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莉萍 白 婧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 昆明 650111)

中国共产党的“七一”庆祝活动自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文件性指示之后，自此成为了一种常态化政治仪式，除了诞辰的喜庆和以文本纪念建构起的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强大社会号召力之外，还有“七一”文本叙述范式始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现出的强大思想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党的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性的同时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1]。“两个相结合”，是基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圭臬。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凸显的“两对关系”

政党林立、主义之争、社会思潮复杂多元的存在，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从最开始在“西学东渐”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外国传教士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通过《万国公报》看到了“马克思”之名，中国人开始窥见真理的微光。再到以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零星介绍，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得到初步传播，并促使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转化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思想的飞跃。最终马克思主义得以在近代中国大众化，为更多的先进中国人所掌握，其传播的主体力量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共产党人通过报刊公开发表思想观点，翻译出版经典著作，撰文宣传十月革命等。当时国民党内也有不少进步人士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直至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才从公开进行转移到地下活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原因，更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缘由。一是兼收并蓄而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的土壤。自古中华文化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和自主性特质，讲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论是“共时性”存在的若干文明还是“历时性”发生的文化融汇整合，中华文化始终在兼收并蓄中自成独特体系，外来思想文化进入到中华文化视域中，一以贯之地被中国文化宽容接纳，同时也开启它的中国化进程。[2]这种文化特质不仅鼓励向外探寻开阔视域，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包容和谐的社会大环境。二是思想因子的和合。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原因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很多思想因子上“一致而百虑”。“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3]比如，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和合；“家国同构”思想与集体主义原则和合；传统文化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与阶级斗争理论和合；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合。正是因为思想因子的高度契合性提供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得以跨越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正如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指出，“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文化是相通的，只是时间上的迟速。”[4]三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5]在“修齐治平”“家国同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并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身上，比如“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的毛泽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等等，不胜枚举。面对民族危难、国家危亡之际，先进知识分子关切国家和民族命运，万马齐喑也抑制不住其对新思想的渴望而上下求索，这种家国情怀就为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从欧洲从苏俄相继传入中国提供了内生动力，做好了自觉革命的准备。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性’源于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融通了马克思主义而更具‘实践性’。”[6]不限于此，“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绝非仅仅出于学术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凸显出了“理论如何照进现实”的问题。

如同社会急剧动荡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近代的中国经历了激荡的时局变幻，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各种主义纷纷登场，外来的理论传到中国，能否发挥影响，决定于中国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8]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新文化运动的空前发展、工人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五四运动的发展，“唯独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9]1470“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对中国‘管用’，是因为中国在其话语场之内。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也是不起作用的。”[9]1515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客观社会条件的这种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理论才得以落地生根。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凸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实践动力；“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凸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是思想动力。这两对关系“一体两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相结合”是实现机制，“中国化”是“两个相结合”的桥接环节，是主体部分。

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总结出的“两个相结合”

