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倩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目前，中国已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路程，因此，技术研发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2020年中国研发支出总量中，企业的研发支出总额超过70%，可见，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企业无疑是研发的“主力军”，承担着我国技术创新的重担和科技研发的重任。而较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会挤压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影响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不利于企业进一步技术创新。2015年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险缴费激励政策，助推企业创新转型。因此，研究社会保险缴费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对完善社保征缴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文献综述

企业的创新行为及其影响机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范畴主要涉及微观特征（治理水平、股权结构、企业规模、高管激励等）和宏观环境（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法律保护等）两个层面。其中，考察宏观环境因素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目前，中国的政府支持主要包括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虽然，大多学者看来，政府的直接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资金、降低创新融资成本从而激励企业创新，但激励效果受企业产权性质、技术比较优势等因素的影响[1]。也有学者从激励程度、优惠方式、影响路径等多个方面分析相关税收优惠支持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而内外兼顾，探索影响不同政策效果的各个因素[2]。而政府可运用银行信贷干预、差别化贷款利率管理等措施提高企业购买力，促进企业创新投入[3]。此外，法律保护也会影响企业创新，可为创新企业提供经济回报和专属权，从而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但也可能导致技术垄断，阻碍有序竞争[4-5]。而基于宏观环境视角，有关社会保险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有学者运用因果分析方法考察了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效应和内在驱动机制，发现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的降低虽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但这种促进效应会因企业的所有制不同、所属行业不同产生较为明显的异质性[6]。也有学者通过分析社会保险投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指出社保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员工福利水平、吸引高素质人才，从而提升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创新能力[7]；反对观点则表明高缴费意味着高劳动力成本，这无疑将降低企业利润水平，不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资金，最终降低企业创新[8-9]，不仅如此，高缴费或带来“福利病”，影响员工创新积极性[10]。部分文献还提出在要素替代效应的激励作用与融资成本效应的抑制作用的双重影响下，社会保险实际投入与企业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不同板块上市公司之间差异较大[11]。除此之外，也有文献着眼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自愿性年金计划使员工福利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加强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改善企业人力资本构成，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皆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2-13]。

由此可见，虽然研究企业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非常丰富，但针对社会保险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甚少，既有研究更关注社会保险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缴费”“实际投入”与“企业创新”等为关键词在知网搜索发现，相关文章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基于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设计

（一）变量选择

1.因变量

企业创新作为因变量，学术界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其中，常见的创新投入指标主要包括研发人员数量和研发投入金额，而创新产出指标包括专利申请或授权数量、新产品种类和数量以及专利引用数量[14]。为了分析结果的全面性，本文于两个维度中各选一个指标衡量企业创新，其中以当年研发人数作为企业创新投入（in）代理变量，以企业当年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创新产出（out）代理变量，发明专利中剔除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15]。考虑到部分企业在某些年份研发人数和发明专利数量为0的问题，为降低异方差，减少样本损失，参考已有研究处理方法，企业创新投入变量的计算需对企业年度研发人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企业创新产出变量的计算需对企业年度已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取自然对数。

2.自变量

选取企业年度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作为自变量，社会保险缴费率=企业当年应付职工薪酬的社会保险贷方发生额/（职工薪酬总额-高管薪酬）[16]。社会保险贷方发生额等于财务报表附注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五险”贷方发生额之和。

3.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微观变量和地区宏观变量两类。企业微观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股权性质（soe）、平均劳动力成本（cost）、管理权集中度（man）、人力资本水平（hum）、盈利能力（toq）、资产负债水平（fin）、现金持有水平（cash）、融资约束水平（SA）[17]、企业增长速度（gro）和税务负担（tax）；地区宏观变量包括企业所在省份社会保险费征收主管部门（sub）和人均GDP（gdp）[14-16]。控制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1。

表1 控制变量说明

（二）数据处理

研究选择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数据为样本。样本来源主要为：第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治理结构等微观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第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官方网站、权威部门发布的公告中，搜集上市公司所在地区（注册省份）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18]；第三，人均GDP的宏观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和相关省份统计年鉴。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为统一财务口径，剔除金融行业；2）剔除遗漏重要变量和企业人数不足100的样本公司；3）剔除当年被特殊处理、当年进行IPO的样本公司（st、st*）；4）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最终得到 1 977个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e）[14-16]。

