主要体现为社区的内部关系结构和社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社区关系、社区认可等。农村社区关系主要表现为村民直接的邻里关系，在传统农村社区中社区关系还是以熟人关系为主；而在集镇和城郊型农村社区中，村民外出务工的人口较多，人口结构由原来的“熟人社会”慢慢向“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转变，这一社会关系的转变，会极大地阻碍村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19]35-36。在社区结构中，社区关系往往来源于既定的空间、人口、文化习俗，社区居民同质性高，更容易共同参与到社区运动中。社会动员的结构学派认为除了可以从社区结构的改善来提升动员能力外，还应关注社区认同。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议事程度越高[20]；且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可以进而提升社区动员能力[21]。

可见，学者们不仅描述了我国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现状，还通过动员的三大范式理论深入分析了影响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各方面因素；不仅注意到了资源动员理论的作用，也较为关注文化学派以及结构学派在农村社会动员中的动员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空间作为社区动员能力和影响因素之间的载体是不容忽视的。

（二）关于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动员能力的关系研究

对于社区分类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当前主流的分类方式是以地理指标和功能指标为主。在地理空间方面，可以根据社区的空间地貌分为山村、渔村、平原村等。张静波等[22]就以实践中生产方式不同将农村社区划分为种植业社区、林业社区、牧业社区、渔业社区。在功能指标方面，早期国外学者根据每个区位的功能不同将其分为不同社区，比如：甘斯将城市划分为寄宿区、种族区、贫民窟和灰区四种类型[23]。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社区内部结构功能对农村社区进行分类，舒晓虎综合了地域性、社会性和结构性三个指标，将我国城市社区划分为封闭社区、离散社区和整合社区[24]。魏娜[25]则从社区发展的角度提出我国城市社区的变迁可以分为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此外，在对农村社区的分类上，学界的划分更为多元，会根据社区的构成要素进行综合划分。如：贺雪峰[26]主张从社区精英和社区记忆两个维度对农村社区进行分类。

通过不同的指标进行社区分类往往只反映社区的某方面特质，要想进一步了解农村社区的社区性，可以通过其对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影响因素的讨论。国内学者对社区性质与社区动员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社区的关系网络、社区资本与社区动员能力的关系。在农村社区，除了法律法规的要求外，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对于激励农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具有更大的潜力[27]。比如：从村民自治框架出发，广大村民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共同体，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资源对于农村社区动员和建设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28]。但是，这种熟人关系的社会网络也在不断瓦解，这一社区关系网络的变迁，进而影响着社区动员的整体逻辑变化。在半熟人社会中，村庄精英增加了社区动员效果[29]，改变了村庄的选举逻辑[30]。此外，社会资本的强弱与社区动员能力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布迪厄[31]202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能够为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和为特殊地位提供资源，并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优势。学者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当倡导者位于社会关系网的关键位置时，更易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到其他社会成员，因而也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加入[32]。可见，由于社区存在多种属性与动员能力之间存在关联，其中研究聚焦社区关系网络和社区资本，但往往会忽略社区本身以及社区场域。因此，对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研究应在注重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资本的同时，兼顾社区的社区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社区类型假设

社区类型理论认为每一个社区具有独特的社区性，这是社区运行的基础。而社区的社区性源于各个社区的土地、空间、人口、社区关系等，由于社区性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由此使社区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结合社会空间理论和社区类型理论，本研究将农村社区化分为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农村社区。集镇型农村社区是以一批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城郊结合部型农村社区在地域空间上处于城市和农村的结合地带，是城市的边缘地区，传统型农村社区是广大农村社区的典型形态，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方式、以乡土礼俗及公共舆论为行为规范。由于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三类农村社区在地理区位、空间、人口等方面可能会存在差异，呈现不同的性质，而在不同社区性质下村民的社会关系会影响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农村社区动员效果。

基于此，提出假设1：不同农村社区类型存在农村社区社会动员能力的差异。

2.社区动员能力影响因素假设

对社区进行动员是提高社区参与的重要方法，而由于社区结构不同所能接受的动员方式并不相同[8]。现行的农村社区动员中，行之有效的动员方法分别为项目动员、文化动员、自组织动员。在项目动员中，学者发现在新农村建设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利用项目资源进行组织动员，对提升农民参与具有重要影响[33]。文化动员实际上是通过情感和身份认同两种媒介来实现动员主客体间的“共意”，进而完成动员使命[34]。自组织动员是国家动员仍占据主体，但同时居民拥有自主选择权的补充动员模式[2]。它区别于国家动员体系的是，它能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网络，并且能体现出社区共同体的能力与机制[8]。

