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宜帆 陈沛绅

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①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怎样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大变局中谋求我国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时代课题。同时，如何化解四大赤字、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是当前国际社会亟需解决的热点难题。列宁在其丰富的思想建构中，围绕“争取和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继承性与长期适用性的思想理论与政策主张，深入研究列宁关于争取和平的战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争取共赢进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之前，不少学者就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等论题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和平共处”思想从1919 年9 月才开始产生，但此时这一思想还是初步的，且列宁并未使用过“和平共处”一词，因为世界革命思想在其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②也有学者指出，1919 年12 月2 日《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标志着“和平共处”思想的正式提出。③从逻辑演进与语义澄清角度来看，“和平共处”思想源于列宁一以贯之希望“争取和平”的理路。当然，从科学的文本考察入手，列宁明确提出“争取和平”始见于1905 年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最后消息》。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来看，“争取和平”可用以概括列宁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问题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考，对“争取和平”思想的阐释能够彰显列宁作为和平斗士与共产主义革命导师在重大历史抉择中的战略眼光与实践取向。

一、列宁争取和平思想发展的实践与理论基础

列宁关于争取和平问题的态度与认识随着革命实践任务的转变也在相应地发生嬗变，作为一个彻底反对世界战争、维护和平的斗士，列宁在动荡的时局变换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把争取持久和平作为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实践层面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一） 苏维埃的革命斗争是列宁争取和平思想发展的实践基础

十月革命前后是列宁争取和平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以前，列宁从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帝国主义战争持有一定的“欢迎态度”。当酝酿已久的帝国主义战争全面爆发后，列宁明确指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纪元。现时代的一切客观条件正在把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斗争提到日程上来。”④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时代本质上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战争使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升，这为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摧毁帝国主义统治、迎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创造了可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是个战争狂热分子，列宁认为“不应当让群众沉溺于不推翻帝国主义也可以实现和平的幻想之中。”⑤他还指出，“如果不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空话和谎言，摆脱战争惨祸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⑥

作为一个彻底的和平斗士，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本身是冲突与战争的邪恶根源，无产阶级革命与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带来持久和平，而帝国主义的战争则是争取和平斗争的“催化剂”，要坚决反对和平主义者的错误论调，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综合利用各种条件，利用战争推动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争取和平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并逐渐成为苏维埃政权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在列宁的领导下，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颁布《和平法令》，争取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并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通过“暂时退让”赢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主动，并在此后击败国外武装干涉和赢得国内战争，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列宁还主导制定了和平对外政策，与多国开展谈判，签订条约，发展经济关系。这一系列行动与举措既是不同阶段列宁争取和平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转化与应用，同时也为列宁争取和平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的理论是列宁争取和平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以此解读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就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曾就此在文章中多次尖锐地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歪曲，列宁明确表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研究每次战争。”⑦因此，理解列宁关于争取和平战略思想的形成，需要我们对其背后的理论前提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的理论进行简要梳理。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倡运用阶级分析法对战争产生的原因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他们深刻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⑧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战争与和平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私有制是产生战争的根源，而阶级斗争则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际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进行了说明，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 来进行和解决的。”⑨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东方与西方、不同国家间存在着从属的现象，并指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均衡现象，这种资本主义与世界不均衡发展的思想被列宁所继承和发展。最后，在获得持久和平的实现路径问题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⑩在他看来，只有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才能真正消灭国家间敌对与冲突的根源。

二、列宁争取和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为革命导师的列宁在复杂斗争情况下产生了许多关于争取和平的战略构想，这些思想理论历久弥新，具有长期的适用性，其根本旨归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与争取全人类的解放。

