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伟

近百年来学界关于近代狭邪小说的讨论成果颇丰，基本已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格局。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就理论高度和批评深度而言，狭邪小说始终未能真正进入主流学界的视野。一方面，从传统批评观念来看，相比于已经充分经典化的中国古代叙事作品，狭邪小说无论在艺术层面，还是在技法层面都大为逊色，在“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研究思路统摄下，很难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另一方面，新时期西方小说理论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界视野，也延展了狭邪小说的研究领域，但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适应和转化毕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狭邪小说研究而言，这个发展过程尚未到成熟阶段，其在整体研究格局中亦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但仍需看到，目前狭邪小说研究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突破既有天花板之势隐隐可见，那么重新审视狭邪小说之既有成果也势在必行。

笔者以为，近代狭邪小说虽未达到一流叙事文学的水准，但能在说部林立的晚清近代，成为一种与历史小说、社会小说鼎足而立的说部大类，自有其必然原因。遗憾的是，多数研究或取法于传统小说的批评范式，或折中于舶来的西方叙事理论，大都囿于文本解读的范畴。可是，关键在于：无论此类小说自身品格如何，都是中国古代小说动态发展序列中不可忽视的“压轴角色”，特殊时代背景下它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更具小说史研究意义，而我们恰恰对此关注不够充分。基于此，新时期学理风气的进一步转变和相关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或可成为我们爬梳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脉络、厘清其研究现状、检讨其研究得失的大好契机。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仇昉、卞秋华的《百年来近代狭邪小说研究述评》①简要讨论了2007 年以前的狭邪小说研究情况，该文颇有启发之功，但近十余年间学界相关研究多有新论，仇昉等人所论已不足以完全涵盖当下日益延展的研究畛域，故而笔者不揣冒昧，拟在综合评述目前所见近代狭邪小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辨识其得失，并借以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格局提出新的设想。

一、近代狭邪小说研究之纵向梳理

总体上看，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呈现由零散到系统，由被少量认同到陈陈相因，甚至趋于“消亡”，再到焕发“新生”，继而蔚为大观的发展过程。

早在晚清时期即有对狭邪小说的零散评议，但这并非系统、科学、专门的研究，更像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传统下的“余音”。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大多数评点主体以“奇书”为中心，很少青眼于其他通俗叙事作品；其二，历代评点者虽然注意从不同角度考察文本，但多数停留在个案分析或技法阐述层面，未能确立系统而全面的评点范式；其三，传统小说评点的价值尺度相当保守，“礼教为先”是普遍的道德前提。基于此，我们不妨对应这三个方面，进而描述、分析晚清时期狭邪小说的研究面貌。首先，从文本外部概观：在整个晚清及近代，都未见对狭邪小说系统评点者，相关评论多散见于此类小说序跋、文人笔记及报刊等文本媒介。其次，从文本内部着眼：文人笔记中关于狭邪的著述多为对撰者、成书与传播的记载，“志”多于“论”，且体量有限，其资料意义远远大于评点意义，如《梦华琐簿》记《品花宝鉴》之作者，《课余续录》记《花月痕》之成书，《退醒庐笔记》记《海上花列传》之传播等。相比之下，小说序跋与报刊则更注重对狭邪小说艺术性的讨论，如《海上花列传·例言》中有对该书叙事手法、人物塑造及语言规范的阐述②， 《九尾狐》称《九尾龟》“无非烘云托月，点缀成章”③，《海上尘天影》赞《品花》之“以含蓄胜”、《花月痕》之“以情致胜”④，再如《申报》称《九尾龟》有“绮丽之情怀……描写青楼之口吻，惟妙惟肖”⑤，不一而足。此外，从文本题旨来看：小说家惯于在序跋中交代个人创作缘起，并阐明道德立场，如“辅翼世教，惩恶劝善”⑥，“警醒世人痴梦”⑦，“留戒后人，勿蹈覆辙”⑧等。现代亦有学者也对此类小说中的色情意味提出质疑，如成舍我与张春帆1917 年初在《民国日报》 《神州日报》报刊上撰文对《九尾龟》中色情书写展开文学论争等。⑨总而言之，早期对狭邪小说的讨论，并未上升到学理意义的“研究”层面，虽形式多样，但面向狭窄，议论零散，尚未达到系统、科学、全面的评判水准。

