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林

治水关系着国运，水利史研究向来为学界所重视。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兴起后，中国水利史研究经历了由水利科学技术史向水利社会史转变的历史过程，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转换，呈现跨学科、多方法的态势。当前大量区域水利史研究成果中，出现一种情形，即研究标本很容易成为研究目的，为地方研究而进行地方研究，结果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同质化。同时，随着水利社会史的兴起，水利政治史因其复杂性被逐渐边缘化，但以治水为核心的水利政治史仍具有极大发展空间。湖南水利史是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史学界对此研究颇多，并形成了一些有深度的学术成果。特别是近20 年来，湖南水利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湖南水利史，对了解湖南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围绕洞庭湖水患治理而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互动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对湖南水利史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作出简要梳理和总结，结合区域的实际发展，进一步丰富当前水利史研究的路径及方法。

一、湖南水利史研究发展历程

总体上，20 世纪以来湖南水利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 20 世纪30—40 年代

20 世纪初期，因治理洞庭湖水患及处理湖田纠纷的需要，本土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湖南水利史的研究。曾继辉编撰的《保安湖田志》24 卷（1915），不仅呈现了洞庭湖的自然面貌变迁，也阐释了清代以降洞庭湖的治理与国势强弱的内在关联，强调了政治对水利建设的影响。该志对洞庭湖区围湖造田的历史以及大量水利纠纷进行了记录与整理，为后续湖区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大量历史个案。①《保安湖田志》的出版，对近代湖南水利史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其史料价值与社会价值，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彭文和的《湖南湖田问题》 （1936） 是民国时期湖南湖田水利研究的重要专著，不仅指出了湖区湖田分修是湖区湖田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指出政府缺乏全盘安排，导致各垸各行其事。②除专门论述湖南水利问题的成果外，部分水利史专著也涉及湖南水利史问题或对湖南水利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 通过对中国水利史资料的整理，得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本书重点探讨了水利对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影响，以及水利与政治区域发展变化的关系，开创了治水与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研究的先例，对后续湖南水利史研究具有一定影响③。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 （1939） 是民国水利史研究集大成之作，其阐述中国水利发展的简要进程，同时探讨水利和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该书对湖南灌溉史亦有专门介绍，可见，湖南水利史在民国水利史研究中具有一定地位，正如书中所言：“然积重难返，措诸实施，非一蹴可几矣。”④经典的总结了晚清以来湖南水利的真实状态。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变迁与沿革、湖南水患治理方面，也有少量研究水利与湖田问题的文章以及对水利纠纷材料的收集，整体上尚处于探索型研究阶段，但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开创性工作，为此后湖南水利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20 世纪50—70 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办水利、全民办水利浪潮兴起，湖南水利建设也迎来了一波新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湖南水利问题研究再次兴起。胡焕庸撰写的《祖国的水利》 （1951） 对民国洞庭湖的变迁、湘桂水道的整理进行了简单的概述。⑤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湖南省志》 （第1卷） （1959） 对湖南水利发展进行了介绍。⑥湖南水利电力科研所编写的《洞庭湖变迁史》 （1967）对历史上洞庭湖之演变进行了专题研究。⑦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写的《长江水利发展史资料选》（1976） 对洞庭湖的由来、演变及治水策略进行了梳理。⑧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中国水利史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1957），文章提出“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试图从水利角度出发对东方政治结构与事件作出解释。不过，这一理论缺乏实证支持，也具有冷战“反共”色彩。因此，后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论证方法和众多细节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但魏特夫开创了治水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的先例。⑨日本学者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其共同体理论被长期关注。⑩丰岛静英的《论中国西北部的水利共同体》一文，以绥远地区为例，围绕灌溉用水而形成地、水、人之间的有机统一，阐释了“水利共同体”理论⑪，并引发日本学界的一系列讨论，江原正昭、宫坂宏、好并隆司、前田胜太郎等都加入其中。森田明在《清代水利史研究》 （1974） 一书中对清代水政、水权、水利组织以及水利纠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在魏特夫“治水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水利组织的认知、村落共同体及权力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构建出“明清水利共同体”理论⑫。可以说，从“治水社会”到“明清水利共同体”的构建，揭示了水利史研究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后续国内水利史研究在理论上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主要以技术史为导向的湖南水利设施与技术问题研究、洞庭湖历史演变问题研究以及相关资料整理工作为主，理论研究不足。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尤其日本学者对水利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与探讨，揭示了国家、社会与水利间的关系，对此后湖南水利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三） 20 世纪80—90 年代

