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克灿，尹 雪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自韩愈作《师说》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千年喟叹，“师道”就成为有识之士针砭时弊的重要论题，涌现了一批以“师说”“续师说”“广师说”“师道说”为题的文章，就何为师道、师道失传与变异以及师道不传的后果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讨论。据孟祥庚统计，自宋初至清末有关“师说”类的文章就有 127 篇之多，其中宋代14 篇，元代 4 篇，明代 31 篇，清代78篇。[1]韩愈从耻于求师、句读之师非传道授业之师两个方面论述师道不传的原因，对后世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宋代士大夫“以师道明正学”推动了儒学的重建和师道的复归。但是学者对古之师的推崇与今之师的批评却没有停止，尤其到了清代，对“师道不传”的批判此起彼伏。清人论师道，一是数量众多；二是不再停留于只警示世人“师不传道”的现状和后果，而是从“为师之道”“尊师之道”“求师之道”三个方面揭示师道不传的原因；三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重振师道。

一、清代学者析“师道不传”之现状

自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学者对“师道不传”现状的描述各有侧重，到了清代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更加全面和丰富。

清代学者何延庆在其《续师说》的开篇就提到“古之人无师而师道存，今之人有师而师道废。”[2]642何谓无师，何谓有师，这与“师”的界定密切相关。传道之师、句读之师、章句之师、举业之师、投拜之师皆有师之名，但在何延庆看来，师道传与不传，并不取决于有无师之名。古之人以道为师，师是道之化身，道存即师存，如柳宗元虽避师之名但仍以道传，这就是无师但师道存。清代政权稳定后，由于民间私塾与科举的进一步发展，以授业为谋生手段的人越来越多，称师称弟子者数不胜数，然皆不能视为师道之传。何延庆说：“今之达官之门称师弟子者以百数，非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爵位之不相及，则师之势力之不相若，则师之无学业之授受无生气之感，孚以重贽为介，以利禄为媒，其得师者号与众，曰某达官吾师也，所持者援也，其达官亦语人曰，某某吾弟子也。则所赖者财贿也。问其年则皆相若也，问其道则茫乎未有闻也。”[2]642如果师与道、道与业逐渐分离了，即便有师之名，师道也会日废而不传。

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也批评了这种“好为人师”的现状，并写文章拒为师而改称友。他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说：“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3]与戴震同时代的经学家钱大昕也持此观点，他在《与友人论师书》中指出：“盖师道之废久矣。古之所谓‘师’者，曰‘经师’，曰‘人师’，今之所谓‘师’者，曰‘童子之师’，曰‘乡试之师’，曰‘投拜之师’”，并认为自己不足为师：“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古之好为师也以名，今之好为师也以利。好名之心，仆少时不免，迄今方以为戒。而惟利是视，则仆弗敢出也。足下于仆，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师之，仆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为足下师。”[4]148稍晚一些的方东树通过列举古代学者不敢轻易为师的故事，指出“夫师也者，随道义所在而为之名者也，恶可以私妄势利媚说，自菲薄为也。”[5]他的这一观点继承了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思想，黄宗羲曾说：“古人不敢轻自为师。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师之名。何北山为朱子之再传，而未尝受人北面，亦不敢轻师于人……嗟乎!师之为道，慎重如此。”[6]666-667清代这类批评好为人师现象的文章甚多，说明此时有师之名但师道却废，体现了清代在科举考试的功名诱导下营造的“无一人无师，无一地无师”的虚假盛状。

二、清代学者析“师道不传”之根源

韩愈作《师说》将“师道不传”的主要原因归于弟子耻于称师、句读之师非传道授业之师。宋代柳开作《续师说》，从为学者的角度阐明“师道不传”，认为“古之学者，从师以专其道；今之学者，自习以苟其禄；古之志为学也，不期利于道，则不学矣；今之志为学也，不期利于身，则不学矣。”[7]20虽也有部分学者提到为师者责任，但是在维护师道尊严的基本观念中，批评师长实属大不敬，故这一时期主要还是从学者的角度谈论“师道不传”。直到明中叶以后，才有学者从教师自身角度论述“师道不传”的原因，如正德年间的学者何景明认为今之师“举业之师也，执经授书，分章截句，属题比类，纂摘略简，剽窃程式，传之口耳，安察心臆，叛圣弃古，以会有司”；古之师“将以尽性也，明人伦也，则其道德而蓄其业也”[8]，指出当今之师因举业而不传道，与古之师尽性明伦相去甚远。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作《续师说》，明确指出：“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而使师之为道，出于童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下，则是为师者之罪也。”[9]他们均从为师者角度探讨了“师道不传”的原因。

