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　钟琦

【关键词】  周边外交  命运共同体  和合共生  系统理论  外交哲学

【中图分类号】 D73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2）01-0038-16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201003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和合共生理论与系统论相结合形成的新理论。该理论选择全球视角来重构和合共生理论。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合作共赢。其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分析范式。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当代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在从全球视角构建的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中，相互依存论决定了维护和改善中国周边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必要性。

人们最早可以从生物学理论中追溯到与共生有关的理论知识。生物学中的共生是指多种多样的动物、植物虽然有着不同特性，但却能生活在一起的现象。生物学理论认为世间一切生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生共处的。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也早已提出“五行学说”“相生相克”，这其实就是一种“共生学说”。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伯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提出了共生概念，认为共生首先应该存在于某个封闭的环境生态系统的内部，由各个要素共生组成了系统中的每个重要部分，每个要素之间一定都存在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一般来说，共生又包括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共生单元等。

20世纪中叶，共生理论和方法开始在医学和农业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步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已经将人类的认知推向了另一個高度，即人们在社会中的交往越来越紧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并且人们能够通过事物之间的联系使其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服务，因此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用“共生方案”来研究社会生产系统，认为依靠“共生方法”的有关理论体系可以确保生产体系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即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生产体系中的所有组成部分一定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学者袁纯清将共生理论引入微观经济研究，认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可塑状态;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开始出现共生理论的介绍和应用。金应忠研究员将共生理论运用到以和平与发展时代为主题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并提出“‘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的观点。 苏长和教授将共生理论与新型大国关系相结合，对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同时，胡守钧教授也强调了从社会共生性出发考察国内外社会的重要性。

“系统”的词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它用来描述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在关于“系统”理论的研究中，恩格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探讨个体和整体发展的密切关系，在科技应用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经过科学和逻辑论证，系统理论体系日渐成熟。1968年，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一书奠定了系统论学科的地位。同时，这也标志着系统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得以创立。贝塔朗菲把整体作为系统论研究对象，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然，他没有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是经典系统论，其以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为重点。

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以经典系统论为基础，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完善。钱学森提出，“整体与局部对立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系统概念的本质。” 钱学森将唯物辩证法引入系统论，并将其发展成为辩证系统论、现代系统论。钱学森强调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解决问题， 其“综合集成法”在中国的国防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系统论显示，除因果联系之外，系统联系、结构联系、功能联系和起源联系等也是系统中的客体对象。 系统论所提供的这些联系，推动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联系观。体系论认为，不同的体系结构性质的功能并不一致，在一定范围内的任何系统中，元素的顺序或结构的变化并不会引起系统整体功能特征的变化。但是，一旦超过一定限度，系统原有的属性和功能则将发生变化。而且系统会向新的结构发展。

在共生理论与体系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全球共生体系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多个方面。

第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 而这也是“蝴蝶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 同理，一方面，国际系统也是这个大系统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各个构成部分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换言之，在国际系统中，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第二，在国际体系这一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没有各部分就没有整体，整体依赖各部分;另一方面，部分依赖整体而存在，是整体的一部分。但是，整体又不是各部分的简单加总，而是拥有自己的特质的有机体。例如，在当今的国际系统中，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实力大小，发达国家有超级和一般之分;同样地，在“通常的”发展中国家之外，发展中国家中还包括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家等。虽然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新兴大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使得国际系统逐渐显现新的特质。当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国际体系也就必然面临巨大冲击，而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以出现的现实基础。在此情况下，霸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抵抗，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越来越受到重视。

第三，国际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兼具共存与竞争，对话与斗争，容忍与排斥。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和同一性不断推动事物的变换与发展。中美关系可视为一组典型的由对立性和同一性推动的大国关系。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是国际系统中的主导国家，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最大新兴力量;而且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霾时刻笼罩在两国的上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大。冷战时期，应对苏联霸权扩张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考量。当下，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许多双赢的可能性。中美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紧密程度不容小觑;在与安全相关的两个子领域，即在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双方也拥有大量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利益共同体。中美两国关系的这种特点，是推动双方关系和国际体系运动、变化及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国际社会对共生系统性的认知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与发展。人类对拓扑链反应的感性认识虽然是长期存在的，但直到近代才升格为共生理论。同样地，系统思想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近代才形成系统论。早期的欧洲列强在理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只把欧洲国家视为主权国家，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视为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逐渐参与到国际社会事务中来。这些获得独立的国家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起重要作用，并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承认。 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身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直接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稳定，因而不仅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共生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人类文明国际体系在和合共生制度化认识下的重大进步。 全球化使国际经濟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成为各国竞争合作过程中的新常态。如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不平衡，也不对称，西方发达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时，经常借助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结构上的不对称，向对手施加压力。

此外，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整体间具有共生性。一个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时，必须考虑其利益是否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一致，即各国应该秉承共同发展的原则。从共生系统的角度看“地球村”，各国只有合作才能在共同的危机面前生存与共赢。

