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步健，周 欢

（1.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心，上海 20023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1]。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保障性、普惠性作用，决定了没有生态共同富裕就没有真正的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实现。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包括对优美生态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预示着“生态共同富裕”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要在努力通过各种措施促进“生态共同富裕”，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最基本的自然生态环境保障的同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生态共同富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学说之经，也有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之纬，能够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探寻促进生态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之策。

一、生态共同富裕的理论之经：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提出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明确称为“自由人联合体”[4]。但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4]（即“两大和解”或“两大矛盾的真正解决”）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从这里，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共同富裕，而且是生态环境的共同富裕，即生态共同富裕。没有生态共同富裕，就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也就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

（一）马克思恩格斯“两大和解”思想为生态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

“两大和解”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价值目标追求。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关于包括人（首先是自然人其次是社会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这一宏大的生命共同体的根本观点总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努力探索出有利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以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条件。

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纪所面临的两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5]。后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特别强调未来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即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为前提的，没有“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就缺乏自然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人类“最终都会因为自然资源的紧张和匮乏而引发冲突甚至战争”[6]，甚至人类会随时面临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两大和解”或“两大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提出并进行阐述的，特别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或“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必须建立在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自然生态环境能够使人健康快乐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因而隐含着生态共同富裕的意思，能够为生态共同富裕的思想建构提供理论依据。第一，“两大和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摒弃资本逻辑，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所体现出来的富裕的物质、精神和生态发展状态；第二，“两大和解”是全人类普遍的共同的和解，这种和解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被彻底解决，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按需分配得以实现；第三，“两大和解”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远见卓识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共同富裕思想的辩证统一所蕴含的生态共同富裕这一不可或缺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元素。

（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生态批判隐喻生态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受资本逻辑操控的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劳动异化时，也涉及由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作专门详细的研究，但在他们的经典文本中确实有着大量的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异化的相关分析和阐述。正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与价值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基础上，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经典文本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并启示我们如何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创设能够达到“两大和解”和实现生态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资本逻辑基础上的，资本逻辑除了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的逐利性外，还带有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性体现在：“只要存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无限度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就会最终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关系和矛盾从人与人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领域，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生态危机必然来临。”[8]这就是说，资本逻辑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造就了资本主义无法根除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使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到达的地方普遍陷入“生态贫穷”，表现在自然资源的枯竭（包括森林资源的退化、矿产资源的殆尽、土地肥力的下降）、自然环境的恶化（包括严重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人居环境污染等），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持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解决生态危机、消灭“生态贫穷”，必须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消除资本逻辑。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生态批判隐喻生态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解决生态贫穷和实现生态共同富裕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的资本主义历史也表明，针对越来越糟糕的生态环境危机，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和所谓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方案，由于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这两个真正导致“生态贫穷”的因素，因而收效甚微，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生态共同富裕。

（三）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彰显生态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中的“自由人”，是有着特定内涵和特定前提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精辟阐述了人类发展的三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9]：“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完全自然发生的社会最初形式，第二个阶段为第三阶段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第三个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超越，既实现了个人真正的自由，也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结合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分析，“自由人”的特定内涵是每个人的自由个性（抑或称本性）、才能、潜力等获得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和展示；特定前提是能够在完全自由的社会个体之间真正形成一种富裕、民主、公正、平等、文明、和谐的社会关系氛围，真正实现了“两大和解”。但这样的社会，只能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充裕的物质生活”“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层面，也体现在生态生活层面，没有生态共同富裕，人类一切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梦境。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擘画未来理想社会时，为什么把实现“两大和解”或“两大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本质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的原因。

由于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系统性、弥散性和重组性，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生产、生活及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生态共同富裕，生态资源或影响决定生态环境的治理权被少数人掌控，就有可能多数人生活在非常糟糕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或者自然生态环境被劳动不断异化的尴尬境地。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彰显出生态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二、生态共同富裕的理论之纬：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

对于“生态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可以从习近平有关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重要论述中领会其思想理念。这一思想理念，最为经典地体现为习近平所说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11]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演出“生态共同富裕”的概念及其内涵。所谓“生态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群众在努力克服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础上共同享有优美生态环境和令人富足幸福的生态产品。

（一）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生态内涵的重要论述

尽管“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早在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就有使用，但一直以来，“共同富裕”的内涵还只停留于物质和精神层面，并没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中，探寻“共同富裕”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丰富内涵。习近平在这方面给我们开了题，并引领我们全面深刻思考“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将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建构生态共同富裕观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依据。

2013年1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就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把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2]，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策略路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包括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共享”作为“共同富裕”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进一步强调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指出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必须正视和解决生态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促进美丽中国和美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2]。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多次从民生福祉高度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3]，进一步彰显共同富裕的生态及生态文明内涵。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还引用“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3]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阐述共同富裕，把“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13]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充裕的物质生活”本身就包括优美生态环境和优美生态产品，指出要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13]。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在2021年1月的十九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还特别把持续纠治扶贫环保领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作为“紧盯党中央惠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政策落实”[15]的重要内容。这些都足以说明，生态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所蕴含的生态共同富裕观

习近平早在浙江地方工作期间，就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6]的生态文明理念，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社会，认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场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17]，在走出“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西方现代化陷阱的过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17]，要着力通过“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17]实现生态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的“两座山”作为一种发展理念，本质上也是生态共同富裕理念，能够“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17]，促进“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使“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17]。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不断地追求生态共同富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18]。他还把绿水青山视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1]和“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19]，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要使碧海蓝天青山绿水成为发展金山银山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从而为将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建构生态共同富裕观提供了直接的现实依据。

