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桃兰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1937—1946年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在战乱年代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无数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西南联大能实现高质量的办学自然与其学术自由的风气、民主科学的管理制度等密切相关，但是不容否认，“大师云集”是其办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正如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人才培养是其主要职能之一，而人才培养的质量最终是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得以实现与保证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南联大整合了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优秀教师，陈寅恪、钱钟书、闻一多、钱穆、冯友兰、张奚若、叶企孙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从教。西南联大学生是当年这些大师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在毕业离开大学之后令他们念念不忘的也正是这些教师们。在学生的记忆中，西南联大的教师是什么样的呢？对他们的成长又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西南联大学生在其自传、回忆录中写下了大量相关内容。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从学生记忆视角重构西南联大教师的形象。在学生眼里，西南联大教师不仅学问了得，还富有个性，在教学、学术研究、为人处事等方面都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他们走上社会、从事各种工作树立了榜样，打下了基础。

一、大师们的学识素养：知识渊博，造诣高深

在学生记忆中，西南联大的教师大都学识渊博、学术造诣高深。他们不仅对自己任教的专业能博通古今中外，享有权威的话语权，而且知识背景广泛、兴趣多样。这些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自信、提升学生学业水平以及拓宽学生知识视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师们专业功底深厚，对自己任教的课程及相关知识掌握得非常全面，运用得也十分娴熟，对教学中需要的知识信手拈来。陈寅恪是当时公认的学界泰斗，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学生对他仰慕不已，很多人慕名去旁听他的课。陈寅恪当时是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的教授，同时承担文学和历史类课程。在学生们印象中，陈寅恪不仅学问学养深厚，记忆力还特别强，听课者如果书读得不够多会听不懂。李赋宁曾旁听了陈寅恪在中文系开设的选修课——“文学专家研究”。在课上“陈先生考证《长恨歌》和《琵琶行》里一些细节。他每堂课都提了一大布袋的古书到课堂上来。他旁征博引《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典籍，几乎都能背诵。陈先生往往从考证小问题而说明大问题。我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太少，历史知识也很贫乏，但从陈先生的讲课和从他写的文章里深切地体会到他治学方法的严谨。他的思路敏捷、细密，分析精辟，多有创见。”[2]何兆武旁听了陈寅恪在历史系开设的“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但是“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3]120然而，如此艰深难懂的课，却引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并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王永兴就是在听过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程之后，志向发生了转变：“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4]这种看上去明显高于学生接受水平的课程之所以能激发学生对专业学习和探索的热情，与其说是课程内容的影响，不如说是教师高深的学问、严谨治学的态度对学生的吸引。在学生记忆中，同样博闻强识的教师还有很多，如雷海宗、汤用彤、张奚若、罗庸、吴宓、徐毓楠等皆如此。他们上课时细到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份、所用引文出处，甚至“仇注”都能准确说出。如果不是教师们腹笥丰赡，教学实难做到如此。

