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晨

(澳门大学法学院，澳门 999078)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以来，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被舆论认为是极度“烧钱”的经济业态[1]。这表明该种商业模式背后的资本势力之强大，扩张之无序。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对此予以规制。作为共享经济的主要代表，滴滴公司2016年与优步中国达成了全球战略协议[2]，2018年9月关停深夜租车业务，2020年6月寻求与“美团”合并等消息，引发反垄断担忧。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后文称《意见》)[3]。该《意见》明确地提出分享经济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指出在鼓励发展分享经济的同时，也要鼓励和引导分享经济企业开展有效有序的竞争。《意见》所使用的“分享经济”的术语与“共享经济”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可以认为共享经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2021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在《关于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在从“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和安全保护”的角度“促进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在实践层面上，如果共享经济危害到正常的市场秩序，排除或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部门不会放任垄断行为的存在。2021年4月1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对阿里巴巴集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直指其“背离平台经济开放、包容、共享的发展理念，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鼓励发展共享经济的产业政策和防止共享经济企业实施垄断行为两大目标中间进行取舍，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待具体案件时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