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探究

2022-01-26吕慈仙孙亚男智晓彤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年1期

吕慈仙，孙亚男，智晓彤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青岛 26600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异地升学考试制度。”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429.73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4.86万人，在初中就读394.88万人[1]。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自致性因素是现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而教育期望对人力资本的获得具有直接、稳定和有效的解释力[2][3]。那么，异地高考政策作为异地升学考试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否为随迁子女打开了一扇仰望星空的窗户，是否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的教育期望，从而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实现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对于就读于城市公办学校或民工子弟学校的随迁子女而言，他们是始终处于阶层再生产的阴影之下还是在阶层再生产逻辑之侧并行着社会流动的渠道？以往人们对弱势群体教育获得方面的研究似乎只关注教育结果的差异，却忽视造成这种教育结果差异背后的文化机制以及生态系统。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不仅将关注的焦点从“教育结果的差异分析”转向“教育过程的形成机制”，也为我们分析这种影响机制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多维度视角，为揭示教育政策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

(一)文化再生产理论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观念不同，布迪厄认为“学校是一个生产且再生产文化与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场域”[4](P192)。文化再生产理论有两个关键概念，一是“文化资本”，拉蒙(Lamont)和拉鲁(Lareau)认为文化资本是“被广泛接受的高层次文化信号，如态度、行为、偏好、正式知识以及文凭，正是这些信号被用来区隔文化性和社会性”[5]。另一概念是“惯习”，与其他概念不同，这一概念是布迪厄在考察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卡民主人民共和国比尔人的行为时产生的，他认为“惯习是一套持续化、可转移的性情或倾向，这种性情或倾向整合了过去的经验与行动，并作为一系列的悟性、鉴赏能力以及行为方式而无时无刻不发挥着作用”[4](P197)。后来研究者也认为，惯习构成了人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倾向于再生产与其条件相一致的抱负、感觉和实践。拥有特定文化资本的上层阶级子女往往会具备某种惯习，这种惯习将体现出被学校、社会环境所认可与欣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而帮助其建立较高的教育期望，获得较好的教育成就。

文化再生产理论有以下主要观点：一是文化资本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工人阶级或其他底层阶级的子女只能从家庭及居住社区中获得少得可怜且形式单一的文化资本，而中产阶级或其他统治阶级的子女则能从家庭及居住社区中获得数量丰富而又形式多样的文化资本。因此，在他们子女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已经在文化的品味、规则的认同、教育的期望乃至行为的习惯上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化。二是学校教育扩大了文化资本的差异。布迪厄认为学校文化是中产阶级或其他统治阶级的文化，在此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儿童显然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工人阶级及其他阶层的子女往往不适应这种文化，而成为学校教育中的落伍者。另外，拥有较多数量和形式文化资本的子女更加容易理解学校传授的课程内容、更容易与同辈群体互动、更懂得利用学校资源争取自身利益。这些拥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往往能通过“学校教育”这一环节，形成更高的教育期望，转化为更高的学业成就。三是文化再生产实现了阶层再生产。布迪厄认为具有统治阶级文化特征的学校以及差异化教育体系，成为持续拉大不同阶级文化差异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扮演了维持阶级边界的“守门人”角色，通过把学业优势转化成职业优势，完成了文化再生产到阶层再生产的过程。

(二)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发展始终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即个体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认知、行为等方面的发展[6]。根据该理论，从里向外分别存在微观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以及贯穿的历时系统。随迁子女与其他青少年一样也处于教育生态系统当中，他们的教育期望也是受到历时系统的变化导致各子系统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借用生态系统理论，主要从个体微观层面、家庭和学校等中观层面以及社会政策等宏观层面来构建教育期望的生态系统。

1.微观层面的个体学业成绩

个体的学业成绩状况是教育期望的逻辑起点。根据社会心理学的“镜中我”理论，个体的自我评价是以他人对自己评价作为“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Goyette & Xie(1999)分析亚裔美国高中生的教育期望，发现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能够在与教师、父母和其他同伴的交往中得到更加正向的强化，从而促进他们产生较高的教育期望；而成绩较差的学生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经常接受负面反馈，更加丧失信心，一般只持有较低的教育期望[7]。胡咏梅和杨素红(2010)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是相互影响的[8]。根据文化适应理论，作为弱势群体的随迁子女，尽管他们的家庭文化背景或早期的文化习得与城市学校文化之间存在异质性和不连续性，但是他们的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假设，H1：随迁子女现有的学业成绩对其教育期望有显著正向影响。

