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娜 陈丽云 严世芸

摘 要：传统术语学的基本观点是“概念先于名称”。术语工作具有规定性、共时性的特点，其主要任务是对术语进行人为干预，达到术语的标准化。随着术语学的发展，“从概念出发”的论调遭到后世术语学家的诟病，他们对术语标准化提出了批评，并从文化、交流、认知角度进行了研究。术语标准化的主要问题是术语的单义性要求和人文社科术语的标准化。中医术语呈现极鲜明的人文性，解决术语单义性要求的问题和人文社科术语标准化的问题有利于中医术语标准化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术语标准化;传统术语学;当代术语学;单义性;人文社科术语;中医术语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H083;N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339/j.issn.1673-8578.2022.01.009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Terminologists//ZHANG Shuna， CHEN Liyun， YAN Shiyun

Abstract：The basic idea of traditional terminology is “concept prior to its designation”. Terminology wor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riptiveness and synchronicity and its main task is to carry out human intervention on terminology， so as to achie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rminology， terminologists disapprove of the argument of “starting from concepts” and criticize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Instead， they studied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mainly involve the requirement of monosemy for term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rms in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distinctively humanistic. Solving the problems with monosem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erm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helpful for the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traditional terminology; contemporary terminology; monosemy; term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术语标准化对于技术协作和交流、知识获取、专业翻译、信息检索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对标准化术语的需要变得日益紧迫。术语属于术语学的范畴，术语的发展及研究离不开术语学的指导，考察术语学界对术语标准化的论述，有利于明确术语标准化发展的脉络，同时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1 传统术语学对术语标准化的看法

术语学家认为，概念领域与名称领域是相互独立的。在传统术语学中，概念先于术语，认为“概念”具有独立于语言多样性的普遍性。“现代术语学之父”欧根·维斯特（Eugen Wüster）是普通术语学理论（General Theory of Terminology）的开创者，更是术语标准化的先驱，毕生致力于术语标准化工作。斯洛文尼亚学者米蒂亚·特罗亚（Mitja Trojar）认为，维斯特采用一种术语学的实用主义态度，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这一工具隐喻是其整个术语学理论的基础[1]。维斯特认为术语的“准确（可辨别性）与方便（简短性）是经常彼此冲突的两极”，并提出“從概念出发”的论点。在维斯特看来，“术语主要是以概念为基础的……所有的术语加工过程都是以概念开始的。形成术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各种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2] ，最终目标是统一概念和概念系统，进而实现术语标准化。必须指出的是，维斯特关注的是国际水平上的标准化，这就预设了各国内部的标准化。维斯特认为，术语标准化活动一方面是比较各国不同的概念和概念系统;另一方面是创建统一、协调的国际概念和概念系统。换言之，术语标准化就是创建概念和概念系统。西班牙学者特蕾莎·卡布雷（M.Teresa Cabré）认为，对维斯特来说，如果术语学的主要目标是消除某专业内部国际交流中的模糊性，那么显而易见，“术语学范畴局限于概念的标准化（进而认为‘概念是独立的，概念先于其指称’）及不同语言中概念指称的标准化”[3]。因此术语的标准化首先应是概念的协调、统一。

术语标准化与计划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的世界语学者维拉·白朗克（Wera Blanke）[4]认为，一些术语学原则的原型来自世界语学家的著作，例如系统性、派生性、简洁性、精确性、易读性和词汇稳定性原则。而维斯特也认为术语标准化与创建计划语言是同一性质的事物，应采用一套相同的评价标准。

基于维斯特的术语学理论，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学者休·埃伦·赖特（Sue Ellen Wright）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者格哈德·布丁（Gerhard Budin）[5]主编的《术语管理手册》第1卷“术语管理的基本方面”中，指出了术语标准化的管理策略、工作流程，包括术语的选择、术语的受众等，指出收词时应考虑标准的使用者，收录同义术语和术语变体，便于使用者认出自己所使用的材料中出现的可能熟悉的术语，并且“术语应按主题进行组织，并检查其逻辑、整体-部分和关联关系”。理查德·斯特雷洛（Richard A. Strehlow）指出了术语标准化中术语定义的框架以及如何用图形表示，认为定义主要包括两类信息：层级信息（属、种）和区别方面（本质属性、偶然属性）。由此可见，术语的收词、组织、定义、表示等均要遵守严格的规定。

根据吴丽坤的研究[6]，与维斯特同时代的两位术语学家，俄国术语学的奠基人物洛特（D. S. Lotte）和德列津（E. K. Drezen）也对术语标准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洛特“确立了整理术语工作需要遵循的一般原则，最先提出了‘理想化’术语应满足的一系列要求：准确（术语的字面意义要与真正意义一致）、简洁、系统性、不依赖于上下文、单义等，而不符合这些要求的术语就有‘缺陷’”。这是对术语学原则的较早论述与总结。另外，德列津也十分重视术语标准化，他认为“（概念的）范畴与（术语）标准化的联系至为密切，因为标准化要求对所有的概念和术语尽可能明晰地划分，这种概念划分正是借助范畴才最容易实现”[7]。德列津指出，术语是否准确，主要取决于定义而不是形式，“从科学与技术的观点来看，最主要的与其说是改进术语的形式，还不如说是改进概念的质量，使其明晰、确定”[6]。划分概念范畴与改进概念质量是德列津对术语标准化的主要主张。