（三）实证模型

为考察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i，t包括企业创新投入（in）和企业创新产出（out）2个变量，X为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i表示企业个体，t表示年度；Controls为上文提到的相关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Ii）和时间（Tt）固定效应。此外，考虑到异方差和残差项（εi，t）由于不服从正态分布导致的后果，下文回归时均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样本中研发人数作为代表企业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其平均值为2.0，均值不高，最大值10.59，但部分企业一些年份创新投入为0，且从标准差2.87可以看出，不同企业之间创新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企业创新产出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并且从观测值数量可以看出，很多企业年度已授权专利为0。另外，样本企业的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平均水平为10%，表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回归模型（1），表3中第1列至第3列是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结果，第4列至第6列是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X）的系数值，从回归结果看，社会保险缴费率的系数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使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也同样支持上述结果。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以外，不同的企业微观特征、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比如，一方面，董监高管理层的学历水平（hum）越高，越重视企业创新，因此创新投入也越大；另一方面，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减轻税务负担，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产出。

表3 全样本回归结果

（二）异质性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由于企业异质性导致的影响，按照企业股权性质（soe）和企业规模（size）①以企业规模（size）的中位数为标准，当size≥中位数时为大规模企业，否则为中小规模企业。分样本分析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结合表4中回归结果，一方面，从第1列与第2列对企业创新投入（in）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不同股权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均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影响的程度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与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由于企业盈利能力较强、资金较为充足，且社保合规程度较好，因此，社会保险缴费的遵缴率较高，社会保险缴费率的降低对该类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第3列到第4列对企业创新产出（out）的回归结果显示，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有利于显著增加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而对非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可能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即使全样本分析下，企业规模与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分样本回归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对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的变化均不够敏感。

表4 异质性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改变因变量计算方法，运用企业当年研发投入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重新计算企业创新投入；而企业创新产出采用企业当年的全部专利数量计算，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到2列，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创新之间仍呈显著负向关系。其次，改变自变量计算方法，运用“五险”中的企业实际养老保险缴费率①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应付职工薪酬下的养老保险贷方发生额/（职工薪酬总额-高管薪酬）。替代模型（1）中的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表5第3列到第4列的估计结果仍然支持全样本回归结果。最后，2011年《社会保险法》作为中国首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面规范的基本法，对社会保险缴费的合规性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有利于企业社会保险遵缴率的提高，因而，剔除样本中2011年之前的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如表5中第5列到第6列所示，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以上结果均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三支柱”社会保障体系日趋成熟，但较高的企业法定缴费水平仍然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那么，社会保险降费政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本研究运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实证考察了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虽然不同特征和类型的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水平、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有利于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该结论。2）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从企业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来看，社会保险降费对遵缴率高、盈利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此相比，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即使显著性相同，但从系数上看，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降低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将更大程度地提升大规模企业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不同于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之间没有显著关联。综上，自2008年起，我国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税前从营业利润中予以相应扣除的，可看作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结合本文研究，社会保险费的降低将减少劳动力要素价格，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增加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最终推动企业展开更多的创新活动。这也验证了自2015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社会保险降费优惠政策，切实能够达到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释放更多资金促进企业创新，最终达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因此，本文认为：首先，坚持“双降”策略，测算企业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行空间并讨论继续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可行性，双管齐下，以强制性政策保障降费策略的延续性和深入性，最大化激发综合实力较为雄厚的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创新动能，充分发挥头部企业的创新领导作用；其次，重视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的现实诉求，深化改革，评估此类企业实际缴费能力，实施精准降费政策，切实降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的实际缴费负担，进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再次，加快社会保险征收主体改革的速度，加大打击逃费、漏费力度，提高遵缴率，扩大企业实际缴费广度，从总体上增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以进一步释放降费空间，形成良性循环，减轻企业雇员成本负担，促进企业创新；最后，从统筹机制、信息化建设、劳动者权益等各方面深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未雨绸缪，以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企业吸引研发人员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新的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