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举礼贤”：故事背后的深层信息

今人读古书，即使囫囵吞枣，不能终卷，恐怕也不会错过开篇首章，或者“得胜头回”。我们打开《世说新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德行》篇第1条：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作为《世说新语》全书的开篇，这个“仲举礼贤”的故事当然也就“先声夺人”，千百年来，不仅吸引了历代读者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而且围绕对它的解读而产生的“信息量”，也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有些信息是它本身自带的，有些信息，则是历代读者和研究者渐次增益、附加甚至是“赞助”的。我們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一一详述，这里，仅就以下三点稍加说明。

一是历史故事层面的信息。

综合历史记载和刘孝标的注释，这个故事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陈蕃（？—168）字仲举，东汉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东汉桓帝时，与李膺等反对宦官而被免职。灵帝时封高阳侯，后与窦武谋诛宦官曹节、王甫等，事泄被害。作为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政治家，陈蕃不仅位至三公，而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士林领袖。“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八字，正是对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简明概括。而“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则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这段话之所以经常被征引，就因为其寥寥数语便揭示了汉末政治动荡、宦官专权、清议风起、士节挺立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当时乱政祸国的宦官集团代表的是一股沉渣泛起的“浊流”的话，那么，摆在像陈蕃这样带有儒家淑世理想和节义精神的士大夫面前的一个使命，便是“激浊扬清”，使政治重回正道，使天下“海晏河清”。所以，当时以陈蕃为首的一批朝廷重臣联合太学生，发起了一场反对阉宦专权的政治运动，是为著名的“清议”运动，这些“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清议名士，俨然成了时代的一股“清流”。不幸的是，这批有着天下关怀和道义担当的士人，却被宦官诬陷为试图谋逆的“党人”，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元年（168），先后两次遭到皇权与阉党的联手清剿，当时受到株连而被囚禁、流放、杀害或禁锢终身者达数百人，史称“党锢之祸”。

明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再来读这开头四句话，顿觉其虚实相生，气势沉雄，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幅苍茫悠远、风流蕴藉的历史画卷，引入遐想，意趣横生。

不过，对历史大事的记载显然不是《世说新语》的重点，我们看到，在对陈蕃其人做了十分精要有力的概括后，作者马上宕开一笔，转而对“仲举礼贤”这件小事展开叙述，仿佛镜头从全景式鸟瞰，突然推进为中景、近景式现场跟拍——“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寥寥几笔，便使读者在极富跳跃性的语言节奏中，得以从一个特殊事件逐渐逼近历史现场中的风流人物。

二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信息。

要知道，陈仲举来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做太守，并非升迁而是贬谪，而他下车伊始，未到官衙，便要先去拜访一个叫徐孺子的隐士。徐孺子名稚（97—168），豫章南昌人，家贫有气节，屡征不仕，隐居终生，时称“南州高士”。“欲先看之”四字，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主簿说“群情欲府君先入廨”（廨即官署），其实也反映了读者的心声。在这里，“群情”和“己欲”，一外一内，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中了。两个“先”字，前后呼应，相互角力，隐隐透出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来。其实，主簿所代表的“群情”只是不希望“府君”太过任性，并无对其“欲先看之”的徐孺子有任何不敬。但也正在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异中，陈蕃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凸显。他说：“当年周武王得了天下后，连席子都未坐暖，便去到贤人商容的闾巷拜访致敬。我今天也想礼贤下士，又有何不可呢？”陈蕃用武王礼贤的故事来为自己张目，“席不暇暖”正是要强调“欲先看之”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合情的——对于一个求贤若渴的人来说，先解渴才是最迫切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作者不继续往下交代事情的结果，大概正是为了让读者的注意力专注在“礼贤”二字上。我们会问：怎样的人才算是“贤者”呢？