80 年代初期，因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现实问题的影响，国内的水利技术史仍占据主流，同时历史地理学的引入让传统水利史研究更为深入。⑬这一背景下，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成为研究热点。张修桂的《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1981） 探讨了历史上不同时期洞庭湖的变迁，是历史自然地理学应用于湖南水利史研究的重要标志。⑭其后，湖南学者卞鸿翔、龚循礼等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与之争鸣，就历史上洞庭湖的变迁原因、围垦与水体环境变化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⑮与此同时，80 年代开始各地编志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湖南水利方面的志书成果颇多。其中，湖南省水利志编撰办公室编撰的《湖南省水利志》 （1985），对湖南历史上的水利大事件、湖区水利、山区水利、水利教育与科技分卷进行整理，是新中国时期湖南第一本水利专志，对后续湖南水利史研究者理清湖南水利发展脉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⑯同期，许多地方水利专志也陆续出版，如《沅江县水利志》 《浏阳县水利水电志》等。

水利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作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主要力量，不仅大量收集水利传统文献、整理水利档案，还出版系列水利通史与水利专著。其中，包括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周魁一等《中国水利史稿》、熊达成等《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概论》、顾浩《中国治水史鉴》 （1997）。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通过对历代中国水利事业的治水问题、农田水利航运工程等问题进行的叙述，指出历代水利工程的兴衰以及水利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湖南水利的主要是堤工水利。据作者自序所言，本书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技术史，也并非经济史范围内的水利史研究，仅是提供了研究资料，并指出了当时水利史研究的不足。⑰周魁一等人延续了姚汉源的研究范式，主要从水利技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国水利问题。不过其研究逐渐偏离单纯的水利技术史思路，开始进一步讨论水利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⑱这一时期，水利史研究主要是从科技史的角度讨论治水与水利建设问题，尚未从经济史、政治史或社会史角度探讨水利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除了水利专家高度关注水利问题外，这一时期历史学者也对湖南农田水利问题展开研究，并从经济史和农业史角度来探讨水利与农业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武汉大学彭雨新、张建民的研究成果颇丰。两位学者主要从人口增殖、国家（地方）追求财富等方面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洞庭湖区围垦问题，认为围垦导致粮食增产，从而可以养活更多人口，但进一步的围垦则导致灾害日益增加。⑲张建民认为，治湖不应局限在湖域本身，而是应多关注全流域，特别是上游山区社会问题。⑳可以说，这些成果对于湖南水利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它将“人口（政策） 围垦—水患—治理”间的互动关系运用在湖田水利研究，为后续水与环境、水利社会的研究制造了契机。这一时期，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1988） 一书提出“文化权力网络”这一概念。通过对华北水利管理组织的考察，认为区域水利社会与市场圈、行政区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而与水利管理组织并行的祭祀体系，则让国家与地方、行政区与神权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并以此论证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深入社会底层。㉑杜赞奇这一观点对后续水利社会史研究具有启发性作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水利史研究主要是以水利技术史为主流，治水、水利工程技术仍是重点。部分学者对水利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考虑，为后续湖南水利研究由技术史转向社会史、经济史、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 21 世纪以来的研究

21 世纪以来，湖南水利史的研究开始进入井喷期，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湖南水利史研究的主阵地。无论是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还是日本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以及“水利社会”理论，在这一阶段的湖南水利史研究中应用颇多。同时，受9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向区域社会史研究转型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水利与地方社会相结合的研究。㉒其中，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是湖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重镇。

20 世纪90 年代末，黄永豪根据《保安湖田志》著有《清末湖南洞庭湖区垸田开垦初探——〈保安湖田制〉个案研究》一文，通过对《保安湖田志》中的个案分析，探讨了清末洞庭湖区垸田开垦情况。㉓邓永飞的博士论文《近代洞庭湖区的湖田围垦与地方社会——以《保安湖田志》 为中心》（2006） 考察了近代洞庭湖区的湖田垦荒情况，以及与湖田开垦相关的环境变迁、移民问题、水利纠纷以及政府应对等问题。湖田水利是该文的切入点，作者关注的重点是近代社会大变局的背景下国家对湖区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社会群体利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源获取更多的利益时所采取的应对与互动，由此加深对近代湖区社会运作的认识。㉔李镇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垸田经营与地方社会》 （2012） 以洞庭湖区东北部的“华容”垸田经营作为切入点，运用大量地方文献，探讨了不同群体在湖区开发过程中的不同策略，进而梳理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作者认为垸田经营作为一项水利工程和生产方式，其经营模式需要自然环境、国家以及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互动，而且这种经营模式一旦建立，会从内部产生激励机制，反过来影响湖区格局、政府政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㉕受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中国华南的宗族组织》中对水利与宗族关系探讨的影响，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湖南水利与宗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中，厦门大学陈瑶撰写的《“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一文，通过对宗族水神信仰研究，反映移民群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认为水神信仰的建立是地方宗族占据地方文化权势和中心地位的宣示和象征。㉖