《中国小说史略》 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可谓有开山之功。鲁迅首次将狭邪小说独立于说部，正式将其纳入小说史范畴中加以审视。⑩此时小说研究已逐步摆脱古代小说评点传统的影响，初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规范。其后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更进一步阐述近代狭邪小说之流变、分期及艺术特征。⑪其后，学界逐渐展开对近代狭邪小说文学价值的讨论。但吊诡的是：这一时期学者对狭邪小说文学价值的认知，已经超出“高”与“低”的范畴，而是直接进入到“有”与“无”的层面，这在其他小说类型的讨论中是极其罕见的。以最具争议的《九尾龟》为例：一方面，胡适对《海上花》赞不绝口，称之为“海上奇书”“方言杰作”，也批评《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仅“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⑫，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后者的文学性；而另一方面，何海鸣却直言“描摹上海花事之小说，以《九尾龟》为最上乘”。⑬上述二人对《海上花》与《九尾龟》文学价值的认知，几乎成为新时期以前学界对于狭邪小说整体认知的缩影。这种现象颇可耐人寻味，后文详述。相比之下，学界对于其他狭邪小说的关注寥寥，且多以资料补正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品花宝鉴〉考证》⑭《〈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⑮等。综上，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已具备现代学术体系雏形，并出现将近代狭邪小说置于“史”的框架中加以梳理、剖析的自觉，虽成果数量不足，而创新有余。

遗憾的是，“先声”过后，狭邪小说研究并未在学界找到发展的空间，反而受制于特殊时期（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潮的影响，相关研究跌至冰点。这一时期狭邪小说研究流于刻板化，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主流学界沿袭胡适等人对狭邪小说的负面论断，进而展开除《海上花》等少量优秀作品之外的全面批判，如《晚清小说史》言其“都无足称”⑯， 《中国小说史稿》更以阶级立场单列“狭邪小说批判”一节，称其为“供没落文人自我欣赏”，“封建统治阶级填补精神的空虚”而作⑰，可见当时狭邪小说研究的尴尬处境；其二，另有部分学者无意染指对狭邪小说文学性的讨论，转而继续沿着近代考证的路子，做一些文献补证工作，其中以周绍良的《〈品花宝鉴〉成书的年代》⑱为扛鼎之作。不难发现，本时期狭邪小说研究进入低谷，主流学界囿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外部环境，或不断放大对狭邪小说的负面评价，或有意规避对狭邪小说题旨的讨论，承续前代文献考证工作，整体研究片面、缓慢，甚至一度停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体思想的解放与学术视野的演进，狭邪小说研究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在小说史视域下，学界对狭邪小说做出较为全面而客观的考察，如张俊的《清代小说史》⑲和刘勇强的《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⑳等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一反前代之“偏见”，研究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结合狭邪小说的源流演变，动态考察狭邪小说的文学价值；候运华的《晚清狭邪小说新论》㉑付梓，第一本狭邪小说研究专著问世，意味着狭邪小说进入“专体史”研究阶段。另外，《上海文学通史》㉒《晚清狭邪文学与京沪文化研究》㉓《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㉔等也从不同维度涉及狭邪小说，具有一定学术探索价值。其次，在文献学视域下，这一时期最具意义的成果是对狭邪小说的整理出版，其中以“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丛书等最具代表性，相关文献的集结出版为后来研究提供了便利，可以称其为坚实的“基础保障”。在叙事学视域下，新时期以来狭邪小说研究不再囿于近代以来的学理争论，而是充分吸收、整合、转化西方叙事理论，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狭邪小说。此外，海外汉学家开始对狭邪小说加以关注，如叶凯第、杜瓦尔、王德威、韩南、梁允祥等，以新颖的西学视角，分别从娼妓文化、主题意涵、地域与文本空间等方面对狭邪小说做出另类考察，颇有启发意义。可以看出，新时期狭邪小说研究已经基本摆脱前代研究陈陈相因之势，在新的学理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加持下，研究畛域不断扩大，创新点不断增加。

二、近代狭邪小说研究之横向观照

百年来近代狭邪小说研究已经初步构成自身的独特系统。横向上，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献层面的研究，聚焦于近代狭邪小说成书、作者与本事的考证。近代狭邪小说兴起不过百年，文献相关的诸多信息尚有迹可循，少量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对《品花宝鉴》 与《花月痕》成书的讨论。前述仇昉一文已对此做出细致梳理，这里仅略作补充：《〈品花宝鉴〉成书的年代》首次质疑了传统的“1849 年成书说”；《也谈〈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兼论陈森的生卒年》㉕在具体成书时间分期与作者信息等方面展开论述；《〈品花宝鉴〉成书时间新证》㉖进一步推定该书创作的分期；《魏子要论略》㉗以详实的资料，从生平、作品与交游三个方面对魏子安其人其事深入剖析，以求证魏氏的作者身份；潘建国据清魏秀仁《陔南山馆诗钞》稿本、《碧花凝唾集》抄本等文献资料，首次指出《花月痕》小说文本穿插的众多诗词中，至少有77 首是直接引用作者的旧作。㉘此外，有学者对《海上花列传》中“高亚白”㉙“方蓬壶”㉚原型进行考证，有学者在陈述前辈学者对《九尾龟》中“祁祖云”“康中丞”的原型考证外，又增补了“金观察”“贝太史”等原型新证。㉛

