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邹 赞

李晓峰（1962-），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二级教授，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民委领军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大连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2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3项，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报纸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部分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等转载。主编13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出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被表述的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契丹艺术史》等著作6部。曾获得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科研奖励多项。

邹赞（以下简称“邹”）：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知名学者，您最早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20世纪末又系统研究过契丹艺术史，后来关注和兴趣聚焦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什么样的缘由促成了这种学术兴趣的转移或研究路径的选择？

李晓峰（以下简称“李”）：我一直认为，一个学者的专业背景、学术兴趣、学术敏感、思想视野以及所处的地域/民族文化场域会决定其学术选择。我早期对大学生活题材小说、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的关注，与我研习中国当代文学的专业背景有关，特别是与个人学术兴趣有着密切关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在那些年的状态可以用“兴奋地追逐着千变万化、众神狂欢的当代文学思潮”来形容。不过，我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古代契丹、蒙古族等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少数民族重要的历史活动空间，他们为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吸引了我。作为已经消失在历史烟波中的民族，契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其他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各领域成就采取广泛借鉴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也是我后来对契丹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服饰等艺术类别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原因。

在契丹艺术研究过程中，契丹“华夷同风”的文化观和广采博取、开放豁达的民族自信心、“君臣同志”的共同价值观对我影响最大。之后，回归自己的专业，从自己最熟悉的蒙古族文学，从自己最熟悉的蒙古族作家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定位于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自己终生可以诗意栖居之地，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为切入点，为中国文学研究做些踏踏实实的事情，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使自己结束了学术旅程的“漂泊”。这也是你所说的“学术兴趣的转移或研究路径的选择”。

邹：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您始终坚持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思考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及地位，率先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一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也为回应学界关于“重写中国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等重要论题提供了参考维度。如果回顾地看，您觉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创新价值表现在哪里？

李：“重写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不是简单颠覆否定过去的文学史书写。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重写仍然是“当代史”，因此，重写是为文学史提供了多条历史进路，呈现了多种可能的或潜在的历史面向。这是知识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证明我们终于进入一个可以在学术自觉意识规约下的文学史知识自由生产的空间，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在诸多的历史进路中，我觉得有一条不应被忽视、不应被赋魅的进路，那就是对自己知识生产权力的敬畏，对中国客观历史的尊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重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会涉及三个面向：第一，面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第二，面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重要历史和现实；第三，面向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组成的文学共同体。就文学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采取的若干扶持政策，都可以看成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从这一高度，我们会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概念”和“学科”的提出和确立，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和发展的整体考量。1960年老舍就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目标要达到汉族文学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也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这背后折射着国家层面努力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从这一意义来说，“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创新价值有三点：第一，将国家观引入文学史研究，并看成是文学史观的构成要素，彻底改变“只知有朝代，不知有国家”的国家意识缺失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具体说，就是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确立中国文学的国家文学身份、国家学术性质和国家学科地位。第二，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引入中国文学史研究，客观评价和认识中国文学创作主体的多民族属性，重视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重新认识各民族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第三，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因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学共同体”“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多样性与差异性”“大传统与小传统”“民族特点与中华气派”“多民族”“多传统”“多文类”“多语种”“多风格”“口头传统与书面创作”“文化交融与民族文学关系”等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话语。

当然，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也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虽然多民族文学史观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我相信该理论还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得到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邹：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数具有历史文化纵深且传承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存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种文化思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塑了中华文明的元话语、元理论、元思想，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中华文明的综合影响力始终处在世界文明的第一梯队，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图景做出了重要贡献①相关论述，可参阅（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下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②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种格局下的文明与文化形态与西方一些理论家所大肆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一体”始终是前提、基础、保障和发展方向，“多元”呈现“一体”格局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推动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动力要素。您认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对于讲好“多元一体”中国故事的价值表现在哪里？

