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 杨志昆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引言

如何巩固帝位，实现政权稳定，是历朝历代君主都会思考的问题。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政治事件及制度变迁，如秦始皇行郡县、汉高祖推行“郡国并行制”、汉武帝的“推恩令”、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废宰相制度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王朝接续西汉及新莽王朝而兴，经西汉后期皇权持续衰微，王莽篡汉等历史变故的影响，帝位巩固对东汉君主，尤其是前期几位君主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如何避免重蹈西汉灭亡的覆辙，防止王室内部斗争，推动汉王朝进一步走向复兴是东汉君主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帝位巩固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前提。因此，从帝位巩固的视角出发，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东汉帝王统治成败的认识，更有助于考察东汉各种政治事件及制度变迁发生的动因、经过与影响。

学界对东汉帝王巩固帝位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国之君光武帝身上(1)参见曹金华：《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陈苏镇：《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王尔：《“祀尧”或“祀高帝”？——东汉建武七年郊祀礼议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渊源》，《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1期；王尔：《“创革”与“中兴”的争议及整合——从东汉建武年间南顿四亲庙与封禅礼的议论谈起》，《史林》2020年第1期；赵瑞军：《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对于他的继任者汉明帝，则较少涉及，多是将其视为守成之主，或关注发生在明帝朝的几桩大案与引入佛教等问题上，立足的视角不够宽广、宏大(2)参见曹金华：《论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曹金华：《汉明帝及其“严切”政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陈苏镇：《论东汉外戚政治》，《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99页；禹平：《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作为东汉历史上的第二位帝王，明帝遇到的统治难题与背负的历史包袱，实际上并不比光武帝小。在他继位之初，即遭遇到对其帝位的严峻挑战，而明帝统治的成败，将直接决定东汉王朝接下来的历史走向，因此其巩固帝位的措施对东汉的历史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不容忽视。本文拟以明帝初年设立的刘苍幕府为考察线索，从其特点、设立背景与历史作用三方面入手，论述明帝的帝位危机，探讨其巩固帝位的措施与历史影响，以期有裨于东汉史的研究。

二、两汉幕府与刘苍幕府的特点比较

第一，开府辅政之事多发生在皇帝幼弱，无法正常执掌权力之时。例如昭帝继位时年仅八岁，武帝担忧其不能处理朝政，故“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受遗诏辅少主”(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2页。。和帝继位时年仅十岁，故在窦宪大破北匈奴后，“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6)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十三》，第817页。，让他居中朝辅政。皇帝幼弱是导致开府辅政之事发生的主因，且东汉较西汉更为普遍。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在先帝逝世，新帝成人之前的权力空白期内，能够维持皇权的正常运行，保持政治稳定，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

第二，开府辅政之人多为外戚。这主要是因为先帝逝世后，往往是由太后临朝称制，太后的母家成员也就成为其控制朝局的重要依靠力量，如延平元年(106)，临朝的邓太后拜其兄邓骘为车骑将军开府辅政。外戚也是皇帝依靠的重要对象，在一些特殊时期，会安排他们辅助嗣君，如黄龙元年(前49)，宣帝出于担忧元帝执政能力的原因，拜其祖母史良娣的侄子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与萧望之、周堪同受遗诏辅政。不过也有皇帝担忧外戚掌权会危及幼主，而没有选择用他们辅政，如武帝在立昭帝为太子前，先杀其母钩弋夫人，防止女主临朝的格局出现，后选择霍光、金日磾等人辅助昭帝。

第三，辅政者直接负责处理军国大事，其幕府成员结构复杂。辅政者虽然冠以“辅政”之名，但往往行“执政”之实，朝中军国大事皆由其处理，如窦宪辅政期间，主导了三次伐匈战役；邓骘辅政期间，负责处理了西羌之乱等。部分辅政者更是大权独揽，使皇帝形同傀儡，如霍光辅政，让宣帝“若有芒刺在背”(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第2958页。；梁冀辅政，骄横异常，质帝斥其“跋扈将军”(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二十四》，第1179页。。因辅政者需处理各种军国大事，这就使得其幕府成员颇具复杂性，不仅需要行政方面的人才，也需要精通军事的人才：“只是领兵打仗的征伐将军幕府与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谋议的中朝将军幕府有所不同，前者仅主文书与参谋，职能较为简单，幕府人员较少；后者与闻政事、提供决策，职能相对复杂，幕府人员多，且各有职务，可考者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军监、军武库令、军市令、军司空令等。”(9)李志茗：《离异与回归——中国幕府制度的嬗变》，《史林》2008年第5期。霍光曾辟杨敞担任军司马，辟田延年为长史，以明经辟蔡义，燕王刘旦在给昭帝的上书中言：“(霍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1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第2935页。可见霍光幕府中文武员皆备。窦宪幕府中既有班固、傅毅、崔骃等文员：“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复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1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第2613页。又有耿夔、任尚、赵博等武将：“明年，(宪)复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1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十三》，第818页。可见其幕僚皆符合这一特点。