中国周边体系是世界上三个体系 的重要构成部分。世界是一个包括所有存在的共生大系统，并且其各个部分、各个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互相转化的。 世界体系的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及各种力量结构。“在全球系统的主体中，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时也包括国际组织等超国家行为体。” 全球体系的重要特征是行为体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加速的背景下。尽管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角，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 诸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都是超越国家单元的非国家行为体。

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远超以往，互动与合作愈发紧密。当前，许多政府间国际组织拥有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逐渐发展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基本行为主体。绝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催化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协作正在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当前，全世界100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跨国公司占一半以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实力甚至已超过了大部分中小国家。无论跨国公司还是主权国家，无不希望借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为自身经济谋求更多利益。然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却非一味合作，他们有时是稳固的盟友，有时又会成为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同时，跨国经济活动中也存在跨国私营企业损害东道国主权的现实状况。

全球非政府组织目前已迅速增加到数十万个，相对于政府组织，其在范围和领域上也更加广泛，在国际社会发挥的功能也愈发突出。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军备控制、争取世界与地区和平与发展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的支持或操纵下下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 但是，政府在掌握非政府组织规律，并加以合理引导的情况下，可以借助非政府组织的许多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维持社会稳定。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基于现实的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必须关注构筑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相互依存将是中国周边共同体的高级状态。共生状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互联系，这是初级阶段，该阶段的相互联系并非紧密的，合作也以间接为主。第二阶段是中间阶段，该阶段逐步进入共生共存状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共同性，所以世界向来就是共同享有的，这个存在的世界是彼此同时存在的世界，‘在其中’是与他人同时存在的。” 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由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但现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宗旨就是促进国家间相互共处，同时也是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第三阶段的共生状态是相互依存。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共同提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和共存，是指以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状况”。他们指出，交互一旦形成，参加者就需要付出代价并相互产生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相互平等的），这就是相互依存状态的产生过程。如果互动不给各方带来巨大的成本，那这种互动就将持续下去，为双方带来长期利益，这是由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相互依赖。这对于我们理解相互依存的政治至关重要。” 当前，世界系统和中国周边系统的相互依存性正在逐步上升。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周边体系以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主要的特点是普遍性、互动性和内生性，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同样具备这三个特性。 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是指系统在社会内部、国家间、人和自然多个层次、各个方向、各个领域的共生关系。所谓社会内共生，是指在一国之内，其社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共生关系。同理，国家间的共生关系亦同样如此。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互联性是指“人类社会不是各种因素的机械集合，而是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内生性和自发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两个重要性质。 完整的全球共生发展关系应该涵盖改善过程、秩序的优化过程，以及结构的调整过程。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应如此。首先，要促进和完善中国周边系统的共生关系。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围绕资源争夺所引发的冲突始终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避免冲突加剧，必须合理和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做到各种资源的合理交换和共享。其次，要不断优化中国周边共生关系国家的发展秩序。当前的国际秩序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在世界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依然存在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毒品走私、高度致命的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时刻威胁着全人类，并呈现越来越严峻之势。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再次，要优化中国周边体系的共生结构。在全球系统中，共生关系和秩序的相对状态与行为模式决定了共生结构的水平。当前，全球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加强。全球系统的共生结构，就是要提高各级资源交换、共享和流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优化模式和结构以及扩展领域，从而为改善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提供适当条件，为调和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的共存、改革和完善做出贡献。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构建和合共生的中国周边体系，即在中国周围构建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具有辩证性，共生和没有矛盾不能画等号。“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世界是一个具有共生性的大系统，适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通常认为具有三种形态的共生，在全球体系和中国周边体系中，不仅存在互利共生，而且存在局部利益共生和局部伤害共生。一方面，互利共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者由于彼此的合作或竞争而互利;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偏害共生和偏利共生也都属于共生范畴。偏害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害;偏利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对另一方无害。当然，世界系统和中国周边系统中，偏利共生的要素在上升，偏害共生的要素在下降。

当前存在两种相互依存。全球体系与中国周边体系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双方都从中受益，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至双方带来损失。例如，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和第二位的两个经济体，有着共同的经济发展需求。一方面，两国间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成为稳定双方关系发展的“压舱石”; 另一方面，两国经济贸易上存在着许多冲突和问题，包括特朗普政府推动与中国“脱钩”。但是，双方脱离不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即当前双方依然谁也离不开谁，因而中美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分歧和矛盾。如果中美两國经济完全“脱钩”，则双方蒙受的损失都将是巨量的，虽然中国可能要比美国付出更多的代价，但美国的损失也是其无法承受的。

这种积极的相互依存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不对称的。例如，2021年上半年中国的GDP约相当于美国的74.3%， 两国在经贸关系上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具有敏感性。美国经济高度开放，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也逐年提升，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2%。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中美两国作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不论哪一方的经济发展发生改变，对方都会获得收益或付出代价。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存是脆弱性与韧性的共存。