李：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三件事。第一件，2015年在贵州榕江县第一次欣赏原生态侗族大歌表演。那是一天傍晚，县里的人临时从村里找来十几个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几岁不等的侗族女性。他们用侗语低声商量了一小会，便迅速站成一排，中间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一点头，清脆明亮的歌声便骤然响起。侗族大歌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自然和声的艺术特征及表演程式，曾令西方音乐界震惊。第二件，2008年，我们观看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其中由新疆电视台选送的“十二木卡姆”节目，优美的曲调，华丽的歌词、十多种叫不上名字的伴奏乐器，让人叹为观止。第三件，就是蒙古族悠扬无比的长调民歌。可以说，正因为各民族都拥有自己喜爱的独特的文学艺术珍宝，才有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别是，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交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已经成为中国当今各民族文学艺术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也正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所倡导和希望看到的图景。从这一角度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对讲好“多元一体”的中国故事的价值，一是能够让我们发现各民族“各美”之“美”美在何处，二是能够让我们从理论上去研究阐释各民族之间是如何做到“美人之美”的，三是从共同体的高度来研究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美美与共”对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的价值和意义。要做到这三点，首先要更新的是我们传统的文学艺术经典观念。多样的美的形态和范式，需要多样的美学评论标准。举例而言，不能生搬硬套京剧的程式去评价藏戏的表演程式。因为，二者各有各的程式，各有各的标准。其次，中国故事，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文化和话语框架中来讲，一定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史的背景中来讲，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场景中来讲。此外，当我们说“中国故事”的时候，世界其他国家的故事是在场的。因此，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应该与人类文化保护的多样性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从中国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文化多样的贡献角度，提高对中国文化多样性重视程度。这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

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深刻阐述了这一重要论断。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①2021年8月27-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②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从事多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根本遵循。文艺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着重要功能。因此，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应当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倡导现实主义美学和英雄叙事，以鲜活生动的文艺作品为载体，聚焦“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③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7日，第2版。等主题思想，深入梳理发掘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印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的情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脉络中，文艺生产不是孤立自主的存在，它既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也呼唤文艺批评的指导和助推。作为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的学者，您认为文艺批评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李：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对象、功能、范式都不相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文学批评应该自觉担当，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首先，应该调整和重新明确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和批评导向。正如你所例举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认同在促进民族团结中的作用、正确的“五观”“四个共同”等应该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和价值取向。应该鲜明地对正确书写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新型民族关系的作品给予肯定，用正确的“五观”来甄别民族文学书写的“五观”，在正确理解“四个共同”的前提下，客观、科学评价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题材的作品。对那些不能正确认识和书写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不能正确评价个体民族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贡献的作品，要旗帜鲜明展开批评和纠偏正向。因为，正确的批评导向不仅能够引导作者的创作，同时也能提高读者的辨别力。其次，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立场。写人民，为人民写。在这方面，铁凝的表述具有代表性，她说“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新期待，如何有力地准确地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经验的变化，如何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映照下省思和光大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在本民族传统与中华各民族传统的交流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以独特的精神风貌和艺术语法参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④参见铁凝《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开幕辞》（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7453766172450092&wfr=spider&for=pc）。。这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激浊扬清，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传统发扬光大，是文学批评者应该思考和正确理解的问题。进一步说，重视和引导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文学书写，也是一个恒久的、人类性的文学母题，文学批评者怎么能不重视呢？再次，文学毕竟是美的创造。因此，还应该建立新时代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把反映时代主题，在艺术上能给人民带来美的享受的作品及时推介给人民，这也是文学批评对“反映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的介入和主动作为。最后，文学批评者也要进行自我知识更新，准确把握当前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尺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艺批评应有的支撑作用。

邹：您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1949-2009）”以“优秀”等级通过鉴定验收，其结项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13卷）同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朝戈金先生高度评价这套丛书“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纳入国家学术、国家学科和国家知识体系之中”的立论根基，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核心话语得以呈现，并将这种核心话语和意识辐射到少数民族文学各个领域的学术史考察中，形成了鲜明的学术话语体系。”⑤朝戈金：《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载《光明日报》2021年7月10日，第12版。作为这项重要成果的主持人，请您简要谈谈丛书编撰的初衷。