与汉代其他辅政幕府对比，刘苍幕府则大为不同，我们可以总结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刘苍幕府辅政的对象汉明帝继位时年已三十，并非幼弱之君。两汉历史上少有成年帝王需人辅政的事例，大多数都是因年幼才需人辅政。西汉元帝继位时年二十七，早已成年，但他继位之初由史高、萧望之、周堪等人辅政，是为一特例，不过这是其父宣帝的安排，主要是出于对他能力的担忧(13)据《汉书·元帝纪》：“(帝)壮大，柔仁好儒……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对元帝“宜用儒生”之论心怀担忧，于是萌生废立之念，但终因许皇后之故，未废元帝。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元帝纪第九》，第277页。，才有此特殊之举。明帝的辅政格局则是由他自己规划，光武帝并未有此安排，可见光武帝并不认为明帝年少不能掌权。根据明帝诏书中所言：“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他自述需人辅政的理由除了年少外还有虑轻，即思虑轻浅，执政能力不足，这条理由其实也不能成立。据《东观汉记》：“(明帝)幼而聪明叡智，容貌壮丽，世祖异焉，数问以政议，应对敏达，谋谟甚深。”(14)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2《纪二·显宗孝明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4页。这段描述虽有美化之嫌，但明帝确实多次与光武议政，如建武十五年(39)的度田之议(15)据《后汉书·刘隆传》：“是时，天下恳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2《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第780-781页。，建武二十七年(51)的北匈奴和亲之议(16)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天子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第2945-2946页。等，明帝的见解都颇为深刻，令光武帝非常赞赏，可知他早就参预政事，绝非虑轻之人。因此，就汉代辅政幕府设立的一般特点而言，刘苍幕府本不必存在。

第二，幕主刘苍身份特殊，是明帝的至亲兄弟。两汉历史上辅政者多由外戚充任，只有少部分是皇帝信赖的臣子，且这些臣子日后大概率也会成为外戚，如昭帝的皇后上官氏，是武帝安排的辅政者上官桀的孙女，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宣帝的皇后霍成君，是霍光的小女儿。但从未有过让宗室至亲开府辅政的先例，这一点正如刘苍自己所言：“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17)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35页。皇帝对辅政者的选择一般极为谨慎，如霍光是长年恭敬地侍奉武帝，“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1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第2931页。，才最终获得了武帝的信任。而宗室往往首先被排除出辅政者的选择之列，因为对皇帝而言，宗室是最为忌惮的对象，他们是帝位最有力的挑战者，让宗室染指皇权，对皇帝的威胁最大。外戚、信臣染指皇权虽然同样有很大的危险，但相比较而言，不及宗室。因此，明帝提拔同母弟刘苍开府辅政，是两汉历史上一次大胆且有突破性的举措。

第三，刘苍幕府可见幕僚皆为文员，不直接处理军国大事。为了更直观地阐述这一特点，现辑录刘苍曾征辟的人员并列表说明。

从表1可以看出，史书中记载的刘苍幕僚皆为文员，无一人有参预过军事的经历。这当然不是刘苍幕府的全貌，据《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及(明帝)即位，拜(苍)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李贤注：“四府掾史皆无四十人，今特置以优之也。”(1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33页。可见刘苍幕府的规模是较大的，史书只是记载了其中较为知名的几个，难以就此断定其不预军国大事。但据《后汉书·西羌传》：“(建武中元)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2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七十七》，第2879页。这场发生在明帝初年的边乱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明帝先后派遣两路大军前去平叛，才最终将羌乱解决。这两路大军一为谒者张鸿所领：“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2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第二》，第97页。一为马武与窦固所领：“显宗初，西羌寇陇右……复拜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合四万人击之。”(2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2《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第786页。并无刘苍幕府参与解决的记载。又据《东观汉记》：“苍以亲辅政，尽心王室，每有议事，上未尝不见从，名称日重。”(23)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7《传二·济南安王康东平宪王苍》，第241页。这条史料本意是想展示明帝对刘苍的重视，但“议事”一词从侧面反映出，刘苍并不直接负责处理国事，最终的决定权和处理权还是在明帝手中。这几条史料说明，刘苍幕府并不直接负责处理军国大事，明帝有意限制其辅政权限，这是刘苍幕府与汉代其他幕府最大的一点不同。