2.中观层面的家庭社会资本

移民家庭一般不具有十分丰富的家庭资本，他们的家庭社会资本是否有效预测其教育期望？詹姆斯(2001)认为移民家庭对教育的价值标准往往反映“安全第一”和“回避风险”的原则[9](P33)。但是，更多学者认为虽然少数族群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社会资本匮乏，但是仍然保持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信心。Yan & Lin(2005)研究认为底层民众的教育参与等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建立良好教育期望十分有益[10]。梁文艳等(2018)对流动儿童数据分析认为父母和孩子交流学校事情、参加家长会、主动联系教师在内的教育参与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教育期望[11]。在访谈中发现很多随迁子女家长认为，虽然家庭难以支持教育期望所需的各种资本，但是如果连期望都没有，那么孩子们更没有学习动力了，今后生活会变得更艰难。由此可见，随迁子女的家庭社会资本影响着代际间价值和教育偏好的传递。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2：家庭社会资本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有显著正向影响。

3.中观层面的学校阶层隔离

目前，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往往属于边缘化的公办学校或者低阶层的民工子弟学校。梁玉成和吴星韵(2016)对CEPS数据分析显示当班级内户籍学生与非户籍学生比例趋近1：1时，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12]。吴愈晓和黄超(2016)选用学校的阶层构成作为核心自变量来探讨学校阶层分割对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学校内学生阶层异质性是一个显著性因素，即群体内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标准差每增加1个单位，学生期望上大学的几率增加7.3%，同时阶层异质性对教育期望的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平均阶层地位指数增加1分，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教育期望增加0.018年[13]。综上所述，学校和班级的平均阶层水平和阶层异质性的提高都会影响在校学生的教育期望，这对于那些成绩排名靠后或认知能力较低的学生而言效果更显著，能够明显拉近他们与成绩排名靠前学生在教育期望上的差距。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3：学校阶层隔离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有显著负面影响。

4.宏观层面的社会歧视知觉

国内外有关歧视知觉对移民子女影响效应集中在心理状态、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等方面，并且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歧视知觉的影响效应普遍是负向和消极的。Berry等人(2006)对13个国家的5366名移民青少年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与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现状呈显著负相关[14]。Berkel 等(2010)研究发现歧视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部分影响，并且从此带来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学业成绩的差异[15]。张光珍(2016)对281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分析并且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歧视知觉与问题行为之间的纵向关系，结果显示歧视知觉对儿童产生一致的消极影响[16]。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即个体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认知、行为等各方面的发展[6]。随迁子女在歧视知觉影响下的心理状态、学校适应、社会融入状况势必影响着他们的教育期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4：社会歧视知觉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异地高考政策认同与教育期望的关联

异地高考政策以及随迁子女的政策认同对教育期望会产生影响吗？熊易寒(2010)对没有向随迁子女开放异地中高考的上海等地调研，发现老师视随迁子女为“不存在”，针对升学的讲课、做题和辅导都不会把他们考虑在内[17](P122)。这种刻板印象极大削弱了随迁子女的学习积极性，阻断了他们建立良好教育期望的可能性。Wu X.G.(2011)研究发现，不同户籍的人存在着显著的教育差距，不能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非户籍人口在受教育年限期望上处于劣势[18]。梁玉成和吴星韵(2016)研究也显示非户籍学生中户籍隔离程度与学生教育期望呈“倒U”形曲线关系[12]。宋映泉等(2017)对流动儿童长期跟踪调查，只有56.12%样本的教育期望是大学及以上，认为以户籍为基础的高考政策是造成低教育期望的体制性因素[19]。社会认同理论中的边界可渗透性理论认为弹性、富有动态可渗透性的社会结构，才会促使弱势群体通过个体努力来获得新的群际比较维度，以改变个体的生存状态。异地高考政策实施以前，随迁子女遭遇着户籍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双重阻碍，群体边界的不可渗透性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心理资本，也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教育期望。政策的出台，尽管各地的条件宽严不一，但是无疑增强了群际边界的可渗透性，为他们提供了建立良好教育期望的契机。基于此，本文将异地高考政策认同这一变量引入到随迁子女的教育期望研究中，提出假设，H5：政策认同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提出H6a:政策认同在随迁子女个体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H6b:政策认同在随迁子女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期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H6c:政策认同在随迁子女学校阶层隔离与教育期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H6d:政策认同在随迁子女社会歧视知觉与教育期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调查程序和样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10个“政策率先突破型”省份中选择随迁子女较为集中的浙江杭州等11个地区中的8至11年级学生进行了调研。研究小组对调查问卷进行现场筛查，后期采用表列删除法再次筛除，回收有效问卷总量为1 770份。调研小组根据户籍类型、家庭背景、学校类型等因素随机选取部分随迁子女、家长以及任课教师进行深入访谈。汇总后，共收集312份的随迁子女访谈问卷、89份随迁子女家长问卷以及35份任课教师问卷。另外，共收集到293份命题作文《他乡的学习经历与未来期望》。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男生占54.1%。“户籍流动类型”中“农村-城镇”户籍流动的样本占79.4%，大约是“城镇-城镇”流动学生的4倍。“就读学校类型”方面，在当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样本占75.1%。“居住地人员结构”，样本的分布大致相当，选择居住地“外地人居多”和“差不多”的样本比例稍高。“现居住城市时间”，选择了“3-4年”及以上的样本累积达到了88.6%，可见绝大多数随迁子女是长期在迁入地城市生活和学习的。

