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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联豫与波密之役

2022-02-04李令令康欣平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西藏地方川军大臣

李令令 康欣平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波密位于西藏东南部,今属林芝市管辖,历史上曾称为娘波、波窝、博窝等。清末,波密地方头人白马策翁等以地势险要带头抢劫民商,逐渐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工布等地方深受其害。仅凭西藏地方政府军队的力量,无法平复波密。彼时,驻藏大臣权威日益下降。宣统二年(1910),驻藏大臣联豫发起波密之役,该役是其重振驻藏大臣威信的努力,更是以联豫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为维护西藏地方的利益,主动消灭割据势力之役。波密之役的发生,关系着清末民初藏东南地区的发展。学界已有关于波密之役原因的研究,有学者认为联豫发起波密之役的原因是他与赵尔丰争夺波密。[1][2]55关于波密之役的原因,本文认为联豫发起波密之役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他与赵尔丰的矛盾。由文献史料分析可知,防止英国侵占波密是联豫决定将波密划归四川省管辖的重要原因。

联豫、钟颖和罗长裿实际上已经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负责政治和军事的较高级别官员,其关系对于西藏地方政局发展影响重大。伴随着波密之役的发展,联豫、钟颖、罗长裿以及驻藏川军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界已有关于这些关系变化的研究。其中关于罗长裿和川军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川籍官兵不喜欢罗长裿,罗长裿“在军中事实上一直较为孤立”[3]。在联豫、罗长裿和钟颖的关系研究中,有研究认为,联豫、罗长裿和钟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4]。也有学者认为,联豫厌憎纨绔的钟颖而赏识罗长裿[5]。实际上,联豫最初对钟颖也饱含欣赏之意,两人关系伴随着波密之役的发展不断恶化。同时,罗长裿与驻藏川军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不难发现,学界或多或少对联豫、罗长裿同钟颖、驻藏川军之间的矛盾有所研究,然而缺乏对关系变化的深入探讨。他们的关系对其后西藏地方政局的发展影响深远,而波密之役又是关系变化的重要节点。为更好探究诸多人物的关系发展,本文以驻藏大臣联豫与波密之役为主线梳理波密之役的进程,探究波密之役的成败和相关人物关系的变化。本文根据波密之役统领者的变换将波密之役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分析波密之役对清末民初西藏地方政局的影响。

一、联豫发动波密之役的原因

清末国力衰弱,再加上有泰等驻藏大臣颟顸,处理西藏地方事务不当,导致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的威信愈发衰落。为改变这种局面,联豫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奏调四川候补道钟颖为协统,领川兵入藏。宣统元年三月,清政府准联豫所奏:“所请调知府钟颖统领兵牟,著即照准。”[6]79联豫认定这支川军为己所有,从其奏折中可见一斑:“近闻川军一千,奉旨入藏,归奴才节制……”[6]92基于此,联豫对这支川军给予厚望。宣统二年春,钟颖率川军抵达西藏地方。十三世达赖于川军抵达前出走印度,减少了联豫在西藏地方大刀阔斧实施新政改革的阻力。

嘎朗第巴(第巴意为部落酋长、头人)带领波密地方势力抢掠,引发工布地区人民不满。陈渠珍曾写道:“唐古特屡次用兵,因其地险兵强,终难征服。”[7]191可见,西藏地方政府曾多次出兵波密,但是仅凭西藏地方兵力无法收复波密。收回嘎朗第巴政权的统治,建立新的管理结构, 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和清朝中央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彼时,英国已经改变侵藏策略, 实施所谓的 “不干涉政策”。但实际上,英国从未放松对西藏地方的侵略。宣统二年春川军抵达后, 驻藏大臣联豫发动了波密之役, 观其详情,原因有二。