李：这个选题是2012年左右开始酝酿的，其缘起可追溯到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学界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产生的广泛影响，由此我简单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论争，回顾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在梳理和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几代学者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也经历数度转型升级，其学术和学科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但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历程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却一直没有人来做。可是，怎么做，谁来做，做什么，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做？在当时都是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必须用某种思想来照亮浩如烟海的文学史料，照亮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不平凡的成长之路。那么，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格局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经提出便豁然开朗。因为，在我之前进行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究中，我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国家文学、国家知识、国家学科、国家学术、国家话语的属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主导推动了各民族文学史编写，为什么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共同创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为什么大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细思之，这些国家话语体现的不正是共同体意识吗？没有少数民族，就没有多民族国家，而没有多民族国家就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和根本保障。因此，无论是民族平等政策，还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都是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和根本保障。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理念应该成为我们梳理、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历程取得成就、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指南。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进行全面总结，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新的转型期，总结历史、开创未来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在这样的初衷下，我们提出并论证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这个选题并开始了这项研究。

邹：2021年您领衔的团队再度成功获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该课题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文学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是项浩大工程。从理论研究的意义上说，该课题将史料整理与阐释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对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史料进行整体性、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探究其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字文学生产、传播、接受以及研究范式、话语特征，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同时，在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重新阐释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特质和多样性形成的文学观念、批评方法、话语逻辑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立足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重新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探寻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路径，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否请您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谈谈这两项重大课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历程的全面回顾、总结和反思，可以归入学术史的范畴。鉴于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第一部学术史，尝试客观全面反映少数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的发展历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是最基本原则，“基础性、文献性、学术性”是基本定位。我甚至提出，作为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如果我们能给学科留下一部学术发展的“流水账”，那我们的目标也就达到了。我们不做学案史，要做通史，要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承转合的客观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后学者，提供客观、完整的学术史料，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台阶上的一块坚实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构想，我们把史料文献整理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我们还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民族、多语种的学术史。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史料也做了大量收集整理；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这部分史料的数量、存在形态、学术价值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这些成果较少为人所知。但是，史料整理和研究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庞大工程，不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预期成果的范畴，需要另设课题专门来做。因此，在完成“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之后，我们正式启动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这个课题的论证和研究。关于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有以下几点：既然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的课题研究中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学术史，那么我们就要用充分的史料来证明。如果说“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学术基础工程，那么，“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则是这个基础工程的基础。目前，“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汉语部分）已经列入国家“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之民族文字部分。

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面系统考察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创作、传播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论、典型论、文艺功能论、文艺传播论、文艺消费论等重要论述的译介、吸收、消化和遵循，一方面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整体图景的丰富性，呈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的传播轨辙，总结提炼其在反映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与地域特质等方面的理论指导价值，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提供鲜活有益的文学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梳理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学批评史料，揭示其对中国古典文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接受状况，辩证分析这些批评话语得以塑形的思想资源、表征方式和创新思维，评价其在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方面的得失，以期达到正本清源、纠偏正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不动摇的根本目标。例如，在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下，维吾尔族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诗人铁依甫江·艾力耶甫的文艺评论文章《写给耐基米丁同志的信》《当今维吾尔文学一瞥》《维吾尔文学的战斗性题材》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经典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批评话语和文艺观点①参见伊克巴尔·吐尔逊：《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批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又例如，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位置，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代表人物：尼合迈德·蒙加尼、杜别克·夏勒根拜、阿斯哈尔）②参见宋骐远、邹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载《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柯尔克孜族现代文学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传播，受惠于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内在因素是指新疆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新疆开展的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外在因素是指借助苏俄文学与文论的介质功能。在当代文艺思潮的语境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德艺双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经典论著成为少数民族文字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因此，从历时维度梳理少数民族文字文学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史，有望从文学史料学层面获得突破。故而我认为，如果要从学术史层面厘清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就必须高度发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译介与传播状况。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李：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新疆大学有支研究队伍近年来在该领域深耕细作，取得了一批颇有分量的成果。显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特殊文化经验，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对于呈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价值。