传统术语学形成了“四大学派”：奥地利（维也纳）学派、苏联（俄罗斯）学派、捷克（布拉格）学派和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以维斯特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从概念出发”研究术语，研究重点是术语标准化。此外，布拉格学派也重视标准化，主要致力于“对科技文献进行词汇分析，推广语言文化的方法论，推广命名原则和词的结构理论以及介绍有关概念和术语分类法方面的逻辑原则，并指导应用”[8]。

保罗·吉尔斯（Paul Ghils）[9]在题为“标准化术语与文化多样性”的文章中强调，社会语言学理论中的语言规范概念可被视为“文化聚焦”的产物，而国际标准语言可被视为文化聚焦的另一种情况，其中跨文化交流沿着单文化线路演进，但是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也就是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某一学科领域术语的统一表达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弭。

术语学最核心的概念是“概念”和“指称（或术语）”。从概念出发，对指称进行共时、静态的词汇研究是术语标准化的理论基础。传统术语学预设了国家内部的术语标准化，对各国概念和概念系统进行统一、协调，达到国际层面的术语标准化，而不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并初步论述了术语学的原则，包括准确性、简洁性、系统性和单义性等。

2 当代术语学界对术语标准化的批评

传统术语学“从概念出发”的论点遭到后世术语学家的诟病，他们批评传统术语学过多强调了称名学（onomasiology），而忽视了认知语义学。称名学更接近于词义学，维斯特认为其与语文学/文献学（词源学）相对，即与词汇形式的研究相对。

斯洛伐克学者达各玛·扎格德（Dagmar Sage-der）认为，从本质上讲对标准化的追求阻碍了术语学研究。扎格德批評道，传统术语学“规定了许多教条的原则，把原则和事实混为一谈，它未能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支持自己的原则和方法”[10]。传统术语学认为“概念先于名称”，因而概念是可以统一的，术语是可以人为干预的，并采用规定性方法来达到术语的标准化，消除术语的模糊性，实现无歧义的技术交流。

罗马尼亚学者达利亚·普罗托波佩斯库（Daria Protopopescu）[11]指出，维斯特的推论仅来自于对技术语言中技术术语的观察，特别是对于统一概念具有对等术语的标准化技术术语。在维斯特之后，普通术语学理论的拥趸者建议将术语发展作为语言规划的一部分，扩大了国际标准化的目标;接受一定程度的同义现象，虽然建议尽力避免标准化术语中的同义术语。

对术语标准化批评较多的，当数当代术语学社会认知转向的首倡者、比利时学者丽塔·泰莫曼（Rita Temmerman），她在《开创术语描述新方法：社会认知途径》一书中，认为“由于产品标准化这一经济社会驱动因素，维斯特及其追随者使术语学沦为多个教条式的术语描述原则，其中夹杂着语言工程、规划和标准化”。她指出，传统术语学的标准化原则过于强调术语单义性，而这是不切实际的[12] 。多义术语和同义术语均是思维不断发展的结果，符合人类认知的规律。实际上，单义性原则也是术语标准化工作中争论最多的一个方面。

提出术语学交际转向的卡布雷已经观察到，“如果对维斯特而言，术语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国际专业交流内部产生歧义的话，很明显，术语学的范围就限定于概念的标准化和不同语言中命名的标准化”[13] 。进而，她提出了术语的多面性特征，术语不只是知识单元、语言单元，还是交际单元。

罗什对国际术语原则进行了重新审视，考察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概念的“本体”关系[14]。这无疑为术语标准化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代术语学家普遍认为术语标准化存在多个问题，比如论述过于教条，范围过于狭窄，从而阻碍了术语学的研究和进步。而随着术语学对认知科学等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利用，术语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多面性特征。由此，描述术语学中指称的多面性，与规定术语学中指称的单义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描述性方法占据上风，成为当代学者研究术语学的主要方法。

3 中国术语标准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对术语标准化的研究，从概念、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叶其松通过对德国、俄罗斯术语学的比较指出，“术语的概念属性是制定术语标准化原则和方法的基础”，认为“术语的特性，如单义性、具有定义、理据性、简洁性、派生性、稳定性等，也正是基于其概念属性提出来的”[15]。这里所说的单义性等，毋宁说是术语的特性，不如说是标准化对术语提出的要求。

姜树森认为“术语学标准化的目的是定义概念以协调概念和概念系统，减少同音词，限用同义词，如果需要则创造新词以与术语学原则相一致”[16]，探索多种途径以满足术语标准化的要求。

冯志伟指出，术语标准的制定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新的专业领域制定术语”，二是“对老的专业领域中已经制定的术语进行协调”。他认为老术语的协调并不容易，因为“重新定义某些老术语，往往会与人们的习惯发生冲突，受到习惯势力的抵制;即使这些老术语重新定义之后，如何让人们接受修改后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17]。老术语的协调与术语的约定俗成性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实际工作中会面临复杂的情况。