除了水利社会史研究外，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兴起。自上世纪50 年代以来，国内灾害史研究进展一直较为缓慢。史学工作者长期以资料收集、摘录以及考订为主，就湖南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问题来说，只有零星成果。㉗21 世纪初，湖南水旱灾害与救灾问题才真正开始勃兴。其中，杨鹏程是研究湖南灾荒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湖南灾荒史》是湖南第一部地方灾荒史研究专著。㉘其后，以湘潭师院（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省内高校为中心，诸多湖南水旱灾荒与治水救灾的成果相继出现，不过受制于地域限制，以及缺乏专业人才体系培养，致使该方面研究在学界影响力有限。近年来因国家环境保护力度提升的需要，湖南本土学者再度聚焦洞庭湖水利研究。其中，“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研究丛书”中一系列成果涌现，如李跃龙等著《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 （2012），钟声、杨乔编著《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迁史（1840—2010）》 （2014），激发了本土学者有关湖区水利与环境史研究的热潮。

二、湖南水利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水利技术、工程设施问题研究

中国在历史上属于水患频仍的国家，同时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因此治水与用水问题一直关系国计民生，出于以史为鉴的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治水、用水技术与工程建设方法成为民国以来水利史研究者的初衷，并持续至今。可以说，以技术史、科技史为导向的水利技术与工程研究一直是我国水利史研究的重点。其中，洞庭湖水患与湖区治理是涉及水利技术、工程设施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张镛、史杰对历史上江湖治理意见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争论主要在以下几点：废湖还田与塞口还江、舍南救北与南北兼顾，以及湖区以蓄为主、以泄为主还是蓄泄兼顾等三个方面。后续学者研究洞庭湖治水理念时基本沿袭这一思路。㉙李跃龙等著《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 对历史上洞庭湖江堤、堤垸、洲土以及湖洲等水利工程予以介绍和统计，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洞庭湖整治工程做了详细介绍，是当前洞庭湖水利技术史研究中一部综合性成果。㉚

湖南水利灌溉与农田水利问题也引起部分学者关注。傅淼编著的《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对民国以来湖南山区的小型水利工程进行简单介绍，认为塘、堰这种山区灌溉设施建设简单，取材容易，值得在山区社会推广。㉛张建民对明清长江中游湘、鄂、赣诸省的水利灌溉工程进行考察，指出明清以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长江中游丘陵地带的小型灌溉工程得以发展，但呈现出发展不平衡、规模小且存废交替无常的特点，同时对山区灌溉水利的技术特点、主要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讨论。㉛卞鸿祥对古代湖南的灌溉与堤垸工程进行梳理，介绍了诸如戽斗、辘铲、桔槔、龙骨车等灌溉工具，认为湖区多采用大型水利工具，而山区社会多以小型竹筒水车为主。㉝张芳对湘、资、沅、澧流域丘陵地区的灌溉水利发展状况展开综述，认为环洞庭湖区域的丘陵水利最早开发，后向四水中游岗地扩散，其中明清时以堰为主要的山区水利发展达到顶峰，同时筒车、龙骨车等水利设施开始大量应用于灌溉。㉞郭祥文的《宋代沅澧流域的水利》对宋代沅澧流域水利灌溉工程进行了介绍，认为宋代常德地区的水利成就主要有二：一是有力的维护、利用前代水利工程，保持并扩大其灌溉机能；二是兴修了大量新的堤防、陂塘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进步。㉟有关湖南水利史上的水利技术、工程设施问题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学界对山区水利工程的个案研究尤其匮乏，有待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二） 水利与农业经济发展研究