（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争取和平的制度基础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的基本理论，结合时代背景与实践情况，鲜明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争取和平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列宁将推翻资本主义作为争取持久和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 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⑪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这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的，只有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持久和平才有了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列宁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持久和平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制度优越性，他认为苏维埃国家要求和平的愿望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内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解决资本主义以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两极分化等为基本特征的对抗性矛盾，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外社会主义制度则有着争取持久和平的内在诉求，这从根本上排除了发动侵略战争、侵占他国领土和奴役他国人民的可能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少数国家剥削多数国家，这必然带来血与火的战争。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战争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消灭，在多数人镇压少数人的情况下，镇压的手段将会更加缓和，有限的冲突具有低强度的特征，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内在诉求也将拥有强有力的组织与制度保障。

（二） 争取全人类解放是争取和平的根本旨归

就具体国家、具体时间及具体斗争阶段而言，争取和平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阶段性与共时性的追求与表达，但毋庸置疑“争取和平”的根本旨归是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凝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与创新发展者，列宁始终秉承这一使命初心。按照列宁最初的想法，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后，应带动世界革命的到来，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和人类解放的实现。然而，由于两种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该阶段苏维埃政权的最高利益与阶段性目标，而争取和平则是为其创造有利国际条件的必由之路。

1918 年，列宁在《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中指出：“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⑬此时，尽管列宁已经认识到世界革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胜利，但推动世界革命的使命意识未曾淡去，世界革命仍然是列宁解决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矛盾的根本主张。⑭当一国的社会主义得到巩固，推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发展便被提上了日程。1920年，列宁在俄共（布） 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充分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给予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以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援助，与世界范围内的“小国”建立和平关系，同时给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物质、人力和组织上的帮助，推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更广阔天地铺展开来。

（三） 争取和平的斗争并不排斥革命与战争

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十月革命之前，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表述曲解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观点，列宁于1915 年至1916年先后写作《论欧洲联邦口号》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一国胜利论在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自证其正确性的同时，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基本设想也为列宁争取和平思想的发展完善进行了理论准备。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基本方面，在提出一国胜利论的同时，列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化了对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认识，清楚地认识到“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⑮这一基本规律，为列宁关于争取和平的战略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认识基础。在战争问题上，列宁指出，“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 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⑯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错误理论，并作出了相应的理论回应。

首先，列宁认为当前时代的战争是瓜分世界、实行民族压迫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⑰，帝国主义者用战争方式解决矛盾并企图以此巩固统治，因此不具备任何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其次，列宁认为“国内战争也是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战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进步的和必要的，他还指出，“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⑱由此，列宁还进一步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最后，列宁在战争的消亡方面激烈批判机会主义者对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的幻想，批驳机会主义者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的否定态度，他认为：“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⑲换言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产生战争的经济基础便依然存在着，和平必须通过斗争来获得与维护，建立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将推动战争的最终消灭和“持久的、民主的和平”的到来。

（四） 两制竞争背景下相对的“和平共处”是必要的

列宁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战略与策略理论⑳，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列宁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提出了争取“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原则，进一步丰富了“争取和平”思想，为处理两制关系、争取战略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1917年10 月26 日，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推动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平法令》是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争取和平、争取两制和平共处斗争的第一个文件。此后，他又在俄共（布） 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㉑在这一政策原则的指导下，苏维埃政权先后与伊朗、阿富汗、土耳其、英国、德国等签订条约或贸易协定，通过发展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发展互利经济关系，使帝国主义者企图孤立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彻底破产。总的来看，列宁围绕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一方面有力地在各国人民面前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的恶劣行径，另一方面也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喘息与巩固发展的有利国际条件。

与此同时，列宁认为和平共处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他指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㉒两制竞争下的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继续，是一种和平形式的斗争。一方面，在思想领域不存在和平共处。在列宁看来，思想领域同国家间的关系不同，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与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原则问题上和在思想问题上的让步与妥协，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叛卖、对社会主义的叛变。另一方面，列宁主张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领域的“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显示出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进而对国际革命施加影响。他认为在国际上形成“均势”的情况下，“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指出“我们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就取得最终的胜利。”㉓