社区能力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在能力，表明社区具有某种特定的能力来开展某种行动，是社区动员的基础。增进农村社区的自身能力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提到要增进农村社区的治理能力，具体为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可见社区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动员能力。

此外，动员农民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中，还必须注重农村社区内部社会结构的改变。上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基于此，提出假设2：动员方法、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分别会影响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

3.社会空间假设

社会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35]13。而农村社区本身具有客观的地理现实，同时它也是一系列行政手段和政策法规的产物。真正的农村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在社区空间表达，并通过主体实践在空间得以固化而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社区既是社区行为的场所，又是社区关系的结果。因而，位于不同空间区域的农村社区形成了不同类型，进而具有不同的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所以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会存在差异。此外，社会空间理论还表明任何社区行动都是空间性的行动，都是有其具体的场所，同一类型的活动在不同的场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36]。所以在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由于它本身具有客观的地理区位性，同时具有主观的社区属性，因而对于相同的影响因素，所表现出的动员能力意愿也并不相同。

基于此，提出假设3：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农村社区的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存在差异，进而造成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不同。

（二）数据来源

为保证充足的样本代表性，本研究按区域和经济发展状况分别从东部（山东省）、中部（江西省）、西部（陕西省）各随机抽取1 个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县，再从每个县随机抽取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其中城郊型社区、集镇型农村社区和传统农村社区各1 个），共9 个村进行调研。2017 年6月、2018 年8 月以及2018 年9 月分别对这9 个村展开实地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方法，回收有效问卷912 份。从社区类型结构来看，集镇型社区问卷数307 份，占33.7%，城郊型社区问卷数300份，占32.9%；传统型社区问卷数305 份，占33.4%。从地区结构来看，山东省占35.1%，江西省占29.6%，陕西省占35.3%。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26.0 软件进行分析，信度测算可靠性分析结果中的Cron bachs Alpha 系数为0.831，大于0.7，表示此问卷属于可靠状态；效度测算发现KMO 值为0.879，大于0.6，且显著性小于0.05，表示此问卷属于高度有效状态。

（三）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目的在于比较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以及影响动员能力的因素，将重点厘清农村社区的类型与其动员能力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因此研究将社区动员能力定义为因变量。吴忠民[37]认为社会动员是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参与是一个群众能以主体的身份介入有关社区决策的过程，而社区参与是可以通过定量化指标来进行分析，所以将社区参与能力作为社区动员能力的测量指标。本文将参与分为两个过程——参与公共议题和参与决策过程。依据参与的两个过程，在问卷中设计涉及村民参与的12 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是否参与村中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参与环境整治、是否参与产业项目、是否参与社区服务站、是否参与村落公共空间、是否参与村落文化建设、是否参与社区组织、是否参与社区公益服务、是否参与村庄选举、是否参与村民议事、是否参与精准扶贫、是否参与民主监督，用于测量村民的社区事务参与情况。这些变量为二分变量，1 代表参与，0 代表未参与。对这12 个项目进行探索因子分析，得到KMO值为0.91，大于0.6；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结果显示，X2=4828.086，df=66，P=0，小于0.05，该数据非常适合采用探索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旋转进行因子分析，共获得2 个因子（见表1），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居民对其所在社区的需求不同，所关注的社区事务也不同，由此产生的参与动机与策略也不一样，形成不同的参与模式，将其分别概括为：是否参与社区决策维度、是否参与公共议题维度。其中是否参与村中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通过效度检验，在两个维度载荷都低于0.5，属于无效题项，删除。因此，是否参与社区决策维度包括：是否参与村庄选举、是否参与村民议事、是否参与精准扶贫、是否参与民主监督；是否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维度包括：是否参与环境整治、是否参与产业项目、是否参与社区服务站、是否参与社区组织、是否参与村落公共空间、是否参与村落文化建设、是否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将两个因子所包含题项的评分相加分别作为参与社区决策和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的总得分。将两个维度的社区参与总得分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衡量指标，总评分越高，表示该社区的动员能力越强。

表1 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因子分析

2.自变量

如前所述，需验证动员方法、社区能力、社区结构是否分别会对社区动员能力产生影响。在动员方法变量中，采用项目动员、文化动员、自组织动员，具体到问卷中表述为“村干部在对你家进行动员时是否通过资源激励”“村干部在对你家进行动员时是否通过讲村民感情”“村中近几年是否有成立各类社区组织”。