孔子的回答是：“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里的“贤”，竟然是与“避”和“隐”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乱世中是如此。而陈蕃所处的正是一个乱世，在他看来，像徐孺子这样能将隐居进行到底的人，当然就是“贤者”了。而陈蕃礼敬这样的贤者，未尝没有某种不足与外人道的“代偿”甚至是“自赎”心理。这是“体制内”的人面对一个主动选择“体制外”生存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心理，其中有羡慕，有钦敬，或许还有几分自卑。《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正是在这一复杂心理的驱使下，“礼贤”的行为对于陈蕃而言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这故事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易觉察的时代大拷问，即在儒家理想濒临破灭之际，士大夫如何面对出处、去就、仕隐的生命抉择，这是一个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一样艰难的反诘和追问。生逢乱世，选择仕进，有可能就是“向死而生”;选择退隐，也许才是为自己打开了一道“生门”。这个故事正是在这些“画外音”“言外意”的交响中，展示着它的思想及文化的双重魅力。

三是编撰体例及文体特色层面的信息。

我们读古书，首先要明其体例。《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和文体特征究竟如何？作者刘义庆未曾明说，但我们从这第一条故事中便能窥知大概。

首先，以陈仲举开篇，等于为全书划定了一个时间上的大致限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述缘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又说：“记载魏晋清谈之书今存《世说新语》一种，其书所录诸名士，上起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之谢灵运，即渊明同时人而止。此时代之可注意者也。其书分门别类，以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及识鉴、赏誉、品藻等为目，乃东汉名士品题之遗意。此性质之可注意者也。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起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说由魏晋清谈上溯至汉末清议，将汉魏之际时代思潮演变递嬗之轨迹，阐发明白，也为我们阅读《世说新语》提供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深广背景，很值得参考。

其次，此条还是理解全书选材、性质、风格的一把钥匙，地位举足轻重。首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仅明确了全书撰述之对象皆为一“世”之“士”，同时也暗示了名士的“言”与“行”乃是全书关注的焦点。有人把《世说新语》当作“清言”小说或“轶事”小说，正是抓住了“言”与“行”这两大记述重点。而鲁迅干脆以《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说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是把握住了这书在中国士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余英时先生也说：“《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党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说新语》所收之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大于其下限也。”（《士与中国文化》）所以，今天的人要了解汉末魏晋的士风与世风，《世说新语》可谓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虽然是记载士人言行轶事之书，但“记言”与“记行”又有侧重，大抵以记言为主，记行为辅。所以我们看到，在门类与门类、条目与条目之间，显然“省略”或“删节”了不少内容，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空白”。这种“留白”的手法，不仅是绘画书法的技法，也是我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最典型的文体特色。《世说新语》的文体是颇具“现代性”的，很像是西方文论所谓“空间形式的小说”，或者“活页式小说”，又像是戏剧或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书中每一个片段都是对历史的某一个局部事件的“抓拍”和“定格”，合起来看犹如博尔赫斯所谓的“沙之书”，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又具有单独欣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世说新语》的語言是高度简练而隽永的，叙事的节奏因为目的性很强而显得快捷而轻灵，似乎作者完全没有宏大叙事的兴趣，而是忙于把人物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精彩瞬间或嘉言懿行展示给读者。这样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使《世说新语》无心插柳地建构起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被后世不断仿效和接力的独特文体——“世说体”。

当然，因为历史信息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也就给注释家留下了用武之地。《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到齐代就有一个叫史敬胤的学者为它作注，梁代又有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合称“四大古注”）。我们读了这些古注，就会知道，作为一种古老的记述形式，《世说新语》是和史传叙事迥异其趣的。换言之，史传巨细无遗、完整详备的叙事模式，恰恰是《世说新语》所要扬弃的。譬如，就“仲举礼贤”的故事而言，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会问：陈蕃到底有没有去拜访徐孺子呢？作者对此没有任何交代，似乎去不去无关紧要，想要去和说要去才是重要的。好在还有刘孝标的注（简称“刘注”）。刘注引袁宏《汉纪》说：