邹：此外，少数民族文字文学作为当代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其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与传播媒介的变迁有着密切关联，网络、手机、移动终端等新媒介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重构着传统文学的生存状态，“文学媒介化”“媒介文学化”成为互联网时代文学发展的新图景。受学术研究的惯性思维所限，少数民族文字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往往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例如维吾尔族网络文学作家乌麦尔·麦麦提明的长篇叙事诗《爱情与背叛》、古丽曼的中篇小说《恋人之梦》《婚纱》、咖啡哥（Tashpulat Ruzi）的系列杂文《咖啡哥的日记》，柯尔克孜族网络文学作家吐尔地·买买提的诗歌《时代之声》《城市的生活》、别克吐尔·伊力亚斯的短信体中篇小说《疾病年代》《无信号山谷》、祖拉·拜谢纳力的诗歌《秋叶》《你是我眼神里的美酒》、比韩·安卡什的中篇小说《那一刻的感情》，等等。此类少数民族文字网络文学作品在文体和叙事创新方面与同时代的主流网络文学作品有着“同频共振”之效，但又客观存在基于语言表述、情感表达和文化语境的特色之处。对少数民族文字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兴文学样态的发掘呈现，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勾描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学地图，还有望激活文学史料中蕴含的文化密码，成为透视创作主体思考历史嬗变和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因此，从媒介技术变迁的历史轨迹来寻绎、分析、总结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创作、传播、研究的生成和发展，进而科学总结和提炼出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创作、传播、研究史料的多重价值，促进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您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如何充分运用数字媒体时代的传播优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文学效应？

李：前不久在少数民族史料文学年会上，我曾提出要重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正如你所说，数字媒体时代重构着传统文学生态，这是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以及文学接受维度所经历的革命性、历史性变革。以新媒介为载体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极其迅速，民族文字文学媒介和网络平台值得重视。如果从“运用数字媒体时代的传播优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文学效应”的角度，我以为有三个方面应该关注：一是将网络、手机、移动终端等新媒介作为展示高水平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平台；二是有意识地推介那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优秀作品，使之牢牢占据主流文学话语地位；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新媒介的管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低俗文艺产品。

邹：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作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为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根本遵循。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集家国情怀、团结拼搏、担当意识、奉献精神等优秀品质于一身。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构建共同价值理念，充分凝聚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教育引导人民积极响应新时代号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落细落实。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发挥社会主义红色文艺的轻骑兵作用，不断优化讲好红色历史的话语机制和叙述模式，在话语表述上要凸显“我们的红色历史”这一共同体意识和情感结构，在叙事模式上要注重“间性思维”，始终坚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交流交往交融的整体图景中勾勒红色历史的脉络机制。您如何看待红色文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谢谢。

李：红色文艺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在革命历史中经过实际验证的。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明确将文艺纳入宣传的范畴，要求中共党员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第12页。在分析存在的问题时，特别指出了“革命歌谣简直没有”的问题，从而促进了红色文艺的发展。在革命根据地，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等文艺社团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的重要阵地。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建设是以宣传为主要功能的，从最初的社会革命到如今的阶级革命，这一中心任务始终没有改变。”②周建华:《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的生成及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如果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谈红色文艺的作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围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创造更多更好的新时代红色文艺作品。以往，在这方面的挖掘还不够。例如，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革命史，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亡国灭种”危机，激活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系统整理这一主题史料，以多种形式的红色文艺创作，讲好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革命实践和革命历史故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

邹：再次感谢您接受《社会科学家》杂志的特邀专访，刚才我们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逻辑主线，围绕您多年来从事的研究课题，深入探析了文艺批评在讲好“多元一体”中国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参见“新华网”消息，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文艺生产者要自觉树立为新时代塑像立传的历史重任，文艺批评家亦需凝心聚力，系统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经典个案，以鲜活生动的文艺作品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崇高美学展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斑斓多姿的故事。文艺批评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引导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文艺传播与文艺消费，借助文艺批评的力量厘清“中国梦”的深刻内涵，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