依据动员资源范式可以将社区能力分为资源能力、文化共意和社区自组织结构三方面，具体在问卷中的表述为“村里的医疗服务是否能满足看病需求”“村里是否开展了文化建设”“受教育程度”及“村中是否有自己的社区组织”。

社区结构变量划分为社区关系、社区认同两个维度。社区关系主要是测量血缘社会和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的变化，具体在问卷中表述为“村中的宗族观念表现如何”。社区认可是测量村民对于社区认可程度，具体在问卷中表述为“知道自己家具体属于哪一个组或队”“觉得自己村比周边其他村要好吗”。具体各个变量的赋值和基本统计信息列于表2。

表2 变量赋值及描述

四、结果分析

（一）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现状

参与作为社区动员结果的衡量指标，它的参与度表明了社区动员能力的状况。表3 描述了抽样总体和三类农村社区参与具体社区事务的占比。通过分析发现调查的农村社区村民的动员参与现状表现为：第一，总体参与不足，参与分布不均。由表3 中可看出，村民参与社区决策维度比例显著高于参与社区公共议题。在参与社区决策维度中，有76.5%的被访村民参与了村庄选举，接近60%的被访村民参与了村民议事；而在参与公共议题维度中，有90.9%的被访村民表示没有参加过村中的产业项目，78.2%的被访村民表示从未参与社区公益服务，67.4%的被访村民表示从未参与村落文化建设，这种参与率分布极其不均衡。第二，以执行型参与为主，一般性活动参与为辅。通过分析发现，高达66.3%的被访村民没有参与过民主监督，但却有76.5%和59.8%的村民参与选举和议事，可见即使参与决策和议事，也大多流于形式。村民参与的内容还是以一般性活动为主，例如环境整治、社区服务站等。

通过表3 还可以看出，三类农村社区所展现出的参与程度还存在些许差别。在集镇型农村社区中，被访村民在村庄选举、村民议事、精准扶贫中的参与率都几乎超过60%，其中在总体参与率中最低的参与产业项目上，集镇型村民的参与率都比总体参与率高了4.3%，可见集镇型社区的整体参与率在三类社区中最高。在城郊型农村社区中，村庄选举、村民议事、环境整治的参与率超过了50%，其他参与社区活动基本上与总体参与率保持一致。在传统农村社区中，村庄选举、村民议事的参与率超过了60%，其他参与社区活动基本上都低于总体参与率。

表3 三类农村社区参与社区事务参与率表

（二）三类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比较

对因变量的分析可知，根据村民参与的机制不同，可以将参与分为两个维度：是否参与社区决策和是否参与社区公共议题。从表3 可以发现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是存在差异的，但是仅仅从静态的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并不能真正反映三类农村社区的参与差异性，因此，我们将运用方差分析法来比较三类农村社区在两个维度上的参与状况。首先，检验两个维度的方差齐性，都适合做方差分析。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在是否参与社区决策维度上，sig 的P 值为0.833，大于0.05，三类社区在参与社区决策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当前整体主义的社区观，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的动员可能会存在以偏概全，通过整体性的相关政策实施，容易造成社区参与与形式主义的共存。这也是基层创新治理现在迫切需要破解的问题。在“是否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维度上，sig的P 值为0.017 小于0.05，因此三类社区在参与公共议题上至少在两类社区存在显著差异（后续的因变量都为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维度）。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在参与社区公共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验证了农村社区类型间存在农村社区社会动员能力的差异。结合统计数据的分析还可得，集镇型农村社区动员能力最强，城郊型次之，传统型最弱。

（三）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究导致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同时为展现不同变量对于社区动员能力的净相关影响，本研究通过三个嵌套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1，首先加入动员方法变量，判断动员方法变量对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作用；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础上加入社区能力变量，判断社区能力对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作用如何；模型3 则是在模型2 的基础上继续加入社区结构变量，判断社区结构因素是否会对农村社区动员能力产生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农村社区动员能力与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首先，从模型1 来看，整体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的R2为9.1%。说明动员方法对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存在解释力。具体来说，村干部在对村民动员时通过讲村民感情和讲道理动员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说明村民参与公共议题与村干部动员时采用讲村民感情和讲道理的方式呈正相关影响。

