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雨辰 曹 杉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一、花之安与《自西徂东》

花之安是德国新教传教团礼贤会成员，1864年被派往中国从事传教活动，1899年在青岛逝世。由于患有慢性黏膜炎，花之安主要采用“文字宣教”方式，潜心撰文著书。与其他传教士相比，花之安“用笔确立了自己在华传教士中的一席地位”，因此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是近代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使者。《自西徂东》是花之安影响力最大的汉语著作，全书20余万字，最初于1879年至1883年连载于《万国公报》，1884年以五卷本形式在香港正式出版。全书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卷，共七十二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描绘了晚清时期的社会现状，对晚清中国存在的问题加以批评，并提出改良建议。鉴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书中涉及较多的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自西徂东》中的晚清中国形象

（一）吏治腐败、君主专制的政治形象

据《自西徂东》书中记载，清朝官场“诡诈成风，上下相蒙”，在位官员百计肥私，或贪污公款，“亏空国库，侵蚀公项，甚或浮开兵饷”，或欺压百姓，“滥索茶食之资”，“横取诸民，以充囊橐”。内政腐败致使在朝官员结党营私，“徇情面以汲引”，为保官位而行贿，“只知迎合上意，交结权绅”，以致不能秉公办案。因此，“吏治腐败”是晚清时期中国政治的最大特点。

花之安认为，造成吏治腐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管理不力、官员能力不济，这一点与积弊已久的科举制度有关；另一方面则在于部分官员个人道德低下，“此等人徒知有利，不知有义”。晚清时期，因腐败横行，科举制度已无法满足选人纳贤的需要，因钱财或情面通过捐班保举选出的官吏“既无经济之才，复鲜措施之具”，科甲人员也多是“胸中实无一策”。其实，在乾隆时期就已出现对科举制度的异议，当时的兵部侍郎舒赫德在奏章中曾说道：“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实于用。”由此可见，花之安对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描述并非虚言。

此外，花之安还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参照，抨击清政府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中国之君，其权最重，操生杀黜陟之柄，主荣辱富贵之阶……甚至生杀予夺，颠倒悖谬”。为扭转腐败专制的政治现状，他宣传西方民主议会制度，提倡设置上、下议堂，“上堂则皇朝所立，朝臣恒膺其职。下堂则庶民公举，数年轮转更换。”。

晚清时期，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西方的议会制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维新派主张设立议院时，张之洞等人就对此表明了反对立场，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断不可在晚清中国设立议院。在《劝学篇》中他再次指出，晚清中国民众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一旦掌握权力，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另外，西方议会制度本质上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叛，是西方人要求个体自由的政治诉求，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没有自由和人民主权的价值理念。因此，在封建势力依然强盛的晚清中国设立民主议会制度是不切实际的。

（二）日就贫弱、贫富悬殊的经济形象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到19世纪，官场腐败、百姓困苦已积重难返，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更是加速了清朝的衰败与没落。晚清时期经济的“贫穷落后”程度，在花之安的记叙中可见一斑：“观中国，其穷之流为乞丐者，或则引类呼群，或则扶老携幼，或则匍匐街边、频呼施舍，或则号泣路上、屡唤救饥。”对此，花之安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政不善。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专制统治，因此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然而这种经济政策却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至晚清时期，“为商者每受阻滞”“弊端甚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

为解决晚清中国的贫弱现状，花之安就慎理国财提出建议。在生财方面，要结合“天地自然”“人工器物”和“人事权衡”之利。花之安提出了开矿挖煤、种棉种茶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介绍了机器使用对农耕、开矿、架桥的便利之处。在取财方面，花之安批判晚清中国贻害商人的厘金制度，主张向民间殷富者借贷。在用财方面，花之安指出西国用财之道在于公款公用，不独君主一人奢侈滥用，“君臣用度，大小既有定额，库项所存，人君亦不能轻用”。