二是文化方面的讨论，主要强调小说中地域特点、性别文化、社会心态与“现代性”。首先，岳立松的《晚清狭邪文学与京沪文化研究》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佼佼者，其特色有二：一是首次将研究对象由“狭邪小说”延展至“狭邪文学”，以更宽阔的“广角镜头”审视狭邪文化；二是突出北京、上海两个狭邪文学生产中心，南北文化交相呼应，极具张力。相比之下，其他同类研究鲜有能望其项背者。其次，关于性别文化的思考，此类讨论多不出探讨同性情感与女性思想解放的范畴。究其根本，是囿于文本内部的考察，仍有待进一步建立文本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亦有学者以西方汉学视角阐释《品花宝鉴》中的性别文化，颇有新意。㉛再次，学界对狭邪小说社会心态方面的讨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前期狭邪小说中才子佳人传统的因袭；二是中后期狭邪小说中对晚清开埠城市社会背景下士人与妓女的心灵剖析。此类研究注意到传统、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同样面临角度单一的窘境，其中围绕“末世”与“理想”展开的论述尤为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其他因素进入考察框架。此外，狭邪小说现代性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现代性是一个大命题，它绾结着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我们很容易在各类研究中找到现代性的痕迹，其共性在于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新旧过渡后的转折，基于这种转折，进而讨论近代狭邪小说中出现的带有现代转型意义的各方面特征，但这方面的讨论仍有待于进一步细化与商榷。

三是文学层面的考察，这也是狭邪小说研究中体量最大的部分，旨在梳理其体式源流演变，厘清其叙事文法脉络，探析其人物性格类型，详述于下：

首先，侯运华的《晚清狭邪小说新论》对近代狭邪小说的发展与转型做了详细梳理，初步建构起狭邪小说专体史研究规范。该著认为，晚清狭邪小说至早至唐传奇为滥觞，经过话本小说的蕴藉，进而沿袭于以《金瓶梅》 《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小说创作传统，最后在晚清应运而生，并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实现了由“溢美”至“溢恶”的转变。同时，该著还对晚清狭邪小说的情感内蕴、形象阐释、情节原型及叙事特征予以讨论。可以说，“史”所能涵盖的基本考量，该书少有缺失。但局限同样明显——作者对部分观点的论述流于表面，勾勒出相关问题的轮廓，却未纵深讨论，其论述偏于“传统”立场，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此类小说的“转型”价值。但作为第一部狭邪小说专著，该书意义非常。丁峰山《近现代狭邪小说演变的转型意义研究》㉝以“转型”立场将狭邪小说置于“史”的研究视野中，得以在整体上补论了此类小说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另有学者从科举、文人与青楼之间的关系变迁切入，探讨狭邪小说类型变迁中的种种隐喻，颇有启发。㉞

其次，学界对于狭邪小说叙事层面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个面向。一是依托传统研究范式，讨论狭邪小说的叙事艺术，或以《红楼梦》 为“参照系”，考察其对狭邪小说创作的影响㉟，或以叙述语言为切入角度，发掘其叙事学价值㊱，或在叙事结构视阈下，总结并阐释情节模式的渊源流变㊲，抑或以宏观的“空间”视野，探寻此类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特征。㊳总体来看，此类研究本质上还是基于古代小说叙事传统，在艺术性层面上进行粗略考察。二是学界对西方叙述理论的本土性转化，开拓出狭邪小说叙事技法研究的新领域。譬如，从背景意义上对城市空间展开考察，关注到城市与文本的互动共生关系，旨在发现城市的文学投射，并以此反推其在狭邪小说叙事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如《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变革及其小说史意义——以上海、广州为中心》㊴《论上海空间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影响》㊵等文；从“坐标”意义上的空间审视，即从城市内部公共空间着眼，观照小说“空间叙事”的建构，如《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㊶等文。可以看出，在借助西方叙事理论的研究中，“空间”是主要聚焦点。