清代学者综合了前代学者的观点，从教师、学生、社会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师道不传”的原因，指出师者“不传道”、社会风气不“尊师”、弟子“求师无道”是引起“师道不传”的根源。如黄彭年所说：“古之师也以道，今之师也以利；古之师也以经文，今之师也以科第；古之师也来学，今之师也往教；古之师也有德，今之师也达官。”[10]172他认为造成“师道不传”的结果，为师者和求学者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师不传道

清代“师不传道”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师无能传道，清代的举业环境与教师个人能力不足造成教师无能传道；二是师不乐道，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教师的个体追求影响了师以传道为志趣的纯粹；三是师传非道，一些教师并不懂何为真正的道，这必然导致师者所传非道，继而造成了“师道不传”。

首先，师无能传道。一方面，源于科举选士的体制与“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清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使得学校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考试成为学校教育指挥棒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教师教学的内容，由此才会有黄彭年所说的“古之师也以经文，今之师也以科第”[10]172，甚至教习句读的蒙师都必须在教学中服务于科举，令童蒙从小受八股之累，可见此时所谓的“经师”多为举业之师，教学皆以科举考试内容为主。孙多士在《论古今师道之异》篇中也指出：“今之为师者，于小学之法，大学之道，皆视为无足重轻，不关缓急之事，其生平专心竭力者，惟帖括一事而已。”[11]200另一方面，源于教师能力与学识不足以支撑他们传道。清代的教师多为没有官职的底层读书人，前半生汲汲于科举，举业不顺便以教书谋求生计，也就逐渐形成与“古之师也来学”相反的“今之师也往教”的现象。来学是因为师者得道授业，如汉代董仲舒、马融皆“下帷讲诵”，求学者往往不远千里而至；往教则是为谋生，只是“迫于糊口之无资，遂藉此为谋生之捷径”[12]230。即使是知名的教师，也往往是“将圣人平日谈论之语言，与诸贤当时记载之文字，叙说一遍训其徒，曰日后场中若遇以此命题，尔当如何阐发实义，描摩虚神已，可称为一代之名师矣”[11]200。而那些投拜之师，更没有传道的能力。钱大昕就指出：“今之最无谓者，其投拜之师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师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传道解惑无有也，束脩之问，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4]148所以拜师并不为求深厚的学问而是为仕途进行谄媚，学问不再重要，故师之传道能力更不被重视。

其次，师不乐道。一方面，由于满清政府为加强对汉族的统治，尤其是对士大夫阶层的统治，在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专制的文教政策，使得清代学者大多埋头训诂考据，无暇探求学术思想，造成了颜元所说的“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13]另一方面，为师以利不乐道。或为谋名图财，“达官之门，称师称弟子者，以数百……师之无学业之授受，无生气之感孚，以重贽为介，以利禄为媒”[2]642；或为养家糊口，“后世之师，于道茫乎未闻，又乌能授之于人，其所为师者学文授书而已，此犹其上也；甚且只自为谋，以为糊口之资而已。”[14]198学者俞正燮在其《尊师正义》中也提到：“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赠厚薄为教之隆杀，则师自失其道。”[15]157