(表1) 东平王刘苍幕府成员表

通过上述对汉代幕府特点的考察可知，汉代让将军开府辅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皇帝幼弱或执政能力尚不成熟的特殊时期，使皇权能够有序运行，以维持朝局的稳定，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辅政者的选择，一般是外戚或者由皇帝信赖的臣子充任，宗室不得涉足辅政之位。辅政幕府的主要职责，是代行皇权，因此各种军国大事都需由其参预或者直接负责处理。但刘苍幕府的特点与此迥异，明帝颇具政能且壮年继位，本无需他人辅政，更不必打破常规，让宗室染指皇权，刘苍幕府也未替明帝代行皇权，处理军国大事。因此，明帝有此特殊之举，并不是为了让刘苍襄助政务，而是有其他目的。这个目的，与明帝继位之初遭遇的帝位危机密切相关。

三、帝位危机与刘苍幕府的设立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光武帝在洛阳南宫前殿逝世，同日，汉明帝继位登基。然而就在帝位交接的敏感时刻，一场谋逆大案突然袭来，东海王刘彊举奏山阳王刘荆密谋造反，并将其谋逆的书信及使者一同上交给了明帝。

对于这场谋逆案发生的经过，史书着墨不多：“世祖崩，荆与东海王彊书，劝彊起兵，彊恐惧，封上其书。天子秘其事，徙荆为广陵王。”(24)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10《后汉孝明皇帝纪下卷第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刘荆谋反的原因也没有说明，唯有范晔在《刘荆传》中对他性格有一番描述：“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李贤注“隐害”之意为“阴害于人也”(2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46-1447页。，似乎在暗示刘荆日后谋反与他这种性格有关。

对于这一问题，部分学者给出过一些解释，如有学者总结东汉诸王反叛的原因，主要是光武帝偏私阴后诸子、对诸王过分猜忌防范、分封不均和阴氏外戚怙权恃势四点(26)曹金华：《论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但这是针对非阴后之子的情况，并不能套用到刘荆案上，因为刘荆是明帝的同母弟，都为阴后所生。也有研究从刘荆喜和相士谋事的记载出发，认为他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27)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6-237页。，这种观点很明显受制于史书所载内容，而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另有学者从阴、郭外戚之争的视角入手，认为刘荆此举是意图利用阴、郭矛盾，挑唆两家相争，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28)陈苏镇：《论东汉外戚政治》。，此说则较前两说为长，也更显深刻。

刘荆在给刘彊的信中曾提到四件发生在建武年间的事：“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2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46页。即建武十七年(41)郭圣通后位被废，建武十九年刘彊太子之位被废，建武二十八年沛献王刘辅入狱和同年发生的收捕诸王宾客事件。这几件事皆是刘秀在打压郭后母子，而刘荆认为这非常不公，包括他在内的天下人皆愿为刘彊讨回公道：“今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宁有量邪！若归并二国之众，可聚百万，君王为之主，鼓行无前，功易于太山破鸡子，轻于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3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46-1447页。刘荆在书信的最后还说道：“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3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47页。认为帝位的归属是由实力的强弱所决定，这其实是在意指明帝继承的皇位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只要实力允许，刘彊完全可以将其夺为己有。可以说，这确是一封挑唆性极强的书信，刘荆意图利用因刘秀打压郭后母子所产生的矛盾，趁着国丧期间唆使刘彊起兵夺取皇位，自己好从中渔利。

刘荆案虽然以刘彊主动上报，明帝低调处理而告终，并未酿成大的政治风波，但它透露出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即东汉王朝内部存在着一股不满明帝继位的政治力量，他们意图利用废太子刘彊以推翻明帝，这使得明帝的帝位危机四伏。

明帝的反对者之所以选择利用刘彊，除了废太子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外，刘彊在政治上具有三点优势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三点优势也是造成明帝帝位危机的根源。

第一，刘彊母家势力强大。郭氏外戚本为河北著姓，郭圣通之母更是出自河北真定王室，与光武帝一样，同出自汉景帝一脉(32)郭圣通的外祖父真定恭王刘普是汉景帝的七代孙。。真定王室对东汉王朝的建立也立下了大功，更始二年(24)光武经营河北时，为击败王郎，他迎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从而获得了河北本土豪强的支持，成功助其消灭王郎，立足河北，为东汉王朝的创建打下了根基。虽然在建武二年(26)刘扬因谋反被杀，但并未影响郭氏外戚的显赫地位，光武依然对郭圣通宠爱有加，不仅在建武二年立她为皇后，立和她所生长子刘彊为太子，还同时封其弟郭况为绵蛮侯。郭圣通的从兄弟郭竟、郭匡，也在朝中获得重用，郭竟以军功被封为新郪侯，郭匡被封为发干侯。刘彊还有着众多的同母兄弟，除他之外郭后还为光武生下了四个儿子：刘辅、刘康、刘延、刘焉，在光武十一子中，几乎占了一半。

