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慧

源自欧美的embeddedness 理论通常译为嵌入性、嵌入论或者嵌入，亦有少部分学者将之译为镶嵌。嵌入性起初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概念工具，从学科而言，其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从国别来看，它从欧美移植至我国，逐渐在中国土壤上发生了理论迁移现象。嵌入性虽仍在我国社科理论工具箱中得到高频应用，但从内涵到研究方法均逐渐产生了不小改变，这种改变在近来文献中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有鉴于此，本文欲从嵌入性的国外理论源流开始，溯源其理论脉络与近来研究重点，阐释其国内理论迁移现象，并详细梳理其研究路径，以清晰把握这一重要理论的应用方法。

一、国外历史发展脉络

1944 年，制度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以下简称波兰尼） 为打破人们对于自我调节型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幻想，他在自己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经济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前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人们的交易行为常常是为非经济动机所驱动，亦受到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影响。19 世纪以后，试图“脱嵌”于社会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对社会组织结构造成了致命性破坏，因而遭到了社会的反抗、干涉与改造。①虽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直被引用为嵌入性理论的起源之作，但波兰尼并未在这本书中专门就该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等一般性内容展开阐释，事实上，“嵌入”二字在书中仅出现过寥寥数次。1957 年，波兰尼在《经济——有制度的过程》一文中再次断言，经济不仅嵌入在经济制度中，也嵌入在非经济制度里，“宗教或政府对于经济的结构和功能发挥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之苦的工具和机器一样重要”②。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嵌入于社会的命题从此逐渐流行起来③，制度对经济绩效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由于该命题过于宽泛，而波兰尼亦未能提出“一个具有分析力的操作性架构”，因而其理论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但其嵌入性概念却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引起了重视。④

1985 年，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嵌入性理论观点，嵌入性从一个制度经济学概念转变为社会学概念，并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成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格兰诺维特主要从事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探讨人际关系在交易行为、信息传播和集体行动等领域的作用。虽然格兰诺维特本人否认其嵌入性理论与波兰尼嵌入性理论之间的继承性⑤，但二者无疑有着共同的主旨，即人类经济活动与其社会背景拥有密切联系并受其深刻影响。格兰诺维特根据其研究领域缩小了社会背景的范围，强调经济行动的人际关系背景。⑥他指出，在社会学家主张的完全服从集体价值规范的过度社会化观点，以及经济学家主张的脱离社会关系、自我调节的低度社会化观点之间，实际存在一条中间道路，即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结构。“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⑦因此，这是一种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社会学“社会人”主张之间，保留了行动者一定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社会嵌入。格兰诺维特本人的研究虽以社会关系嵌入性为代表，但他在多年后澄清，自己实际将嵌入性视为一个统摄性概念，认为其研究“经济活动与其所混杂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元素之间的关联”⑧，从而吹响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号角。

格兰诺维特之所以特意声明其研究旨趣，是因为其对于社会网络嵌入性的阐发遭遇了很多批评的声音。例如，巴伯（Bernard Barber） 批评了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狭隘性，他认为，波兰尼仅指出了前市场经济的交易体系嵌入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却将市场经济体系脱嵌于社会⑨，而格兰诺维特则忽略了社会结构中除人际关系以外的其他部分以及文化结构。⑩巴伯的观点在对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批评意见中具有代表性，虽然他对前人观点有所误解，但是其根本主张获得了赞同，“一切经济类型均嵌入在一个更大的复合社会体系之中，其中尤其要着重分析该体系中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与人格因素”。⑪

人们普遍认为，嵌入性理论自波兰尼发端，而其分析模式的发展则从格兰诺维特开始。为此有学者将把市场视为社会从属部分的波兰尼嵌入论称为“本体论嵌入观”，而把格兰诺维特对嵌入路径的研究称为“方法论嵌入观”。⑫格兰诺维特对于嵌入性作为一种视角的阐释令这个概念更加具有理论阐发的价值，从而引发了“嵌入性”理论应用的流行，因此一般认为，格兰诺维特是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的开创者。基于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分析，人们展开了对这种嵌入关系的类型化研究和嵌入机制的研究。

