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庆 李 勇

屈骚研究，历来称难，清朝学者姚培谦、张亦枢即有“读庄易，读骚难”之叹①，而吴世尚也有“骚难读于诗，难解于诗”之感②。屈骚中，又以《天问》最难解。其难解不仅在于字句及本事，更在于那“放言无惮”的诸多问题里所潜藏浸润着的屈原的卓越思想和深层心理。前者历来为人所注意，有学者甚至穷其一生殚精竭虑去索解；而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却注意不够，有的甚至完全忽略，而这恰恰是《天问》研究中最该重视的。下面，笔者便以“鲧禹治水”为例，对此予以深入的探讨和说明。

鲧和禹的事迹在《天问》中占有相当比重，它们两次出现，一次出现于该诗前部：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弦，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另一处出现于诗之中部：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蘜，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首先需特别说明，历来有些学者判定这两段文字出现的地方有问题，也就是说，有错简。他们认为，既然都是写鲧、禹的事迹，那就应放在一起。于是，或将后段并入前段，放到前面天地宇宙生成部分；或将前段并入后段，纳入夏朝历史部分③。然而这种做法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笔者对此也作过专门研究，发现凡是认定《天问》 有错简的学者，均是以叙事文学之结构强《天问》 文字以就范，而《天问》是抒情文学，它有着独特的三维立体的结构方式，而且屈原的宇宙观也是三维立体辩证的，切不可以二维平面线性的思维来看待。并且特别指出，所有（苏雪林一人除外） 认定《天问》有错简的，都忽略了考察其书写形式——一简究竟写多少字？而在不知《天问》书写形式的情况下，便动手对《天问》进行整理，无异于盲人摸象。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湖北大学学报》2001 年第5 期）、《屈骚艺术研究·第六章第二节〈天问结构探索的特殊性〉》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从太一生水看屈原天问之宇宙生成观》 （《中国楚辞学》第十八期） 等文。

这里举出的鲧、禹治水两段文字就是典型事例。第一段属于天地和宇宙部分。阅者也许有疑问：一是自然，一是人事，天地、宇宙与鲧、禹治水有何关系？在屈原看来是有关系的，因屈原的宇宙生成观是三维立体的，这其中有一维就是人。天地生成了人，人又反过来对天地起作用，干预天地的生成，这与楚简《太一生水》的观点是一致的。至于第二段，则属于历史——夏朝的历史，历史虽是人类活动的轨迹，而天地于其中亦有作用，故该段有神话出现。因而，两段虽同有鲧、禹出现，然侧重点大不相同。认定这两段错简的学者全不明此道理，强将两段并在一起，岂不大谬！如果再细细探析、体悟一下潜藏于其中的深邃思想和深层心理，便更会知道伟大诗人安排这两段文字的独特匠心。

当然，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太丰富，不是一篇小文能够容纳的，以下我们将集中探讨第一段文字里，所闪烁着的思想智慧的光芒——对人类决策痼结的终极追问。

先看这四句：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前两句，王逸注曰：“汩，治也。鸿，大水也。师，众也。尚，举也。言鲧才不任治鸿水，众人何以举之乎？”④洪兴祖补注曰：“《国语》曰：‘禹决汩九州’。汩，通也。 《荀子》 曰：‘禹有功，抑下鸿。’鸿即洪水也。 《尧典》曰：‘汤汤洪水方割，怀山襄陵，下民其咎，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续用弗成。’异，举也。”⑤王夫之曰：“不任，力不胜任也。尚，推高而举荐之。”⑥后两句，王逸注曰：“佥，众也。课，试也。言众人举鲧治水，尧知其不能，众人曰：‘何忧哉？何不先试之也。’”朱熹注曰：“尧知其不能，而众人以为无忧，尧何不且小试之？而遽行其说也？”⑦王夫之则注曰：“何忧，言可任治水而无患。”

这几家的解释，只有一点小小的差异（如究竟是任鲧治水无忧还是无患），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其意为：尧知道鲧不能胜任治理洪水之责，而众人却为何推举他，大家都说不必忧虑，何不让鲧治水试试。 详观历来研究屈骚者，绝大多数都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这四句之注释上，只有少数几人——如黄文焕，注意到屈原问这几句的深层心理与特定意义：

尧之任鲧，此千古君臣之恨端；禹不能救鲧，此千古父子之恨端也。故叙次天地日月之后，而亟继以禹、鲧之事也。信任上官，怀之不聪，原所深叹。而知人为艰帝犹尔尔。曰“何以尚之”“何不课而行之”，盖曰误信之嗟自帝世而已然矣，独今哉！⑧