蕃在豫章，为稚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这条记载成了对故事本文的有效补充。我们据此可以推知，陈仲举不仅“去”了，徐孺子也“来”了。而且，陈还特意为徐设计了一张即使放在现在也很“时髦”的床榻，徐哪天来就哪天放下给他睡，人一走便把床榻悬挂于壁上，完全做到了“专床专用”，以致留下了“陈蕃悬榻”“徐孺榻”这样风雅的典故。今天江西南昌的徐家坊，古地名就叫“悬榻里”。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句，也是从仲举礼贤的故事演化而来。今天我们到酒店住宿，也雅称“下榻”——但说实话，徐孺子所享受到的“悬榻”“下榻”的特殊礼遇，恐怕是与我们无缘的。

“鄙吝复生”：千古如新的镜子

“仲举礼贤”之后，《世说新语·德行》篇的第2、第3 条，又凝成了两个著名的典故，一个是“鄙吝复生”，一个是“叔度汪汪”。我们先看“鄙吝复生”：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这一条很短，人物突然变换，记述的内容也变了。上一条还算是言行并举，这一条则纯为记言。乍一看，似乎是记了不着边际的一句话，与上下文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熟悉东汉末年的历史和人物，就会明白，这一条放在这里，其实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陈仲举虽然消失了，却并没有完全退场，因为这一条中的周子居和黄叔度不仅是陈的同郡老乡，还是知交好友。周子居名乘，汝南安城（今河南省汝南县）人;黄叔度名宪，汝南慎阳（今河南省正阳县）人。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是从“汝颍人物”开始记述的——先汝南，次颍川，由此而向外扩展——这与汉末人物品藻肇端于“汝南月旦评”或许不无关系。

范晔《后汉书·黄宪传》也记载了此事，文字略有不同，其文说：

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

可见，周子居的感受并非孤例，陈蕃和另一位名士周举也有同感（有人认为，周举或即周乘之误）。《世说新语》这部书，看似零散无章，似乎从哪里看都差不多，其实内在却有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每个门类主题相对集中，人物和故事环环相扣，藕断丝连，真像是摆了一个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因为书中所记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所以这张隐形的大网不妨可以叫作“人物关系网”。

如果你对这张“关系网”不甚了了，那也没关系，因为还有“刘注”。比如这一条的刘注，先说“子居别见”，又引《典略》介绍黄叔度。所谓“别见”，就是别处再予介绍、这里不赘的意思。在哪里“别见”呢？原来是在《赏誉》篇第1 条，其文如下：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陈仲举曾感叹地说：“像周子居这样的人，真是治国安邦的宝器。拿宝剑来比方吧，他就好比宝剑中的干将！”你看，《赏誉》篇也以陈、周二人开篇，与《德行》篇前两条形成了一种文本上的“前后呼应”。该条刘注引《汝南先贤传》说：

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仲举尝叹曰：“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也。”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这显然是对周子居其人的史学补充，也等于对“子居别见”做了一个交代。其实刘孝标若把这则材料放在周子居第一次出现的《德行》篇第2 条，也不是不可以，至少能让读者尽快了解周子居与陈、黄二人的关系，但刘孝标为什么偏偏来个“子居别见”呢？大概在刘孝标看来，周子居说的这句话，纯粹是为了烘托和赞美当时道德神话般的人物黄叔度。可以说，就这一条而言，黄叔度居于叙事的主位，周子居则居于宾位，做注释时当然不能“喧宾夺主”。

