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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2022-02-03施莹莹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2年1期
关键词:形象

摘 要:《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文中作者塑造了倪吾诚的知识分子形象,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以倪吾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处于中西文化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

关键词:《活动变人形》 倪吾诚 形象

理想主义者是指善于运用直觉去认识世界,运用情感去对世界做出判断的人。这种人通常以自身的情感喜好价值观来衡量和揣度别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可以看作是一个悲哀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时代矛盾体的产儿,亦是这个时代迷茫的知识分子的缩影——执着的追求人生理想,却逃不出现实的桎梏,完全看不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所在。造成倪吾诚的悲哀的除了时代、家庭、中西文化冲击等外部原因外,还有他性格的缺陷,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时代和家庭双重悲剧

倪吾诚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三个月,又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的动乱时代。这样一个新旧阶级以及制度交替的动乱时代,或许也正是促成他人生的悲哀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当时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处于一种大动乱的状态,军阀割据不断,人民更是民不聊生,外国列强趁机的强势入侵,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就势必要求中国在未来走上一条改革的新道路。而倪吾诚家虽只是穷乡僻壤的首户,却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大地主。他的祖父是清朝有名的举人,主张变法维新,提倡天足,后因变法失败,而选择自缢身亡。穷乡僻壤之地,一般都会是中国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各种陋习的聚集地,也正因为这样,在经历了倪吾诚祖父和伯父的事之后,倪家选择了举家迁徙到交通更不便、更穷困的陶村。这也是后来倪吾诚作为遗腹子出生并生活了很久的地方,无疑也沾染了这地方的许多陋习。

不可否认的是,少年时的倪吾诚无疑是聪颖的,“他四岁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五岁上私塾,九岁又上了洋学堂”a, 十岁时就能“发表反对缠足的意见,声泪俱下地控诉缠足的愚昧和野蛮”b。他年龄稍大就能和佃户谈论“耕者有其田”,还思考过关于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等话题,更是说出了“那些迷信活动纯粹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 c这样在当时骇人听闻的话。正是倪吾诚这种与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人截然不同的反应,引起了母亲对他的担忧,害怕他走上和他祖父一样的道路,从而选择带他走上了吸鸦片的歧途,“他连吸了几口气,越吸越觉得如醉如痴、遍体酥麻,他激动、快活、满足地流出了眼泪”d,而他的表哥则手把手教给他手淫,这两个笼罩在他身上的网的两个环节,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为他后来人生的悲哀埋下了伏笔。

二、中西文化“畸形儿”

首先便是倪吾诚所处阶级在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一出生便是地主阶级,注定了是会被这个时代的变革淘汰的存在。再便是他长大后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虽然同时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却两者都只学到了皮毛而没有深究,成了两种文化撞击下的牺牲品。他从小生活在陶村,学到的都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结婚后受到妻子姜静宜娘家人接济,才得以去到欧洲留学,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化。从这方面来说,他确实是一个幸运儿。他既接受了中国文化的陶冶,又有西方文化的熏陶,按理来说,他会成为一个学贯中外的大学者,然而这也正是他不幸的地方,他不幸地成了两种文化碰撞下产生的畸形儿,好比杜慎行对其发言的评论:“倪吾诚究竟是要说什么呢?中心何在呢?目的何在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e

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f。在他眼里欧洲的任何一切似乎都是美好的,他始终把自己置于一个高于其他人的位子,不仅在于他作为读书人的身份,更严重的是他认为自己去过欧洲,自己是欧洲文化的孕育者,他的文明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这也正是他悲剧婚姻的原因所在。他虽然感激妻子这几年来的支持以及对他留学资金的资助,但他却始终没把妻子放在一个等同的位子,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我是一个去过欧洲的人,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没有几年就会当教授,当校长”g。在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对妻子说:“我所爱的我所希望爱的我所幻想我所做梦的是现代女性。而你差得太远”h,“他说中国已经落后了二百年,他们的过去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婚姻都是非人性的、野蛮的、愚蠢的,甚至是龌龊的。”i他相信他与妻子间没有爱情,没有文明。这种想法,或许也更好地阐释了他后来坚持离婚的原因。

他总是把欧洲的一切挂在嘴上,也把欧洲推崇为天堂,认为欧洲文化是胜过中国文化的,然而他却忘了任何文明都有其弊端性,他错误地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了优劣的两极上,没有辩证地去看待。其实欧洲文化也有其不足处,他的朋友史福岗便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或者别样的难题,并不比你们少。也许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那里没有公认的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每个人便都成了另一个人的对手。乃至于敌人。”j这便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端,而中国人在伦理、人性方面则应是优于欧洲的。

三、性格的缺陷

看到倪吾誠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今想到钱锺书小说《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一个与倪吾诚有着相似家庭背景、求学经历的人。他们都身处大变革的时代,都出身于地主阶级,都去过欧洲留学,也都有着失败的婚姻,迷茫的人生。但两人似乎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方鸿渐人生的失败与他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懂得如何周旋于这样的社会,不懂得事态的炎凉,他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信念不够坚定,从而有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迷茫。而倪吾诚则像是一个始终没有睡醒过的人,一直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他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痛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阶级”k,从这里可看出他一直将自己人生的各种错怪在别人头上,而忽略了自身的不足。青少年时的失败,他将罪责推到鸦片上,他痛恨他的母亲,痛恨他大舅,却不见他从中有反省自身的错误。婚姻的失败,他将怨气撒到妻子及妻子的母亲、姐姐身上,那么他自己呢,难道真的没有错吗?对欧洲式生活的过分追求,对婚姻的不忠,他的自杀……不正是倪吾诚自己的错。

倪吾诚在上吊自杀无果、死而复生后,参加了革命。然而他的革命就像一个受潮多年、哑然多年的、早被认为“臭”掉了的炮弹的爆炸。这时候的他已经变了,变得更注重现实,更注重利益,他在革命胜利后回归,顺利离了婚,也更像一个卫道士主义者。明明不是马列主义者,却又表现得那样支持革命,甚至写了一篇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实用性的文章,更是在得到报社校样时沾沾自喜,然而在得知报社不再用他的文章时却破口大骂,声言报社玩弄了他与凌辱了他,声言报社有人剽窃他的文章的论点。他更注重于他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的名望等身外之物。

从某种方面看来,倪吾诚是个不会承担责任、习惯逃避的人,所以他逃避自身的错,责怪他人;然后又逃避家庭的责任,欺骗妻子图章的事,在得知妻子怀孕的时候,坚持与妻子离婚;总之,他是个太过活在自己意识里的人,完全是理想主义者,忽略现实,从而沦落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悲哀者,而不是他所认为的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乐观主义者又怎会轻易去自杀呢?又怎会事事埋怨他人呢?

最后的最后,他依旧孤单地在医院里走完了他这悲哀的一生,他“争取了一辈子幸福、得到了一辈子痛苦以后,他无可奈何地死去了,就像当年无可奈何地生下来一样”l。“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m。这是对他的一生最好的总结,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浑浑噩噩中结束,没有意识到自我,放不开自己,始终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小小的自我空间。

这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哀。

《活动变人形》通过对知识分子倪吾诚与家庭的种种矛盾和其一生经历的叙述,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变化,阐述了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不得却困于现实的无奈和痛苦,从而呼吁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做好身份的新定位。

abcdefghijklm王蒙:《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9页,第64页,第90页,第90页,第89页,第242页,第51页,第50页,第298页。

作 者: 施莹莹,浙江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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