应该特别说明，对文本字句的训诂与注释，绝对是必要的，它是作家作品研究之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很多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又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就像盖大楼，不能只打基础而不盖主体，汉以后一千多年的《天问》研究，便颇有点与之类似。此状况到明代才开始有了改变，黄文焕就是一典型事例。他开始探索屈原写这四句诗的动机，认为它们表达了君臣遇合之艰难，以及君王识贤臣之不易。君臣相识是一个千古难题，作为专制帝制时代的学者⑨，由尧、鲧的历史传说和屈原的政治活动联想到这一难题，是很自然的。不过黄文焕的这一研究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他对此处屈原思想与心理的探析还处于政治层面，并且多少还有点牵强。

如果仔细分析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屈原这里叩问苍天的，是长期郁结于胸的基本无解的难题——人类在决策认知上之痼结。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开篇即曰：“（屈原）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⑩司马迁用这几句高度凝练的话，说明屈原知识渊博、明于治国，且语言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他实际参与了最高层的决策，还经常代表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以实际能力和成绩得到楚王的高度信任。对于处理国事和决策中的艰难，他必深有体悟。至于他体悟到什么？我们自然无法全面了解，不过倒是可以通过《天问》的一些诗句，作点部分的了解。比如以上四句，就说明屈原已体会到人类在决策问题上的一个痼结——一个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这四句里出现了两类人物——尧和众人。尧是传说中的帝，按历史学家的说法是氏族首领；而“师”，按王逸等的注释是众人。尧知道鲧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治水，可众人一致举荐他，还说让鲧试一下没关系。尧只能服从众人的意见——要知道他虽被后人尊为帝，却不是后来历史上的帝王，他只是部落长，不能完全置众人意见于不顾，这当是尧无可奈何的选择。这就体现出人类在决策问题上的一种无奈：客观地说，个体与群体的意见都会有对有错，在这点上也不能以出现概率的多寡来肯定某一方——关键一刻之重要性往往胜过多少年。俗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只能是俗话而已，当时没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一千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的。这道理其实谁都懂，我们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然而到了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往往又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民主总归比专制好——尽管许多时候正确决策在少数人手里。因此，这一痼结人类今天仍然未能解决。如果用今天的习惯性语言来表述，鲧是在群众意见与个人意见对立的背景下被推到前台的，他服从了群众意见，为部落利益勇敢地承担了风险，由此也种下了祸根。

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头两句之解释，众说纷纭。王逸曰：“言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鲧何能复不听乎？”这是说鲧治水不成，被尧流放羽山，后死于此处⑪。鸟和虫子食其尸体，首尾相衔，鲧能再不听吗？意为鲧治水未听尧的话，被杀后只能听凭鸟与虫子食其身体。王逸之注没有证据，凭空想象太多。洪兴祖大约觉得不妥，便补注曰：“鸱，一名鸢也。曳，牵也，引也。听，从也。此言鲧违帝命而不听，何为听鸱龟之曳衔也？”洪注将“鸱龟曳衔”解释为一种行动，将“鲧何听焉”解释为鲧听从了鸱龟以行动显示的建议，这就比王注要合理一些。不过是何种行动？洪注仍未注明。至于与王逸一样说鲧未听尧的话，《天问》 里看不出这点，或恐是按儒家经典所言，亦或恐是将《山海经》的神话传说坐实。大概是看到王说和洪说的缺陷，朱熹作了另外的注释：“鸱龟事，无所见。旧说谓鲧死为鸱龟所食，鲧何以听而不争乎？特以意言之耳。详其文势，与下文应龙相类，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朱熹指出，王逸说为“以意言之耳”，按文意应是鲧听了“鸱龟曳衔”之计而失败。

至于“鸱龟曳衔”是何计？大多研究者认为是筑堤堵水，这点应可以肯定。然而鸱龟如何“曳衔”，说法则各种各样。有说是鸱龟首尾相接的；有说是鸱衔龟尾的；也有说鸱龟本为龟之一种，“曳衔”即“曳尾涂中”之意；还有说是鸱衔土，龟曳木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将不同说法归纳其共同点，则都肯定是暗示鲧筑堤堵水。此共同点并不影响下面的论析，故这里不必就那些细微分歧作一一考辨。