此外，除去上述关于性别与文化心态的部分，当下狭邪小说人物形象的针对性研究总体上仍处在初级阶段。此类研究类型化趋势明显，即对士子、妓女等主要人物群体做出简单的分类与总结。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近代狭邪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各有特点，却都带有明显的“狭邪”标签，“以类相从”的方法很难将这种“狭邪”共性剥离掉，因此也难以透视人物形象的根本。由此看来，人物形象研究仍有较大的思考拓新余地。

三、近代狭邪小说研究之缺失

爬梳近代以来的主流狭邪小说研究，不难看出：目前近代狭邪小说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较多有待修正、补充、检讨之处。此处仅简要列举梳理过程中发现的五个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关于近代学界对狭邪小说文学价值认知的检讨。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直以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文学定位仍处在文学史的“边缘”。这不仅缘于近代以来胡适、鲁迅等学者所奠定的认知“基调”，还体现在后学于研究路径、领域、理论、观点等层面上的“共性”大于“特性”，当然也包括部分模式化、表面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无论研究格局，还是深度，狭邪小说确实尚未得到主流学界的普遍认同，因而也很难摆脱传统批评中“世道人心”的古训，而以较为纯粹的文学形象“转身”进入当下更贴近文学本身的研究视野。前述胡适等人对《九尾龟》的评价即是典型一例。㊷需要指明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对狭邪小说文学价值的审视是否出于独立、科学、符合当下学理风气的客观视野；是否能跳出被文学史书写所转化、放大，甚至重塑的既有认知体系；是否能全面而细致地重新“过滤”文本与材料；是否能以现代学理观念重新建立狭邪小说的研究格局。这些都是有待反思的问题。

第二，关于狭邪小说中现代性研究的检讨。前文枚举的相关研究成果，或聚焦于转型时期社会思潮的变迁㊸，或依托于“西化”背景下近代文化心理的文学投射㊹，再或拈取小说中现代都市生活书写元素以对比传统书写的新变㊺，都有近似的理论立场，即现代性是基于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新变。这种认知确实在现代性研究范畴之内，但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小说内部的现代性问题被遮蔽了。学者李欧梵对晚清小说的现代性特征曾有精要论述，探讨文学内部创作模式的新变与外部社会环境的进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㊻这无疑提醒我们，当从文学创作内部着眼，对狭邪小说中的现代性特征做出认真审视：其一，外部环境在狭邪小说中的文学映射，是否为一种有意识的现代性，或者说，小说家将诸多现代性因素采纳进文本，是否出于观念上的自觉；其二，狭邪小说的创作范式、技巧、题旨，是否具备如西方小说一般的“现代性”特征，即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环境的现代性表征，及其在狭邪小说中的文学映射，等同于文学创作的“现代性”。在文学史的层面而言，正本清源，尤为重要。

第三，关于狭邪小说中“空间”研究的检讨。目前而言，狭邪小说“空间”研究主要围绕城市与其内部的公共空间展开，有趣的是：无论诸学对“上海”等开埠城市的关注，还是对“妓馆”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发掘，大都难以规避二者在本文架构中的文学功能，以及各自承担的社会文化意义，但又往往相互疏离。二者都涉及对文本叙事、思想及都市文化渗透等方面，但很难在本质上将两类空间完全剥离，或可以说，城市空间与公共空间研究看似“殊途”，实则“同归”：其一，城市为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特定、全面且具体的大空间背景，而后者也同时不断模塑前者的文学形象，二者相辅相成；其二，城市与公共空间的双向重构，主要表现为城市书写为公共空间提供新的叙事模式，公共空间的呈现方式也同时影响着城市的文学面貌——即城市形象的“再塑造”。

第四，关于当下狭邪小说中人物形象研究的检讨。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小说人物形象本身，进行定量、定性式考察——或进行身份分类，或进行性格阐释，或关注其叙事功能，而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研究格局，展开动态式研究。换句话说，对狭邪小说人物书写的关注，核心聚焦点并非人物群像的性格梳理与归类，还要思考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要素的杂糅中所暗含的一系列问题：狭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以什么方法建构的，是在什么语境中被建构的，是被什么群体建构的，其形象的形成过程又是否存在某种规律与塑造范式？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目前很少有跳出“人物形象的呈现”而讨论“人物形象的形成”者，这不失为一种遗憾。