第二，刘彊在朝中支持力量雄厚。史书对刘彊此人的生平记载非常简略，可见的事迹大多都是在太子之位被废后，写他如何小心谨慎，谦卑恭逊，对他任太子期间事迹的记载几乎为空白，因此难以窥探其政治活动的全貌。不过据散见于史书中的一些记载，依然可以看出刘彊在朝臣中有不少支持者。

据《后汉书·张湛传》：“(建武)七年，(湛)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后大司徒戴涉被诛，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遗失溲便，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3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7《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第929-930页。张湛是刘彊的师傅，他不满光武的废立之举，以“遗失溲便”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又据《后汉书·申屠刚传》：“(建武七年)拜侍御史，迁尚书令……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3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9《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第1016-1017页。申屠刚关心刘彊的成长，建议光武让刘彊入主东宫，并选择良师贤人教育培养他。又据《后汉书·郭伋传》：“(建武十一年，伋)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伋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36)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1《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第1092页。郭伋此言有帮扶刘彊之意，因为刘彊属于河北派系，是“北人”，而明帝出自南阳派系，如果朝中多南阳人任职的话，很明显会对刘彊不利。

近年有研究认为，在刘彊身边聚集着以三辅地区士人组成的“长安系士人”集团，他们“强调前汉的法统、制度对后汉的意义，缘此提出两汉天命因袭论、‘柔克’的施政方针、‘博通’的学术方法，希望借太子即位以实现其政治主张”(37)王尔：《“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东汉建武政治的变迁——从“二赋”说起》，《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上引材料中张湛、申屠刚、郭伋都是扶风郡人士，可见刘彊在朝中的支持力量不是几个人，而是有着一个庞大的集团。刘彊本身出身河北派系，自然在东汉王朝的“北人”集团中有一定的号召力，而西京地区的“西人”也支持刘彊，足见其在朝中支持力量雄厚。

明帝虽不能说在朝中的支持力量弱于刘彊，但很明显他并未形成对刘彊的绝对优势，因为明帝在朝中能够依靠的核心政治集团只有南阳派系，不及刘彊获得了两大派系力量的支持。

第三，刘彊民望较高。刘荆在给刘彊的信中曾言郭后被废时“海内深痛，观者鼻酸”，虽有夸张的成分在内，但应不是他的杜撰之词，至少能说明当时社会上不乏支持郭后母子的人。又据《后汉书·光武郭皇后传》：“后弟贵重，宾客辐湊。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3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十上》，第402页。郭圣通为后期间，郭况等人谦虚下士，广延宾客，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无形中都会成为刘彊的支持力量。刘彊与其同母兄弟们也爱招揽宾客，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据《后汉书·井丹传》：“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3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传第七十三》，第2765页。这种现象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建武十七年诸皇子进爵为王，至建武二十八年诸王离京就国期间，正值郭后母子被废后，可见失去太子之位，并未使刘彊的民望有所下降，他反而通过招揽宾客这种行为，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

在民望上明帝没有形成对刘彊的优势，据《后汉书·沛献王辅传》：“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4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27页。明帝也是其中招揽宾客的一员，但从“争礼”一词可以看出，以明帝与刘彊为两派的诸王，势力是不相上下的。又据《世说新语》注引嵇康《高士传》：“北宫五王更请(井丹)，莫能致。新阳侯阴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41)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品藻第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3页。阴就是明帝的舅舅，从他们争抢名士井丹一事上，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帝并未在社会影响力上压制住刘彊。明帝可能还处于劣势，据《后汉书·郑众传》：“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

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众以‘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4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6《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第1224页。郑众是郑兴之子，而郑兴是东汉初年的古文大家，为学者所宗：“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4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6《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第1223页。郑众自己也是少通经籍，知名于世，如能招揽到此人，那无疑能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明帝并未成功招揽到郑众，即使梁松暗示郑众这是光武帝的意思，依然被拒，可见明帝在这些名士中的吸引力是不够的。

光武帝在改立明帝为太子后，对刘彊具备的上述三点优势有一定认识，他也意识到这对明帝而言是一种威胁，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意图削弱刘彊的优势以巩固明帝的地位。