总之，在上述研究中，嵌入性是一个“经济行动的逻辑问题”，其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对于经济行为的结构性影响。⑬英语文献的嵌入性研究中以社会关系网络研究为主流，相关文献集中于新经济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主题多见为社会网络结构的类型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组织绩效产生的影响。例如，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嵌入性的作用类似于社会资本，如格兰诺维特发现弱关系和较短的信息链在找到好工作上效用更大⑭，乌兹（Brian Uzzi）发现公司与银行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够增加公司获取贷款的机会，并帮助其争取更低利率，在此过程中，弱关系和强关系之间能够起到互补作用。⑮此外，也存在政治嵌入性等其他社会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⑯在管理学领域，米切尔（Terence R.Mitchell） 等提出了“工作嵌入性”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个体员工与同事和团队的关系、对自身与工作和组织相匹配的感受和预估离职成本三个因素，米切尔还指出，该嵌入性指标与个体的离职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工作嵌入性”与社会网络理论在社会关系的影响方面观点相似，但作者强调其对于“嵌入性”的使用场景较之社会学研究狭窄许多。⑰近年来，有关嵌入性本身的专门研究减少了，以嵌入性作为确定性理论前提的研究增加了，例如有关移民生活方式、警察执法方式等活动的社会网络和历史文化嵌入性等经济现象以外的话题较为多见，但并不再对嵌入性理论本身进行详细讨论。⑱可以说，无论是否围绕经济活动展开，英语嵌入性研究始终未曾大幅度脱离自波兰尼以来的“嵌入性”理论内涵，即社会环境对其他人类活动方式的深刻影响。

二、国内理论迁移

嵌入性原指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但是经过了长期的理论应用与各学科借鉴使用之后，其含义逐渐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概念伞。尤其是在介绍到我国之后，在有意识的理论迁移之下，嵌入性理论从新经济社会学溢出，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国家治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了阐释国家与社会协同从事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概念工具。

（一） 原始含义淡化与理论迁移

如同治理、国家能力等既属专有名词也用作日常口语使用的词汇一般，嵌入性理论在被引介到我国之后，不仅产生了大量有关经济行为的社会基础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原本加诸在“嵌入”之上的理论意涵在广泛的使用过程中逐渐淡化，甚至演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介入之意，与原初的含义相距甚远。因为表现为“介入”的这种合作或者作用方式的普遍性，以及嵌入一词在描述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上的准确性。由此，嵌入理论的应用也就逐渐泛化，进入、介入、加入、植入、参与、根植、内置、输入、渗透、融入、契合等类似词语常见于嵌入性相关研究文献。到如今，嵌入性理论在中国已成为了“泛指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植入另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之中”的理论。⑲嵌入性这一波兰尼的著名学术贡献已经“成为无数混乱的根源”⑳，人们指出这个词语“被使用太滥”，导致其意义“失真”。㉑

一方面，单纯使用嵌入和embeddedness 字面含义、而与嵌入性理论无关的研究有不少，甚至有论文在文中专门澄清其所使用的“嵌入性”与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无关。㉒另一方面，嵌入性这一概念工具与研究范式的应用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关系研究延伸、移植到了其他领域，与众多的主体、行动场景和行动机制相结合，出现了多样化、大范围的议题扩散现象。

举例来说，“嵌入”一词常常出现在我国领导人讲话和党政文件中，并且所涉领域广泛。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2016 年，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㉓2021 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从语境看来，三个嵌入都可以说只是运用了该词的中文字面含义，即一种事物包含于另一种事物之中的空间性交互或共生现象㉔，与格兰诺维特引领的新经济社会学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述每一个政策均拥有运用嵌入性理论进行阐发的文献㉕，并且实现了自圆其说，可见嵌入性理论有着强大的解释力。这种将解释经济行为之社会基础的概念和理论用于解释其他关系的行为便是理论迁移，我们“不一定要按照概念提出者赋予的既定意义去使用概念，而是在某种相近的意义上展开分析，并用于新的分析对象，这样或许会延长这一概念的分析链条，并使这一概念有更宽广的意义。”㉖

（二） 溢出至国家治理领域

在我国，嵌入性尤其被广泛应用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形成了丰富的嵌入式监管、嵌入式治理、嵌入式控制、嵌入式法治的研究。㉗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国家超越组织边界来实施对社会的内生性干预，并因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私融合。换言之，就是国家通过渗透社会、改造社会来与社会实现共治，其本质特征在于异质性干预和间接治理。国家权力作为一股异质性力量进入社会，文本上的法律也作为社会自治规范的异质性规则进入社会，这一进入的过程就是嵌入，因此其被广泛地应用到国家在治理过程中与社会的博弈关系上来。从现有嵌入性理论应用研究来看，大到国家推动国内特定产业的发展㉘，中如一个城市地方政府对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的干预策略㉙，小到特定乡村扶贫活动的开展㉚，都有嵌入性理论的应用。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也存在有关国家以制度嵌入网络空间，以实现国家管制权力在网络空间全面深入渗透的研究。㉛

具体举例来说，“嵌入式控制”可以是指“乡镇政权必须嵌入乡村社会内部，扮演领导兼协同村组干部的双重角色，综合利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和人情、面子、常理等地方非正式规范，以实现对村庄及农民的控制和改造目标。”㉛此外，“嵌入式控制”还可以指作为政治因素的政府“嵌入到社团的组织机构设置和日常管理中，进而强化对社团的控制。”㉝刘鹏则为“嵌入性”概念赋予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和逻辑进行深度干预和调控的内涵。㉞因此，溢出到国家治理领域的嵌入性概念通常包含以下几点基本内容：一是一个异质性的主体（国家） 进入另一个主体（社会） 内部；二是双方资源互通有无、综合利用；三是需要调和双方各自的行为规范、治理机制等规范性内容；四是嵌入目的虽不一定是为了控制嵌入客体，但是具有对其进行一定程度改变的要求，从而推动实施一些在外部问题内部化之前无法实现的目标。㉟可见，嵌入式治理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角度与研究进路