消极相互共生意味着一旦该种状态被打破，双方都将蒙受难以承受的损害。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战略核武器上形成了“恐怖平衡”。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启动核按钮，双方都有被摧毁的可能性，因此双方在这种情况下都力争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无论是在全球系统中，还是在中国周边系统中，各国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威胁和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世界各国应该确立和合共生理念，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

推动全球体系创建和促进中国周边共生体系的发展，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合作机制，在共生共存的观念下，积极分担责任和防范风险，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正义之举。

第一，人们对中国周边共生体系的认知是逐步提升的。共生系统客观存在，但共生系统的发展以及人类对其发展的正确认知有一个过程。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国古人就已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这一宇宙观把世界理解为阴、阳两极，但两者并非简单对立的两极，而是对立统一的两极。 中国古典哲学强调自我完善、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人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人与人相互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也不可能在完全的斗争环境中求得发展。实际上，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孔子就给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方案。

从国际关系实践看，1945年诞生的《联合国宪章》明确指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 这是人类社会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类共同命运思想理解的产物。在当下，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一致通过《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这是一项全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涵盖了目标、缓解、适应、损失和损害、金融、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和全球清单等多方面内容。同时，这份文件还规定如何应对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面临风险的解决方案。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使人们认识到维持人与自然整体系统的共生价值。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践行和实现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无政府状态的全球系统和中国周边系统。在这一阶段，“权力均势”理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虽然当前我们还处在这一阶段，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正在开始逐渐超越这个阶段。其次，互相依赖状态下的全球体系和中国周边体系。国家之间这时在经济等领域的互补性将更加显著，相互依存的基础性作用对国家间的互动将进一步显现。以合作和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世界发展整体上将会朝着大国实力对比更加对称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二阶段的关键特点。在该过程中，新兴国家无论在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实力都将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鸿沟逐步缩小。再次，一体化条件下的全球系统和中国周边系统的建立。在这一阶段，世界将逐步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其中包括中国周边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从区域一体化到全球一体化是逐步实现的，只有当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时，国家间的利益竞争才会逐渐放缓并实现和谐。只有推动中国周边逐渐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才能进一步提升人类对全球一体化的认识，进一步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这也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依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第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认识以及共同体的发展。邓小平曾有關于可以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共存来应对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矛盾的表述。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再次访华的尼克松时明确表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思想也在不断深化。2002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这体现了中国正在使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相结合的现实。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一思想有了新的发展。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见面时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一表述明确呼吁建立一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社会。2014年11月，习近平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涵盖两方面的理念。首先，要建立伙伴关系，必须遵循不结盟原则，即结伴而不结盟。其次，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应形成全球性的伙伴关系网络。2017年初中国已与97个国际行为体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这些国际行为体中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并且合作关系是多层次和多元性的。“一带一路”的实施进一步维护与完善了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使得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理想目标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互动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创建与发展的关键。因而，从长远来看，全球性伙伴关系网络将在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基石作用。

从国家间的共同命运，到区域内的共同命运，再到人类的共同命运，重要的是要用超越性的“全球观”来理解。这种主体超越性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上，同时还体现在思想上。“全球观”既表达了中国渴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景，也表达了中国坚持在互利、共赢前提下发展合作的理念。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可以通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赢合作得以彰显。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仍具有长期性。周边各国只有在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导下，践行起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包容平等思想为指导的行动，才能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应该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核心内容。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各国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所要求的基本准则。只有重视双方的核心利益，从中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才能求同存异，有效管控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建立起告别冲突与对抗、推行公平与正义、实现双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所有国家都应做到互相尊重，平等交流，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政治，坚定选择对话、结伴而非对抗和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合作交往路径。

中国应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推动周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应坚持正确义利观，大力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协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别于“一国独霸”和“几方共治”，真正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必须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思考和行动。世界命运和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参与制定，有关全球性议题的决策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全球问题治理应该由所有国家共同参与，成果由所有国家共享。

中国一贯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倡导公平正义，始终反对将本国意志粗暴地强加于人和干涉别国内政，始终反对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之上。中国不会以威胁邻国的方式发展自己，无论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在国际社会都不会称霸，也不会走扩张道路。

公平正义是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核心，只有实现公平正义，才能构建起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不遗余力地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并谋求共同发展。中国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追求开放、包容和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还强调，“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协同发展的同时，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成为世界和平、全球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过程中，成为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具有指引意义的理论贡献者。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际关系行为体经常在“零和游戏”中博弈。今天的国际社会希冀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世界。这需要各国坚持以平等尊重，互惠互利，多方共赢为外交合作理念。发展是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命运之所系。尤其对于主要经济体来说，在协调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关注深层次的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把握住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经济发展路线、发展模式入手，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应尊重和维护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机制，支持多元平等的多边国际体系。我们需要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共同体理念下，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使经济全球化发挥其积极的一面，包括支持货物、资本、服务在国际市场中的自由流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总之，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摒弃“零和游戏”，推动形成开放、平等、互利互惠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中国在全方位推进周边外交的同时，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外交框架已初步形成，这为中国自身和平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和经济条件。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号召力、塑造力和影响力，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将使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迈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孙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