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莎莎

(湖南大学 长沙 410082)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勤勉自律，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地位，牟宗三曾自谓“一生著作，古今两无”，他的学生蔡仁厚也称其是一位“高狂俊逸、透辟深彻的大哲”[1]。牟宗三不仅对儒、释、道义理进行过系统的疏解，开辟了儒家新“外王”的新路径，还以一己之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是中国康德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学术宗师地位的奠立，离不开他人生不同阶段的大量阅读和体悟。

1 生命的本真与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

幼年的牟宗三喜欢沉浸在原始淳朴的自然生活中，他时常一个人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或沉浸在自己的“小玩意”中，父亲久唤不应。对读圣贤书和写命题文章，他只是被动适应，仍由着自己的兴趣自然地探寻生命的意义。牟宗三和其他大哲在幼年时期天赋秉然、酷爱读书的情况不同，刚开始他并不喜欢读书，比起其他读书人从小的高远志向，他更想成为一个亲近自然的农夫或马夫。他厌恶甚至畏惧考试，常说自己若生在科举时代，怕是连个秀才也考不上。

但是，生于耕读相继的世家，读书是牟宗三必然的选择。1917年，9岁的牟宗三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入私塾学习，11岁进入小学。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牟宗三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是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有自己的育子之道和读书、为学、为人的方式，牟宗三从小耳濡目染并深受影响。牟宗三幼年时常在父亲身边听着父亲有节奏地朗诵圣贤义理，并细细体味那些不太明了的微言大义，如他在《五十自述》中就提到，父亲“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声音韵节稳练从容”[2]32。每闻于此，幼小的牟宗三就觉得内心也随之清净纯洁。除此之外，父亲还常常教导他不要“荒笔败笔”，写字要整齐不苟，这些细节牟宗三都一一牢记在心。

1923年，15岁的牟宗三进入县立中学，开始独立自由的学习生活。在这一阶段，他勤勉认真，数学和英语等学科尤为出色，为其日后研究逻辑学、翻译英文著作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牟宗三还阅读了《古文观止》《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著述和经典小说，可是他当时并不能完全读懂这些书籍，如他表示国文老师用传统方法教授的《古文观止》，他自始至终一窍不通。《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高级”小说，他一直到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才能看懂，甚至连报纸也是如此，但他十分喜欢这些经典小说，后来还写过《红楼梦悲剧之演成》《水浒世界》等文章探讨这些小说。

少年阶段的牟宗三不喜欢读书，也不擅长作文，这与他后来展现的遍览古今中外哲学书籍、成就斐然的一代哲儒形象大相径庭。他曾说“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个人冲破其混沌，透露其灵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径与形态。”[2]1对其而言，广泛的阅读是他冲破混沌的一条途径。不过，牟宗三在这一混沌初开的少年阶段保持了生命的本真，遵从内心的独特体悟，这些特质也促使他日后走上研习哲学的道路。

2 遍览群籍与大学阶段的阅读世界

牟宗三进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读预科后，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逐渐发现自己对哲学的喜爱，渐渐突破自己年少阶段的那种混沌气质，开始大量地阅读课外著作。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觉得生命忽然间获得了解悟。他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和西方的哲学著作都广泛涉猎，并开始用西方哲学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哲学问题。

在这一阶段，牟宗三所读的书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书。这些书他都找来读过，他尤为关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文章，读过这一系列文章后，他觉得除了吴稚晖的文章以外其余皆平庸，并深受吴氏影响。后来父亲提醒他“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何可如此不分好歹？外面那些风气算得了什么？”[2]31才使他收住了泛滥的浪漫、粗野的“放荡之态”。第二类是中国传统的经典。在北大预科二年级时，牟宗三在图书馆读《朱子语录》，一方面觉得很有意思，另一方面又看不懂，但还是坚持每天去看，看了一个多月后，他掌握了此书的线索，读来觉得舒畅容易，看到上句就能揣摩出下句要讲什么。对《朱子语录》的阅读也引发了他日后对《易经》的兴趣。第三类是西方流行的一些观念，如伯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这些西方的经典他都翻阅过，但只是借鉴他们的角度与观念，对内容本身没有太大兴趣。