由于嵌入性理论存在多种差异较大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进路，致使其研究方法常常令人感到困惑，并进而对该理论产生诸多疑问。因此需对该理论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辨别，以寻得恰当进路来阐释其他命题。

（一） 宏观、中观与微观角度

嵌入性研究中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角度，可以分别类比数学中的公理、定理和应用题。在宏观角度，组织与活动嵌入于一些整体性社会背景环境概念，如波兰尼指出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制度。该视角目的是提示社会因素对于经济行为的重要性，往往作为用于引出后续论证的大前提。因而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制度是一种整体性、公理式的归纳和定性，被称为不可分析型研究策略㊱，但可以为进一步的定理式理论的提出和验证提供指导和论证对象。在中观角度，特定社会结构、法律制度、文化背景等常常作为社会活动的基本背景进行研究，如格兰诺维特所论证的经济活动嵌入个人关系网络。在微观角度，自格兰诺维特开辟了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之后，实证研究成为了嵌入性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人们对具体个案中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嵌入关系进行观察与评论，给出经验性结论。如乌兹通过对纽约市23 家女装公司展开实地调研，探究了这些公司所嵌入的企业关系网络对其经营产生的影响。㊲宏观背景、中观结构与微观个案三个研究角度在应用中无法截然分开，而实际常常混合使用。例如，波兰尼在“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环境”的命题下，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子命题，并进而用“提克匹亚语中的兀突”作为社会关系传统限制了交易的一个例子，来论证这种情形的存在。㊳

（二） 原生性嵌入与后天性嵌入

王思斌的嵌入性研究与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存在差异。王思斌指出，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性是指经济活动无法脱离社会关系，与其紧密联结、交织、渗透、融合、不可分离。在此意义上，嵌入性就是“某一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之中去的过程和状态”。㊴由于两种事物可能天然便具有联系，因此这种嵌入过程是不明显的。换言之，嵌入主体内生于嵌入客体，嵌入客体在嵌入主体发挥相对独立的能动作用之前便业已存在。王思斌通过理论迁移，将前述原初概念延伸为结构性嵌入即嵌套，嵌套是指某一独立事物从无到有、“物理性地”嵌套在另一独立结构之中，例如，他所分析的外来专业社会工作在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地进入本土原生社会工作实践领地中，但二者仍旧相互分离。㊵又如，由上级部门临时下派驻村干部来介入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本土村官的治理工作，其任命、资源和考核均来自于派出单位，短期驻村后立即调任，被称为“嵌入型村官”。㊶

实际上，即使是在王思斌所讲述的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政府社会工作故事中，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也难言是物理性分离的。专业社会工作的“自主性还受到政府主导的制度、系统以至观念意识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在决策中吸纳专业意见，在实践中吸收专业人员参与，二者是相互建构关系。㊷因此，通过比较，可将这两种嵌入方式概括为原生性嵌入与后天性嵌入，前者强调天然联结性，后者强调嵌入过程，但嵌入后的效果一致，即两种事物均处于相对自主又相互依赖状态，此即为该现象被命名为“嵌入”的原因。

（三） 背景进路与行为进路

研究进路不同能使同一个“嵌入”表达出不同含义：一种嵌入强调背景环境的影响和对背景的融入，另一种嵌入是对其他主体的主动植入。例如，在提及“制度嵌入”时，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主体嵌入于特定制度环境受其影响，二是主体将一定的制度嵌入客体中（实际是改变客体生存的制度环境） 以谋求对其产生影响。㊸显然，语义不同的根源在于嵌入主体本身是制度提供者还是受制度约束者。

1.背景进路

背景进路的嵌入性研究看重嵌入客体对嵌入主体的影响，强调二者的相互融入、密不可分，将之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侧重于对嵌入客体的价值阐发。例如，西方经典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人际关系） 对经济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研究，就是对消极的、被动嵌入环境中所蕴含的外生变量作用于经济活动的研究。这种研究视角坚持嵌入性的原旨性内涵，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流派以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研究经济活动，就是以嵌入性作为基本理论范式。我国学者的研究则常常以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来解释这种现象，尤其是以此来阐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博弈与耦合，例如，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农村劳动力市场结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村庄派系势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等制度活动背景的研究。㊹