(一)波密地方势力抢掠行商

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封平定准格尔叛乱有功的工布人阿尔布巴为贝子,管辖波密地方一带。[8]428-429然有清一代,波密地方并不安定。清道光元年(1821),波密地方头人病故,属下因利益之争猜忌不断,并谋害前去调解的西藏地方官员。道光十三年(1833),清帝令驻藏官员孙如藻领兵查办,并命西藏地方官员亲自管理波密地方。波密地方头人不服西藏地方官员管辖,发动叛乱,在驻藏大臣文蔚和噶伦策垫多结的共同谋划下,历时三年将叛乱平复。[9]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因波密地方头人等时常抢掠,驻藏大臣文海奉命率军平定波密地方势力。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联豫向清廷上奏道:“窃查藏边野番部落,以波密为最大,其地东接滇省之维西,西接前藏之工布,南连怒夷与缅甸毗连,北则与硕般多察木多一带之地相交错。向居化外,强悍难制,焚杀抢掠,无所不为。惟以地势险阻,山深菁密,不便用兵,未能加以惩创,遂致藏民之受害日深,呼吁频闻。”[6]127由这封奏折可知,波密地方势力屡次抢掠,藏民苦不堪言。

时任第三营管带陈渠珍对波密劫掠情况多有记载:“惟波密民族强悍,性残忍,时借通商为名,窥探情形,辄乘虚入境,肆行抢掠。凡接近波密之工布及硕般多至拉里一带,常被蹂躏工布受祸尤甚。”[7]191此是陈渠珍与当地人在谈话中得知,波密地方势力时常对工布和硕般多等地区肆行抢掠。陈渠珍还记载:“行三十余里始至,则波番竟夜抄袭,天明已饱载而归矣。时人民逃亡一空,仅一老番来见,云波番已沿河退去。”[7]192波密地方势力夜晚来袭,劫掠地方,当地人四处逃离,此抢掠行为严重影响了工布和硕般多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

甚至波密地方总管怂恿和支持劫掠行径。时人刘赞廷记载:“白马策翁桀骜不驯,因所属之忠义篝寺抢劫行商,经硕板多理事官拿办不服,怂匪出劫,扰攘大道,遴员无绥,拒绝不就,遂经驻藏大臣联豫派兵往剿。”[8]428波密地方总管白马策翁纵容寺庙抢劫行商,直接挑战西藏地方秩序。陈渠珍道:“余以波番去不久,令觅一向导随往追至。老番谈虎色变,辞不能。”[7]192当地人甚至于不敢给陈渠珍引路,足见波密地方势力之嚣张。

(二)提升驻藏大臣权威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权威不断下降。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张荫棠在辞去驻藏帮办大臣的上奏中称:“今经画尚未就绪,若遽履帮办大臣新任,蹈常袭故,复为藏人所轻视,反致一事不能办,适为英人所借口,于大局无益而有碍。”[10]1317张荫棠还说:“查驻藏两大臣,徒有办事之名,几同守府,已为藏人所轻视。”[10]1317宣统元年三月十四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迩来藏番气益骄横,遇有饬谕之事,非显为抗拒,即固为拖延。”[6]82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联豫上奏称:“而驻藏大臣之命令遂益视若牟髦,无论如何饬谕劝解,彼终置若罔闻。”[6]93更有甚至,部分西藏地方官员趁联豫新政改革之际,投机取巧僭越行事,私自设立造枪厂和造币厂,驻藏官员的权力受到极大的挑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近年以来,番官桀骜不驯,僭越权限之事,肆行无忌,而其尤可骇者,莫如私设造枪造币两厂。其造币厂在藏河南岸,内有手摇机器数架,所造马梯尼式单响枪支,不下数千杆,明目张胆,发给民间,转为抵抗汉人之用。”[6]111川军抵藏后,虽该厂自行解散,但足见此时的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权威之低。发动波密之役,是联豫想重振驻藏大臣权威的手段之一。

刘赞廷记载:“边务大臣赵尔丰见程凤翔收服西南各部,拟于假此收服波密,联豫力争划归西藏办理,意在树威。”[8]429后有学者在研究中沿用了这一说法,认为:“联豫见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剿服川滇边境,‘改土归流’成绩卓著,亦欲邀功……恃川军在藏,遂与钟颖密商令钟颖以阅兵为名,暗窥波密。”[2]55以上材料,将与赵尔丰争夺波密和邀功树威,视为联豫发动波密之役的原因。