我们还可以通过习近平所特别强调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11]，“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11]，“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等重要论述，领略渗透其中的生态共同富裕思想光辉。努力实现生态共同富裕，就是要在中国美丽、人类地球家园美丽的基础上，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享受绿水青山、悠闲舒适幸福的生活，并同美好环境融为一体。

（三）生态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统一的逻辑推演

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11]这说明，全面进步的良好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19]。因此，习近平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告诫人们：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验”[20]。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这说明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特别是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要求。

习近平早在福建地方工作期间就把“求得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21]作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原则理念，在肯定“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的同时，指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21]，从而在把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统一起来的基础上，给我们描绘了生态共同富裕的闽东图景。在浙江，习近平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把环境质量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加快治理“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17]，努力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17]基础上促进浙江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致力于补齐生态文明建设之短板，“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谋篇布局，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2]，努力使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生态共同富裕成为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一“国之大者”的永久底色。

2021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题研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明确“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3]。尽管表面上看这里面并没有提及生态，但生态共同富裕本质上属于物质共同富裕，“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本身就包括生态环境问题，没有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美、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没有生态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因而完全可以说，生态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统一的逻辑推论和确证。

三、生态共同富裕的实践之策：在化解生态矛盾中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双赢

前文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生态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之经，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为生态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之纬，说明了生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有关生态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现在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尤其是，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党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但“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果不抓紧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必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1]。因而，如何从“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23]的高度，切实推动生态共同富裕的实践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秉持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促进生态环境公平正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在新时代要大力促进生态共同富裕，就必须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而“要想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社会每个人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须从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高度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24]，努力推进符合我国实际并能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建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中，“生命共同体”是一个起着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的概念和范畴，代表性的表达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20]“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以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的“地球生命共同体”[25]，但不管哪种表述，都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类本身就属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天然衣食父母，没有生态富裕，人类就不可能有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没有生态共同富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3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按照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要实现生态共同富裕，首先必须努力克服“自然异化”现象。“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隐喻的一种异化形式，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的思想工具：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即劳动对象和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笔者加注）失去生活资料”，“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5]。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精辟指出自然异化的根源：自然界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彻底沦落为资本增值的工具[9]。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条件下，受资本逻辑的作用，要消除自然异化、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生态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逻辑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制度优势，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告诫人们，大自然不再仅仅是劳动的对象，也是我们无机的身体，骨头连着筋，应该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要按照大自然本身的规律和遵循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物质变换理论去利用和改造自然，将作为“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的劳动及劳动对大自然可能产生的“损伤”，控制在大自然资源环境所能承载并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内。

（二）秉持习近平生态系统治理观，在切实解决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推进中国美丽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9]。由于生态共同富裕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富裕，本身就带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性、普惠性意义，因而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共同富裕就显得尤为必要。由于生态环境的系统复杂性、开放渗透性、利益牵连性，使得生态环境治理“好比我们在治理一种社会生态病，这种病是一种综合征，病源很复杂”[17]，很容易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甚至是生态贫穷。这就需要秉持习近平生态系统治理观，在切实解决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推进中国美丽。

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大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既是由山水林湖草沙冰等组成的有机系统，也是由蓝天、空气、水、土壤、生物、矿产等组成的有机系统，统分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生态系统治理、促进生态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11]，使“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11]；要在精准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1]这三条红线的基础上，按照“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2]，加大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休养生息保护和回归自然修复力度；要继续“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1]；要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与气候治理，加大加快温室气体排放治理，“力争二〇三〇年前实现碳达峰、二〇六〇年前实现碳中和”[1]。

进行生态系统治理、促进生态共同富裕，必须由一个统一的行政部门行使我国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职责，并坚持系统观念和“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11]，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统一的保护和修复；必须“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1]，并不断开展和加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止和惩处任何危害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从而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全方位、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1]的目的。

（三）秉持习近平“两座山”理念，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中促进生态共同富裕

新时代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共同富裕，既要秉持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习近平生态系统治理观，更要秉持习近平“两座山”理念。习近平“两座山”理念充满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哲学智慧，“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与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突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生产力盲区，并通过‘两山论’的构建，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24]，既是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17]的世界观指南，也是我们统筹安全与发展、促进生态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指引。

习近平“两座山”理念，萌芽于河北正定、福建闽东，成型于浙江安吉，其完整准确表述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1]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必须确立“生态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经济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有生态安全意识、生物安全边界意识、生态危机意识，当发现某种发展方式威胁或损害自然生态环境，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那就必须放弃或改变这种发展方式；要做到以“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使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重新自然化”，在展现生态优势的同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25]，使优美自然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24]。

践行习近平“两座山”理念、促进生态共同富裕，一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倡导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17]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之路；二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面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不断壮大绿色产业经济，建立健全减污降碳的激励惩处机制，严格查处关停“三废”排放超标企业；三要加强生态技术供给侧改革，进行生态环保技术的扶持攻关和公共环保设施的集体供给，为各类企业“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17]提供技术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共同富裕，还离不开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但有生态市场就必然有生态资本，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消极作用，要强化生态观念和敬畏生态，并用伟大建党精神悟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生态共同富裕的人民立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6]，同时“给资本逻辑套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缰绳，甚至努力改变资本逻辑的基因”[24]，使生态资本和生态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生态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