首先，因为需要利用嵌入主体所嵌入的社会结构来实现目的，嵌入客体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作用绩效便成为研究对象，因而实证研究成为主流方法。例如，有人际关系嵌入对找工作影响的研究㊺，组织嵌入对员工忠诚与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㊻也因此有学者指出，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新经济社会学只研究社会对于经济的影响，却不再遵循经济社会学旧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关系。新经济社会学的背景进路型嵌入性研究，虽在研究目的中提出其试图找到社会化不足与社会化过度之间的中间道路，却在真正的研究过程中忽视了社会人的理性选择。㊼

其次，无论是否认识到前述问题后采取的修正，背景进路的嵌入性研究亦在嵌入客体的价值阐释以外，论证个人在社会背景的制约中仍有余裕从事理性活动。2017 年，格兰诺维特在新书《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最后一章“个体行为与社会制度”中，阐释和论证了经济行为者在同时存在的诸多社会制度和社会网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进行选择和组合运用以解决问题的现象，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能够“兜转回来影响规范、文化和能塑造未来活动的行为方式”。㊽格兰诺维特认识到，社会结构影响力的嵌入主体也会自觉调整行为策略，以适应环境、融入环境并利用改造环境以有利于其行动，将嵌入背景中的社会资本转化为自身发展的资源，这就是社会嵌入性的“既存状态与理性行为的统一”。㊾如为利用环境的认知嵌入性而求取社会信任，为运用结构嵌入性而与所在组织交流人员，为利用关系嵌入性而主动与当地社会关系建立联系。㊿总之，该进路反映的正是行动者在其所深深嵌入的社会结构中采取有目的的理性行动。

2.行为进路

另有一部分学者偏重于研究嵌入主体的嵌入行为，相关研究明确将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视为独立个体，并分析其嵌入机制。有学者将其与背景进路研究的微妙差别描述为“嵌入到”和“嵌入于”。前者意味着嵌入客体的结构中增加了嵌入主体这一新部分，“到”字突出能动性和嵌入后二者仍相分离的状态；“于”字则意味着嵌入客体的结构不变，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相融合而不可分割。为了实现资源互补、机制整合或者改变嵌入客体而采取行动建立联系，这是一种主动嵌入的行为。其将原本具有被动含义的（被） 嵌入性embeddedness 转化为主动的“嵌入进”embed into，着重考察嵌入机制和嵌入过程，嵌入主体往往将特定要素植入客体，如政治意图、制度、物质资源与合法性，等等。

嵌入即介入。将外来因素介入原有机制，这种介入关系体现出主体为辅、客体为主的体制格局特征。该进路强调成功的嵌入应发挥嵌入主客体双方的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主体在其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客体让渡活动空间。介入意味着嵌入主体将自身置于客体的结构体系之中，因此需要认同并遵守对方的价值与规则，从而克服彼此之间原本因异质存在的张力，从“他者”身份转化为伙伴身份，方能获得接受，不被当作异端排除出去，将自身活动与嵌入客体的运转相协调。因为这种结构上的密切性会令双方形成共存共生关系，有学者称嵌入客体为“母体”，嵌入方需在尊重母体原有制度的前提下对自身元素进行调适方能避免“脱嵌”。

嵌入即植入。在嵌入主体进入异质性客体之后，便会随着联结的达成和互动的增加与嵌入客体模糊彼此边界，而这也常常是嵌入行为的目的所在，即实现两个体系之间“互惠、可期的交流机制”。该进路亦称“植入”或者“内植”，意为嵌入主体通过与嵌入客体的有机结合，以理念内化、人事加入、提供物质资源等支持方式对其产生影响，从而有别于对其从表面上进行的刚性控制，因此亦可称为“融合”。长期的定向资源输出本质为日常而持续性的渗透同化，在客体形成高度的资源依赖之后，嵌入主体就能够在并不掌握管理权限的情况下取得对嵌入客体管理、业务乃至技术、产品的实际控制，从而得以实现对其实际支配。有学者便由此提出了从嵌入到协同再到融合之路，并指出“融合是指原本有差异的东西实现了有机结合，参与各方并非完全相同，但它们实现了异质整合”。

国家治理即嵌入。相较于背景进路，行为进路的嵌入性研究在我国更为普遍，展示了嵌入性理论在移植到中国之后从词义到用法的迁移。我国因为长期以来有着城乡二元治理的传统，存在乡村社会自治为主而国家政权渗透不足的情况，法律下乡、文化下乡、资本下乡等国家主导活动有着强烈的外部力量渗透本土社会体制色彩，因而嵌入性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其他领域，如国家治理力量渗透城市基层治理领域，或者社会组织渗透以国家行政体制为主体的治理领域，亦是同理。国家治理体现为国家通过理念、权力、组织、资源和文化上的一系列嵌入措施，辅助社会力量自主治理公共事务。但是由于嵌入活动若要成功，便不得不立基于当下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下乡的过程中无不因重视人际关系嵌入性而致力于与村干部产生联系，因认识到文化嵌入性而尝试用当地常见、乐见的方式从事宣传和其他工作。