笔者认为,树威是真,与赵尔丰争夺波密一说有所失实。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时,就有将波密划归川边的谋划。赵尔丰在给其兄赵尔巽的文书中记载:“今日来投,正合时机。乘此选派干员擘画经营,成为重镇,外屏印缅,内扶藏卫。矿地方丰裕,亦可养兵。惟此地向属驻藏大臣管理,我欲收之,犹恐枢府不明真相,疑我欲贪其地;与联商之显为多事。请兄先电枢府:‘波密乘此收回,再别落人后。我今不收,必为英占据,尤其关系大局。将来康藏建设行省,波密归藏归边,不过一纸之烦。’联必乐之。弟已厚奖来人,先行回报酋长。”[11]607

然而,联豫对于波密归属川边并无异议。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的奏折中,联豫记载:“容臣次第规划,将来此地或归驻藏大臣,或归边务大臣管辖,俟臣等会商妥协,奏明办理。”[6]184足见,波密之役以后,联豫和赵尔丰的确有关于波密归属的协商。时任左参赞罗长裿在家书中记载:“乃自波地归边之议起,联公首先赞成,与父书云豫精力已衰,藏事且不了,加以边事,恐更不了云云。父前有信力,争闻联公均不以为然,已再三禀请速撤军,以便边务接管地方。”[12]联豫对于波密划分的态度,在罗长裿的家书之中可见一斑。宣统三年九月一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再臣前经电商署四川督臣赵尔丰以波密归边办理,兵事饷事,较易措置。”[6]187联豫同意将波密划归川边所有,足见川藏之争并非波密之役的最主要原因。

二、波密之役的过程

陈渠珍较早注意到波密地方势力劫掠问题,并率先向联豫汇报。陈渠珍在《艽野尘梦》中称:“收复波密,余实首议。”[7]206陈渠珍带兵驻扎在波密附近,向驻藏大臣汇报相关情形应是分内之事。《申报》记载:“川军进藏时,步兵第三营留守工布管带陈渠珍富有野心,力谋进取。”[13]在陈渠珍的积极努力下,波密地方势力的劫掠问题,引起了联豫的关注。

宣统二年春,川军抵藏后,联豫令第三营管带陈渠珍留在拉里和江达两处,驻防工布。陈渠珍目睹波密在觉拉沟抢掠的情形,《艽野尘梦》记载:“工布人民益惊恐,深虑他日汉兵移动,波番乘势侵入,危害不堪言状。第巴等屡请为策久远。余亦不忍工布被其蹂躏,因详呈波番强暴及边局厉害,禀报入藏。旋奉相机剿抚令。余乃决定先抚后剿。”[7]194陈渠珍将波密在工布地区的暴行,呈报给联豫,很快得到了“剿抚令”。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联豫上奏:“上年春间川军抵藏,臣即饬步队第三营管带陈渠珍驻防工布,为招抚该番之计。”[6]127联豫于宣统元年春天着手平定波密时,最初欲用招抚的政策,失败后,发起波密之役。波密之役分为两个阶段:

(一)钟颖失利

联豫在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还写道:“该番有总管居于噶郎地方,陈渠珍派人前往开导,该总管抗不就抚,抢劫如故……臣复派统领钟颖前往察看,并令妥筹剿抚之策,钟颖行抵距冬九一站之德摩地方,又派通译特札前往噶郎招抚,不意在汤墨地方,被该番围困受伤,由间道逃回。探知该番已调战手千余人,麇聚渣家山一带,匪氛甚恶。”[6]127陈渠珍派人招抚未果后,联豫令钟颖前去察看。钟颖派遣通译特札前去波密的噶郎招抚,却被围困,由小路逃回,同时带回来了波密地方势力正在布防的消息。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联豫在奏折中写明第一阶段兵力情况:“即檄饬陈渠珍步队一营为前锋,以马队第一营管带张鸿升继之,并派炮队一队,同往助剿。”[6]127第一阶段,派出兵力为三队,基本为驻藏川军。钟颖率领军队驻扎在冬九,陈渠珍一营和张鸿升一营为先锋,突破了波密的拦截以后,赶至八浪登。多次破防失败,被围困。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嗣因钟颖等进至上波密之冬九地方,该匪聚积二三千人扼险抗拒,我军奋勇猛进,山深林密,竟为伏匪所伤,并拆毁前后桥梁,分路围攻。其时我军不及两营,由藏继派者,亦尚未到,势颇危岌。”[6]182波密地方势力兵力众多,且对自然地形熟悉,拆毁桥梁。钟颖率领两营川军寡不敌众,而后援力量迟迟未到。波密地方势力包抄冬九后路,军队不得不计划撤退回鲁郎,并在撤退途中,损失惨重。