最后，师传非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古之师也以道，今之师也以艺”[16]207。夏之蓉在《师说》中认为，古之师，能够得之于心，征之于事，本于礼乐诗书，达之家国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可以称为道。而“今之为师者，本之于心，征之于言，始之占毕训诂，终之以文词，而其实归于无用，则艺焉而已。”[16]207第二，“师之教人，不训以行，但督以文，此古今学术之各殊”[11]200。孙多仕论古今师道之异，认为古之师道，严格遵循“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序，唐宋取士亦能遵循先考其行、后考其文之序。但是明清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科举制为了追求公平出现了“君之取士，但阅其文，不察其行”，使得当时师者教弟子的顺序变成了先文后行，这就影响了教师传授真正的道。第三，“手执诗书，口宣教道”[12]230。晚清西方传教士创设新学，“虽曰作育人才，实则藉以传教也。”在书院中西学同时讲授的情况下，“教授西文者，皆精通彼国语言文字及各种实学，有名有学，无愧为师，是以门下生徒获益良非浅鲜”，而华文教习“姑弗问其督课之勤惰，第就其学问之浅，志趋之卑，虽目以乡愚而不为过。”[12]230此类教师“无好无能”，既讲不清楚时务经济，还把“四书”抛掷脑后，实质上只会宣扬宗教教义：“丧心病狂，至于此极。夫既不能为吾道树藩篱，反敢为异端增羽翼。卑鄙龌龊，斯文扫地，洵名教之罪人也。”[12]230随着时代的变迁，师道之传承越来越难以维系。

(二)无以尊师

尊师是重道的前提，轻师、贱师的社会情形既是师道不存的原因，也是师道不存的重要表现。“天下之无师也，非无师也，世之不知尊也。世之不知尊师，由师道之不立也”[14]197，“人不知尊师，则子弟之成材也难。”[14]199清代不尊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泛师”的社会风气导致尊师并非尊道。袁翼在《答人论先生书》中描述了一个现象：“康熙己未，开鸿博大科，一时云集京师者，半胜朝耆旧，人之称之者，无异词焉。今则惟座主称门生之子，掌院及六部堂官称后辈司员，反曰老先生，若平辈往来，而以是称翰院六曲九卿，则必怫然见于面，刺然蒂于心，是意以加老为卑矣”[17]。正是由于人人都称师，使得师的地位下降，尊师浮于表面，教师“位”的尊卑成为判断其“道”之高下的标准，当时所尊非师道而是权位，但真正的教师地位卑微，权力甚小，所以“师道之不讲久矣，无他，位既卑，权亦微，流品近益杂。”[18]

其二，“易师”的情况普遍存在，如黄宗羲所言：“自科举之学兴，而师道亡矣。今老师门生之名，遍于天下，岂无师哉?由于为师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师者，非复古人之万一矣，犹可谓之师哉！”[6]666一是因为求师为利，故有“弟子之所藉于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4]148，一旦时移势去，则“门庭罗雀，不终日而叛之”[19]。二是因为师者有违正道，“彼其执质受教之时，初非中心悦而诚服也。彼其师非足法于弟子，弟子亦非真能宗其师也。徒以一旦苟且希己之心甘出门下无惑乎，其违之易也。”[10]172师弟子之间缺乏以道相交的基础，自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

(三)求师无道

除了师者“不传道”、社会风气不“尊师”之外，求师无道也是“师道不传”的重要原因。所谓“求师无道”是指弟子求师的动机、方法与态度出现了偏差。求师者的目的不再是“问道”，择师也不再以道为标准，而是以富贵功利为导向，所以才会因业而师、因利而师，故有“势所在则相师，利所在则相师”[20]之论。此外，求师者自知其陋、以问为耻，刘开在《问说》中云：“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21]，警示后人要不耻相师、勇于问学。

三、清代学者论师道之重振

由于“师道不传”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师不传道”“无以尊师”“求师无道”等，故而针对这些情况，清代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重振师道，他们主要将为师之道与求师之道融合为择师之道，不仅从不同角度强调慎重择师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相应的择师标准，在强调慎重择师的同时维护了相应的师道尊严。