在此进路上较有代表性的是党组织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嵌入活动，其不仅是典型的异质性组织完整地进入其他组织体制内部的现象，还因其具有强大的价值观与组织、活动能力，呈现出积极的嵌入态势，从思想文化、内部治理到日常活动中均以嵌入为前提发挥着内部干预作用。因此，党建嵌入研究在我国嵌入性理论的运用中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在反向的社会对国家的嵌入活动中，专业社会工作、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占据主要（或是全部） 地位的行政工作活动场域，开展活动、发展壮大的“夹缝中求生”式嵌入研究亦在字面与“嵌入”一词十分相符，因而被相关学者称为“嵌套”“套娃”式嵌入。

3.二者结合

正如嵌入一词既可解释为主体包含于被嵌入的客体中，又可作动词性的镶嵌使用，背景进路与行为进路的界限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行动进路本身就是从背景进路经过理论迁移的衍生品，保留了背景进路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根本来说，两种进路均意味着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主体与外部主体和环境密切联系，受制于并利用这种联系从而实现自身目的。两种进路的结合就是在侧重于一方的同时描述二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即“嵌入关系”研究。例如，埃文斯的名著《嵌入式自主》虽使用了Embedded Autonomy 的书名，内容却既包括国家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也包含国家使用人事嵌入、资金嵌入、项目嵌入等多种机制主动与私营部门建立联系，扶植其成长。又如，有研究认为，我国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双向嵌入关系，社会组织“嵌入于”国家，从这一背景环境中汲取资源支持，但国家亦同时反向嵌入社会组织当中，将其意志和目标植入社会组织的活动里。虽其实际体现的均为国家向社会组织单向度的资源和要素流动，但存在着汲取和植入的主动性区别。

四、研究框架：嵌入机制与嵌入关系

嵌入活动的基本目标是与嵌入客体相契合，即学习怎样带着镣铐跳舞，利用已有规则发挥自身优势，从而进一步利用该环境来达成个体目标。在背景进路的嵌入性理论中，研究对象是嵌入客体对嵌入主体产生影响的因素，而在行为进路中，研究内容则是嵌入主体介入嵌入客体的手段，其中的嵌入机制与主体关系通常作为该理论的实证研究框架出现。

（一） 嵌入机制

1.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

格兰诺维特基于其社会网络研究提出应重视“社会关系的来龙去脉”和“社会关系在各类关系中的相对位置”，也就是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时间嵌入，这成为了嵌入性研究的基础性框架。时间嵌入是指历史对现在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塑造，人们对此讨论并不多，其他两种嵌入关系则得到了广泛应用。关系嵌入指的是一对一的双边人际关系对于个人的经济行动与经济行为效果的影响，衡量标准为关系紧密度的强弱，如格兰诺维特对于强联系与弱联系的研究。结构嵌入则指个人所身处的“网络的整体结构”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内容是嵌入主体在更大范围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位置，以及该社会网络本身特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如结构洞理论。

2.认知、文化和政治嵌入

在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性分析之后，人们继续发掘了经济行为在社会系统其他因素当中的嵌入机制，其中代表性观点是佐金（Sharon Zukin）和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 于1990 年提出的四类型说。他们在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批评中总结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至少与四种嵌入形式关联。这四种嵌入分别是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认知嵌入提示了人们从事经济行为时仅能掌握有限理性；文化嵌入是指“共享的集体理解在塑造经济策略与目标时所起到的作用”；结构嵌入与格兰诺维特的阐释相同，均意为经济交易关涉特定的人际关系背景，而这种社会网络有时能够对经济市场的运作产生极大影响；政治嵌入是指国家法律体系、集体协商体制等因素对经济决策产生影响的方式，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上述四类型不仅广泛应用于背景嵌入式研究，也在行为嵌入型研究中运用甚广。例如，在背景进路上，有学者将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在宏观意义上，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影响，在中观意义上，经济行为受到小范围内伦理习惯的制约，微观文化则是指企业经营理念等组织内部文化。而在行为进路上，文化嵌入则是指将嵌入主体的价值观能动地植入嵌入客体中，通过宣传教育、组织文化活动等濡化行为，在内部的认知与思想上对客体产生影响，从而潜移默化地改造客体。

政治嵌入在我国则更多地出现在国家治理与国家构建相关研究中。在背景进路研究中，人们将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党建活动的行为称为政治嵌入，即社会组织主动融入党的政治环境。政治嵌入的具体手段还包括认知嵌入（学习党的意识形态）、业务嵌入（将自身业务与党建活动融合起来） 和人员嵌入（社会组织成员进入体制或成员入党、吸纳党员）。在行为进路研究中，政治嵌入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约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社会组织培育过程进行制度和政策规定的政策嵌入、对其活动开展调控的管理嵌入、提供经济资源的经济嵌入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嵌入。可见，政治嵌入是一个综合性嵌入方案，其嵌入目的是让非公权力组织主动或被动承担起一定的政治职责而成为国家基层治理的载体，因而在其原本价值取向之外又赋予其政治性价值取向，并令其受到市场规则、社会规范以外的政治性规范的约束。