首先，针对明帝母家势力薄弱的问题，光武重用阴氏外戚加以弥补。据《后汉书·阴识传》：“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4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第1130页。《后汉书·阴兴传》：“十九年，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4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第1131页。执金吾掌京城治安，卫尉掌宫廷禁卫，光武帝如此安排，保护明帝之意明显。同时，光武对郭氏外戚厚加抚慰，希望能消解他们对失去帝位继承权的不满：“十七年，遂废(郭后)为中山王太后，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徙封(郭)况大国，为阳安侯。后从兄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郪侯，官至东海相。竟弟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46)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十上》，第403页。“二十年……况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47)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十上》，第403页。而在建武二十八年，“东海王彊、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4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80页。，非阴氏所生之子除刘焉因年少暂不就国外，全部被光武排挤出了京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阴氏所生诸子无一人离京就国，光武此举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他意在“强干弱枝”，让明帝的同母兄弟留在京师以拱卫新太子，借以提高他在宗室中的支持力量。

其次，针对明帝在朝中支持力量不足的问题，光武帝则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以增强朝中明帝的支持力量，削弱刘彊的支持力量，如有研究所指出：“建武十九年之前，光武帝比较重用长安系士人。不仅让其担任三公(宋弘、伏湛、侯霸)、尚书令(郭伋、申屠刚)、光禄勋(张湛、杜林)、司隶(宣秉)等要职，还吸收他们所举荐的三辅士人入朝……更立太子之后，光武更青睐关东籍士人。”(49)王尔：《“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东汉建武政治的变迁——从“二赋”说起》。不仅如此，光武甚至在临终前，还精心挑选了支持明帝的官员去主持自己的丧礼，以保证权力能够平稳交接给明帝：“及帝崩，(赵)憙受遗诏，典丧礼。是时藩王皆在京师，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憙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5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6《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第914-915页。

最后，针对刘彊民望高的问题，光武帝在建武二十八年大举搜捕诸王宾客，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郭氏诸王。因为有稳固明帝的政治目的在内，这桩大案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严”的烙印，“坐死者数千人”(5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第80页。。刘荆信中亦有描述此案惨状的内容：“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在如此残酷地打击下，郭氏诸子的势力遭到重创，“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5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27页。。他们通过招揽宾客壮大自身势力的图谋被光武帝瓦解。

但即使光武做了这么多工作，刘彊对明帝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这主要是因为光武并不想将刘彊置于死地。光武对刘彊有偏爱之情，据《后汉书·东海王彊传》：“帝以彊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虡之县，拟于乘舆。”(5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23页。刘彊无过被废，光武对此心有歉疚，所以尽量对其给予优待，从未想将其置于死地。但新旧太子之间纵使没有矛盾，二者背后之间的集团利益之争却是难以调和的。汉景帝在改立刘彻后，不仅逼死了废太子刘荣，还除掉了支持刘荣的周亚夫，正是为彻底扫清刘彻帝位的威胁。光武对刘彊手下留情，实则是将这个隐患留给了明帝。

在光武帝死后，这个隐患就立刻爆发了出来，原本属于明帝支持阵营的刘荆，倒戈去了刘彊阵营，这说明刘彊依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吸引力。此事虽经刘彊主动检举揭发，没有酿成大的政治风波，但也使明帝意识到，刘彊对他的威胁依然存在。明帝欲巩固自身帝位，光靠息事宁人远远不够，他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刘苍幕府应运而生。

四、刘苍幕府对巩固明帝帝位的历史作用

让刘苍开府辅政，是明帝为巩固帝位而出台的重要政治举措，它主要有三方面的历史作用，针对的是明帝在政治上的三点不足。

第一，获取同母兄弟的政治支持，以稳固明帝在宗室中的依靠力量。明帝的母家势力不及刘彊，同时在宗室中也没有获得稳定的支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刘荆谋逆案上。正如上文所述，光武帝在建武二十八年将非阴氏诸子几乎都赶出了京师，将阴氏诸子悉数留下，他的目的是希望明帝的同母兄弟能成为其太子之位的拱卫力量。光武在世时，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明帝与刘荆曾经共同聘请郑众，又据《后汉书·冯衍传》注引《冯衍集》：“与阴就书曰：‘……侧闻东平、山阳王壮当之国，择除官属，衍不自量，愿侯白以衍备门卫。’”(5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8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第978页。冯衍去信阴就，表示愿意任职于刘苍或刘荆官署。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刘荆此时与明帝、刘苍尚属于同一阵营，未发生决裂。但当光武刚刚去世，刘荆就突然倒向了刘彊阵营，欲助其夺取皇位。明帝虽低调处理此事，但可想而知这对他的冲击应该是很大的，即使是同母兄弟也未必一定可靠。此事同时也是在提醒明帝，必须注意同母兄弟的政治态度，万不可失去他们的支持，如果连血缘最亲的人都不支持自己，那明帝在政治上就会更加孤立，帝位更加不稳。