从模型2 来看，模型2 对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解释力为30.1%，相比于模型1 增长了2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社区能力变量对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存在强解释力，影响程度比动员方法更强。具体而言，村中能够满足基本医疗服务、文化建设和有自己的社区组织的回归系数都是正数，说明它们对于村民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的意愿是正向影响的。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表现为学历越高，越是愿意参与社区公共议题，越是愿意接受社区的动员。

最后，从模型3 来看，模型3 的R2值又进一步增长为33.7%，比模型2 增长了3.7%，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示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增强。在加入社区结构变量之后，动员方法和社区能力变量的显著性仍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动员方法和社区能力确实对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存在影响。而在社区结构因素中，社区关系、社区认可两个维度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社区结构是可以解释社区动员能力的变量。具体表现为，在社区关系中，宗族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宗族关系中表现一般的比不熟的更有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的意愿；在社区认可中，知道自己家属于哪个组或队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正数，因此清楚自己家属于哪个组或队的村民，更容易被动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认可自己村庄比周边其他村庄好的，其参与意愿也是被正向影响的。

综上所述，从三个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随着自变量的逐一加入，模型的整体解释力不断增加，说明所加入的自变量具有能够解释因变量的能力。从加入的动员方法、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变量模型的解释力变动来看，社区能力变量对社区动员能力的解释力最强，动员方法次之，社区结构稍弱。基于此，验证了假设2，动员方法、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都分别会影响农村社区动员能力。此外还发现，社区能力在动员方法、社区能力、社区结构三类变量中对于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最大。

（四）三种类型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比较

通过验证假设1、2 可知，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在内部是存在差异的，而影响动员能力的因素有外在的动员方法和空间上的社区能力、社区结构因素。那么影响动员能力的空间因素，对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通过三类农村社区的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的比较统计表可以看出（见表5），从村里的医疗服务能满足村民需求的占比看，三类农村社区的数据都在85%以上，相差无几。在文化建设的题项中，集镇型农村社区有65.1%的村民表示村内开展了文化建设活动，而城郊型和传统型的占比分别为60.9%和57.2%。在社区素质维度上，在城郊型和传统型农村社区中，有超过20%的村民没有读过书，超过50%的村民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在村内存在社区组织的维度下，集镇型和城郊型农村社区分别有83.1%和83%的村民表示有社区组织，传统型农村社区占比稍少，为79.7%。综上所述，通过三类农村社区能力的题项对比，可发现集镇型农村社区在村内开展文化建设和拥有自己的社区组织数据占比高于其他两类社区；传统型农村社区在满足基本医疗服务的数据上高于其他两项，可见三类农村社区在社区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表5 三类农村社区的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维

本研究从社区关系和社区认可两个维度对社区结构进行测量。在社区关系维度上，村中的宗族观念在传统型农村社区中认为很强的占比最多，为15.1%，在集镇型和城郊型社区中分别为12.7%和10.9%，占比较传统型少，可见农村社区中的血缘关系已经转变了。在社区认同维度上，传统型社区村民更有村集体意识，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家所在的组，相比之下集镇型农村社区会弱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在社区认同中，集镇型社区认为自己村比周边村好的占到了55%，而城郊型和传统型分别占比34%和21.5%。再对比三类农村社区结构的测量数据，结合三类农村社区的社区属性，传统型农村社区人口构成方面主要是由血缘地缘组成，但相较其它两类社区同质性较强，所以社区关系较好。

为了进一步分析集镇型、城郊村和传统型农村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的差别是否会影响它们的社区动员能力，建立了三种类型社区动员能力分别与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的多元回归模型。发现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的差异确实会对三类社区动员能力产生影响，具体结果见表6 与表7。

在社区能力变量中（见表6），对比“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模型可知，三类型农村社区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它们的R2值分别为26.4%、21.9%和27.8%，可见社区能力对三类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传统型农村社区受其影响最大，集镇型次之，城郊型受影响最小。具体来看，村中有符合的医疗服务、文化建设和自己的社区组织都是正向影响三类社区的动员能力的，但在受教育程度上，传统型社区在接受初中教育后，就会比未接受过教育的村民更愿意参与社区事务，而集镇型社区需要接受到高中教育后才产生参与意愿，在城郊型社区中，受教育程度与动员能力无显著差异。