牟宗三正式升入北大哲学系后，除了完成学校课堂上的任务外，更多的是将精力投入自己的兴趣爱好中。在这一阶段，校内的张申府、金岳霖，校外的张东荪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申府讲罗素哲学、数理逻辑等课程，金岳霖以新实在论为基础讲自己有关哲学的精思所得，都使其颇受启发。当时国内唯一的哲学杂志《哲学评论》上经常刊有张东荪和金岳霖的文章，牟宗三每一期都找来认真阅读。他们的所思所得也正是牟宗三感兴趣的地方。对西方哲学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他都有浏览，但由于学识有限、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他时常感到有隔阂。对这些新知识，牟宗三有些仅了解字面意思，没有“亲切感”，有些连字面意思也看不懂。

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牟宗三发现自己对《易经》和美国哲学家怀特海的哲学很感兴趣。这些在北大都无人讲授，他只能通过自修学习。对读《易经》的感受，他表示“读着《易经》，是直想着伏羲画八卦是在宇宙洪荒原始混沌中灵光之爆破。那是一种生命之光辉，智及之风姿”[2]39。牟宗三广泛阅读古人对《易经》的各种注解，刚开始阅读宋人的《诚斋易传》，林宰平告诉他读《易经》不能从杨氏入手，但并未告诉他该读什么。对此，牟宗三去图书馆遍查“易”书目录，觉得汉人象数烦琐，颇有趣味，他选取了保留有汉代人旧说的唐朝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纂疏》来读，他一字一句地读，将其中的概念都弄清楚了，以此为基础又爬梳了汉家各派对《易》的解读，如孟氏《易》、京氏《易》、虞氏《易》。读完了汉《易》，他又了解了一些晋宋《易》，最后还读了清代易学专家胡煦的《周易函书》和焦恩的《易学三书》。牟宗三花了很多精力将两者进行研读比较，后来在回顾此段读书经历时说：“我当时读其书实在费了极大的精力。时在青年，神足体壮，故能强探力索，得其条贯。若那时穿不过，现在再读，若不下大决心，摒弃一切，拿出相当时日，即无法得入。”[2]43牟宗三读遍中国历代对《易经》的解读，随读随抄，边抄边注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大学毕业那年写成《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一书，“林宰平先生见之，大为赞赏。稍后沈有鼎先生则说是‘化腐朽为神奇’”[2]45。

牟宗三对《易经》的解读获得如此成就，与他一方面全面阅读古今《易经》注解，另一方面潜心研究怀特海的哲学有关。当时怀特海五六十岁，学术成果颇多，且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不管是他早年出版的《自然知识之原则》与《自然之概念》，还是其后出版的《科学与近世》与《历程与真实》，牟宗三都一一读过。对怀特海的书，张申府、金岳霖都觉得晦涩难懂，但牟宗三却评价“我读其书，亲切喜悦，历历可解，无隐晦处。其所用名词都是极美而又平实”。他对怀特海的著作爱不释手，“随读随消化，随消化随触发，故想像丰富，义解斐然”[2]47。牟宗三读书不仅要读懂此书，还要探索此书形成之缘由，他认为怀特海的著作植根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之传统与近代数学物理逻辑之发展，所以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不仅十分欣赏怀氏之书，还认真地分析了自己与怀氏之不同。

牟宗三读书有持之以恒的特质，初读《朱子语录》，即使读不懂也坚持每天去读。对《易经》感兴趣，不是浅尝辄止地读几本相关著作即可，而是将历朝历代跟易学相关的注疏都拿出来读，进行分析比较并形成自己的见解。除此之外，他还借鉴了西方怀特海的哲学。在这一阅读过程中，其逐渐将自己从混沌中解放出来，将兴趣、专业与个体生命结合在一起。

3 对逻辑学的重视与阅读西方哲学经典

牟宗三在阅读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理性思辨的重要性，他认为对思辨性的学习要从阅读外国哲学著作开始，其中《数学原理》和《纯粹理性批判》两书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将牟宗三引入逻辑学之路的是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这部书是三大册的巨著，在读第一册第一部《数理逻辑》时，牟宗三对其中每一个命题都认真抄写、演算并体会它的意义，即“纯形式推演方面无问题的意义以及定义与基本假定方面有问题的意义”[2]45。这本书中涉及三个公理，即“还原公理、相乘公理、无穷公理”，对这三个公理，他先了解“相乘公理”“无穷公理”，觉得十分愉快。而对“还原公理”他久思不得其意，就连金岳霖也不大懂。一时的不懂并未使其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抗战爆发后他迁至广西南宁教书，闲暇之余继续思考。牟宗三每天散步于阡陌间、小桥边、流水旁时都在默默沉思这个问题，终有一天忽然获得一丝线索，之后逐渐明白“还原公理”之意义。