西南联大教师在队伍构成及教学研究上还表现出国际化的特点。西南联大很多教师都有留学背景，以当时直接给学生授课的主力军——教授为例，据《联大八年》统计：联大179位教授当中，97位留学美国，38位留学欧陆，18位留学英国，3位留学日本，23位未留学。[5]按照这个统计，联大教授中留学归国人员占了87.15%。这些教师有的在留学期间就师从名师，并已取得不菲成绩，如“许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3]106。他就读的伦敦大学是当时公认的数理统计研究中心，现代数理统计的奠基者费歇尔、皮尔逊等都在那里工作。许宝騄在回国前对数理统计做了大量奠基性研究工作，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这些从西方国家留学归国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先进性。以经济系为例：周作仁教授“货币银行学”课程，他所指定的参考书中有一本赵兰坪的《货币与银行》，四十余年后，台湾很多大学还以它为“教本”。滕茂桐在“经济学”课程中教的“Indifference Curve的理论”，杨西孟在统计学课程中教的“R.A.Fisher, Pearson的理论”都是各专业领域中的新成果。[6]264-265教授“高级经济理论”的周炳琳、教授“欧洲经济史”的张德昌，都直接选用国外大学通用的教材。因当时很多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都是英文的，很多教师上课也直接用英文，或者是中西合璧——凡是碰到术语的，基本用英语。这种现象在西南联大很普遍，学生们也习惯了这种讲课方式。这些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教师，其教育思想、教学内容亦与国外相似，使得学生能紧跟世界学术发展的步伐。杨振宁就是在听了王竹溪一系列关于“相变”的演讲之后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的。他坦言：这些演讲“对我的研究工作有长远的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然是有用的参考资料。”[7]18-19教师们国际化的知识背景及学术造诣，通过教学带给学生们该学科最前沿的知识，使他们的学习、研究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西南联大的教师不仅专业知识深厚，而且博学多才。如闻一多虽然是诗人，但早年学习过美术，既会绘画又会雕刻，还会书法，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他的作品。他把美术技能运用于课堂教学中，丰富了教学形式，使之精彩纷呈。闻一多讲授《庄子》，旁听的人很多，“屋里屋外，全挤满了人”。他讲课内容“精湛博大，一部庄子，包括了古代学术思想史、文字学、社会发展史、辩证法，真可谓为‘左右逢源，头头是道’。”[8]闻一多讲授“古代神话与传说”课程，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9]299这门课程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课。汪曾祺感叹：“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9]299西南联大教师中像闻一多这样的通才并不少见。著名的如陈寅恪，会十几种语言，在教学及研究中能融会文史，贯通古今中外，且见解不俗；唐兰也是涉猎甚广，文史兼修；汤用彤好比是“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而雷海宗则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3]149。很多教师不仅文史贯通，文理也兼习，从教师间相互听课的情况可见一斑。据学生回忆，课堂上经常有教师去听课，像沈有鼎与闻一多就经常相互听课。“郑昕讲康德哲学，听课的有数学教授程毓淮。”[10]31“物理系的教授旁听算学系的课，算学系的教授旁听中国文学系的课，一点都不奇怪”，有时甚至分不清教师和学生，“因为教授穿的和一般同学都差不多，甚至还要寒伧。”[8]教师们学识广博、兴趣多样，不仅使他们的课程包罗万象、内涵丰富，也为学生成长为通才树立了榜样。

西南联大教师不仅自己学问渊博，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以此要求学生。如张奚若要求学生不要死记硬背，要“学得多一些，学会思考问题，知识广博，基础打好了，才能达到高深。切不可关在屋子里只顾啃书本、记资料做书呆子”[11]。教师们的深厚学养营造了西南联大浓厚的学术气氛，使学生深受影响和感染，尤其是为学生的专业成长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如杜汝楫就是在听了张奚若的课之后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12]476杨振宁曾说，“在西南联大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7]34，其本科论文指导教师吴大猷把他领进了对称原理领域，硕士导师王竹溪则把他领进了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此后四十年，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成了杨振宁的主要研究方向。[7]19殷海光也说通过金岳霖，“接触到西洋文明中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13]184大师们以其丰厚的学养，滋润和引领了西南联大的学子们。

二、大师们的教学风格：自由灵活，不拘一格

在学生眼里，西南联大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非常自由灵活，教师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来无人干涉”[14]270。这些教学风格各异的课堂不仅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们获益良多。