传统农业社会，水利关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农业史与经济史的角度对水利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探讨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人们在田亩周围筑造长堤以防止水患，被称为“垸”，属于具有水利功能的高产农田。㊱学界对围垦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注较多。何业恒认为洞庭湖区水利兴起于东汉，到明代极为兴盛，水利事业的发展促使了湖区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粮食商品率。㊲张建民认为围垦促进了湖区农业经济发展，由此满足了明清以来大量增加的人口问题以及国家片面追求“国计民生”的需要，但过量的围湖造田使得环境恶化，反而加剧湖区水患，进而影响到持续的农业经济发展。㊳梅莉对洞庭湖垸田的发展脉络进行概述，并指出清代垸田的发展促使湖南粮食持续性增长，但过度垦荒使得水患与垸田关系加剧紧张。㊴卢英振对明清华容农田水利建设予以梳理，认为华容垸田的数目并非呈线性增加，而是涨幅不定，垸田的开发助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湖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㊵王晓天则认为湖区围垦推动了近代洞庭湖区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㊶董谋勇对清代湖南山区的水利灌溉设施、灌溉工具情况进行研究，认为湖区的堤垸数量众多，有力地保障了环洞庭湖区民众的耕种，而山区塘壩堰等水利设施虽小，但灌溉能力强，有利于山区农业的发展。㊷罗运胜考察了沅水流域的水利建设的历史成绩及其演进过程，认为明代水利只局限部分地区，清代则达到了传统技术条件下山区水利建设的高峰，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㊸陈向科认为洞庭湖区通过大量垸田的围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利于湖区农业发展。通过对环洞庭湖区的湖泊、堰塘进行统计，认为环洞庭湖区湖泊、堰塘密布，水资源丰富，利于农业耕种，而湖区便利的水上交通网络，进一步促进了湖区农副产品的流通和农村集市的兴盛。同时，他也指出洞庭湖区过多的围垦，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破坏了农业生产，而围垦使得河道淤塞、断航及改道，从而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的交流。㊹可见，湖南水利史研究中对水利与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谈论多是局限在传统农田水利研究范式，且研究成果明显关注湖区多、山区少的情况。

（三） 水利经费问题研究

水利经费问题在历代水利史研究中也是关注重点。前辈学者对水利经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经费探讨、河工经费、海塘经费以及农田水利经费，涉及防洪以及航道经费的较少。㊺湖南水利经费问题研究较为薄弱。就笔者力所能及查证的资料来看，刘文远的《清代水利借项研究（1644—1850）》是惟一涉及对湖南水利经费考察的专著。该书认为清代水利工程分为官修、民修，“借项”是国家进行水利建设的财政措施。该书通过对清代环洞庭湖垸历次堤垸维修情况进行考察，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梳理，对清代环洞庭湖区的工程项目、借项数额、借项来源以及归还年限等都进行了详尽的统计。㊻此处将水利经费问题作为湖南水利史研究的成果单列，实则是因湖南水利经费问题在湖南水利史研究中占据重大意义，不论是清代环洞庭湖工程，如舵桿洲工程、湘北各县堤垸修筑多使用帑金等，还是民国时期湖南众多水利工程的建设，其背后都有大量水利经费的存在。有待后续研究者能够多关注湖南水利经费问题研究。

（四） 水利与生态环境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环境史学兴起。90 年代，侯文蕙访学美国期间翻译了大量相关环境史著作，其后环境史学开始引起国内学者极大的关注，进而形成体系化研究。㊼事实上，早在西方环境史学传入之前，本土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水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湖南水利史而言，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最早关注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史问题。其中，洞庭湖的历史演变过程与盈缩问题是讨论的焦点。杨达源、张晓阳、周宏伟以及卞鸿翔等人先后发文，就秦汉以前洞庭湖是否形成浩渺大湖、魏晋南北朝以来湖区面积增减、及近代洞庭湖萎缩是呈现线性还是非直线式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学术争鸣。㊽关于历史上洞庭湖盈缩的原因讨论，主要有地质构建沉降说、气候变迁说、荆江来水变化说、泥沙淤积说以及围垦造田说。㊾