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联豫在奏稿中写道:“虽叠次鏖战,击毙波匪七八百人,而我军阵亡官佐目兵,不下五十余人。固由兵力单弱,亦臣筹划调度尚未周密之所致。”[6]182即钟颖溃退的主要原因为兵力不足,统筹不周。

关于钟颖第一阶段的参战情况,罗长裿在辛亥五月家书则写道:“而钟一到工布,即冒昧派人赴波密总管处,劝其投诚。以致中途被波番凌辱刀伤,因而开衅。只得将全藏马步各营调往剿办,乃钟逞其爱憎喜怒,与各营官长意见参差。且毫无布置,以致屡为波番所乘,阵亡官佐目兵数十名……屡次退扎,兵威扫地。父日夜忧虑,寝食皆废。顷接前敌来信,钟固民全军又复溃退,已到鲁郎(计退四站),军装粮秣,一律丢弃,全藏大震。联公不固矣,父去有何把握?”[12]罗长裿认为,在兵力充足的情况下,是钟颖个人原因导致屡战屡败。

钟颖溃败既有个人原因,又有兵力等客观因素。其最终造成的结果,使得“兵威扫地”“全藏大震”。最终钟颖率领军队退出波密地方势力管辖区域,退回鲁郎,伤亡惨重。联豫因此撤换钟颖,奏派罗长裿前往调度军事。

(二)三军联剿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联豫在奏折中说:“查有驻藏左参赞罗长裿原充驻藏参谋处总参谋,于西藏地势,及各营将领材质,研究有素,各军亦均畏服,堪以派往前敌调度军事。并电请四川督臣赵尔丰,代办边务大臣傅嵩炑,派拨边军三营,由硕般多等处分道进剿。”[6]169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较,主要有两个变化:第一,领军者由钟颖换为罗长裿。第二,兵力有所增加,在原有兵力基础上,借调边军三营,还调集当地军队联合作战。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联豫在奏折中说:“已派步队第一营管带谢国梁由硕般多大路攻入,并调硕般多洛隆宗边埧三处番兵计一千名助剿。”[6]182谢国梁率领当地军队成为波密之役第二阶段的先锋。驻藏川军和边军分两路,西路由罗长裿管辖,依然从鲁郎和德摩山等处攻入;东路由凤山管辖,从硕般多攻进。

在西路,罗长裿带领军队驻扎在鲁郎,善用“包抄”策略,断敌后路。六月十二日波密匪徒聚集在东九桥和索莫山,意欲进攻。罗长裿写道:“抄赴东九桥袭其后路……参赞急派马二队官徐肇明由山右后方抄出,命屈文彬冲锋直前。”[12]171罗长裿派出步一左队官任联升、马二督队官简复盛和稽查周春林三队趁夜,包抄东九桥后路。罗长裿在中路,步一后队屈文彬为前锋正面迎击。行至中途,遇到波密袭击。再次包抄后路,大获全胜。波密人逃到鲁郎沟,罗长裿派人断其后路,大获全胜。

进军途中,罗长裿决断果伐,军队配合默契。罗长裿派遣步三前队李纯武,马二前队徐肇明驱剿,后又派遣炮队祥麟改炮兵为步兵,前去助剿。驻藏清军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大获全胜,解除了鲁郎和德摩危急。六月二十五日,罗长裿率领清军向东九进军,八噶头目主动投诚。闰六月初一,陈庆再进,夜晚收剿绒猓木。经过批聋河,度过批聋山,到达央噶山。初九拔队,到达下彝贡,与谢国梁队汇合。至此八噶、绒猓木和下彝贡地区已经平定。罗长裿乘胜追击,赶至波密中心戌洼,在戌洼大寨大战,大获全胜,波密总管白马策翁逃到了白马杠。白马策翁越过岳通后继续南逃,到觉木曲宗时被当地宗本的刀保杀死。