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教师可以自由决定教什么。西南联大教师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10]32如闻一多“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14]270吴宓的“欧洲文学史”课程主要讲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因每位教师各有特长且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就算教授同样的课程，他们讲授的内容也大不相同。以全校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为例，在西南联大先后上过该课程的教师有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等。学生回忆：钱穆与雷海宗讲课“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3]108；宋代以后的内容钱穆让学生去看其即将出版的《国史大纲》；吴晗是按专题讲，每一专题皆由古代介绍至近代；孙毓棠上课对象是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学生，教学内容则“侧重经济”[15]。再比如，同样上“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张奚若与吴之椿讲课内容不同；同样是“唐诗”课程，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针对这种现象，有些学生会选择同时听不同教师的课，相互补充。有的教师上课内容似乎不成体系，如沈从文上“创作课”，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后讲一些问题。在课堂上他经常让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偶尔会出两个非常具体的题目，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等，称之为“车零件”[16]275，以此锻炼学生的写作基本功。刘文典讲《庄子》，则经常“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14]2虽然教学内容自定，看上去很“自由”，但“自由”的背后是教师们为确定课程内容的殚精竭虑。以钱穆和雷海宗为例，他们在西南联大教“中国通史”之前就在北大、清华有多年教授该课程的经历，当初他们在厘定教学内容时是非常认真和慎重的。钱穆第一年上“中国通史”时，每次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17]164其后大宗旨不变，但每年对内容都有增减，不断完善授课讲义。有一张姓学生从北大到西南联大，前后听了此课六年，“觉每年有新得，屡听而不厌。”[17]164雷海宗平时就注意积累，每有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考或新知就及时记录下来。1932年到清华任教后，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三四点钟，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中国通史讲义，共六册。”[18]貌似讲课很随意的沈从文，每次上课前都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16]277。可以判断，沈从文讲课时对学生的作业情况是了然于心的。教师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加上认真审慎的态度，确定的教学内容自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些教师甚至以讲义为基础著成在学界影响深远的经典，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金岳霖的《知识论》等。而且针对每门课程，教师们都有重点地讲自己有专研的内容，这对于具有较强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可以促进他们更深入地学习与思考。就如何兆武所说：听老师讲课与看教科书、听播音员广播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师生之间有思想上的交流。教师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学生获得启发，哪怕是一些“胡扯”，“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19]。

在西南联大，教师教学的方式方法也很自由，不拘一格。有的教师上课非常系统、有条理。如皮名举讲授“西洋近代史”，就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3]110。上完课还要交作业——画地图，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一个学年十二张。何兆武觉得画地图“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3]110。郑天挺讲“唐史”“明史”“清史”等课程，也讲得非常系统，这种讲法“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3]105有的教师上课方法很新颖，如闻一多“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14]270吴宓则“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我国古典文学作些恰当的比较，或者告诉我们某个外国作家的创作活动时期相当于中国某个作家，例如但丁和王实甫、马致远，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等等。他把中外诗人作家和主要作品的年代都很工整地写在黑板上，一目了然。”[20]48这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也被学生学习和效仿。如赵瑞蕻后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当老师，受吴宓影响，也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讲授“外国文学史”，学生们很感兴趣，“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20]48。有的教师上课很认真，如温源宁认为吴宓上课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21]吴宓不仅自己背诵，也要求学生多背诗。许渊冲回忆这一点让他受益匪浅：“这不但使我考入了清华研究院，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果不背诗，翻译诗词是难以想象的。回忆起来，不得不归功于吴先生的教导。”[22]沈从文上课也非常认真，他在讲“中国小说史”课程时因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为了方便学生，他就采用“手工业方式”，自己抄好带到课堂分发给学生。有的教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如法文教授吴达元，上课用的是美国出版的法文课本，教材中练习极多，课堂上会不停地提问，课后还有一大堆作业。“谁要是答错了，便遭到严厉斥责。”有的学生被点名提问，“一站起来，便心慌意乱，甚至发抖”[23]。朱自清讲“宋诗”，上课时会带一沓卡片，“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14]272有些教师上课别出心裁，如刘文典在十五月圆之夜在校园空地上当着一轮皓月讲《月赋》，师生沉浸在月光中，妙不可言。在学生记忆中还有无数教学风格迥异的课堂与教师形象，如妙语连珠的钱钟书，不刻意追求趣味的金岳霖，边抽烟边讲《楚辞》的闻一多，善于结合考古与文献讲课且很有说服力的钱穆，还有打起无锡腔高声吟唱着一首首词的唐兰。这些教学方式多样的精彩课堂成为学生记忆中最难忘的部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并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在教学中，教师敢于质疑、批判各种权威，努力求真。如教“政治学”的周世逑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上课时有理有据地质疑孙中山的政治学定义。这种批判的勇气使学生深受感染。胡适久负盛名，冯友兰在课堂上批评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3]1101941年冯友兰的《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同样有人批评其“新理学”不新。教师之间的相互批判也深深地影响了学生，如“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3]110-111周培源教“力学”，有一位学生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每次一下课他就跟老师辩论，还有很多学生围观，成了南区教室的一景。在金岳霖的“逻辑学”课上，一个湖北的学生经常跟他辩论。师生之间相互辩论成为一种学习探讨的方式。学术上本不应论资排辈，只有不断求真才会不断进步。为了培养学生主动思考、探索的品质，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教师上课时善用启发式教学，如钱钟书“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3]119。有的教师会指定参考书让学生自己去研读、思考，如吴宓上课常“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24]。学生如有疑问，则“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25]17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也成为很多课程考核的评判标准，如政治学系张奚若“出的考题很有特色，不但有深度，引人思考，而且四道题中有一道是他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所以，学生如光靠复习课堂笔记和阅读课本就无法得到高分，甚至不容易及格。”答题时，“他并不要求学生的答案符合他自己的见解，哪怕同他的见解相反，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就不影响分数。”[12]472-473中文系教师在评阅学生的读书报告时“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9]300经济系陈岱孙开设的“财政学”，有一年考题就出了“假若我当财政部长”，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充分发挥。创新思维是要经过长期学习、思考、探索，慢慢训练出来的，大学阶段对学生研究兴趣、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的培养都至关重要，西南联大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独立思考及研究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深受教益，受用终身”[26]11。