(二)变量定义和测量

异地高考政策认同指的是随迁子女对实施的异地高考政策在心理上的接受和认可，既表现为对异地高考政策精神和价值的信念，也表现为对此政策的忠诚与支持。基于文献梳理，我们编制了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认同问卷，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965，且每一个测量条款的CITC值均在0.5以上。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效度检验，组合信度为0.967，建构效度为0.768，且一阶验证性因素模型与正式样本数据相契合。随迁子女教育期望是指在与其父母、老师等重要他人的相处过程中通过语言、态度以及行为，直接或间接的感知到他人对自己学业、品德、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表现以及未来成就的期望，逐渐确立自身的期望目标，并且逐渐内化到自身的日常行为模式当中的信念。基于文献梳理和随迁子女实际情况，我们编制了教育期望问卷，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968，构建教育期望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其四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933、0.873、0.912、0.879，建构效度分别为0.779、0.635、0.723、0.647，且二阶四因子验证性因子模型与正式样本数据基本相契合。

随迁子女学业成绩不仅是指语文、数学、英语等主干课程的成绩，还包括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习动机以及课外学习情况等方面。基于文献梳理和随迁子女实际情况，我们修订了个体学业成绩量表，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940，且每一个测量条款的CITC值均在0.5以上。构建个体学业成绩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其组合信度为0.940。建构效度为0.692，且一阶验证性因素模型与正式样本数据相契合。家庭社会资本体现家庭成员在目的性活动中所获取或动员的、嵌入在家庭社会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等家庭内社会资本，也包括父母教育参与、父母与教师关系、父母与子女同学关系等家庭外社会资本。基于文献梳理和随迁子女实际情况，我们修订了家庭社会资本量表，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929，构建家庭社会资本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其组合信度为0.931，建构效度为0.66，且一阶验证性因素模型与正式样本数据相契合。学校阶层隔离是指来自不同种族、阶层的学生聚集在不同的学校，从而导致学校间学生类型分布的均匀性不足，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基于文献梳理和随迁子女实际情况，我们编制了学校阶层隔离量表，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852，构建学校阶层隔离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其组合信度为0.881，建构效度为0.599，且一阶验证性因素模型与正式样本数据相契合。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现象的一种主观体验，通常是指个体感受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种族、性别或者户籍身份)而受到的不公正的消极性或者伤害性对待，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可以是拒绝性的态度、行为动作，也可以是社会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政策等。基于文献梳理和随迁子女实际情况，我们编制了歧视知觉量表，其克朗巴赫系数为0.961，构建社会歧视知觉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其组合信度为0.961，建构效度为0.677，且一阶验证性因素模型与正式样本数据相契合。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相关性分析

个体学业成绩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学业表现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38，与品德表现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33，与人际交往期望的相关性系数为0.761，与社会成就期望的相关性系数为0.712。同样，家庭社会资本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学校阶层隔离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学业表现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33，与品德表现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34，与人际交往期望的相关性系数为-0.755，与社会成就期望的相关性系数为-0.726。社会歧视知觉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学业表现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29，与品德表现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55，与人际交往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58，与社会成就期望的相关系数为-0.747。异地高考政策认同与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二)回归分析

1.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个体层面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1)个体学业成绩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如表1-1、表1-2所示，个体学业成绩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698，p<0.01),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690，p<0.01)，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870，p<0.01)，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650，p<0.01)。假设H1得到数据支持。

表1-1 不同系统层面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1-2 不同系统层面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结果

(2)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个体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2所示，认同对学业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246，p<0.01)，个体学业成绩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34，p<0.01)。政策认同对品德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187，p<0.01)，个体学业成绩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46，p<0.01)。政策认同对人际交往期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B=0.101，p>0.05)，但个体学业成绩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74，p<0.01)。政策认同对社会成就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149，p<0.05)，个体学业成绩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28，p<0.05)。假设H6a大多数维度得到了数据支持。

表2 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个体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2.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家庭层面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1)家庭社会资本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如表1-1、表1-2所示，家庭社会资本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721，p<0.01)，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679，p<0.01)，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907，p<0.01)，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680，p<0.01)。假设H2得到数据支持。