在东路,程凤翔为前锋,六月十八日到达波密地方,一路胜绩。凤山于六月二十五日抵达洛隆宗,随之收剿松宗寺、达心寺。在东西路的配合之下,波密全境初定。

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波密全境似已初定。惟该匪总管白玛及其弟德塞几古皆逃入野人境内,若不跟踪追捕,既不足以靖后患。”[6]184至此,波密地方已经平定。罗长裿在波密之役中战绩斐然,观其原因如下:首先第二阶段中,得到川军和西藏地方军队的援助,三军联合作战,兵力增加。其次罗长裿熟悉西藏地方地形,善用战术,常能包抄对方后路,前后夹击。最后,后援供给及时,罗长裿管理严明,军队之间配合良好。

三、波密之役与清末民初西藏政局

清末波密地方的最终平复,是在罗长裿率领驻藏川军、凤山率领边军以及硕般多等地西藏地方军队的合作下完成。通过波密之役,联豫重振了驻藏大臣的权威,他亦利用该役释钟颖军权,对驻藏川军的控制空前加强。但是,此举埋下了驻藏军队内部的矛盾,影响了近代西藏地方政局的走向。

(一)波密之役提升驻藏大臣权威、加强统治

在联豫发动的波密之役前,西藏地方政府曾出兵整顿波密秩序而未成。陈渠珍记载:“唐古特屡次用兵(波密),因其地险兵强,终难征服。防御偶疏,又遭荼毒。人民畏之如虎狼,谈之者色变。”[7]19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联豫发动波密之役的意义。宣统三年七月,联豫在一份奏折中提到:“自恃地险民悍,焚杀重案,无岁无之。川边滇藏要犯,一经逃入波境,即难缉捕。且地与貉夷怒夷接壤,留此瓯脱,易启觊觎……剿抚兼施,各路军威已振,匪胆已寒……查波密全境土脉膏腴,气候温暖,物产丰富,若使竭力经营,不难成为财赋之地。”[6]181-184由此可知,地势险要的波密,成为川滇罪犯潜逃之地;且部落纷杂,易启“觊觎”之心,引发矛盾。通过平复波密而“军威已振”,对邻近工布等地方秩序的恢复效果不言而喻,有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亦重振了驻藏大臣的权威。

关于波密平复的意义,罗长裿也有不少记述。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罗长裿在《致军咨府电》中说:“查波密向未归化,地方广大,膏腴不亚印度。仰仗圣主威福,钧府调度成功甚捷。至其于野人种类繁多,名目译音互异。南与滇缅接界,决决大土,亦皆折棰可下,决不至牵涉外交,钧府恹张神武,宣扬国威。”[12]罗长裿在《绘呈地图详》中道:“窃照波密地方,表里山河自成部落,实用武之国也。其北则昂多洞纳诸山屹如屏障;其东则松昂曲宗天然关隘;其西则冬九披聋固比金汤;其南则襟带貉夷。虽山重水复而四通八达,控制便利,有建瓴之势。其天时则气候温和,稞麦早熟,愈南愈暖,产稻岁皆二获,牛羊繁庶,马种优良。其民俗则勇健好斗,农隙即出游猎,谋财害命习以为常。向持锁国主义,排外之心。全部一致,远方经商朝佛之人,一入其境,终身羁留。邻境罪犯以为逋逃之薮。”[12]