让刘苍以骠骑将军身份开府辅政，正是明帝拉拢宗亲成员的重要举措。在明帝的同母兄弟中，刘荆已因谋反失去了明帝的信任，刘衡早卒，琅琊王刘京又是阴氏最小的儿子，此时在政治上可能不太成熟，唯有刘苍举止得体，是可以依靠的政治盟友：“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要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5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33页。故必须对他予以重用。而刘苍同意辅助明帝，正是在表明他支持明帝的政治态度，此举对刘氏宗亲而言，有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代表明帝在宗室中已经有了最稳固的支持力量。同时，重用刘苍亦可向社会展现出一幅明帝与至亲兄弟之间相亲友爱的画面，进而消解因刘荆谋逆案而产生的对明帝的不利影响，引导社会舆论去批评指责刘荆，从而维护好明帝在社会上的政治形象。

此举也是在配合明帝重用外戚的政策。明帝继位后延续其父重用阴氏的政策，继续让阴氏子弟担任要职，以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显宗即位，拜(阴识)为执金吾，位特进”，“显宗即位，拜(阴嵩)长乐卫尉，迁执金吾”，“显宗即位，以(阴)就为少府，位特进”(56)上引材料分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第1130、1132页。。明帝在历史上素以严防外戚、宗室干政而著名，但他在继位之初不仅重用外戚，而且还让刘苍辅政，目的正是为了强化母家势力，以扭转自己在政治上的劣势。

第二，提高明帝的民意支持。刘彊对明帝的威胁，主要来自其背后的民意支持，明帝若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威胁，就必须抢夺民意的向望，争取社会名士的投靠也就是势在必行之事。

已有研究指出，在汉朝，“民意”是构筑皇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汉帝国国家秩序的成立，一个重要的方面，乃是基于民意的向望；这种理念的表现形式与保障机制，集中反馈于齐风俗、举谣言、行察举、征隐逸、赐民爵等举措或制度之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东汉皇权的合法性正是建筑于基层民众的评价和认可之上的。”(57)冯渝杰：《民意操控、皇权危机与党锢之祸——基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考察》，《人文杂志》2020年第3期。名士在地方上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东汉崇儒重隐，博通经籍但又不求功名者更是在社会上有着极高的口碑，他们引领着“民意”的走向，是统治者极想争取的对象。名士的政治态度或政治选择，小到可以影响郡县人才的推举，大到能够左右帝位继承权的选择，如张良曾献计吕泽，聘请为刘邦所重的名士商山四皓，以稳固刘盈的太子之位(58)据《汉书·张良传》：“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良……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娒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辨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后刘邦见此四人，果然立刻打消废太子之念，并对戚夫人说道：“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40《张陈王周传第十》，第2033-2036页。，正是看到了刘邦对“民意”的重视。建武年间诸王争礼四方宾客，其实也是为获取“民意”以壮大自身势力，因此抢夺名士也就成为当时阴、郭之争的一大焦点。

明帝继位后不可能亲自出面去大量礼聘名士，于是这个工作便以辅政之名交于刘苍之手。刘苍知晓明帝的政治意图，所以自开府后，大力延揽天下名士入其幕府，多条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后汉书·班固传》：“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閤，延英雄。”(59)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第1330页。《后汉纪》：“苍以母弟辅政，尽心王室，其所宾礼，皆当世名士。”(60)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8《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八》，第236页。《东观汉记》：“东平宪王苍上书表荐名士左冯翊桓虞等，虚己礼下，与参政事。”(61)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7《传二·济南安王康东平宪王苍》，第241页。不管是自己征辟还是上表推荐，有“名”是能得到刘苍青睐的重要标准。而为了尽可能多地招揽名士入幕，刘苍甚至还会采用强迫手段：“建武中，徵(荀)恁不至。于是苍复辟恁，而敬礼焉。尝朝会，上戏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骠骑辟君反来，何也？’对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得不来。骠骑执法以检下，臣不敢不至。’”(62)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8《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八》，第237页。这个故事既说明了刘苍为延揽名士可谓不遗余力，也说明了班固所言刘苍幕府开设后“四方之士，颠倒衣裳”(6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第1331页。的盛况不过是美化之词，部分名士其实并非甘愿前来。

