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鸣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关涉国际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全球性议题发表了诸多重要讲话，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原则认知和基本主张。立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深刻变化的内外现实境遇，需要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所蕴含的规则价值指向。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规则安排，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就是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进行规则重组。随着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家间交往更为紧密，借助规则而非暴力方式处理彼此间的权益矛盾已经成为首要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1]因此，从规则价值维度认知和把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规则价值指向，将为更好地界定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意识指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整体上开始借助制度规则来处理各类矛盾，规则取代暴力成为国际社会运行的新的助推器，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的全球治理体系被确立起来，成为至今各国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以及处理彼此间关系的规则依据。面对这一历史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446确立正确的规则意识，保持规则理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首要规则价值。

（一）应以规则意识取代丛林意识，确保规则意识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导思维。自世界市场开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借助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通过战争等暴力方式谋求自身海外殖民空间的扩大，建构起资本逻辑、强权逻辑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主导国家群体而言，是一种规则安排，用以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但对于广大殖民地民族而言，则是一种规则霸权，其只是规则的被动承受者，不享有规则话语权和规则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社会的破坏以及对自身权益空间的压缩，迫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抬高制度规则在全球治理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借助联合国等全球性制度安排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定的规则话语空间。然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事实上证明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虽然较历史时期凸显规则建设，但仍然是资本逻辑和强权逻辑主导下的规则安排。其自身的演变历程已证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主权国家权益考量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日益呈现规则有限与规则失灵等现实困境。面对这一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3]457强化规则意识，凸显规则理性，目的在于不断压缩丛林意识空间，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化程度的提升及规则的有效性，决不可以理解为是主张规则至上。全球治理体系本身是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反映，这就意味着规则安排是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而需要不断调整的。任何规则安排均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则意识也不是片面符合自身权益诉求的规则认同，否则必然形成规则固化，导致规则霸权，破坏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二）尊重和维护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按规则办事。合理规则，即能够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且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规则安排，其有效性在事实上得到确证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在这里，任何规则制定者不能自证规则的合理性，同时规则本身也不能自证。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暴力方式以及不合理规则既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又增加了解决问题的成本，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等交往不断加强，随着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家间日益形成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密切发展并没有消除矛盾的存在，但是在客观上强化了合理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减少了采取暴力或借助不合理规则等方式解决矛盾的现实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客观事实，要求变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但是，这一变革不应由一两个国家来决定，而是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等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规则进行，要尊重和维护这些规则的权威，并遵循这些规则处理国家间关系以及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指出：“我们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4]。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一个全球性议题，涉及每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切身权益，任何脱离合理规则安排的片面行为均难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确保这一变革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各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必须按照合理的规则办事，在合理规则范围内处理与外部的关系以及谋求自身合法权益的增进。

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判断指向

针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运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规则合理性与规则滞后性并存的价值认知，认为一方面不能完全肯定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应看到部分规则安排已经滞后于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另一方面，不能片面地否定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应看到部分规则的合理性及其对国际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判断，是一种辩证的认知，为全面、客观把握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规则安排的滞后判断，客观要求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进行重组。现有的规则安排整体上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所确立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改变了原有的以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然而，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规则安排的改变。规则本身涉及规则制定者、规则既得利益者等的现实权益，在客观形势允许的境况下既定规则主体往往不会主动进行实质性的规则变革。然而，在一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中，既定规则安排越来越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也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公共危机。国际社会应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2]444在这样变化了的世界中，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部分规则安排已然滞后，这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提性理念认知。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仍处在深刻变化之中，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既定规则安排进行重组。规则重组的关键就是在准确界定滞后部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废除或调整。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滞后性的论述揭示出规则滞后性本身是一种常态化现象，即任何规则安排不可能保持长久有效性，其必然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因此规则滞后性是一种由力量对比所带来的客观后果，不应将其简单视为负面现象而予以否定或批判。

（二）规则导向的合理判断，揭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尽管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种种问题，但其自建立以来在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以及促进国际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不容否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并不完美，却是人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3]459在主权国家存续的当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国际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之所以出现各类问题，其原因不在于坚持规则导向，而是由于既定规则制定者忽视规则基础的现实变化，固守既定规则安排，使得新兴发展国家难以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与其实力和贡献相适应的规则地位和话语权。因此，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3]447。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规则导向判断，一方面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对待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态度，即中国承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其自身规则安排的滞后性需要进行适时性变革；另一方面，中国认同和支持规则导向，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导向。这一判断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是理性看待和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认知前提。不可否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制于规则制定者的制约，但其整体上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排斥任何暴力解决矛盾的方式，其本身所奉行的部分规则理念以及规则安排已成功经过历史的检验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起点和现实参考。

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意涵指向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必然，推动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是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体系的变革本质上是既定规则的改变，而规则的改变应以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要求以及各国际行为体的合法诉求为根本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确保规则统一性与多样性和谐共存，不断加强规则制定的共建原则。