3.制度嵌入

应该说，制度嵌入首先是一种背景进路的嵌入方式，即佐金与迪马吉奥的政治嵌入说，指嵌入主体行动受到其外部制度环境的引导促进或者限制约束，因此这种嵌入方式常常与强调制度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制度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因制度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制度的博弈及对公民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便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代表性的有消费行为和旅游业发展中的制度嵌入性研究。而在行为进路嵌入研究中，制度嵌入被用来指国家针对社会事务作出决策，并将依据决策制定的制度规则介入到受嵌主体原生规则之中的行为，由于其通常需要通过以国家强制权力为后盾的行政行为得以落实，这种行政行为的实施亦被称为“行政嵌入”。

4.人事嵌入

人事嵌入又称组织嵌入，通过人事的渗透，以共同的人员为媒介在嵌入主体与客体之间起到联系作用，并对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人事嵌入是对格兰诺维特关系嵌入性的发挥，正是由于认识到人际关系在处理合作事务中的重要性，才产生出了这种行为策略。其在实践过程中通常具体表现为将嵌入客体的负责人吸纳进嵌入组织中，或是安排与嵌入主体具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在嵌入客体入职。在我国，我们党嵌入社会的典型方式是在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从而从人事嵌入提升为“组织嵌入”。

5.资源嵌入

资源嵌入通常包括提供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其中重点是经济性嵌入，如扶贫工作中的上级政府拨款、企业以资金扶村、社会捐款等外部资源嵌入。在有些情形下，国家对社会主体的资源嵌入甚至能够与其形成雇佣关系或股东之类的直接控制关系。

6.社会嵌入

青木昌彦用嵌入性解释博弈论问题，提出了社会嵌入，意为将有关取得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博弈嵌入到其他博弈关系中，令人们在追求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的目标激励下达成其他博弈关系。例如，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使用中嵌入社会资本博弈，人们便可能会为了避免失去社会认可而放弃原本的搭便车计划，自觉与其他成员合作，遵守共用公共资源的社会规范。可以看出，这种描述方向恰与格兰诺维特经济活动嵌入人际关系的方向相反，但其中所含有的联结与影响意义相同。这是因为格兰诺维特将人际关系视为经济行动生长于此、无法分隔的社会背景，青木昌彦则将两种博弈关系（他称为“域”） 视为相互分离的、可以同时参加的两个并列社会博弈过程，而社会交换博弈甚至可能因无法达成足够规模而不能形成嵌入。

（二） 嵌入与自主

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作为对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中间进路的理论探索，这种中度社会化意味着人们在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之下从事理性活动，因而是嵌入而不是分离的原子化个体，也不能与背景完全融合同化。换言之，嵌入主体在与背景环境密切联系合作的同时保持着一定的自主性，嵌入客体亦是如此。嵌入主体虽名为“主”，但实为受嵌主体之“客”，因此应客随主便、入乡随俗，不能破坏嵌入客体的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否则将从“嵌入”变为摧毁、取代，反观亦是同理。

自主是指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即使在受到外界反对的情形下，亦能保持自身独立的决策能力、行动逻辑和治理机制，以实践自身意志、实现自身目标，因此又称“隔离性”。由于隐含了嵌入与独立自主同时存在的设定，嵌入性理论被大量应用于政社合作的国家治理研究之中，嵌入式治理、嵌入式发展都隐含了国家治理目标与社会自主性之间的平衡，即相互合作、相互影响和不被同化之间的平衡。“嵌入社会为国家提供了信息来源和政策执行渠道，增进了国家的竞争力。自主性则弥补了嵌入性之不足，防止国家为零散的社会力量所俘获，以免国家自身的凝聚力被破坏，并最终损害其社会对话者的凝聚力。”还有学者将嵌入而保持一定程度自主性的关系描述为“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则为“在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与政府保持一步之遥”。

不可否认，除了公共价值和共同目标之外，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国家均拥有自身的独立价值观念、偏好和利益，这也是嵌入性理论适用的前提。若不在这个前提下实施国家嵌入行为，在国家力量更为强大的情形下，国家将吞并社会；在社会力量压倒国家能力时，国家又可能为社会力量所俘获，致使其资源和力量成为特定社会主体或阶层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工具，而国家目标却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制定独立的、以国家意志和利益为准的国家目标。如此皆不是真正的“嵌入”行为，而是同化行为。因此，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是嵌入的前提。

