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洲 张潇梦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当前，资本驱动下的全球化一方面在空间范围上不断扩展，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被吸纳入这场持续拓殖的“远征”运动之中；另一方面，全球性分工体系正走向两极分离，从而使全球空间展现为等级化的差异空间。就前者而言，资本全球化在将人类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将人类命运并置于共同的不确定性之中。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便是以灾变的形式显露出由资本建构的全球化的潜在危机。这是全球化的空间布展带给人类的悖论境遇。就后者而言，各地区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产生了为何“国富国穷”的理论谜题。在此背景下，亟需探问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资本全球化的本质与驱力究竟是什么，是何种力量塑造出资本全球化独特的时空图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重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价值自我生成与自我保存机制的剖析揭示资本“复杂而深刻”的时空结构及其“‘全球’进程”[1]。

一、价值的“形式秘密”与时间的空间化

在论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时，齐泽克认为它与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具有某种“同源关系”，即二者都在“无意识”与“形式”之间建立起了关联。在弗洛伊德看来，构成梦的本质的并非梦的显在文本或被压抑的潜在意识，而是对隐含的意识内容的置换、压缩、掩饰等运动形式本身。作为梦的真正主题的无意识欲望正是在梦的运动形式中得以表达出来的。同样，马克思对价值本质的分析也没有如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停留在其内容来源上，而是从其运动形式本身出发揭示价值自我生成与扩张的无意识前提。“梦的无意识‘欲望’完全是‘梦的运作’的产物，而非由‘梦的运作’使之转化的‘潜在梦思’。同理，商品的价值也是由其运动形式产生的。”[2]在对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范畴的分析中，马克思“重新关注这种形式本身的秘密”[3]95。

一件商品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时间赋予商品最初的自然属性。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已然构成了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共有的实质性内容。在此，一切商品都可以还原为劳动，劳动时间是商品的价值实体与价值尺度，商品交换关系表现为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量的比例关系。在劳动时间这一质的规定的前提下，商品价值的差别成为纯粹量上的差别，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被认为具有直接的同一来源。在此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价值视为商品的固有之物，由于劳动的参与而使商品直接具有了价值这一实体属性。不过，“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绝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4]93这即是说，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来源这一秘密的揭示尽管指出了商品价值的内容实体，从而使商品具有了普遍交换的可能性，但还没有回答如何由可能性上升到现实性的现实运动，因而只是停留在价值概念的抽象层面，无法到达具体的社会历史性层面。在对价值的抽象分析中，商品交换成为包含劳动这一“天然属性”的“物”（Sache）之间的交换，从而取消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质性而将其视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问题在于，“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4]98马克思对价值的形式分析所要回答的，正是使价值得以真正生成的“表现机制”，以及价值实现自行运动的社会与历史前提。

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实体视为价值的本质，所得出的只是关于价值的“混沌表象”或“抽象一般”，马克思的路径则是返回到具体的实现机制即商品的实际交换中。商品作为一定量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意味着，一方面商品具有内在的可通约性与可交换性，另一方面也在质上具有自然规定性与特殊性，前者表明商品“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纯经济存在，后者则体现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5]45。在简单的商品交换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作为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与作为等价形式的商品之间的两极关系。在这种最原始的商品交换方式中蕴藏着“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即处于交换两极的商品之间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又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不过，在简单的商品交换中这种两极关系尚未固定下来，只有随着交换的普遍化，作为“有用物”的商品必须获得“社会公认的形式”，“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4]79，这时商品才具有了交换价值的一般作用。“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4]90随着交换的扩大，商品的交换价值日益取得了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最终，货币作为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同商品的自然形式相脱离而成为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似乎先验的权力”。货币的出现并没有弥合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断裂，反而是将其一般化、普遍化了。因此，“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5]45在实际交换中，马克思发现了商品中的纯粹社会形式与纯粹自然形式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不会随着交换的社会性的增长而消弭，反而在不断扩大，而在货币的全面中介作用下商品在交换中达成一种“综合”①，不过这种综合仍然是建立在商品的内在断裂之上的。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断裂性综合”。这种“断裂性综合”是货币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者看似不可化约之物的综合，是建立在不可能的可能性之上的综合。借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断裂构成了商品的内部“创伤”或“匮乏”，这种“创伤”驱动着商品不断地“去—综合”以弥合“创伤”，而所谓“综合”也只是在加深着“创伤”的鸿沟并使这一运动成为价值实现的非人格化“驱力”——“驱力的真正目的不是抵达自己的目标，而是永无止境地绕之循环”[3]109。因此，价值的实质并不等同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实体，毋宁说它是商品不断“去—交换”的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中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它在“断裂性综合”的形式化运动中不断“存在着”。“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4]88-89价值的“断裂性综合”表明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其自然属性之间的绝对分裂，单个商品再无法经由自身表现为价值，由此引起商品世界的相互依赖与不断交换的必要性，这对任何商品的生产者都表现为普遍的强制机制。“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5]44