除了水域自然变迁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外，人工兴修水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为学界所重视。武汉大学张建民是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湖区围垦的快速扩张，造成大量的湖泊消失，使得湖区出现涝无蓄泄之所、旱无荫灌之水的局面，导致湖区生态环境平衡被破坏。同时，湖区环境的破坏不仅仅是因洞庭湖区的围垦，还在于山区过度垦荒，使得植被遭到破坏，致使水土流失，大量泥沙进入河流，导致水文条件的恶化，反过来又摧毁山区水利工程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使得山区水秩序失衡，进而引发社会性问题。可以说，张建民从传统的湖区垸田与环境，再到山区堰渠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对两湖地区水利与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不过，张建民后续选择以秦巴山区为考察点对山区水利建设与自然环境变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对湖南山区的水利建设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是为湖南水利史研究的一大遗憾。㊿就两湖水利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张国雄、赵艳以及龚胜生等学者的论断与张建民基本类似，如张国雄对洞庭湖堤垸、湖南山区堰塘等水利设施的发展进行考察，认为湖区垸田发展直接改变了湖区的生态环境，促使大量湖泊消失。而山区灌溉水利的兴起，使得山区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改变了以往山区的生态环境，同时大量泥沙入河，又间接影响了湖区的生态环境。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人们则必然采取措施应对这种变化。因此，环境变迁与治理问题也属于水利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范畴。谭作刚对清代洞庭湖区滥垦情况进行考察，认为两湖私挽不仅是加剧水患，破坏湖区生态环境，也使得湖区水利与围垦之间呈现出对立。他对清政府针对这一现实所采取的相应积极措施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清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所在，并指出因历史的局限以及各方利益的纠葛，这种举措难以起到预先的效果。刘沛林考察了历史上洞庭湖环境变迁及其原因，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治水措施进行介绍，诸如生态环境体系的整体构建、防护林、退耕还湖、荆江河曲裁弯取直工程以及建立流域多层次水利调节系统等水利措施。尹玲玲对明清洞庭湖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认为明中叶以来洞庭湖经历了由“围垦—湖淤—洪灾”的恶性循环，对此国家采取河道疏堵、堤防修守等诸多治水措施予以应对。钟声等对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大水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洞庭湖生态危机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撰有专著《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迁史》，阐释了水资源与湖区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讨论了湖南历史上的水利工程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而言，水利与环境的问题研究成果颇丰，但偏重湖区研究，且观点区分度不高，甚至形成固定的论述模式，值得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深思。

（五） 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研究

传统社会中，水、旱灾害频发，给国家治理、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故而对水旱灾害与灾后救灾的研究成果较多。21 世纪以前，有关湖南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研究成果相对零散。杨鹏程开创了系统性研究湖南灾荒史的先河，是湖南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研究中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他从灾荒史的视角，探讨湖南水、旱灾害的历史分布、造成的损失、发生原因以及灾后救灾情况，同时对“灾害—救灾”背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湖南灾害救灾的赈灾方式、荒政的近代化以及救灾背后的国家与社会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李勤对20 世纪30 年代两湖地区的水患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着重讨论了1931 年、1935年两次大水灾的特征，同时对水灾发生的原因、水灾对社会的影响、灾后政府与社会的赈灾以及赈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30 年代的水灾不仅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动荡，加速整个社会经济的崩溃，同时指出政府在赈灾方面虽较前代更为进步，但依旧面临诸多问题，尤其强调了政局环境对赈灾的影响。刘志刚对清代至民国洞庭湖的旱灾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湖区旱灾呈现频率高、范围广以及破坏大等特点，对湖区旱灾形成原因以及旱灾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清代洞庭湖区渍涝灾害的形成、湖区社会为减少损失所采取妥协与技术对抗两种策略进行分析，认为近代以来湖区社会面临生态与社会双重压力，从而走上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拟生态化”治水道路，但因受制成本问题，使得其影响力有限。总体而论，有关湖南水旱灾害与治水救灾研究多以水旱灾发生为脉络，分析灾后赈灾与治水情况，由此探讨背后有关政府治理能力、技术发展、国家与社会互动等诸多问题，但其明显呈现“重北部、轻南部”的格局，有待后续研究者深入拓展。