首先，在嵌入活动中，嵌入双方的自主性都不可避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因为嵌入本质是一种联结方式，产生联系的双方会对彼此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嵌入客体而言，外部因素的介入必定将占据其部分自主空间，甚至借用或抢占其资源，而嵌入主体要在外部环境中开展活动，也需要与嵌入客体发起合作，并受其制约。因此，学者们将嵌入理论发展为“相互嵌入”，并进而指出其中的相互建构作用。自主性的削弱有主动与被动两种情形，无论是主动退让还是强势挤占，两种进路取决于嵌入关系双方各自的行动策略。例如，社会组织嵌入在党和国家所构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环境中，其政治影响产生于国家主动“留下的广泛的、实施非正式政策影响的空间”，通过该渠道，国家便可以依照自身意志，选择性地采纳社会组织意见。

其次，嵌入双方的权力范围常常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例如，在政治学研究中存在大量国家为社会力量所俘获的案例，典型案例如米格代尔在《强社会与弱国家》中所观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就近也可在各种国家官员腐败案例中发现端倪。在国家能力具有优势的情形下，行政权力的膨胀特性可能会导致其超越原定嵌入范围，试图掌控更多社会事务，致使社会主体的自由行动范围被迫缩小，例如公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现象的出现。在更加严重的情形中，社会自主性的丧失还可表现为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其剥夺一大部分人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来满足另一少部分人的利益需求。

再次，嵌入活动容易出现嵌入不足和嵌入过度两个问题。嵌入不足则无法达成有效合作，过高程度的嵌入或者说融入则容易削弱嵌入主体或客体的自主性，从而令其难以依照自身意志实现独立目标。学者认为，在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过高程度嵌入（over-embeddedness） 能够带来特殊的交易机会，但也可能导致主体被牢牢限制在该内部关系网络之中而缺少新的有效信息，这也可能导致企业深陷救济关系企业的道义义务当中无法自拔等不良后果，因而，过高或过低的嵌入程度均有可能对嵌入主体产生不利。在我国，过度嵌入的典型案例是农村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国家对农村的全面、深入控制，其压抑了农民的自主性、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不仅导致了人民公社后期出现的低效率，也在全能型政府因强力控制难以为继而放弃时留下了嵌入过低的恶果，产生了治理机制空白。

在此方面，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由于我国已存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工作运行体制，因而社会组织想要让其专业社会工作进入这一领域，就需要“嵌入”政府让渡的空间，即充分利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所创造的嵌入机会。在理论上，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提供的物质资源、合法性资源和制度约束，但保持合理的独立自主性，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高质量完成政府提供的项目，也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实际情形中，政府因为行为惯性往往过多地干预或控制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因依赖政府资源而容易过度迎合政府指令，这就造成社会组织本身在组织体制和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上被行政机关同化，其专业优势未能在治理成效中彰显，政府的制度创新也逐渐沦为形式。因而，嵌入方式和嵌入程度的不当可能会造成以公私合作、各自发挥优势为路径的嵌入关系变成公私同化的收编关系。总之，嵌入与自主这一对关系必须达成平衡，方能实现合作目标。

（三） 反嵌与互嵌

对于嵌入关系的研究包含单向、双向以及多向的情形，以前两种居多。嵌入性并不只是一种单项输入，鉴于联系与影响是相互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不仅表现为国家嵌入社会，而且在于社会反向嵌入国家，从而形成互嵌状态。通过双方的能动活动形成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双向嵌入关系所欲达成的目标。例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嵌入性发展关系是一种交互作用体系，其间政府植入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对其进行调适，而社会组织则借助于该过程中政府提供的政治机会进行反向嵌入，进而“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形成双向嵌入、相互形塑的关系。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国家在基层自治中实施的政党嵌入亦得到了基层群众的反向嵌入，如群众通过嵌入当地的人大代表形成正式议案，从而向国家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嵌入主体的嵌入渠道从反方向看来亦可成为嵌入客体的反嵌渠道，尤其是在主体刻意建立并维护了正式反嵌渠道的情形下，便形成了嵌入—吸纳并举型体制。

我国的政社力量对比长期以来都有强国家、弱社会之称，近年来也有学者评价该格局已进化至强国家与半弱社会，但目标则均为强国家与强社会的结合。国家嵌入社会从而实施治理的活动本质是一种社会动员，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产生或增加了与国家联系、要求国家满足其愿望的互动需要，在此情形下，国家为了政治的稳定必须扩大体制容纳能力，这取决于国家能否保持开放性，提供并有效维护反向嵌入渠道。反嵌与互嵌现象反映了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的自主性，任何一方都应对另一方产生影响，但不能沦为对方的附庸。

五、结语

作为一个阐释事物之间联系并主张建构、利用联系的概念，嵌入性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历经几十年的应用与理论迁移，其内涵在辩证讨论中逐渐得到了补充完善，应用领域亦得到拓展。嵌入性概念原本用于描述经济活动受其所处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理论演化，如今被我国学者广泛应用于国家治理领域。嵌入性理论“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政府在社会之上行使的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的权力”，因而与国家治理理念相契合，符合国家主导、社会协同的时代治理策略。既往研究为国家嵌入社会并主导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治理提供了多种具体机制方面的理论经验，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亦应吸取嵌入性的理论内核，维持国家与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并鼓励和促进社会的反向嵌入，从而实现协同共治的善治目标。

注释：

①⑳㊳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15、53 页。

②［英］卡尔·波兰尼：《经济——有制度的过程》，载［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编著：《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瞿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9 页。

③ Gareth Dale, Lineages of Embeddedness: On the Antecedents and Successors of a Polanyian Concep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11, 70(2),pp.306-339.