不过明帝也不是真的需要这些名士来辅助政事，他只是想要名士背后的“民意”，只要他们能够前来，那明帝的政治目的便算是达到了。于是可以看到，虽然刘苍招揽了这么多人入幕，但实际上这些人并没做什么大事，明帝也未重用他们。例如吴良，刘苍曾大力向明帝推荐他，明帝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将刘苍的举荐比作萧何举韩信：“前以事见良，须发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6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7《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第943页。但却只授予吴良议郎之职，远比不上刘邦重用韩信，而且不久后吴良就因弹劾阴就，被明帝左迁出了朝廷。由此可见，刘苍幕府征辟名士，是明帝为争取民望而进行的一场政治表演，是为其巩固帝位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

第三，在百官中树立明帝的独尊形象。受废太子刘彊的影响，明帝在朝中的支持力量不足，换言之，他作为新帝的独尊形象并未在朝臣中完全建立起来，这对其帝位稳固十分不利。永平元年(58)，刘彊因病逝世，这不仅意味着明帝最大的政治隐患就此消失，同时也是明帝树立自己皇权独尊形象的绝佳机会，刘苍随即展开一系列制礼作乐活动，以替明帝解决这个问题。

据《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6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第1433页。刘苍主持制定了东汉祭祀礼仪中的舆服制与光武帝的宗庙乐舞制。

首先来看舆服制，据《东观汉记》：“永平二年(59)正月，公卿议春南北郊，东平王苍议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衮，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旂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今祭明堂宗庙，圆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肃雍备思，博其类也。天地之礼，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66)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5《志·朝会志车服志》，第183页。刘苍此议的要点是建议明帝将祭祀明堂时服冠冕、衣裳等的规制普及到祭祀天地的礼仪活动中。据《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67)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第二》，第100页。刘苍发议，当是在这场祭祀明堂的礼仪结束后不久。

据《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天子冠通天、诸侯王冠远游，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6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第二》，第100页。又据《太平御览·服章部》引蔡邕《独断》：“汉明帝采《尚书·皋繇》及《周官》、《礼记》以定冕制，皆广七寸，长尺二寸，系白珠于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诸侯九旒，卿七旒。”(69)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686《服章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061页。《续汉书·舆服志》：“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70)司马彪撰、刘昭注补：《续汉书》志第30《舆服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62-3663页。从这几条材料可知，这场服制变革的具体内容，是规定不同身份等级的人需穿戴不同标准的冠冕、衣裳，皇帝与王侯公卿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如此便能明了，刘苍欲将此制普及到祭祀天地的礼仪中，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弥补“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的缺憾，实则背后有着非常现实的政治目的，即借助服制变革的方式强化明帝的皇权独尊形象。

等级森严的服饰差异能够带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可以一目了然谁为尊，谁为卑。在庄重威严的国家祭典中，这种效果更是明显。有学者评价明帝改革的冕服是一种“单列式”服制：“皇帝只用衮冕十二章，是所谓‘六冕同制’；公侯只用九章之冕，九卿只用华虫七章。若列表显示，只能形成一个纵列而已，可称‘单列式’。‘君低臣高’的可能性……在‘单列式’下是不会出现的……永平冕制是一元化的，与专制集权的一元化体制相合，它于‘宗经’之中又见‘尊君’之意。”(71)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7页。突出“君高臣低”，彰显明帝的独尊形象，正是刘苍推行此次冕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

发生于永平三年(60)的世祖庙舞乐议，则带有强化明帝继统合法性的目的。据《东观汉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名。东平王苍议。以为……世祖庙乐名宜曰《大武》之舞……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进《武德舞歌诗》曰：‘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诏书曰：‘骠骑将军议可。’进《武德》之舞如故。”(72)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5《志·郊祀志》，第164-165页。此段材料似有脱误，前述刘苍议世祖庙乐舞名为《大武》，后又进《武德舞歌诗》，是世祖庙舞应为《文始》、《五行》、《武德》，不为《文始》、《五行》、《大武》，《后汉书·明帝纪》载正是《文始》、《五行》、《武德》。但据《宋书·乐志一》：“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荐之光武之庙。”认为《大武》是《文始》等三舞的总名。参见沈约撰：《宋书》卷19《志第九·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4页。钱大昕认为沈约是错会《东观汉记》之意：“或当时公卿有此议，故博引图纬经传以驳之耳……苍所制歌诗，固云《武德》舞，不云《大武》舞也。”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按钱说为长。