可以看出，西南联大教师在教学上确实有很高的自由度。同时也不难发现，这自由的背后是教师们的高度自律以及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自信。无论是备课、上课，还是作业批改、课后辅导甚至是考试，他们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自己如此高要求，自然可以保证教学质量，这也应该是他们教学自由、无人干涉的原因之一，自由与自律相辅相成。教师们风格各异的课堂，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从而培养出具有丰富个性及创新能力的学生。他们的教学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正如杨振宁所说的：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7]14-15。

三、大师们的人格魅力：爱国敬业，富有个性

西南联大教师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以及独特的个性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教师不仅是学生知识上的引领者，而且是他们道德上的榜样、精神上的楷模。教师们在课堂或日常生活中展现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

生逢乱世，西南联大教师身上展现了家国天下的炽热情怀和责任担当。他们的政治信仰或有不同，但都关心国家命运，并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时事演讲可以帮助学生认清时局，明确自身使命。闻一多、张奚若、钱穆、冯友兰、钱端升、费孝通等在不同时期都对学生发表过各种主题的演讲。抗战时期，有些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想到前线参加抗敌。冯友兰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27]68，作为学生无论是奔赴国难还是在校继续求学都是神圣职责。钱穆告诫学生：“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27]68抗战胜利前后，学生关心政治走向，希望全国出现民主和平的政治局面，但现实却让他们忧心忡忡。张奚若在演讲中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时局，让学生们认清形势，积极争取民主。除了演讲，教师们更多的是在课堂内外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践行爱国主义教育。闻一多在带领部分师生从湖南迁往昆明途中开始蓄起了胡子，并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9]298来到云南后，因地处大后方，没有前线那种浓烈的战斗气息，有些学生在生活和情绪上很难与抗战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战斗激情产生共鸣；闻一多在教授田间的诗《人民的舞》时，告诉学生：当前是一个正在战斗，“而且需要继续战斗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擂起战鼓的时代！因此也需要擂鼓的诗人。”[28]他希望学生在大后方争取民主的浪潮里，要始终保持积极的战斗姿态。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一直为追求民主、真理而战，最后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给学生做出了表率。钱穆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老师”[27]67，他希望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爱祖国的文化，爱自己的国家。他的《国史大纲》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27]68，表达了对前线将士的敬意。张奚若在蒋介石面前痛骂政府腐败和其独裁的凛然之举在西南联大尽人皆知，在课堂上也经常痛批政府的“专制、腐败、独裁、无能”。他教导学生：“攻读政治学绝不要为了做官”，“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两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张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老师，既言传又身教，感人之深自不待言。”[12]473西南联大教师大都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对于前方战事尤为关心。尽管随着物价飞涨，自己都朝不保夕，但一次次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是生活和工作时的一种态度和力量。