（六） 水利与国家、地方社会研究

水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在产权属性划分上，既有私的性质，也有公的属性，因此难以在产权上界定。同样，围绕水利的兴修、维护与日常经营，地方与国家以不同的姿态参与其中，由此形成了水利研究中国家与社会有关理论的讨论。其中，水利与国家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水利史研究的重点。有关湖南水利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水利纠纷研究中。王红通过对明清两湖地区水利纠纷的类型进行考察，认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水利管理部门享有水事纠纷协调权，但缺乏全局协调能力，且各级官员之间关系微妙，利益不一，因此难以有效地协同处理水事纠纷。刘志刚对清代洞庭湖治理中的政府工程的特征、局限与成就进行考察，认为政府通过逐步确立水利专官制度，规范修防技术，惩治不法行为，调整垦田政策，使得政府对湖区的管理得到调试与强化。清政府通过加强对湖区水利的治理，开启了强力治水时代，民国治水是对清代治水传统的某种回归，传统与近代之间并非对立关系。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水利环境背后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研究与思考，从“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史”的转变，使得水与社会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探讨水利背后的社会形态、权力变迁、民众生活成为学术热点。此外，以水为中心探讨地域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如李琳通过对洞庭湖水神信仰的起源、发展、传播以及在当下的生存状态的考察，探讨了水神信仰在湖区社会的生存状态、信仰功能与价值及有效利用等重大现实问题。

三、湖南水利史研究的总体评价与展望

自民国以来，水利史研究先后经由技术、科技角度研究历史上的水利工程到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论述农田与水利关系的转变，在农田水利、水利工程技术、治水措施以及水利与地区开发问题上成果显著。同时，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以及社会学的引入，水利史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受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这一重大转变的影响，湖南水利社会史研究成果见多，进入21 世纪则进入井喷期。尽管湖南水利史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就目前区域水利史研究而言，湖南水利史仍存有不小差距。

第一，目前有关湖南水利史研究缺乏领军人物。据了解，当前区域水利史研究中主要有以下重镇：其一，以山西大学行龙、张俊峰为代表的华北水利史研究群体；其二，以范金民、张芳、钱杭、冯贤亮等为代表的江南水利史研究群体；其三，以钞晓鸿、韩茂莉等为代表的关中水利研究群体。以上群体对地域性水利纠纷的研究过程中都有着理论性的构建，诸如行龙、张俊峰提出了“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流域社会”和钱杭提出“库域型社会”理论，都是在水利社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区域性水利社会的深入探讨。就湖南水利社会研究而言，以邓永飞、黄永豪、李镇、陈瑶、刘志刚等学者为代表，虽然谈及“国家介入”模式在湖南水利建设与纠纷调解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学者并未就湖南水利纠纷问题提出具体相关的水利社会模式。而且这些学者多非湖南本土学者，也并非专以研究水利为主业，且使用史料多集中《保安湖田志》《湖南省例成案》、犹他大学馆藏家谱材料、台湾“中研院”档案、报刊材料等，但研究湖南水利史本土材料还大量处于未开发状态，如湖南图书馆、湖南省档案馆、各市县档案馆以及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大量民国湖南水利机构概况、水利兴修、湖田围垦、水利纠纷等材料，亟需得到进一步挖掘，而外省学者在收集材料过程中难免受制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培养本土湖南水利史研究学者，并以此为核心构建研究平台，从而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地方水利史研究队伍，同时形成体系的研究范式，当是湖南水利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第二，湖南水利史研究中“重北轻南”“重湖区、轻山区”现象较为严重。洞庭湖一直是湖南水利史研究的“试验区”，不论是民国以来水患治理研究、洞庭湖变迁问题的讨论，还是50—60 年代以来水利技术史为导向的水利问题研究、历史地理学引入后的洞庭湖历史变迁问题，西方理论引入后的水利社会史、水利环境问题等，多是以洞庭湖作为参考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洞庭湖区域向来是湖南“治水”问题的重镇，也是湖南重要的经济产区，更是自明清社会以来国家重点关注的地区，诸如清代国家曾多次发放帑银对毁坏的环湖堤垸、舵桿洲工程进行修建（修缮），故而对其研究不仅关乎治水本身，还涉及其背后的国家财政、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湖南为多山地省份，不仅南部的宝庆、辰州、沅州、永顺、郴州、靖州、桂阳州等府州多采取山区堰塘陂等水利工程予以灌溉，连环洞庭湖的长沙、岳州、常德、澧州的山乡田地也多是采取山区水利灌溉设施。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湖南山区有小型山塘、平塘1468288 口，堰坝136082 座，泉、井、圳、渠及水车、筒车等148440 处。其中，安仁永乐渠灌溉工程、龙山水砂坪排水工程、祁阳十里坪灌溉工程、溆浦二都河、四都河灌溉工程等，都属于民国时期在建（筹建） 的大型山区水利工程项目，可见山区水利在湖南整个水利史上之地位不容小觑。早年张建民曾对湖南山区水利进行研究，但其研究重点后期转向秦巴山区，而后续学者对湖南明清以来山区水利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与成绩斐然的洞庭湖水利研究无疑是鲜明的对比。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本土研究学者与机构的缺失，导致对湖南山区水利材料收集的匮乏，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或专门机构予以重视，加大投入，从而让散落于民间的材料得到后续学者进一步挖掘。

