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80年代国家在应对内忧外患的时空背景下制定的以备战备荒为主要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川、滇、黔、陕、甘、湘、鄂等内陆省区进行的涉及基础工业、国防科工、交通建设等项目的大规模基本建设①②。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资2052.68亿元，人力高峰400多万人，安排1100多个建设项目③。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去规划”的备战措施，三线企业/项目在内迁过程中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策略，相同产业依托地理环境分散布置，上下游产业跨地区分功能布置，实行“企业办社会”的发展模式④。以西南三线建设为例，由攀枝花-六盘水-重庆构建的“钟摆模式”，实现了“钢铁-能源（煤）-军工”的地区协作，即六盘水的煤运往攀枝花炼钢，攀枝花的钢运往重庆制作军工产品，再借由长江航道将军工辎重运往全国各地。为保证西南三线的协作顺畅，修建成昆、成渝、贵昆等铁路基础设施，实行路网-电网并行建设，打破了西南三线的地理空间隔绝，基础设施项目至今依旧支撑着我国西部发展。

作为驰援三线建设的重要力量，全国各地“三线人”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奔赴三线地区，兑现“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光荣承诺。历经数十载，成功将沿海重工业迁往内地，改变了我国自近代工业建设以来东西部工业布局失衡的历史性难题。但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三线，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营方式调整后，仅有极少数企业完成转型升级，大部分企业被市场淘汰，甚至沦为工业遗迹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