西南联大的教学、研究及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教师们在非常时期依然能动心忍性，坚持认真教学和科研。教师们对待工作非常敬业，学生对于教师在课堂上的认真表现深有体悟，对于他们备课、研究的情况虽然了解不深，但时有见闻，且深受影响。诸有琼曾回忆看到闻一多宿舍时的情景：“屋里堆着许多书，临窗的一张大书案(其实是裁缝用的大案板)上，摆着一摞摞的书……几乎每本书都夹着几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小字，可能是注明书中的内容。有的书摊开，有的反扣在案上，偌大的案板只空出可搁两肘的一小块地方。”[29]闻一多解释：这么放书的好处是“一伸手就可以拿到我所需要的书。你要知道，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查阅许多种书的各种版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只要是有关的书都要查到……我总是一边看书一边做卡片。做学问必须严肃认真，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是不行的。”[29]一席话让诸有琼顿生感慨，并在此后的学习、工作过程中一直以此来要求自己。郑天挺是历史系教授，同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工作繁忙，但是无论怎么忙，他一直坚持教学和研究。学生回忆，郑天挺经常在夜间备课、看书、写作，跟汤用彤一样都是过十二点钟以后才熄灯。“老师们窗口的灯光，也激励着学生们的勤奋不息的干劲。”[30]207当时师生生活非常困难，很多人去校外兼课，以资贴补。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几位教师，郑天挺、汤用彤、罗常培等“都以全力从事教学和研究，未在校外兼职。这种风气也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研究生们也都专心从事学习、心无旁骛。”[30]208教师们还非常好学，一直关注各领域的研究进展。战时反映学术研究前沿动态的资料比较难得，一旦得到，大家便争相传阅。胡适在美国看到一本最新出版的《拓扑学》，寄给了江泽涵。后来这本书便在数学系教师手中传抄，大家一个个轮流阅读，作报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么落后艰难的条件下，却可以培养出学识上与国际接轨的学生。教师们的专业素养正是通过长期坚持的学术研究日积月累养成的。他们的工作态度和精神，也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榜样。

西南联大教师对学生充满关爱，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不论是课堂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师生之间充满民主、平等的气氛。在课堂上，金岳霖“总是照着名册，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叫‘mister某’或‘miss某’，让人亲切地感到先生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26]7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教师与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之间接触较为频繁。如北大研究所的研究生与郑天挺、陈寅恪、姚从吾等几位导师同住在一个宿舍，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他们朝夕相处，谈学问、谈生活、议论政治，也讲些历史掌故，师生间非常融洽。吴宓也经常在课余与学生在学校的草坪上散步聊天，学生“听他亲切漫谈，不但得到很多研究学问方面的启发，而且也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生活情趣，愉快的或者苦恼的往事。他确实是一个胸襟坦荡、直爽磊落的人，往往有问必答，毫无保留，甚至引发你去思考有关人生与文学的一些新鲜的问题。”[20]48教师一般都“爱才”，并经常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沈从文为了鼓励学生创作，不惜自掏腰包为他们投稿，这对学生帮助很大。多年以来，“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16]278在那个年代，教师薪金微薄、衣食简陋，甚至要靠卖文、兼职以补家用，但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地资助学生，爱才、惜才之心昭然。教师们不仅关心自己负责教授的学生，对于慕名前来拜访求教的，也同样热心相助。杨祖陶回忆：一到西南联大他就鼓起勇气去觐见敬仰已久的汤用彤老师，没想到“先生热心扶持后学”，竟然“把他的藏书、线装本的《高僧传》借给了我这个刚来校报到的新生，内心的感动和感激无法言表。”[26]7闻一多对于学生送给他看的诗作，总是“仔细阅读以后再提出批评，讨论应加修改的地方”[28]。教师也很关心学生的生活，经常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学生病了，甚至“教授夫人会出动来煮药”，“联大从来没有提倡过什么‘尊师重道’，每个教授都只以他渊博的学问和崇高的品德来博得青年们的尊敬与爱护”[31]。