由联豫和罗长裿的记载还可知,波密地方物产丰饶,若用心经营,对于增加西藏的赋税收入有相当大的作用。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机构和人员等开支,通常由四川省提供协助,是为协饷。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所有四川应解洋款,拟令自光绪三十四年起截留两年,以本年为限,以后西藏经费即由川省另筹接济。并四川督臣赵尔巽电称:川省财政困难,库储奇绌,屡请减免协饷,部议未准,踌躇仰屋,应付俱穷,藏饷虚悬无著等语。”[6]107然而,在联豫以军官粮饷、警务等名目要求川省接济时,四川总督却赵尔巽要求减免协饷,因此,平复波密不失为开源的一种途径。《申报》亦有记载:“(波密)境内气候温暖,物产繁多,若能竭力经营,不难日臻富庶。北都之白马□且产大米,尤为边地所无。今得隶我版图,兵食无虞缺乏矣。”[13]虽然清朝政治统治一年多后崩塌,然就当时而言,在联豫等人的视野之中,波密的平复有助于解决西藏地方的财政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联豫通过波密之役,对驻藏军队的控制力大为加强。钟颖所率川军的职责首先是“按照藏印通商条约,办理商埠道中巡警,以为撤退英兵,保安清净藏地之意。”[14]即按照藏印通商条约的约定,充当巡警,保护西藏地方。其次,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联豫的奏折记载:“近闻川军一千,奉旨入藏,归奴才节制,竟敢公然具禀。”[6]92联豫视钟颖率领的驻藏川军为己所属,这支军队是联豫改变当前处境,重建政治威信的最有力的武器。联豫对于驻藏川军的期待,从其给宣统皇帝的奏稿就可见一斑:“即使番军拦阻,得一二胜仗,则番兵震慑,全藏瓦解,此不足虑者三也。”[6]94通过波密之役,联豫任命钟颖为造币厂总办,将兵权交到自己较信任的罗长裿手中。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为联豫提高驻藏大臣威信提供了保障。

(二)波密之役埋下清末民初西藏政局动荡的隐患

在波密之役中,钟颖与联豫逐渐失和。宣统元年三月十四日,联豫在奏折中称:“查有钟颖性情沈毅,刚柔得中,故拟请奏调前来。”[6]80对钟颖极尽赞美之词。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联豫在奏折中说:“而钟颖以父罪未赎,沥辞奖叙,并请解军归省,词甚凄切。”[6]152钟颖父亲晋昌因辛丑条约事件,被贬职遣戍。联豫为钟颖父亲求情,虽未准奏,但可见联豫与钟颖关系较融洽。伴随着钟颖平复波密的失败,两人关系逐渐僵化。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联豫在奏折中写到:“因恐钟颖不克支持,遂派左参赞罗长裿驰往节制各军。”[6]182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毫不避讳,直言钟颖“不克支持”,足见联豫与钟颖失和程度之深。在罗长裿被杀的案件中,联豫更是带头作证,认定钟颖是杀害罗长裿的罪魁祸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钟颖被冤。[15]足见,联豫对于钟颖的痛恨。钟颖被袁世凯杀害后,钟颖妻子称:“联豫贪功喜事,用兵波密,明饬故夫轻骑简从,前往招抚密札。前方将士径行进剿,置故夫于死地,轻开边衅,在所弗计。经血战三昼夜,始出重围,正在筹军事,联豫遂以罗长裿统全师以进,故夫从此遂解兵权,请假回川勒,挟不允委造币一事。”[16]联豫任命钟颖为造币厂总办,实际上剥夺了其领兵权,而钟颖不接受委任,必然使得两人关系更为恶化。

钟颖在驻藏川军中威信颇高,前驻藏陆军军官记载: “钟军入藏,沿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番民爱戴,士卒归心,兵权在手,劳苦有功,颇为联豫所忌。”[17]143纪律严明尚有争议,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钟颖在川军中威信颇高。联豫虽然把军权移交到罗长裿手中,但是钟颖在军中威信远高于罗长裿。罗长裿得到军权以后,与驻藏川军的矛盾逐渐激化。