光武帝作为汉室的中兴者，为其立庙并对其一生进行总结歌颂，以让后世能永远记住他的功勋，是继任者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借此宣示与前代君主之间法统继承合法性的重要时机。刘苍具体主持了这项工作，他在创作的《武德舞歌诗》中，盛赞了光武帝的丰功伟绩，同时在最后说道“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强调了后世子孙有着让光武帝的圣德永存于世的重要使命。而作为光武事业的继任者，明帝此刻就肩负着这样一个重要使命，在盛赞光武帝功业的舞蹈和赞歌声中，明帝作为光武帝位及事业继承者的形象得到了突出，其继位的合法性被进一步确定，这一幕对百官而言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意味，明帝皇权的独尊形象因此得到了强化。

这两场制礼作乐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例如冕服制改革，便获得了后世儒生及学者的大力称赞：“后之圣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为，故因而作制，为之节文，始自衣裳，至于车服，栋宇、垣墙，各有品数，明其制度，尽其器用……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73)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9《后汉孝明皇帝纪上卷第九》，第244页。袁宏视明帝为“有道之主”，认为他定制冕服不仅使得“人心悦固”，而且让东汉“国祚长世”，如此高的评价背后，何尝不是对明帝功绩及地位的认可？其政治影响之大，以及对明帝帝位巩固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提拔刘苍开府辅政以稳固在宗室中的支持力量，广辟名士以提高自身民望，开展制礼作乐活动以强化皇权独尊形象，明帝通过让刘苍幕府发挥上述三方面的历史作用，成功巩固了自己的帝位，明帝初年政局实现了稳定，未再发生严重的政治事变。虽然自永平十年(67)起，刘荆、刘英、刘延、刘康相继曝出谋反案，但已不能对明帝的帝位形成威胁。明帝迅速处理了这些宗室谋逆案，且兴动大狱，穷考其事，与其继位之初处理刘荆谋逆案的态度和方法完全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帝的帝位已经完全稳固，他不必再有所顾虑了。

五、结语：明帝帝位巩固的历史意义

明帝帝位的巩固对东汉王朝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首先，维护了明帝朝的政治稳定，为东汉前期长达数十年的政权稳定做出了贡献。自秦始皇创立帝制至东汉王朝建立的二百余年间，秦、汉、新三朝皆未在国家建立初期成功实现政权稳定，这与君主帝位不固有着很大的关系。秦二世为稳固帝位，信任赵高并大肆屠戮宗室、重臣，致使大权旁落，上层统治秩序崩溃，秦朝二世而亡。汉惠帝性格仁弱，致使权归吕氏，在他死后西汉陷入吕氏专权、诸吕之乱的乱局，致使社稷差点倾覆。王莽以外戚身份篡汉建新，帝位更是不稳，为此他推出众多改革措施，但最终改革失败，新朝一世而亡。对于接续而起的东汉王朝而言，这是历史教训，也是历史警示。

因光武帝废立太子之举，致使明帝的帝位出现危机，东汉王朝同样面临着陷入动乱的危险。但明帝吸取了历史教训，他没有走秦、汉、新三朝统治者的老路，而是以让刘苍开府辅政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巩固自身帝位，并获得了成功，从而避免东汉王朝陷入前朝般的政治动乱，实现了东汉王朝长达数十年的政权稳定，明帝对此的历史贡献是突出的。

其次，替明帝之后的政治转向提供了保障，进而为“明章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君主制国家里，皇帝若欲有一番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自身的帝位十分稳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有为之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其丰功伟绩皆建立在其稳固的帝位之上，这是君主制政体下的一大特点，汉明帝于此也不例外。受帝位危机的影响，明帝在继位之初并不能有效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他十分反感外戚、宗室干预朝政，但为了巩固帝位，又不得不重用外戚、宗室，这一现象直到在他的帝位危机解除之后才得到了改变。

帝位巩固使明帝的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得以真正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吸取了西汉王朝因宗室内乱、外戚篡权而陷入动乱甚至灭亡的经验教训后，明帝改变了继位初年较为宽松的统治之风，选择继承其父“颇以严猛为政”(7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1《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第1400页。的治理风格，并将之进一步扩大，在永平年间掀起了“严切”的统治之风，有针对性地对宗室、外戚、官吏、功臣等权贵阶层进行压制与打击，将他们牢牢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百姓得以少受权贵官吏的骚扰而安居乐业，明帝朝因此成为东汉王朝近二百年的统治历史中社会治理最好的时代：“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7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第二》，第115页。东汉王朝迎来了它的盛世时代——“明章之治”，而这与明帝成功实现了帝位巩固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