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使得交换具有了一种持续普遍化的强制性力量。价值的表现机制构成了商品对象性的强力机制，而“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塌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4]92。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何种意义上要“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通过该引文随后的段落中马克思对“孤岛上的鲁滨孙”“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农村家长制生产”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些社会形态中劳动时间只是建立在自然分工之上而直接地“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4]96，无须经过单个劳动时间的普遍抽象化即获得公认的社会形式，这是基于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之上的“生产一般”。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性在于，商品不得不在日益扩大的交换过程和空间范围中获得普遍的价值表现，这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自己强制开辟的道路。“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6]商品的内在断裂使得单个劳动时间不能在“自我等同”的单一时间链条上实现自我表现，而只能在交换中不断地“去—空间化”（“去—综合”），从而迂回地实现社会表现。可见，由时间赋值的价值概念必然地敞开了一个空间的维度，即单个劳动时间的空间化。时间的空间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交换关系越是发展，交换价值就越脱离使用价值而获得一般化的“抽象统治”，单个商品本身也就越受到交换的支配，从而“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5]48。当货币这种最为一般化的交换价值成为商品交换的普遍中介时，交换最终摆脱了“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而显示出形成世界市场的内在趋势，由此“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5]55。货币完成着对商品自然差异与交换价值的“综合”，正是这种“断裂性综合”的形式化运动使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也成为商品交换发展为世界市场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现实前提。而货币作为一般化的交换价值本身即表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者矛盾的不可消除，货币所实现的“综合”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无意识幻象’”[3]104，当建立在这种“综合”之上的交换关系破裂时，商品的内部断裂便以危机的形式展现出来。因此，价值的“断裂性综合”使资本全球化处于永远的危机的可能性之中。

二、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空间的时间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定的时空现实中，价值的形式化运动具有一种普遍抽象化的强制性力量。作为这一运动的必然结果与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价值通过货币“把自己的同一性确定下来”。不过，价值并不满足于仅仅使商品获得一定的货币表现即为买而卖（W-G-W），而是要在为卖而买（G-W-G）的不断更新的运动中实现价值增值。货币从商品中抽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形式”尚未达到价值的形式化运动的终点，价值不会停留于普遍抽象的“同一性”本身，而要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替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4]181换言之，我们在以上部分对价值的形式化运动的分析中所涉及的，还只是单个劳动时间的空间化、普遍的抽象化这一价值得以“表现”的空间性维度，而价值在“自行运动”中“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的本能则预示着一种时间性维度。现在的问题在于，价值何以成为自我增殖的实体？价值这一自我增殖（价值的资本化）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何种时间性的秘密？这一时间性秘密的揭示对我们理解资本全球化又有何启示？

“我们应该注意，整个再生产问题被证明是理解资本主义悖论的时间性的钥匙。”[7]105资本主义再生产是价值的资本化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统一。依照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般化理解，剩余价值似乎直接生成于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简单交换之中。不过，这一理解尚且只能回答初次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创造问题，即生产出超出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但剩余价值何以自我再生产以及价值如何资本化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本身表现为从外部流通中来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5]98马克思在此区分了资本的前提条件及其内在本质。资本与活劳动等其他要素的交换关系只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这一最初的生产过程固然创造出了剩余资本，但还“处于现实资本的运动之外的前提”，并非资本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自行创造出其再生产的条件本身。只有当资本扬弃了自身的外在前提，将作为初次生产结果的剩余资本再次投入生产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中时，资本无须再支付任何等价物便占有了对象化在这一剩余资本中的劳动，再生产表现为资本的自我再生产与自我增殖，至此资本才获得了自己的“内在本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关系转换为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关系，资本由此自行创造自己的前提，它不再从前提出发而以其本身为前提。而劳动不仅再生产出可以自我维持的劳动基金，同时也必须再生产可以吸收这些劳动基金的剩余资本，再生产出“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的现实可能性”[5]104。作为这一再生产的结果，资本成为自为存在的、独立于劳动的价值。在再生产中，劳动将自己实现为客观的东西，但这种客体性只是成了“单纯的外在”、作为它的非存在的资本的存在。孕育在过去活劳动中的可能性创造出同劳动相对立的价值世界，而劳动因其自我维持的需要又不得不返回到自身“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情况表明，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大”[5]104。由此可知，一方面，资本与劳动不断扩大的分离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构成性矛盾”或“病理性创伤”，正是此处的“创伤”构成了资本不得不持续自我扩张的无意识形式。“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5]110另一方面，资本的自我增殖是对过去全部劳动或价值增殖能力的占有，是形式化的运动本身对一切内容要素的吸附，因而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当下性”的生产。