在波密之役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战功得到晋升。罗长裿、凤山等将领不必言说,另有谢国梁等一批底层将领因战功得到晋升。驻藏川军内部颇有微词,据载:“所有队官排长皆以湖南人充之,兵士颇不服。”[17]150通过联豫的任免,罗长裿掌握驻藏清军的指挥权的同时,还任命谢国梁等湖南将领担任队官和排长等官职。驻藏川军由四川长途跋涉入藏,随即参与战事本就劳苦,联豫又以藏价米贵为由拖欠粮饷。川军本就是临时组织而成,联豫撤换其直接领导人极易引发矛盾。此时联豫尚不知驻藏军队内部尚有民间组织“哥老会”,当驻藏军队的领导权逐渐从川军将领移交到湖南将领手中,川军内部的“哥老会”便以约定俗成的力量迅速汇集到一起。辛亥革命后,哥老会率先在拉萨囚禁联豫。《申报》登载:“田得胜、苏宗干、张荣繁、严步云、吴金山、郭秉候、叶纶三等(皆哥老会中之首领)率兵入署生擒联豫置扎什城营中。而陆军统领钟颖对于目兵素有感情,及膝行入营,哀恳将联豫释放。众以缓商对之。”[18]1911年11月13和14日,调回拉萨的驻军,忽然夺掠官府武器粮饷,销毁资料。15日,劫持联豫于扎什城内。经钟颖谋划,21日联豫又被迎回。联豫交政事于钟颖代理。联豫前往布赉绷寺养病。川军由钟颖领军已久,威信甚高。何光燮为了更好控制军队,于1912年2月14日才迎回联豫。

拉萨动乱时,川军尚未接管波密,仍为罗长裿领军驻扎于波密。哥老会的势力越来越大,川军中非哥老会成员的营官多被撤换。比如第一营管带刘弼良换成潘文华,第二营管带张鸿升换成汪文铭,第三营管带陈渠珍换为张云龙。营官队官也都擅自更换,被废除者也都纷纷加入哥老会。辛亥革命的涟漪很快由拉萨蔓延至波密,驻扎于此的哥老会成员趁机谋害与川军早有矛盾的罗长裿。罗长裿彼时身为波密驻军最高指挥者,不仅无法稳定局势,反而被杀,无形之中扩大了拉萨动乱的规模。《太平洋报》登载了辛亥革命后波密的局势:“拉萨兵变,汉军纷纷向藏,波番乘时复叛,汉军前功尽弃。”[19]驻藏川军赶往拉萨,波密恢复了原有统治。

四、结语

联豫发起平复波密之役受其大的历史背景影响,同时波密地方的政局变动也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末驻藏大臣权威下降,联豫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以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提升政治威信为出发点而发起波密之役。从联豫所上奏折及其罗长裿记载来看,与赵尔丰争夺波密管辖权并非联豫发起此役的原动力。工布等地民众受害颇深,然而仅凭西藏地方一方的军事实力无法平复波密。在联豫发起的波密之役中,钟颖领军屡屡失利。在此进程中,联豫与钟颖的关系逐渐恶化。联豫以钟颖作战失利,将本属于川军协统钟颖的领军权移交到罗长裿手中。最终,波密之役的胜利得益于驻藏川军、边军和西藏地方军队的联合作战。这对于加强川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提升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的权威有重要意义。钟颖在驻藏川军中声望颇高,祖籍湖南的罗长裿对待军兵严苛。罗长裿未能在驻藏川军内部建立威信,并且他还更换驻藏川军各级长官,加剧了与驻藏川军的矛盾。更多的川军加入到哥老会中,以民间组织形式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迅速凝聚,粮饷不足等问题使之更加团结。当哥老会掀起的纷乱由拉萨传至波密后,罗长裿身为波密驻军统领,却无法稳定局势。甚至于被哥老会势力谋害,加剧了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局的动荡。驻波密军队前往拉萨后,波密恢复了原有统治。直到1927年3月,西藏地方领军驱逐了噶郎王,彻底平复波密。

正如学者所言:“众所周知,清末民初西藏之紧张局势原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因之酿成。”[20]彼时,波密的发展牵动了其后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波密之役时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对这种紧张局势的影响不容忽略。伴随着波密之役的发生,联豫、钟颖和罗长裿等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埋下了辛亥革命时西藏地方局势动荡的隐患。毫无疑问,波密之役成功地平复了波密。然而,联豫对军队领导权不妥善的安置加剧了与川军的矛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哥老会迅速点燃驻藏川军与联豫、罗长裿之间的矛盾,西藏地方政局的动荡从川军内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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