(2)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3所示，政策认同对学业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243，p<0.01)，家庭社会资本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38，p<0.01)。政策认同对品德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183，p<0.01)，家庭社会资本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50，p<0.01)。政策认同对人际交往期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B=0.096，p>0.05)，但家庭社会资本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76，p<0.05)。政策认同对社会成就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144，p<0.05)，家庭社会资本与异地高考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41，p<0.01)。假设H6b大多数维度得到了数据支持。

表3 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3.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学校层面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1)学校阶层隔离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如表1-1、表1-2所示，学校阶层隔离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789，p<0.01)，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784，p<0.01)，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761，p<0.01)，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801，p<0.01)。假设H3得到数据支持。

(2)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学校阶层隔离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4所示，政策认同对学业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802，p<0.01)，学校阶层隔离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正向预测作用(B=0.148，p<0.01)。政策认同对品德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815，p<0.01)，但学校阶层隔离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品德表现期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B=0.073，p>0.05)。政策认同对人际交往期望有正向预测作用(B=0.847，p<0.01)，学校阶层隔离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220，p<0.01)。政策认同对社会成就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715，p<0.01)，但学校阶层隔离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社会成就期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B=0.067，p>0.05)。假设H6c一半维度得到了数据支持。

表4 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学校阶层隔离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4.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社会层面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1)社会歧视知觉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的回归分析。如表1-1、表1-2所示，社会歧视知觉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590，p<0.01)。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589，p<0.01)，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590，p<0.01)，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负向预测(B=-0.586，p<0.01)。假设H4得到数据支持。

(2)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社会歧视知觉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5所示，政策认同对学业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511，p<0.01)，社会歧视知觉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学业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112，p<0.01)。政策认同对品德表现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505，p<0.01)，社会歧视知觉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品德表现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093，p<0.05)。政策认同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正向预测(B=0.466，p<0.01)，社会歧视知觉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人际交往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069，p<0.05)。政策认同对社会成就期望有显著正向预测(B=0.474，p<0.01)，社会歧视知觉与政策认同的乘积项对社会成就期望存在显著正向预测(B=0.032，p<0.05)。假设H6d得到数据支持。

表5 异地高考政策认同在社会歧视知觉与教育期望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四、研究结论和机制分析

(一)研究结论

1.个体学业成绩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认同能够增强个体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个体学业成绩对其教育期望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认同在个体学业成绩与教育期望多数维度存在显著调节效应。这与Sanders等[20]、Rutchick等[21]、胡咏梅和杨素红[8]等研究一致。较好的学业成绩会来给随迁子女家庭和自身学业表现、品德表现、人际交往和社会成就等带来较高的期望。更能接受和认可当地政策的随迁子女，其个体学业成绩对其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就越大。反之，不太可能接受和认可当地政策的随迁子女，其个体学业成绩对其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就越小。

2.家庭社会资本对随迁子女其教育期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认同能够增强家庭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其教育期望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认同在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期望多数维度存在显著调节效应。正如Stephanie等[22]、Kleinjans[23]、杨威[24]所认为的那样，家庭经济收入、文化资本、父母受教育程度等都显著影响教育期望，母子间积极的分享、交流频率以及教育参与同样有显著影响。更能接受和认可当地政策的随迁子女，其家庭社会资本对其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就越大。反之，不太能接受和认可当地政策的随迁子女，其家庭社会资本对其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就越小。

3.学校阶层隔离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政策认同能够削弱学校阶层隔离对其教育期望部分维度的负向影响。更能接受和认可当地政策的随迁子女，学校阶层隔离对其教育期望的负向影响就越小。反之，不太能接受和认可当地政策的随迁子女，学校阶层隔离对其教育期望的负向影响就越大。正如Alessandra & Barban[25]、吴愈晓和黄超[13]研究观点，同伴的影响甚至比教师和学校的影响作用更大，学校平均阶层水平偏低和阶层异质程度过小都会影响在校学生的教育期望。如果我们希望提升弱势阶层的学业水平和未来社会分层状况，那么首先就要着力改善学校教育的不平等状况。

4.社会歧视知觉对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政策认同能够削弱社会歧视知觉的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与歧视知觉对随迁子女文化适应、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研究结果相似。教育期望是随迁子女基于自身经验、教师和父母等重要他人的教育行为以及社会环境所形成的主观认知，是对努力之后可能实现的某种教育结果的信念和愿望。在目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配套制度仍然强势存在的背景下，随迁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不遭受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歧视。政策认同的调节作用下，更能接受和认可当地异地高考政策的随迁子女，社会歧视知觉对其教育期望的负向影响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