(一)强调慎重择师的重要性

韩愈在《师说》中就提到过“人非生而知之者”。宋代学者柳开进一步指出教师可以改变出身所造成的差距，“天之生人贤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谓若然者，师可教而能易之，力其与教化敌乎”[7]20。到了清代，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了择师的重要性。廖燕指出：“天下不患无才智聪明足以有为之士。而当其童幼之年，已沉没于庸师之手。”认为切不可自童稚之年便受“庸师”之误，必须为童蒙选择“贤师”。他甚至反对韩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说，提出“弟子可不必贤，而师不可不贤于弟子”，因为“贤师得，则议论名通，必不囿于章句之末，而有以发圣贤经史之底蕴，使子弟日闻所未闻”[22]657。崔学古也说：“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来易为力。甚矣，不可不慎也。”[23]

慎重择师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而人才培养关乎国家兴亡、文教发展、民风清正，所以亦有学者从择师目的讨论其重要性。清代前期，由于科举考试的影响，慎重择师并没有得到重视，虽有批判但终归淹没在汲取功名的浪潮中，但“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师道之得失”[16]207是一种共识；到了晚期，当社会发生巨变，清廷对人才尤其是新式人才的需求剧增，众多学者看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多有文章为重振师道所写。孙诜作《论端士习以崇师道为先》一文详细阐发了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崇尚师道与人才培养和国家兴亡的关系，“处今日而言时政，人人皆知以自强为先矣。顾有自强之良法，必先有可以自强之人材。士习不端，而欲人材之盛焉，不可得也。师道不崇，而欲士习之端焉，尤不可得也。”[24]李棠阶所著《戒谕学官》一文亦云，“士子为风化之原，而教职蹇士子之倡，专司训课，人心风俗之本系焉，将相牧令之才基焉”[25]。

(二)提出慎重择师的标准

清代学者将学优识广、年高德劭作为择师的标准，认为道德与学识是择师的关键。廖燕说：“师莫重乎道，其次必识高而学博，三者备始可泛应而不穷”，讲授道德的老师为最高，其次是讲授经书大义者，如果只是宣讲程朱章句，则没有尽师道。他批评当时的教师“不惟道德为其所甚讳，即询以经书大义已多茫然不知其解者。每至登堂开讲，只将朱注讲章宣说一通，便以为师道尽是矣”[22]657。方苞在《答尹元孚书》中提到“北方之学者，近有孙汤，远则张程，不过终其身不违于礼而已……今长君欲学孔颜之学，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为师。”所以师者“随道义所在而为之名者也”[26]。王嗣槐在《正师说》中直言“必以经明行修者为师，非学究训之谓也。”[27]姚莹指出，教师应该具备观人识人的本领，能够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他说：“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难，其卒也成之匪难，而行之实难，教人者，能明其难易之故，而利导之，亦可以师矣。”[28]

(三)捍卫师道尊严

清代学者捍卫师道尊严的根本原因在于重道敬学，“重道敬学，乃能化民成俗，建国兴邦；崇德报功，始可敦厚世风，振奋群伦。”[29]而在师道尊严不振的清代，解决社会对教师的态度问题尤为重要。学者认为不仅是家中长辈望子成才需要自觉做出尊师的表率，“为父兄者能敬师，则子弟方知敬学”[30]，并且作为学生应该发自内心地尊重老师，“凡为弟子者，皆有尊师重道之心，心悦诚服，如饥渴之于饮食，瞽之需相，夜之需烛，不徒视为泛泛应酬之具。”[31]俞正燮在《尊师正义》一文中，从为何尊师、如何尊师两个方面强调尊师，并且对于教师收资学费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主人所赠厚薄为教之隆杀”是师道之失。[15]157

总而言之，清代学者论述“师道不传”与重振师道，都是从为师者和求学者两个主体入手，并且都是希望借对“师道不传”的痛惜引起师者对传什么道、学者求什么学问的反思。尊师重教虽然更多的是对学生与社会提出的要求，但从清代学者对“师道不传”根源的剖析来看，教师自身的素养以及所传是否真道、是否乐于传道、是否有能力传道等，才是提高教师权威与地位、获得学生与社会尊重的前提。教师品德高尚，学生才能“亲其师，信其道”，传道授业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下教师应该从历史经验中找到能道、乐道、传真道的真谛，这样才能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提高传道授业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