“当下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原则。聚焦于“当下”意味着，“当下”作为总体历史的“结晶”，使线性时间之流中的“过去”与“现在”聚合为“当下”的“星丛”空间，成为各种对立与张力同时共存的关系性整体。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5]32。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与价值资本化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混淆了资本生成的条件、资本的“史前阶段”与资本的现实条件、资本自我生成的“当下阶段”，因而固守于为资本的自然性辩护。而就资本自行增殖这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特有的运动形式而言，当下的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5]109-110。资本的持续自我再生产不断地吸纳过去劳动，而活劳动只是“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的手段，新价值的创造与旧价值的保存发生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沉睡的死劳动的价值不断被复活，一切过去劳动的价值都被当下化了，剩余价值成为过去劳动时间的“结晶”，以“静止客体的集合取代了纯粹过程与生产的时间性”，因而资本再生产“必然是由几种不同的时间性的叠加构成的”[7]92。这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时间性秘密所在，即由于价值的资本化或资本的自行增殖这一运作形式本身，资本成为过去劳动时间积聚的“当下化”的结果，因此资本迫切地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最大程度统合过去劳动时间的“资本形式”，以满足资本支配活劳动及其自我扩张的“内在本质”。

正是在此意义上，机器体系成为资本最适当的形式。机器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使自己成为“能工巧匠”，与此相对，工人只是以点状形态分布在机器体系上，表现为机器的“有意识的机件”。在机器体系中，资本自我驱动的形式规定最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它“表明资本作为资本，作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的发展程度和资本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程度”[5]188。资本主义再生产表现为机器驱动下生产过程的自动运转，因而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体现出资本自行增殖的内在本质。“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5]184而机器体系就其本质而言，是过去全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积聚，是对过去社会知识与一般智力积累的当下化，表明财富一般或资本发展的程度。“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5]187作为最恰当的资本形式与对过去时间的积聚，机器体系显明地表现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当下性”。机器体系的不同发展程度，从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意味着各单个资本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差异。“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5]89这意味着资本自我增殖或剩余价值生产的更高程度是由社会技术条件的最新演进标划出来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技术具有了时间性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及其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机器体系的不同发展而使各地方性生产具有了时间性差异，它导致的并非全球时空的齐一化，而首要地是空间的时间化。在时间获得价值意义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各地方性生产空间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地方性的传统禀赋、知识与技能、一般智力等）以资本形式（特别是固定资本与机器体系）被“当下性”地再生产出来，从而构造出一个非平面的差异性空间图景。

三、资本全球化的时空结构

在对价值的不同分析中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基于“事后”的视角将价值简单设定为商品的固有内容及其可交换性，而马克思则站立在“事前”的视角揭示价值何以自我生成与自我保存的现实机制。正是由于这种“事前”性的分析视角使马克思认识到价值并非源自对象化劳动的、静态直观下的“抽象一般”，而是在不断“去—存在”的形式化运动中生成的。这种“形式化运动”即意味着，价值不等同于商品或货币等可感物，而是将无止境的运动作为其存在方式并使运动本身成为目的。价值既生成于生产之中与流通之外，又生成于流通之中与生产之外。正是由于价值的这种“形式化运动”，使得资本逻辑表现为“无止境的致富欲望”[5]69。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成为资本自身源生性的内在动能，它驱动资本逻辑突破任何地方性的界限从而获得全球性的展现空间，并由此构造出资本全球化独特的时空现实。