回到本条。周子居言下之意：“我一段时间不见黄叔度，那种鄙陋贪吝的心思就又会萌生出来了。”“时月”，是指一段时间。《论语·雍也》篇孔子夸奖颜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意思是，颜回的心地最为纯净诚笃，能够做到长时间不背离仁德，其他的学生么，只能在短时间里至于仁德之境罢了。孔子说的“日月”和这里的“时月”，意思差不多，都是指短时间。孔子这句话的妙处在于，他把“仁”这一抽象概念空间化、形象化、诗意化了。其中隐含着两重对比：一是时间的对比，“三月”相比于“日月”，说明颜回能久处仁道而其心不惑。一是空间的对比：违者，去也，言由此而向他处去;至者，来也，言由他方而向此处来。“不违仁”，是说颜回能居仁不离，仿佛仁德就是一座大房子，颜回能安处其中，不为外物所动，足见其定力超群。“至焉而已矣”，是说其余弟子只能或日或月至于仁德，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为什么要讲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呢？因为在周子居赞美黄叔度的这句话里，是隐含着一个“当世颜回”的评价的！据刘孝标注引《典略》称：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时论者咸云“颜子复生”。而族出孤鄙，父为牛医。颍川荀季和执宪手曰：“足下吾師范也！”后见袁奉高，曰：“卿国有颜子，宁知之乎？”奉高曰：“卿见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见宪则自降薄，怅然若有所失。母问：“汝何不乐乎？复从牛医儿所来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所谓良之师也。”

这一段黄叔度的传记资料，几乎都是围绕颜回展开的。先说时论称黄叔度为“颜子复生”，又说荀季和（荀淑）第一次见黄叔度便奉为“师范”，并对叔度同乡袁奉高说：“你家乡有个颜回，你知道吗？”而奉高竟直接反问：“您一定见过我们的叔度了吧？”显然也以颜回视叔度。另一位同乡名士戴良本来是个“少所服下”的狂人，可他一见叔度便甘拜下风，并且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来评价叔度——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恰好是颜回赞美孔子的。

黄叔度被誉为当世颜回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颜回家境贫寒，出身微贱，却是孔门中最受孔子欣赏的“好学”者，有着极高的道德修养;孔子说他“不迁怒，不贰过”，又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英年早逝，在学术上和事功上并无多少表现，却名列孔门弟子之首，被后世尊为“亚圣”，就因其终身贯彻孔子的“为己之学”，淡泊名利，乐以忘忧，几乎是“不成功，便成仁”的典范。在这一点上，黄叔度和颜回极为相似。《后汉书·黄宪传》载：“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要知道叔度曾举孝廉，其实已有进身之阶，但他却不慕荣利，屡征不仕，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后来陈蕃位至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时，曾临朝而叹：“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能让陈仲举如此自惭形秽，则黄叔度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范晔《后汉书·黄宪传论》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这里的“殆庶乎”，语本《易·系辞》：“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同样是将黄叔度比作当世颜回。

我们再回到本条正文。当周子居说这句话时，似乎是把自己当成孔门中那些“日月至焉而已矣”的弟子，而黄叔度呢，则俨然成了“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回了！进一步说，黄叔度好比一面纤尘不染的明镜，给周子居的感受是，一段时间不来照这面镜子，自己的各种缺点毛病也即“鄙吝之心”，便又会故态复萌了！这很像是《六祖坛经》中那个著名的禅宗公案。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欲传衣钵。神秀作一偈子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慧能的偈子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如果把这个公案取来与本条相印证，则周子居见黄叔度、去鄙吝之心的状态，很像是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倒是与黄叔度“道周性全，无德而称”的境界差可仿佛了。

你看，简简单单一句话，内涵就有如此丰富。这其中，不仅有“心学”，更有“禅悦”！我们读《世说新语》，如果将这些言约意丰的嘉言妙语轻易放过，那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叔度汪汪”：不可测量的湖泊

说完“鄙吝复生”，我们再看“叔度汪汪”：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此条紧承上一条，虽然以郭林宗的言行为主线，但所关注的关键人物，还是那个“当世颜回”——黄叔度。

称扬一个人，不去正面写他的风度举止，文治武功，而是用旁人的评价“窥斑测豹”“烘云托月”，这样的笔法在《世说新语》中很常见，而尤以此条为最著。上一条，我们已经从周子居的口中，大体领略了黄叔度的人格魅力，这一条又借郭林宗之口，进一步展现了黄叔度的渊雅器量。