（五） 对外宣传工作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极为重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深刻认识到外部环境与舆论态势的变化将会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与考验，因此他在领导布尔什维克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极为注重开拓对外宣传渠道、提升对外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加强对外宣传效能。一方面，他极为注重加强与外国媒体的联系与交往，自1917 年10 月至1922 年11 月，列宁共会见外国记者30 次，发表谈话21 次，受到接见的有8名美国记者，6 名英国记者，瑞典、日本记者各2名，其他5 个国家的记者各1 名，其中有几位不止一次被接见。㉔另一方面，列宁还充分认识到新兴传播技术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广播是“不要纸张、不要电线、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并以此作为加强对外宣传苏维埃政策主张、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媒介，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他还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宣传工作的指导，强调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使高度巩固、团结的国内报刊媒介与宣传人才队伍成为了对外宣传的重要支撑。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通过各类渠道表达了与各国和平共处、开展经济合作的愿望，通过引导世界舆论为政权的稳固营造了较为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团结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塑造战略“均势”，列宁于1919 年3 月领导成立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并围绕推动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捍卫苏维埃政权、创造和平发展条件等紧迫任务作出了不懈努力。一方面，列宁先后给美国工人、印度革命协会、英国工人写信，号召加强反对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号召实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行动，获得了广泛响应与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一经成立便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号召各国无产阶级采取行动制止协约国干涉苏俄内政与实施经济封锁，鼓励各国熟练工人与工程师支援苏俄的经济建设。随着协约国日益加紧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共产国际还组织发动了一场席卷欧美各国的“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运动。在英国，约250 万工人参与了罢工斗争。在法国，社会党积极组织罢工斗争与游行示威，最后“迫使克列孟梭政府正式宣布放弃直接参与武装干涉”㉕。在苏维埃政权与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协作、坚决斗争下，俄国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最终被粉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得以在包围与敌视中开创和平局面、发展壮大并逐步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高潮。

三、列宁争取和平思想的当代启示

近年来，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虽然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态势，但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依然任重而道远。这要求我们积极树立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把握战略机遇期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当前，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上升，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治国理政、领航世界才有主心骨，世界和平才有主力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社会主义“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的英勇尝试，在打破了后发国家因“原生现代化模式”不可复制而无法赶超的魔咒的同时，也充分验证了社会主义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方面的制度优越性。学者指出，要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和坚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㉗社会主义从内在塑造和平意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必然联系和共生共荣的内在逻辑，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杰出领袖是凝聚和平力量、争取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争取和平斗争的胜利离不开列宁的英明领导，当今亦是如此。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柯尼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的心血结晶，习近平的愿景正在塑造21 世纪的世界。该倡议正在创造一个多极世界，所有参与者都将受益，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旗舰，“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是一个推动实现世界和平的倡议。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洞悉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与方案，正推动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世界性合力的形成。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和平的因素得以持续增长。因此，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推动争取和平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推动中国的和平主张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

（二） 争取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的和平之声

2013 年12 月30 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㉚近年来，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虽然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态势，但两种力量之间的差异依然悬殊，西方势力对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的抵制、打击与抹黑愈发变本加厉。在西方势力的挑唆鼓动下，西方媒体在新疆、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等热点问题上进行了刻意抹黑，民众对华认知发生深刻转变，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民众对华负面观点已达到历史最高点，澳大利亚民众的负面评价率已达81%。㉛

宣传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局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㉛一方面，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传播格局。需要迎接挑战，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予以把握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适应，找准中西方在传受方式上的差异，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积极利用抖音（Tik Tok） 等国内平台基于数据分析的信息推送服务技术，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群体进行适当的、隐性的内容定向推介，力求改变国外民众对华固有认知。另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与国外进步人士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国外许多学者与媒体人士明晰世界发展大势，长期坚持为中国辩护，例如俄裔美国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通过发表《保卫中国：为什么西方如此热衷于诽谤中国》等一系列文章深刻揭露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行径与邪恶企图，为改变西方国家民众的错误认知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需注重团结该类进步力量，为壮大中国的和平之声、凝聚和平共识提供支撑。