“两对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基本场域，实现机制的建构是在这两对关系中进行的，理论创新机制的形成也是在这两对关系中实现的。这一历史过程通过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时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相结合的开始，党的纲领、第一个党的章程标志着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正式生成。大革命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就有自己的探索和见地。比如，李大钊提出的“实境”的问题。瞿秋白在“新青年宣言”中批评了“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他认为革命的理论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10]党的二大制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两步走”革命策略，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分析相结合探寻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般规律。党的三大，青年毛泽东结合自己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提出了农民问题，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研究是否要把农民及农民运动这股力量拉进革命阵营的问题。但是，由于新生的政党理论准备不够和实践经验不足，错误地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导致了大革命失败的结局。虽然被时代所局限，存在照搬照抄、抽象性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中国化进程依旧在曲折中推进。尽管“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又陷入了三次“左”的曲折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科学把握中国革命形势，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而不是钳制实践，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通过对“唯书”“唯上”的批判，才得以在最危难关头挽救了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在共产国际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历史性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思想路线逐步转移到实事求是上来。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到达陕北就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思想路线，而后问世的《实践论》《矛盾论》披露并彻底清算了王明“左”教条主义等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致力于从哲学上论证和推进中国化。”[11]他说道：“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12]“中国特点”即是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并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开始展开，干部们积极响应，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文化方面，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并且运用唯物史观创造性转化“民为邦本”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著名论断，对“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诠释，党的七大闭幕词以“愚公移山”为题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因为党内没有彻底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而导致革命道路几经周折，好在与此同时在革命的实践中锻造出了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领导核心毛泽东。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从“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各种条件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间既有坎坷与成功，也有曲折与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确也一以贯之，这一历程有着鲜明的毛泽东特色，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难以跨越的发展阶段。思维活动总是从某个逻辑起点开始的，毛泽东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发，紧扣“强国”的主题，遵循“两个相结合”的主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了“照搬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曲折中现双向”“转折并走向错误”“步入迷茫”这样五个时期或者是五个发展阶段[14]。期间，既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也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与转向；既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篇章，也有违背发展规律和实际的空想和幻想。但整体而论，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误区与国内外复杂环境互相交织，正反面的历史经验同时并存。即便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今天，放眼世界，至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时能够避免这样的弯路，更何况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实践愈发阐明，任何思想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必须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任何思想理论都要有本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5]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歧途”，但是违背实事求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又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迷茫”徘徊的局面。直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首先，继往开来，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强调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从“十个不是社会主义”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突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丰富了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生产力发展观”和“共同富裕观”。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基本内涵的核心目标，赋予其以时代特征和更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作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以此为根本遵循制定了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可谓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面对“左”的思潮和姓“资”姓“社”的争论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系统阐述，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次，积极回应关于“党的建设”的时代之问。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首次将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的著名观点。从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背景出发，江泽民科学定位党的历史方位，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具体要求及方法举措，开启加强党的建设新局面。同样，从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出发，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化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战略要求并提出了五条基本方针和实践途径。相继之，面对关于“发展”的时代之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摒弃“本世纪末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而“小康”的提出，正是基本原理贯通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而取得的理论创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总体小康”“低水平小康”出发，具化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深化了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新世纪中国向何处去”。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征，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基于现状，总结提炼国内外发展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回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总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继者将其成功推向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并将其推向了新时代，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二次飞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分析新常态，准确研判并作出了“一变两不变”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观点新思想。总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点，明确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间的关系；充实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将“共享”作为本质要求，将社会主义本质论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新观点。将党的基本路线提到生命线、幸福线的高度，基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将“美丽”的目标融入党的基本路线中，同时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基本纲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等五个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标志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它是一个开创性论断与实践，因为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运行轨迹。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建设的新论断新理念新实践，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党的十九大赋予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以新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两步走”战略，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念创新。开拓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新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推进文化建设。总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有效地回答了新“时代之问”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四个历史时期的实践历程表明，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表现为“两个相结合”这两对基本关系的处理，一旦出现偏移，发展就会停滞甚至走向极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也要坚持“两个相结合”。“两个相结合”是百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在“两个相结合”中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首次将“两个相结合”完整概括出来，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四个自信”的高度，以更深厚的理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上升为规律。同时，在“七一”这一党的政治仪式上提出，愈发彰显了百年大党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两个相结合”对理论创新和对实践指导意义都十分突出。

理论创新意义而言，百年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内在特质下的理论创新史。“两个相结合”的推动下形成了具有科学性、时代性、系统性、实践性、创新性和人民性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对时代课题作出独创性理论回答”是构成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必备要素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并解答时代之问，并将实践中得到的真知按照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任何理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充满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的厚度；邓小平理论传统哲学意蕴突出，尤其吸纳和创新了传统哲学中的科学思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科学发展观念兹在兹传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和承续了传统文化智慧，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文化标识。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建立起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不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注入中国精神，为理论传播提供经世致用的语言范式。

实践指导意义而言，百年党史就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历史，“两个相结合”最主要的还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上述四个历史时期所得出的经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1]。与此同时，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生生不息的精神标识和精神血脉，文化不强何来的强国之说？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将提升到新的高度。“两个相结合”的提出，内蕴着如何正确认识如何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6]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必须要注重传承好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软实力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提升国际话语权。因此，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来“化”马克思主义，“化”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力求达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讲清楚”(1)“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的要求。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而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

百年实践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曲折，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新的变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具有发展的意义，只有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的变化才具有发展的意义，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僵化”“本本”或者是“化中国”的危险偏离。应对实践中不可避免的若干新变化，还应以“两个相结合”来进一步地审视和规制，“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1]“两个相结合”为圭臬，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中国“强起来”的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