西南联大有不少个性鲜明的教师。在学生眼里，吴宓是个个性耿直天真、工作态度严谨、做事认真的人，同时是一个儒雅的君子；他酷爱《红楼梦》，常以红楼梦中人物自比，当看到某餐馆以潇湘馆命名时，非要求老板改名。李赋宁回忆，吴宓写汉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25]16但他住所零乱，不善料理家务琐事。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是其中的一位，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他的两眼视力不好，怕光，所以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戴上一个绿塑料的眼遮。加以一头的蓬乱的头发，和经常穿着的一身阴丹式林蓝布大褂，他确实不像一个学校的教师。”[32]他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且热爱生活。他“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13]184号称“二云居士”的刘文典，看上去“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渍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3]117-118在学生印象中刘文典说话总是很傲气，他曾宣称普天之下，真正懂得庄子的人只一个半，他是一个，另半个在日本。因对新文学的偏见，他还有些看不起沈从文，经常当着学生的面贬低他，校园里流传着不少此类“典故”。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一身破蓝布长衫，皮鞋后跟总是踩扁的，变成拖鞋样子，袜子也永远是空前绝后型的。”[6]266这些或率真或傲气或不修边幅的个性气质背后，深藏的是这些教师对自身学术的自信，还有他们有趣的灵魂。

西南联大教师的精神、品质和个性，使学生们深受影响。他们不仅在西南一隅承担着保存国家文化、培养人才的重任，同样传承了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殷海光回忆：金岳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13]184赵瑞蕻也说：自从第一次见到吴宓，就被他的外表、神态、走路的样子、讲课时的风度深深吸引，心生敬仰。[20]46杨祖陶回忆：“我在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上如饥似渴地汲取他们传授的知识，并深受他们为人为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先生们的引领、启发与教诲……吸引我一步步进入了理性哲学的巍峨殿堂”，并成为“毕生坚持的事业，从不动摇，从未放弃。”[26]11爱国、敬业、关爱学生，体现了教师对职业精神的坚守；他们崇尚自由、不拘小节的独特个性则从不同方面增添了学校的活力。

四、结 语

“刚毅坚卓，思想自由，社会责任，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与学生记忆中的教师形象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虽然校舍简陋、教学资源匮乏，师生缺衣少食，还要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西南联大的教师以自身的智慧、才学及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乐观的个性，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使得学生饱享精神食粮，为中国文化科技人才的保存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西南联大学者云集、大师荟萃，也吸引了全国各地高水平的学生来校求学。有很多学生回忆，当初之所以报考西南联大都是奔着其强大的教师阵容去的。“名师”加“高徒”共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奇迹。

从学生记忆视角重构西南联大教师的形象，因有丰富的细节资料可供察考，可以真切、生动、具体、饱满地重现教师们的音容笑貌、学识修养、教学风采以及人格魅力。当然学生记忆中的教师形象并非是西南联大教师之全部。首先，西南联大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其中教授和助教分别占据很大比例。以1945年为例，当时共有教师378名，其中教授158位，副教授8位，助教123位。[33]可见助教在教师中占据很大比例，但在学生的记忆文本中他们很少被提及，令学生津津乐道的大多是关于教授的记忆。其次，每个人都有多个侧面，教师也不例外。学生对教师的了解只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部分，以课堂观察与体会为主。而且基于对受业恩师的怀念以及对在中国历史上“神”一般存在的西南联大的特殊念想，记录下来的基本都是好的一面，致使呈现的教师形象不免带上了一些理想色彩。再次，从专业分布来看，这些记忆文本大多出自人文学科学生之手，他们追忆的也大多是人文学科的教师，理工科的教师较少，致使我们无法从中窥得西南联大教师的整体面貌。再加之时过境迁，记忆者难免会有遗忘、错记或道听途说，甚至有些内容被刻意地回避，因而他们在自传或回忆录中所描述的也不完全真实，需要借助史料进行考证。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学生们回忆的关于西南联大教师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基于自身真实经历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素养中哪些方面是对学生来说最重要并产生深刻影响的，这可以为我们思考当前教师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