第五，关于学界主流研究观念的检讨。百年来近代狭邪小说研究，可谓是从附丽于传统批评理论到依托于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转变，这一过程决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路，即需要首先完成对狭邪小说整体性的经典化评价，继而分别展开个体文本的艺术性考察。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其特殊性与连贯性：一方面，“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内涵相对来说比较贫乏，这种理论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实际影响更是甚微”㊼，若因循这种批评传统，主要以道德观念为标准，界定狭邪小说的主题旨意，内容深度及创作水平显然会失于偏仄；另一方面，西方叙事理论进入本土研究有一个适应和转化的过程，也会融合中国古代小说一贯的创作传统。小说的发展是一个基于高度整合的创作理念下连续、动态的过程，研究者在借用西方叙事理论考察狭邪小说创作时，不能忽略其对本土小说创作“传统”的继承。未来狭邪小说的研究新格局，应该在以动态的发展的小说史观为指导，以辩证的视角看待中国传统批评观念，科学合理地借鉴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构建更符合现代学科规范的狭邪小说研究框架。

注释：

①仇昉、卞秋华： 《百年来近代狭邪小说研究述评》，《宁夏大学学报》2007 年第6 期。

② ［清］韩邦庆著、典耀整理： 《海上花列传·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1 页。

③ ［清］梦花馆主江阴香：《九尾狐·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第1 页。

④［清］司香旧尉：《海上尘天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 页。

⑤ 《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1907 年9月21 日）。此广告又见于翌日《时报》，翌年二月二十四日《申报》。

⑥ ［清］魏秀仁：《花月痕·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421 页。

⑦ ［清］孙家振：《海上繁华梦·自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第1 页。

⑧ ［清］邗上蒙人：《风月梦·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1 页。

⑨张瑜：《由“推襟送抱”引发的文战——成舍我、张春帆关于〈九尾龟〉的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 年第4 期。

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38—250 页。

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参见《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309—319 页。

⑫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参见汤克勤、李珊编：《近代小说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87 页。

⑬何海鸣：《歇浦潮·序》，参见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58 页。

⑭赵景深：《〈品花宝鉴〉 考证》，参见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3 页。

⑮容肇祖：《〈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参见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200 页。

⑯阿英： 《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第202 页。

⑰北大中文系1995 级编委：《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353 页。

⑱周绍良：《〈品花宝鉴〉成书的年代》，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1 页。

⑲参见张俊： 《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⑳参见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㉑参见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㉒参见邱明正：《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㉓参见岳立松：《晚清狭邪文学与京沪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

㉔参见曾攀：《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年版。

㉕姜秋菊：《也谈〈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兼论陈森的生卒年》，《明清小说研究》2011 年第1 期。

㉖许隽超：《〈品花宝鉴〉成书时间新证》，《文献》2016 年第2 期。

㉗曾宪辉：《魏子要论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4 期。

㉘潘建国：《魏秀仁〈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探》，《文学评论》2005 年第5 期。

㉙白雪梅：《〈海上花列传〉 中高亚白之人物原型考》，《作家》2012 年总22 期。

㉚白雪梅：《〈海上花列传〉中方蓬壶现实人物原型考辨》，《作家》2012 年总24 期。

㉛叶舟：《洋场游魂：张春帆生平与〈九尾龟〉本事新考》,《上海文化》2020 年第10 期。

㉛薛英杰：《西方汉学界〈品花宝鉴〉研究的性别视角》，《文学与文化》2020 年第4 期。

㉝参见丁峰山：《近现代狭邪小说演变的转型意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

㉞陆杰：《科举、文人与青楼：晚清狭邪小说的类型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4 期。

㉟杜志军：《论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与〈红楼梦〉之关系：以叙事风格为考察中心》，载《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1997 年汇编，第233—254 页。

㊱姚玳玫：《语言寓意·结构寓意·空间寓意——吴语本〈海上花列传〉的叙事》，《文学评论》2012 年第5期。

㊲陆杰：《论晚清狭邪小说的空间意识与叙事结构变迁》，《北方论丛》2013 年第6 期。

㊳仇昉：《大观园与前期狭邪小说中的园林叙事》，《南都学坛》2006 年第6 期。

㊴邓大情、孙逊：《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变革及其小说史意义——以上海、广州为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14 年第4 期。

㊵李永东：《论上海空间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9 期。

㊶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1 期。

㊷冯伟：《现代性视域下晚清通俗文学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九尾龟〉为例》，《上海文化》2022年第2 期。

㊸栾梅健：《“溢恶型”狭邪小说的历史价值及文学的现代性起源》，《文学评论》2007 年第2 期。

㊹赵坤： 《狭邪小说的过渡性与末世文人心态》，《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第2 期。

㊺殷红： 《“借来的时空”和“身体”的“释放”——晚清狭邪小说的名妓服饰与现代性》，《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6 期。

㊻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16 页。

㊼谭帆：《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检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版，第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