郭林宗名泰（127—169），是汉末太学生的领袖，才华风度允称当世一流，他又擅长人伦识鉴，与人物品评大师、汝南“月旦评”的发起人许劭齐名，并称“许郭”。可以说，郭林宗是汉末人物品藻风气的重要推手，经他品评过的人物，褒贬升降，吉凶祸福，无不一一应验，真是应了鲁迅的那句话——“声名成毁，决于片言。”大概因为郭林宗名气太大，不能怠慢，故刘孝标没有采取“别见”的注例，而是直接引《续汉书》交代其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学至城阜屈伯彦精庐，乏食，衣不盖形，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李元礼一见称之曰：“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为作碑，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征，泰曰：“吾观乾象、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辞以疾。

据此可知，郭林宗和徐孺子、黄叔度一样，皆因不求仕进，安贫乐道，而享有美名。不过，与徐、黄二人不同的是，郭林宗更有儒者之风，早年积极用世，与陈蕃、李膺等党锢群英皆有交游，声名远播;后来党锢祸起，林宗才息心政治，闭门教授，生徒多达数千人。

这条故事说，郭林宗到汝南，先拜访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来去匆匆;又去拜访黄叔度，却弥日信宿，流连忘返。强烈的反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袁奉高又是何许人呢？刘注引《汝南先贤传》说：“袁闳（当作袁阆）字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可知奉高也不是凡俗之辈，但在郭林宗眼里，袁奉高简直可有可无，只能充当黄叔度的“陪衬”。郭林宗对袁奉高的观感，在谢承的《后汉书》有记载：

初，（郭）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黄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谢承是三国时人，这个记载或许正是《世说新语》此则故事的蓝本，其信息量更大，除了有郭林宗对二人态度的对比，还有郭对二人的不同评价。在郭林宗看来，奉高之器量，如江河泛滥，清澈见底，易于感知;而叔度之器宇，则如千顷万顷的湖泊，浩瀚汪洋，浑莽无涯，深不可测！

汉末的人物品藻，常常采用比兴手法，或以物喻人，将自然人格化，或以人拟物，将人物自然化，常于“天人之际”“物我交感”的观察和运思中掘发人的主体性价值，美感与哲思同构，诗意与画意并生，为后世文艺理论中的“人化文评”（钱锺书语）导夫先路，奠定了基础。即如本条，将叔度比作万顷之陂，乃是对人之“器量”的引譬连类与极度放大;“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八字，写出叔度精神器宇何等恢弘，正是“上智不移”的圣贤气象！司马迁记孔子初见老子，回来对其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颜回评价孔子，也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大抵人们见到境界超迈、难以企及的圣贤高士，难免都会产生这种恍兮惚兮、扑朔迷离的奇妙感受吧。明人王世懋评此条说：“叔度直是难窥，究竟雅量第一。”可谓的评！

到这里，黄叔度的故事算是告一段落。这两条记载，构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故事链”。在其他门类中，陈仲举、周子居、郭林宗甚至徐孺子还会出现，但这个如光风霁月、汪汪陂湖一般的人物黄叔度，却如昙花一现，惊鸿一瞥，就此在《世说新语》中消失了。打开《后汉书·黄宪传》，你会发现，和《世说新语》的这两条故事一样，记述者碰到黄叔度这样的人物，便仿佛被一道强光所摄，几乎无法定睛细看其人究竟是何面目，只能通过“侧面描写”，借他人之口，窥测猜想其人于依稀仿佛之间。

但这些面目模糊的人物，反倒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穆先生说：“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的人来负荷此历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的确，颜回也好，黄叔度也好，都是历史上那种“无表现的人”，因为“无表现”，反倒被“有表现的人”所歆羡和仰慕，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动人的侧影，也听到了今天听不到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会记载“道听途说”的《世说新语》，反而拥有了历史“回音壁”的价值和作用。这或许是这部“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一直受到历代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世說新语会评》《竹林七贤》《世说学引论》《魏晋风流》《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穿越古典》《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四书通讲》《世说新语新评》等著作二十余种。主编《世说新语鉴赏辞典》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即将出版。

编辑：得一 3121763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