首先，价值的形式化运动将资本全球化规约为一个“关联性时空”。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中单个劳动时间的空间化显示出价值所具有的普遍抽象化的强制性力量。在价值“断裂性综合”的形式化运动中，每一个体不自觉的“去—交换”（“去—空间化”）过程建构出价值的“抽象统治”，这种“抽象统治”反过来成为支配任何个体的异己的权力。正如齐泽克所说，价值建立起一个无意识的“结构性网络”，身处其中的所有个体都参与其建构且反受其“统治”，而我们却对此并不自知。价值是较“现实”更为“真实”的幽灵化实存，是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以其“非感性的感性”力量将全球时空规约为一个关联性的整体。由此，“商品和资本的世界不仅是有限的经验领域，而且是先验性的社会——超验领域，是派生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之整体性的母体”[3]96。正是在这种“抽象统治”的促逼机制下，全球化历经地理大发现的1.0版本、跨国投资与贸易的2.0版本发展为将每个个人纳入全球竞争与合作的3.0版本[8]，每个人都在体验着价值作为“大他者”对个体的规训作用。在这个“统一”的全球性空间中，价值可以脱离价值创造的具体劳动场所，而在各地方性空间的关联中得到对象性的实现。“去—空间化”的价值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先验权力，形成了错杂交织的结构性网络空间，在这种无意识的强制性力量驱使下，全球化的范围和程度不得不持续拓展与深化，从而使“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趋向不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使资本全球化始终表现为一种“危机性时空”。价值所产生的“综合”是建立在不可化约的“断裂”之上的。“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4]124随着交换关系的发展，货币作为一般的价值形式将商品交换中的矛盾最终公开展现出来，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对立表现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外部对立。货币成为普遍的交换中介，是建立在一个运行良好的交换体系之上的，正是货币的存在使这一体系中的交换关系达成“短暂的、脆弱的‘综合’”[3]87。而当这一体系中的原有平衡被打破时，货币丧失了价值尺度的职能，“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4]162。因此，“在危机②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4]162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充当世界货币的货币类型在超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构建其交换体系，这在实现全球空间整合的同时也使交换关系的内在矛盾更为广泛地展开。当货币所属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或交换体系的结构性变动（各国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导致该货币的货币品质下降时，就会引起国际货币体系与贸易格局的动荡与调整。“这就是国际货币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面临的困境”[9]396，同时也是任何民族国家的货币承担世界货币职能时不可回避的难题。

最后，价值的形式化运动将资本全球化形塑为一种“等级性时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即价值资本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不断扩大的分离趋向使资本达致自我再生产的“内在本质”，从而无须再借助于其历史前提（民族国家、早期殖民、原始积累等）便可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自行增殖的功能。在这一进程中，资本再生产出了各地方性空间，使其作为过去劳动时间的积聚而被时间化了。“资本会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尽管这要经过各式各样巧妙的中介和转化。就连仍旧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要素最终也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能被再生产出来。”[9]618其中作为“最为适当的资本形式”的机器体系正是过去劳动的当下化与“时间性的叠加”，这使得机器体系本身的发展落差构成价值生产的时间性梯度。机器体系或技术水平的层级区别将全球空间塑造为差异性的生产图景。拥有技术优势的核心环节逐渐在局部区域沉淀，其他次级环节则对其形成生产依附与惯性依赖，从而构建起一个异质性的全球时空。研究表明，那些后参与全球生产的国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定价权，其进出口参与程度与汇率变化往往为其经常账户逆差所对冲。“伴随着全球生产的分散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愈加广泛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但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严重而持续的全球失衡。”[10]究其来源，这种新的垂直生产网络是由“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发展中经济体的广泛经济自由化以及使劳动力大幅增加的地缘政治变迁”共同促成的，在此过程中“金融利益集团、首席执行官、专利与版权所有者”收获了大部分的“经济租金”[11]。机器体系的本质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它作为一定社会中知识与技能禀赋的“当下性”结晶而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工艺条件。知识与技能在机器体系中的对象化成为资本的“时间性的积累”以及衡量社会生产力的一般尺度，各地方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则展现为全球空间中的时间性差异。

由此可见，当前的全球化是单个价值实体的劳动时间寻求社会表现的强制性力量建构出来的，始终与之相伴随的是空间化进程的“断裂”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资本对地方性空间的再生产使各地方具有了价值创造的时间性差异，这即是资本全球化的时空结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图式，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非平面空间上圆圈式的循环往复，亦非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无限延展，而是局限于特定时空（全球时空）中的增殖运动。这即是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复杂而深刻”的时空结构的本义，“他不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区域结构所规定的，并且是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12]。

四、结语

应当说，全球化是随着资本逻辑的布展而持续加速与深化的，而资本逻辑本质上等同于成为“自动的主体”的价值逻辑。价值的形式化运动所具有的“抽象统治”建立起结构性的网络空间并向全球范围不断延展。不过，价值的这种形式化运动所建构的全球性空间只是将价值实现中的内部矛盾公开化为外部矛盾，全球化始终面临着危机的可能性并对其中的任何个体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价值的对象性力量并非保证利益绝对流动的力量，全球性空间中蕴含着调整与转换的内部变量，而通过技术跃进向价值创造的上游爬升则是价值的对象性力量为各地方实体设定的关键性崛起之路，这预示着各地方实体作为“时间性主体”的崛起与重建[13]。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厚植国家的教育基础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将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具有某种康德式的批判“视差”或“视差性”批判。在处理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看似不可化约的分裂时，康德的姿态是直面二者之间的纯粹结构性裂缝，最终实现其在外部层面上的“综合”。马克思所考察的则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者“断裂”之上的“综合”。参见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48-156.

②这里马克思特指产生于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的“货币危机”，应当同金融危机区分开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