表6 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与社区能力维度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在社区结构变量中（见表7），本研究分为两个维度：社区关系和社区认可。首先，社区结构变量整体对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解释度分别为26.4%、9.2%和9.8%，可见社区结构对于集镇型型农村社区的影响较大，对城郊型和传统型农村社区的影响一般。而且发现三类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具体到社区结构维度上后，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在社区关系维度上，集镇型和传统型社区有题项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传统型农村社区在宗族呈现出极强显著性，社区关系在传统社区的动员能力影响极大。在社区认可维度上，集镇型农村社区所有题项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两类社区也都有部分题项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社区认可在集镇型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影响更大。

表7 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与社区结构维度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数据结果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对于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验证假设3 成立。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农村社区的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存在差异，并且由于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存在差异进而造成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不同。且在社区能力解释因素中，传统型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受其影响程度最大；在社区结构影响因素中，集镇型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受其影响程度最大。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的社区动员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集镇型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最强。嵌套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动员方法、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会显著地影响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同时发现社区能力对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影响最为强烈。其中，社区能力对传统型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大于其他两类，社区结构对集镇型农村社区动员能力的影响大于其他两类。在对比三类农村社区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后，发现三类农村社区的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存在异质性，进而影响动员能力，使得三类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内部存在差异。

造成农村社区动员能力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社区能力和社区结构的不同，而这些正是社区性的空间表现。本研究所划分的三类农村社区也确实展现出了社区性的本质差异。集镇型农村社区从地域上看是乡镇政府的所在地，从空间来看，在以交易中心区为主导下，构成相应的场域；人口组成随赶集变化，人口组成具有不稳定性，在问卷中关于村中是否有外来人口租住，集镇型农村社区占比最高，达49.2%，可见集镇型人口异质性较高；在社区关系中，从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关系，开始向业缘关系转变。城郊型农村社区，从空间看，在该种社区内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互相渗透[38]；因为城郊结合部农村社区独特的空间性，社区内的生产、生活兼具城市和农村的特点，社区内的居住方式多元，人口异质性强。而传统型农村社区人口以老幼病残人数居多，人口以向外流动为主，且其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其社会关系主要沿着血缘及私人关系展开，具有相对的“地域封闭性、固定性、稳定性及同质性”[39]的特征，是一个典型的熟人关系网络。在问卷中关于村中是否有宗祠及土地庙，集镇型、城郊型、传统型农村社区占比分别为67.6%、63.7%、83.9%，看出传统型农村社区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传统民俗文化的保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利于村民间的团结，更加有利于村民参与意识的提高，但也促使村民的思想及文化观念更倾向于保守。在访谈中出发现，三类社区的农村社区性存在很大不同，所以社区分类研究是可以很好地厘清农村社区的特征，把握农村社区的结构，便于有针对性地建设农村社区。

早期的社区研究通常将它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学者们习惯将农村社区看作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农村社区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别。这种差别会极大地影响社区行动，如社区团结、社区参与等[40]。造成这种差别是由于影响社区性质的核心因素是多元的。学者们从多维度进行了不少研究，其中吴文藻认为文化是社区的核心，文化一方面具有地理性同时又拥有时间性。随着对农村社区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应针对社区性差异不同，对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方针[22]。黄晓星[41]认为社区性是社区运动最基本的属性，是不同主体和空间互动的产物，因而社区性能呈现出不同社区的能力差异。可见，学者们所提出的社区性质的变量繁多，且大多从单一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社区性探究的综合性稍显不足，并未将不同的变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但社会空间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地域性和社区性变量的视角。对社区而言，地域是一个特定的空间，这种空间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空间会具有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结构和能力。社会空间理论的意义在于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一种空间性的在场，同一类型的行为会由于场所的变化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也就是各种行动的空间性到场建构起了场所的自身特征或场所的社会结构[36]。因此，在社会空间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分类，不但具有客观的地理区位性，同时它又拥有自身的社区性。此外，社区存在着地域和社会网络两种空间[42]，其中地域性空间包含了制度环境、资源和认同，社会网络表述为社区性社会网络，代表着社区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地域性空间和社会空间是交互影响的。因此，在空间视角下划分社区类型不仅可以认清地域空间，还可以更好地厘清社区能力，把握农村社区的社区网络。所以在解释农村社区动员能力时，不能忽略空间维度。结合本文的发现，三类型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是存在强弱之分的。因此在研究农村社区建设时，可以通过整体主义视角宏观地把握研究脉络，但同时我们可以打破整体，从空间视角上区别农村社区的不同类型及其内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