④㊱刘世定： 《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4 期。

⑤⑧ Greta Krippner et al., Polanyi Symposium: A Conversation on Embeddedness, Socio-Economic Review,2004, 2, pp.113-133.

⑥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5 期。

⑨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的主旨在于自由放任、脱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 页。

⑩格兰诺维特亦反驳了这种批评，表明自己只是在写论文时策略性地关注了一个较为中观的论题，而并没有故意否认更加宏观或微观嵌入性关系的存在。他明确指出，“即使市场没有掺杂进任何人际关系因素，它们仍然是嵌入在一个更大的制度框架、一种文化和一套由社会运行产生的规则与情境中”。Greta Krippner et al., Polanyi Symposium: A Conversation on Embeddedness, Socio-Economic Review, 2004, 2, pp.114-115.

⑪ Bernard Barber, All Economies are“Embedded”:The Career of a Concept, and Beyond, Social Research,1995, 62 (2), pp.387-413.

⑬丘海雄、于永慧：《嵌入性与根植性——产业集群研究中两个概念的辨析》，《广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1 期。

⑭㊺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张文宏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73 页。

⑮ ［美］布兰·乌兹：《金融资本形成的嵌入性：社会关系和网络如何利于寻找融资的公司》，载［美］弗兰克·道宾主编：《新经济社会学读本》，左晗、程秀英、沈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5—366 页。

⑯Pei Sun, Kamel Mellahi, Eric Thun, The Dynamic Value of MNE Political Embeddednes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7), pp.1161-1182.

⑰ Terence R.Mitchell, Brooks C.Holtom, Thomas W.Lee, Chris J.Sablynski, Miriam Erez, Why People Stay:Using Job Embeddedness to Predict Voluntary Turnover,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6), pp.1102-1121.

⑱ Andrew M.Jefferson, Giorgio Caracciolo, Jeanette Karner, Nina Nordberg, Amplified Vulnerabilities and Reconfigured Relations: COVID-19, Torture Preven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Global South, State Crime Journal,2021, 10(1), pp.147-169.

㉒“‘嵌入性’一词经常用以描述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和结构位置，以及它们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但本文并未使用该含义”。Olga Volkoff, Diane M.Strong and Michael B.Elmes, 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 18(5),p.847.其他无关嵌入性理论的嵌入使用如秦涛、张旭东：《对赌协议裁判的理想进路：合同法与公司法的嵌入与并存》，《学习与实践》2018 年第2 期；邵娜、张宇：《政府治理中的“大数据”嵌入：理念、结构与能力》，《电子政务》2018 年第11 期。

㉓姜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 年10 月12日。

㉔黄志辉：《“嵌入”的多重面向——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思想战线》2016 年第1 期。

㉕裴圣愚：《相互嵌入：民族社区环境建设的新方向》，《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 年第1 期；龚睿：《中国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变迁研究—基于“嵌入式治理”结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章萍：《嵌入式养老：上海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6 年第6 期。

㉗冯辉：《论“嵌入式监管”：金融监管的理念创新及制度应用——以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为例》，《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8 期；陈锋：《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青年研究》2011 年第1 期；吴月：《嵌入式控制：对社团行政化现象的一种阐释——基于A 机构的个案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3 年第6 期；陈寒非：《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 期。

㉙邵任薇：《镶嵌式自主：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与镶嵌》，《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11期。

㉛姜方炳：《制度嵌入与技术规训：实名制作为网络治理术及其限度》，《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8 期。

㉛赵晓峰、张红：《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学习与实践》2012 年第11 期。

㉝吴月：《嵌入式控制：对社团行政化现象的一种阐释——基于A 机构的个案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2013 年第6 期。

㉞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5 期。

㉟刘伟：《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行政论坛》2017 年第5 期。

㊸前者如王宁：《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纲领》，《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4 期；后者如姜方炳：《制度嵌入与技术规训：实名制作为网络治理术及其限度》，《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8 期。

㊹赵晓峰、孔荣：《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嵌入式发展及其超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5 期。

㊻王莉、石金涛：《组织嵌入及其对员工工作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7 年第3 期。

㊼汪和建：《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2 期。

㊾李怀斌：《经济组织的社会嵌入与社会形塑——企业社会嵌入及其对企业范式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中国工业经济》2008 年第7 期。

㊿蒋永甫、应优优：《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5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