在这六句诗里，屈原问道：鲧为何要听从鸱龟的建议呢？若按鲧的方案坚持执行，最终应能获得成功，尧为何不让他继续下去呢？反而把他关到羽山三年后杀死？这里，人类在决策问题上的第二个痼结出现了——取得成功客观所需时间与人们主观要求难以统一，即是说，人们要求他完成任务的时间与客观上需要的时间往往有相当差距。这一痼结今天人类同样没有解决。鲧用阻与堵的办法治水，自有他的道理，可能还与众人商量过，也许现实中就有小规模成功的例子。有些人说的鲧用错了方法，应该疏导而不应堵，未免失之武断。眼前就有实例，黄河大堤不是堵吗？长江大堤不也是堵吗？史料证明，人类在中华大地繁衍前，黄河、长江就是通向大海的，人类在它们两岸筑堤怎能说不是办法呢？不过鲧的堵的办法，所需时间长，客观事实证明九年是不够的，也许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这里又有一个矛盾：办任何事情总得有一个时间期限，不能无限期拖下去。如果有以前类似的事务倒还好办，难的是开创性的工作很难有参照系的，只能有一个估计，可谁都不能保证估计给予的时间能满足客观所需的时间——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往往就牺牲在这个矛盾中！鲧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再看第三小节：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这一小节转问大禹治水之事。前两句，王逸注曰：“禹，鲧子也。言鲧愚狠，愎而生禹，禹小见其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也？”洪兴祖曰：“愎，戾也。诗云：‘出入腹我。’腹，怀抱也。”朱熹则干脆把“愎”改为“腹”——“伯禹腹鲧”，并注曰：“禹，鲧子也。腹，怀抱也。诗曰：‘出入腹我’”，其后又注曰：“若禹之圣德，则其所禀于天者清明纯粹，岂习于不善所能变乎？”两句的关键字是“愎”，然而要正确解释“愎”，不是简单的训诂能解决的，这里需略作辨析多说几句。儒家经典记载中，鲧是个恶臣，是尧时的四凶之一。就在前面“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两句后，洪兴祖补注所引《尚书·尧典》 几句下，孔安国传曰：“鲧性很（通‘狠’） 戾。”⑫后来儒生们即按此传授，王逸注也本着这一思想注“言鲧愚很（狠）”，洪兴祖可能感觉王注有问题，但又不能彻底否定儒家的结论，于是来了一个两相矛盾的注释——一边注“愎，戾也。”另一边又引《诗经·小雅·蓼莪》诗句，委婉地注“愎”为“腹”，是“怀抱”之义。至于两解哪种为确，洪兴祖只字不提。看朱熹注的开头几句，似乎是抛弃王注而就洪注。然而在后面的注释中，又以赞扬禹为天生圣德的方式，侧面说明鲧之“不善”——终究不敢直接否定儒家权威的经典。

那么屈原的观点呢？屈原对鲧也是如此看法吗？非也。从前两节诗句看，屈原对鲧应是高度同情的；从前面引录的另一处鲧禹治水的诗句看，也是如此。我们再看屈原的其它作品，《离骚》中，屈原也写到了鲧：“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婞直”为刚直之意⑬，这就是说鲧是因刚直敢言而亡。《九章·惜诵》中，屈原也写到了鲧：“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鲧坚持刚直敢言而不变，以致功败垂成。三篇作品中，屈原对鲧的明确肯定和高度同情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记载和儒生们传授的观点截然不同，那么形成屈原观点的材料来源于何处呢？很可能的是，来源于传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⑭。

这简直就是中国版的普罗米修斯！而很可能是以神话方式记录的鲧禹治水之历史。于今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是楚人的著作，记录的不仅是神话，还有实在的地理状况和族群历史。屈原是高度热爱本民族文化与神话的，《山海经》中之神话他肯定熟悉，而且其范围也肯定不限于《山海经》一书⑮。了解了这一点，对“伯禹愎鲧”的“愎”字之训释，我们心中就有底了。

儒家的鲧“狠戾”之说，屈原肯定是不取的。而“愎”通“腹”⑯，但解“腹”为在怀抱中，亦属牵强。至于将“腹”通“復”，解为“后”，或通“复”依《说文》解为“行故道也”，终嫌迂曲。这里“腹”的训释，应与《鲧禹治水》是一致的，就是“腹中所生”之意，屈原在《天问》 的这一段里，用的就是神话。那么这一小节的意思即是：大禹从鲧之腹中出来，是如何变化的？他承继了其父治水的规模与经验，终于获得巨大成功。为何当初继承父亲遗业，而其谋划方法不同？