除此之外，牟宗三还阅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康德的评价极高。这本书足足有五六百页，他认为全书无一句闲话，都是在讲为何思辨、如何思辨。牟宗三这样形容读此书的感受“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极尽架构思辨之能事。读起来，既须心思凝聚，精神沉敛，而又不期然地引起内心紧张”[2]59。他觉得聚精会神地读上一两页就会精力不济，头昏眼花，可见此书难度之大。后来牟宗三写成《认识心之批判》一书，由西方哲学研究路径与问题入手，遥契中土心性之学，他自谓“一方扭转了罗素的‘实在论’，一方复活而修改了康德的‘批判哲学’”[2]67。在西方逻辑学经典中，《数学原理》与《纯粹理性批判》对牟宗三写作此书的作用颇大，他表示“这是西方近世学问中的两大骨干。我经过了它们，得以认识人类智力之最高成就，得以窥见他们的庙堂之富”[2]69。他还将康德的三大批判，罗素、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圣多马的《神学总论》，佛教的《成唯识论》，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称为伟大的灵魂，人类学问的骨干。

4 阅读、著书与牟宗三的家国情怀

受熊十力的学术思想影响，又值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牟宗三产生了对国家、社会、人民的悲悯之情，他的学术取向也受此影响，转向对现实生活问题的研究，寻求民族的未来，探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

牟宗三由关注直觉的解悟、逻辑思辨世界到进入现实世界，阅读熊十力的著作是一个重要的外因。他初读《新唯识论》时，迫不及待，一晚上就将这本书看完，之后深感内心清新俊逸之气升起。到次日在中央公园亲见熊十力，即被熊十力的生命学问和人格风度深深吸引，熊十力赞誉牟宗三“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2]72。在跟随熊十力学习的过程中，熊十力常常教育牟宗三“不要以为你懂，你其实不懂”[2]83，这使他想起在宋明儒家语录中看到的程伊川的一段话，程氏说自己十七八岁时读《论语》，五十岁、六十岁也读，七十岁还在读，但年年读感受皆不同。牟宗三牢记熊十力的话，并以此勉励自己谦虚勤勉。

国难加剧促使牟宗三在读书和著书上发生改变。随着国内环境的变化，他“渐渐体会到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这一切引发了我的‘客观的悲情’”[3]。他以“客观的悲情”思考国家的命运、时代精神、学术风气等问题，并以此出发分析中西学问关怀的不同之处，认为“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2]75。牟宗三指出个人生命与民族生命的关键在于“义”，抗日战争是大义所在。他批评政府存在占有私利的行为，知识分子的抗战跟着政府走，是出于民族情感，他们的学问中没有“义”与神圣。他感叹“大家都不痛切觉悟到何以是义，义的根源在那里，何以是神圣，神圣的根源在那里”[2]79。“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牟宗三南下长沙，当时北大、清华都迁至衡山，他以佛语“向上一机”鼓励青年为国家救亡奋斗。后迁至昆明，他依然醉心学问，在斗室之中撰写《逻辑典范》一书。

抗日战争不仅引起了牟宗三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也由此引发了他学问的转向。“抗战而后，国家与个人之遭遇，种种动心忍性，从‘非存在的’领域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使我正视生命，个人的与民族的，遂能转向‘精神哲学’这一方面”。他在师友的启迪中了解黑格尔哲学，解悟“德性主体”[2]80。牟宗三由思考中国的出路、政治问题进而思考中国文化问题，最后深入儒学的发展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他于1947年创办了《历史与文化》月刊，在发刊词中从头梳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学术命脉，希望以此召唤人心，凝聚国魂。另外，由抗日战争为起源引发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于1952年写成《历史哲学》一书，在此书中探讨了中国的科学与民主问题。

牟宗三逝世后，他的学生蔡仁厚做挽联“光尼山之道统，弘黄冈之慧命，扩前哲之器识，发儒圣之光辉”[4]，对其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概括。牟宗三学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良好的阅读习惯。首先，他遵从内心，以兴趣为师，从读不懂课外书到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然后以极其刻苦的态度专研其内容。其次，他读书能以点带面，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会选择阅读很多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书籍，这样就使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更为全面深刻，学术功底也不断增厚。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牟宗三有机会阅读大量的西方哲学书籍，能对西方哲学的本身作出合理评判，并且能用西方哲学的观念、角度来思考中国哲学，努力在中国传统儒学和康德哲学之间建立起桥梁。最后，他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国难之中时时思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