（三）治安不良、陋习严重的社会形象

社会治安问题自清朝初期就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乾隆时期，盗贼被称为“闾阎四大恶之首”，乾隆帝批示刑部继续实行严厉的缉盗措施。虽然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盗贼活动，但无法护及各省各乡，正如花之安在书中所记：“内河村落之间，离官稍远，则劫掠频闻。”到晚清时期，社会治安问题依旧严峻，不少饥民因生存所迫变成贼寇，“小盗之鼠窃狗偷，四时倶有”，“盗贼之猖獗，以中国为最，水陆皆有，而岁暮尤多”。此外，“中国拐匪又最为地方之害……无论城市乡镇，四处往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人们甚至为防被抢不愿耕种劳作，以致经济更加贫困。

对于晚清中国盗贼猖獗的社会问题，花之安认为一方面在于“人无恒业”，没有稳定收入，人民为谋生只能行盗窃之事；另一方面在于巡视力度不够，他介绍了西方的缉盗措施：“水路则有轮船巡缉，陆路则有火车往来，军兵易集，早有以戢盗贼之鸱张，虽鼠窃狗偷，有司亦无不严拿惩办，则劫杀械斗，不至贻患于闾阎可知矣。”然而，花之安认为，“徒持法以禁民为非，则盗贼必不能尽绝”，只有人心向善，才能自觉摒弃偷盗行为，因此他倡导地方官员“正己以正人，实心行实证”，并以“圣道教民”。

除社会治安问题外，花之安还批判了晚清中国的种种社会陋习，如吸食鸦片、溺死女婴、浪费赀财等，尤其是赌博盛行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世风日下，赌风之盛，甲于天下”，其风靡程度“几乎无地无之”。虽然这种说法有夸大之嫌，但赌博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大社会问题，从先秦开始到明清时期屡禁不止。晚清时期，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扑克、奖券、轮盘赌等新的“娱乐”形式进入中国，进一步助长了不良赌风。赌博甚至成为宫廷交际的手段，“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为填补赌博带来的巨大开支，官员贪污受贿敛财，进一步加剧了官场腐败。

对于赌博盛行的问题，花之安认为其原因并非缺乏律例，而在于执法不严，所以必须“先清赌博之源”，令官员“清正以率属”、严格执法，使“赌匪无人包庇，自然收敛”。此外，他还指出，西国不若中国赌博之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耶稣道理，治法贵在治人，人心乃根本所在，“真心从耶稣之教者，心怀圣道……清心寡欲，万虑全消”，没有贪财之心，自然不会溺于赌博之事。

三、结语

《自西徂东》一书中，晚清时期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总体呈现出负面消极的形象。为解决晚清中国的种种问题，花之安以西方社会为参照，就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良建议。其中，他就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的治理国财之法，尤其是对商业发展和机器生产的提倡，顺应了晚清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益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然而，他欲以民主议会制改良晚清中国政治制度的想法，并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这一点在历史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此外，他对晚清中国社会问题的改良建议，虽具一定实践意义，但究其根本是为了传扬福音，带有明显的传教目的。

总的来说，花之安对晚清中国的描绘和解读与其传教士身份紧密相关。作为新教传教士，其研究中国文化、撰文著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传扬福音，撰写《自西徂东》一书也不例外，这一点从该书的英文译名（Civilization,China and Christian）就可见一斑。花之安在该书自序中明确写道：“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而“根本”就在于“耶稣道理”。花之安认为，晚清时期的中国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没有信仰，丧失了仁义礼智信。他试图通过对比描写当时落后的中国和先进的西方证明该论点，因此，《自西徂东》一书更多地呈现出负面消极的中国形象。然而，尽管花之安对晚清中国的描述带有传教的主观目的性，欲以基督教改变中国的方法也不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他对晚清中国的记述和解读以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视角，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同参照。本文仅以对《自西徂东》一书中晚清时期中国形象的分析，以期能为中外交流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丰富些许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