由此，结合这第三小节诗文，联系屈原对鲧悲惨遭遇的高度同情及为其鸣不平，他心中淤积着的人类决策上的第三个痼结就显现出来了。

禹接替鲧治水，改变了他的方案，以疏导法历经13 年而取得成功。于是后人多肯定禹而否定鲧，禹作为成功者被人们无数次歌颂，鲧作为失败者而被无数次斥责。然而在这点上屈原是极少数的清醒者之一，他在《天问》明确指出，禹是继承鲧的事业在鲧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功。他在该小节诗句的后面还问道：“鲧何所营？禹何所成？”——鲧治水究竟做了些什么？禹的成就具体又在何处？其潜台词是，人们对于这二者其实是并不清楚的。这就导出了第三个痼结——失败与成功的两极反向放大。其实人们很清楚，在现实中，失败与成功往往只是一步之遥。成功者往往是踩着失败者的肩膀向上攀登的，失败者往往比成功者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血汗。可是一旦成功者登上那最后一步，人们便纷纷把花环抛向他，把垢诋甩向失败者。成功者占有了全部荣誉，失败者承担了全部责任。虽然历史上有夏、商、周三代祭祀鲧之记载（《左传·昭公七年》），然那是将其作为“化为黄熊”之神来祭祀。有人说历史与现实最终是公平的，其实远非如此，在有些问题上，历史与现实永远是不公平的！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陷于了沉思。对这三个决策痼结，人类有了解决办法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尽管与公元前时代相比，人类的科学技术不知进步了多少！现在人类已能潜入深海，飞上月球，并将飞船送入太空，却在决策这样极重要的问题上面对三个痼结束手无策。自西方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时代以来，关于思想理念、政治策略、决策方法、谋略手段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可没有那一本著作解决了这三个问题，甚至连发现、提到这类问题的人都极少。然而在2200 多年前，屈原能通过自己的治国理政活动，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哲思睿智，深刻理解了这三个痼结，且借由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以深邃的目光叩问苍穹、叩问历史，发出了对宇宙、人类历史与未来的终极之问！那么，将来会有答案吗？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恐怕遥遥无期——屈原这是明知故问。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诗人，这已毫无疑问；而他同时又具有独特杰出的思想，那么他同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吗？今天仍有不同看法。不过，“借一斑而窥全豹”，《天问》中屈原通过“鲧禹治水”对人类决策痼结的终极追问，也许会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另外，思想不等于哲学，思想也不等于政治。联想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杰出或伟大的思想家并非哲学家，而是诗人、作家、政治家、宗教改革家，如但丁、薄伽丘、马丁·路德、马基雅维利等；而既为杰出哲学家又是伟大思想家的，如培根、斯宾塞、伏尔泰等，都不是纯粹哲学家等既定事实，屈原是否为伟大思想家？实际已有了肯定的答案。

注释：

①姚培谦:《楚辞节注·张亦枢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刻本。按：此虽为张亦枢所言，而姚培谦亦有相似看法。

②吴世尚《楚辞疏·自序》，清雍正五年（1727） 尚有堂刊本；清代学者贺亦孙亦有同感，可见《骚筏·前言》，康熙庚子（1720） 《西河文集》本。

③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天问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苏雪林：《天问正简》，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 年版；台静农《楚辞天问新笺》，台北《东吴学报》1977 年第二号。

④王逸：《楚辞章句·天问》，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校勘汲古阁本。

⑤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天问》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89 页。

⑥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 页。

⑦⑪朱熹： 《楚辞集注·天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54、55 页。按，鲧在羽山究竟后来是自然死亡还是被尧杀死，也有两说。儒家学者多主张自然死亡，认为圣人宽厚仁慈，四凶都是流放自然死亡。朱熹即持此观点，可见《天问》该句之注。传说则是被尧杀死，可见《山海经·海内经》。

⑧参见黄文焕：《楚辞听直·天问》，清顺治十四年（1657） 补刻本。

⑨笔者认为，我国只有西周时期才是封建社会，而从秦至清两千余年社会的性质，决非封建的，而是东方特有的一种社会制度，我且称之为“中央集权帝制”。可参阅拙著《六十年读书一得·误会的历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0—152 页。

⑩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1 页。

⑫参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尧典》，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刻本1980 年版，第122 页。按此孔安国传有些学者认为是“旧传”，可见王力《古代汉语》 第二册第563 页注释①。

⑬王逸等注“婞”为“狠”，不确。

⑭袁珂：《山海经全译·海内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6—337 页。

⑮关于这点，笔者曾于拙著《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第一章第五节《言为心声——屈原文化心理试探》中，作过详细探讨。

⑯亦有一些学者判断“愎”是“腹”之传抄或版本之误，如俞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