（一）强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从规则受众角度来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更多的是反映和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权益诉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作为规则承受者，这是既定规则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5]规则平等，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等，也不受社会制度形态等的影响，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方面享有平等的发言权等，当然在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均的规则平等，中国主张的是一种在既定规则范围内平等表达自身合法权益诉求的权利。对于规则民主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强调：“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3]460这一论述的核心要义在于反对全球性事务由少数大国决定，主张由各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范围内进行平等对话并共同决定。纵观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历程，规则民主化往往只是针对规则主导者而言的，对于规则承受者更多的是规则霸权。为了更好地实现规则平等化和规则民主化，需要不断加强规则法治化，即以国际法等形式将经历史检验的、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习惯法律化，以更好地确保国际社会对合理规则的尊重和维护，提高规则平等化和民主化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2]529推动国际法治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抓手，是加强合理规则长效性的有力支撑。

（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存格局。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从全球整体层面为国际社会做了规则安排，主要在维护和平稳定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两方面发挥作用。随着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性挑战，同时同一问题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及区域性挑战不断增多且日益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些新变化均在事实上挑战着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既定规则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客观上要求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不断完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规则统一性强调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处理国家间关系以及各类全球性议题，为国际行为体提供一致的、稳定的规则依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6]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中，部分国家往往在涉及自身权益的议题或领域方面不遵守相应的规则，对既定规则做片面的有利于自身的解读。如此，规则统一性遭到破坏，加重全球治理体系合法性危机。为了更好地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规则建设，完善规则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强化规则权威以及规则的使用范围，使国际行为体在规则范围内进行交往活动。强调规则多样性，核心要义就在于确保规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统一性只是在整体上提供了规则依据，但在具体的议题或领域，尤其是新兴的议题或领域方面以及不同区域均无法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规则依据。因此，在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要在规则统一性原则下不断结合实际需要丰富议题规则、领域规则以及区域规则等。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均是全球治理体系内在的规则价值，前者为后者的制定与运用提供基本的依据，后者为前者的变革与完善提供现实动力。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体系变革朝着正确的规则价值方向进行。

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作为指向

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共同作为的结果，随着再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主权国家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并受到更为全面的影响。作为体系运行承载者的规则安排，是国际社会不同交往理念等的融合结果。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时代境遇，基于推动和完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目标，强调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应由国际社会共同商讨制定，而公正合理的规则安排的制定离不开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充分借鉴和吸收。

（一）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7]。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自身的独立意识与规则意识不断强化，对于由少数国家所制定和坚持的不合理规则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反抗，呼吁和主张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变革进程中，以有效反映他们合理的权益诉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冲击着既有规则的主导者，使得他们表现出程度不等的保守倾向，不断缺失对规则权威的尊重。不同国家群体对待规则安排的不同态度，直接决定了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境遇。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应当作出明确的回应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就明确指出：“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3]4592021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与防治充分显示出由国际社会共同商讨所确定的规则安排的有效性，在共同的挑战和诉求驱动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谋求规则主导权，而是积极谋求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间的对话与合作。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8]立足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且不断复杂化的当下，应进一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引导国际社会增强对合理规则权威的尊重和维护。在此基础上，借助各类机制平台推动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在不断减小少数国家规则霸权可能性的同时，强化规则制定的国际参与度以及规则安排的国际认同度。

（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必须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规则本身是理念的集合体，而理念的生成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实践及其交往过程的客观结果。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安排是国家在物质交往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交往理念等的集合，应能够有效反映不同国家基本的合法诉求。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之所以需要变革，关键原因就在于其规则安排的制定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交往理念等的集合，没有适时地依据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增加新的理念元素，不仅造成既有规则安排落后于国际社会发展要求，而且遭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否定。因此，要推动和完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就需要变革既有的规则安排，充分融入新的理念元素，形成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的规则表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1]这是中国对完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所提出的主张，为中国参与体系变革明确了更为广阔的规则作为空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应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寻找更多的理念启示，为国际社会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则提供更为有效的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具体而言，第一，要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间交往、对外交往、天下理念等论述所蕴含的国际规则价值，并对其进行时代转化进而彰显其丰富的价值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9]第二，要结合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重新审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则的西方理念元素，对于合理部分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在完善规则的过程中予以运用和呈现。第三，要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交往理念，充分借鉴和吸收其合理部分，以切实保证规则安排本身能够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从理念上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为更好地维护和确立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以及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的规则共识提出中国主张。同时，围绕规则意识、规则判断、规则意涵以及规则作为等方面的具体表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价值，为制定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则提供了理念资源，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10]。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价值是中国在把脉国际社会客观发展和基本诉求基础上提出的，其追求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内容的要旨。推动规则价值的发展与完善，将为打造人类共同价值，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理念基础，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主张。此外，需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规则价值认同与国家综合实力之间的关系。任何理念及其集合体均是特定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的现实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价值是站在中国立场回应和回答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理念集合，因此不宜盲目放大这一规则价值的现实作用，而应充分看到其带有的中国色彩，避免在认知上形成无意识的规则霸凌。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规则理念的表达和被认同。因此，要想提高中国规则价值的国际认同度，进而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就必须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不同于既有规则安排的主导者，中国不会借助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谋求任何规则霸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1]借助自身的发展，中国将为打造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