第三，湖南水利史研究，尤其是湖南水利社会研究出现重社会、轻国家的问题，甚至对于水利机构设置、财政运行情况等都出现研究空白。尽管国内学者对于运用交叉学科得出相应的理论体系较西方学者起步晚，诸如日本在20 世纪中期就提出了著名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但近些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对西方理论的反思与批判，逐渐跳出“水利共同体”的局限，结合区域史发展的脉络，转向“区域水利社会”的研究，从而形成“水利社会”的经典理论，其将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在具体的区域社会背景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视角去探讨水利与地方社会背后的互动关系，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如钱杭认为“水利社会”将包含一个特定区域内所有已获水利者、未充分获水利者、未获水利者、直接获水害者、间接获水害者以及无关的居住者等人群。可以说，“水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当前水利史研究中最为流行、理论最具阐释力度的研究范式。不过，研究者在积极将目光下移，揭示水利背后许多富有新意的论题，但却过于执着区域社会自身的权力结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运行网络，对整体的关怀度不够，尤其是水利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在湖南水利史研究中极为欠缺。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虽饱受诟病，但其所强调的国家与水利之间的重要关系则不容忽视。长期研究两湖基层社会的学者杨国安认为，大型水利建设过程中需要官府介入来组织动员和协调矛盾，强调地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王朝国家的介入”。对此，研究湖南水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则尤为重要。其需要考虑的不仅包括国家如何干预或控制地方水利，还应包含地方是如何应对国家的干预的。同时，国家对地方的重视或遗弃所引发的地方水利的变化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不论是两湖水利中的“重北轻南”，湖南水利中的“重湖区、轻山区”，实则都反映了国家在发展转型中的取舍，国家之偏重对地方水利的建设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彭慕兰在其专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中所讲的“黄运地区”，同样值得我们借以思考两湖地区水利建设的真实情况。 [刘1]

此外，民国时期湖南水利史研究中我们无法忽视对诸多水利机构的梳理性工作。事实上，从水利法制史角度出发，对近代湖南水利制度、水利机构、水利法规的脉络梳理与研究至今无一专著。其中重要的因素，主要在于民国前期湖南政局混乱，作为南北交战的重要区域，政令不一，水利机构庞杂，短短10 年内先后设立土木工程局、堤工水利总局、各县堤工分局、湖南水利分局、清理湖田局、实业司等诸多区域性机构，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湖南又设立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湘南水力工程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工程处等中央驻湘机构。这些机构要么存在时间较短，要么各自为政，没有明显的隶属关系，且资料多馆藏在湖南省档案馆、各地市档案馆，受制于材料获取问题，其利用率普遍较低，加之本土学者较少以此为业，导致相关研究不足。对民国湖南水利机构的研究，梳理其机构种类、结构特征、管理体制、经费问题、运行情况，有利于探讨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重构与完善水政体系，“水利国家化”与“水利技术化”如何在湖南水利史上去体现。当然，我们探讨国家、制度与水利的关系，并非回到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的老路，而是希望通过对制度的梳理，深化民国湖南水利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重在启发政治格局、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此避免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第四，湖南水利资料的建设存在分散性、滞后性，亟需构建专门的数据系统。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向，因其搜索便捷、便于携带等诸多优势，数字化史料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来源。就湖南水利史料而言，虽有部分水利文献陆续出版，诸如《保安湖田志》 《湖南湖田问题》，但多数材料包括湖南各省市县水利档案、民国报刊中有关湖南水利的材料以及民国调查报告、工程计划书及专业水利杂志等，尚未完成整理出版。以湖南省档案馆为例，其馆藏有湖南省水利局档案、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工程处档案，这些卷宗可以说体量庞大，且极少被人使用，亟需有志者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早日实现这些传统纸质史料的数字化，才更利于湖南水利史的研究。

注释：

①曾继辉：《保安湖田志》，民国4 年新化维山遁园辍耕楼刻本，湖南省图书馆馆藏。

②参见彭文和：《湖南湖田问题》，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年版。

③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朱诗鳌译，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32—133 页。