（三） 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列宁曾指出，只要我们还没有夺得全世界，只要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比资本主义世界弱，就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㉝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2021 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高调建立AUKUS以针对中国，然而这直接损害了法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法国宣布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这也验证了西方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对于实现战略自主的诉求愈发强烈，欧盟在外交层面与美国等域外国家的利益冲突也必将激化。

近年来，欧盟在人权与民主价值观等方面大做文章，大加指责中国，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然而这类做法并非局限中国一国。以欧盟与印度关系为例，2021 年4 月29 日，欧洲议会提交了《关于欧盟—印度关系的建议》，该文件虽然提出要“继续改善和深化欧盟与印度间的战略伙伴关系”㉞，称赞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也对印度的《公民身份修正法》、人权问题、妇女权力、种族歧视等议题提出异议，并根据欧盟自身反对死刑的原则单方面要求印度废除死刑，这无疑是对印度内政的直接干涉。随着印度国力的上升，奉行现实主义的印度与欧盟的矛盾与分歧必然会深化，这为我国把握国际变局本质，以灵活弹性手法拉拢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契机。因此，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握战略竞争主动权，提升决策灵活性，在乱局中增长和平因素。

（四） 广泛团结左翼进步力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是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有着“以和为贵”与“求同存异”的优良民族传统，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还处于低潮，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㉟一直以来，国外左翼积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致力于维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右翼反华势力进行了多层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例如，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出版书籍攻击与抹黑中国共产党，澳大利亚左翼学者通过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卫报》及时进行了回应与批驳，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并非如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一个无党派的国际政策智囊团，该智库与西方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有着强烈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华倾向。该智库出版的书籍一开始便错误地引导读者，缺少调查与访谈，编造故事，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与意识形态偏见。

实践证明，和平共处原则只能是一种策略步骤㊱，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苏东剧变以后，全球范围的左翼力量遭受重大打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步入低潮。然而处在低潮中的各国左翼力量坚持捍卫阵地、砥砺奋进，在理论与策略上进行了深刻调整与变革，经过多年奋斗，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迎来复兴，拉美地区的左翼运动更是有了汹涌成潮之势。2018 年至今，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的左翼政党先后赢得大选，民众呼声极高的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也将于2022 年10 月参加总统大选，可以说，左翼进步力量已在美国的“后花园”敲响了华盛顿的丧钟。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大学等机构通过举办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等国际性会议加强了与国外左翼的合作交流，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和世界各国左翼学者与政党组织广泛认同的引领旗帜，未来仍需注意团结左翼力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壮大实现世界和平的主体力量。

注释：

①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4 页。

②陶季邑：《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三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8 期。

③冯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及其启示镜鉴》，《湖湘论坛》2022 年第1 期。

④《列宁全集》第26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6 页。

⑤⑥《列宁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8、45—46 页。

⑦⑪⑮⑯⑰⑱⑲ 《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510、510、722、510、512、722、722 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19、192 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4 页。

⑫ 《列宁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92 页。

⑬ 《列宁全集》 第33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54 页。

⑭孙来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两制共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 年第2 期。

⑳周淼：《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战略与策略的理论与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2 期。

㉑ 《列宁全集》 第37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59 页。

㉒㉝ 《列宁全集》第40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78、59 页。

㉓ 《列宁全集》 第41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2 页。

㉔焦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外宣传思想及其启示》，《学术探索》2012 年第3 期。

㉕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第6 辑，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4 页。

㉖周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思考与启示》，《理论月刊》2021 年第7 期。

㉗苑秀丽：《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2 期。

㉘See Peter Koenig, China’s Vision for the Future:“Give Peace a Chance”, Global Research, 2019.

㉙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参见《人民日报》2021 年11 月17 日。

㉚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 页。

㉛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2020, p.3.

㉛许可、郑宜帆：《日本共产党宣传工作网络化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 年第2 期。

㉞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Recommendation of 29 April 2021 to the Council, the Commission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Concerning EU-India Relation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C506(17), p.112.

㉟李慎明：《高度重视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和研究》，《红旗文稿》2015 年第23 期。

㊱李慎明：《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