④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第284 页。

⑤胡焕庸： 《祖国的水利》，开明书店1951 年版，第57—67 页。

⑥参见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⑦参见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编：《洞庭湖变迁史》，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1967 年版。

⑧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处编：《长江水利发展史资料选》第6 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处1976 年版，第1—18 页。

⑨参见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⑩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学界影响力极大，不仅参照英美国家的共同体理论，更注重对德国共同体理论的运用。日本学者对共同体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与水利社会两个方面，进而提出“村落共同体”和“水利共同体”的概念与思想。

⑪丰岛静英：《中国西北部にぉけゐ水利共同体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1966 年第201 号。

⑫参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店1974 年版。

⑬藤田胜久：《中国最近的水利史研究》，《中国水利史研究》1983 年第13 号。

⑭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历史地理》1981 年第1 辑。

⑮卞鸿翔、龚循礼： 《先秦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卞鸿翔：《元明清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 年第1 期；卞鸿翔、龚循礼：《洞庭湖区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 《地理学报》 1985 年第2 期；卞鸿翔：《历史上洞庭湖面积的变迁》，《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6 年第2 期；等等。

⑰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年版，第500 页。

⑱参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中国水利史稿》，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 年版。

⑲参见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⑳㉛张建民： 《明清长江中游山区的灌溉水利》，《中国农史》1993 年第2 期。

㉑参见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㉒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3 期。

㉓黄永豪：《清末湖南洞庭湖区垸田开垦初探——〈保安湖田制〉个案研究》，《华南研究》1999 年第2 辑。

㉔邓永飞： 《近代洞庭湖区的湖田围垦与地方社会——以〈保安湖田志〉为中心》，中山大学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

㉕李镇：《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垸田经营与地方社会》，中山大学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

㉖陈瑶：《“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 《安徽史学》 2016 年第1期。

㉗谭荫初：《历史上湖南的水旱虫灾发生特点及其原因》，《农业考古》1986 年第1 期；朱翔：《湖南省水灾及减灾研究》，《自然灾害学报》1994 年第2 期。

㉘参见杨鹏程： 《湖南灾荒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杨鹏程：《荆江洞庭湖地区的水患与乡村社会》，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年版。

㉙王克英：《洞庭湖治理与开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1—272 页。

㉚参见李跃龙等：《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㉛傅淼主编：《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 年版，第16—18 页。

㉝卞鸿翔： 《湖南古代水利初探》， 《农业考古》1995 年第3 期。

㉞张芳：《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发展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1997 年第1 期。

㉟郭祥文：《宋代沅澧流域的水利》，《中国农史》2001 年第4 期。

㊱张国刚：《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 年第1 期。

㊲何业恒：《洞庭湖区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4 年第3 期。

㊳张建民：《对围湖造田的历史考察》， 《农业考古》1987 年第1 期；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 年第2 期；张建民：《试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水利——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中国农史》1994 年第2 期。

㊴梅莉： 《洞庭平原垸田经济的历史地理分析》，《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 年第2 期；梅莉：《洞庭湖区境田的兴盛与湖南粮食的输出》，《中国农史》1991 年第2 期。

㊵卢英振：《明清华容垸田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㊶王晓天、刘云波：《试论近代洞庭湖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4 期。

㊷董谋勇：《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

㊸罗运胜：《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

㊹陈向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区农村经济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

㊺有关总体经费讨论、河工经费、农田水利费用的研究参见熊元斌：《论清代江浙地区水利经费筹措与劳动力动用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2 期；杨联陞： 《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陈桦： 《清代的河工与财政》，《清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

㊻刘文远： 《清代水利借项研究（1644—1850）》，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5—131 页。

㊼参见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 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 年第3 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 年第9 期。

㊽相关研究参见杨达源： 《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地理研究》1986 年第3 期；卞鸿翔：《历史上洞庭湖面积的变迁》，《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6年第2 期；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湖泊科学》1994 年第1 期；周宏伟：《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 年第2 期。

㊾何业恒、卞鸿翔： 《洞庭湖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自然杂志》1984 年第6 期；来红州、莫多闻、苏成：《洞庭湖演变趋势探讨》，《地理研究》2004 年第1期。

㊿张建民：《对围湖造田的历史考察》， 《农业考古》1987 年第1 期；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山区的灌溉水利》，《中国农史》1993 年第2 期；张建民：《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