在国家层面，我国在术语标准化方面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实践。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成立，由此，我国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进入新阶段。1996年底，该委员会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定了“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统一协调、科学审定、正式发布”的工作方针，指导术语规范工作的顺利开展。之后，全国名词委陆续将人文社科术语、军事科学术语纳入审定工作范畴。迄今，全国名词委已设立百余个分委员会，涉及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军事等各个科技领域，形成了完善的科技名词工作体系。

4 术语标准化的若干问题

术语标准化工作中存在若干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术语标准化的单义性原则及人文社科术语的标准化。

4.1 术语标准化的单义性原则

术语的多义性是术语标准化的一大阻碍，但是维斯特本人也充分认识到一词多义、同音异义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郑述谱在《试论术语标准化的辩证法》一文中讨论了术语的单义性，指出“消除多义现象，只能局限于同一个学科内的同一个术语系统之中”，提出多义现象与同义现象是“语言符号非对称性造成的矛盾。能指总是趋向于获得新义，而所指总是趋向于获得新的表达手段”，他认为“维斯特与洛特所主张的‘相对单义性’可能是一个更灵活、更可取的表述，它更接近术语的实际”[18]，说明单义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对于术语标准化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吴丽坤引述一位俄语术语学者所指出的，“对标准化术语系统而言，与符号非对称性相关的词汇-语义过程（多义和同音异义现象）通常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标准化术语中也存在多义现象，“有时体现在定义中，有时出现在术语中”[6]74。吴丽坤认为，“由认知规律和语言本质引发的多义性不可避免”，而“人为因素造成的术语多义性则必须避免、消除，尤其是术语标准中不应该存在因缺乏协调、各自为政造成的多义现象”[6]80。术语的多义现象可通过“概念上下文”来解决，即“某一学术流派或个别理论体系的概念的总和”[6] 83，指出通过术语协调，把概念置于某一学科的概念系统之中，以此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术语多义性。

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为实现单义性原则，需要解决“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现象。高新颜等[19]认为，对于“一词多义”，采取分化不同义项、淘汰不常用的义项、因学科门类的差異而分别定名、保留不同学科之间的一词多义现象等措施;对于“一义多词”的处理，采用选定一词舍弃他词、设立异名等方法，指出了中医药术语满足单义性要求的具体方法。

万梅分析了现代医学术语中的同义现象，认为使用范围、来源、不同的历史形成时期造成了现代医学术语中同义现象的广泛存在，提出一方面“把‘单义性’作为医学术语的基本标准，尽力规范同义术语的使用”，另一方面对医学术语进行层次和等级划分，区分专业术语和通用术语，“分析医学术语系统从核心到边缘的不同层级衍变”[20]，这种方法有利于甄别核心术语和不同层级的边缘术语，构建术语系统。

4.2 人文社科术语的标准化

维斯特是从工程技术领域起步对术语学进行研究的，当时对术语进行国际标准化的动因是为了扫除技术语言中所存在的严重歧义现象，以求在国际科技交流中实现有效交流。随着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人文社科术语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由此对术语标准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许明援引温昌斌的意见，提议将人文社科术语分为通名类术语和专名类术语，采用不同的定义方法，并指出“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需要发掘其自身的特点，做到一个术语表示一个概念，保证术语的单一指向性、确切性、中立性和稳定性”[21]。然而，我们认为，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观、非理性及多元共存互补的特点，其术语本身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这种术语定义是“过于理想化的”。

弗莱德·W.里格斯（Fred W. Riggs）、马蒂·麦尔基亚（Matti Mlki）与格哈德·布丁（Gerhard Budin）曾论述了人文社科术语的管理，指出“对于不具备标准化术语的领域，以及术语标准化存在阻力的领域，描述性术语分析可能大有裨益”[22]。同样，龚益在谈到社科术语规范时讲到，规范术语“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同一表达”[23]，适用于人文色彩浓厚的术语的管理。

克罗地亚学者安加·伊维科维奇·马提尼（Anja Ivekovió Martinis）等[24]讨论了人文社科术语的标准化，认为由于人文社科术语和概念系统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动态性，传统术语学无法解决术语标准化问题，建议将术语学原则与百科全书式的包容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种方法规避了规定术语学与描述术语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人文社科术语的标准化开创了新的思路。

人文社科术语不仅关乎一种语言，更关乎一种文化，人文社科术语对连贯语篇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术语标准化设想了独立于语言和历史现状的术语，相比技术术语，人文社科术语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标准化困难重重。

5 中医术语标准化

中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中医术语具有极鲜明的人文性，“文学性、社会性、主观感情色彩很浓的术语占有很大的比重”[25]，这一点从现代科学的标准来看，呈现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术语标准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术语标准化多从语言学、文献学、符号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学者从术语学角度对中医术语标准化开展了研究，为标准化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邹晓平较早从术语学角度论述了中医术语标准化。他指出，“中医专业语言中许多名称不是严格的术语却被当作术语来使用”，涉及了术语与普通语的区别，即专业性;认为有机自然观“决定了中医术语多采用功能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加大了中医术语的不确定性。他讨论了中医术语的一词多义现象，指出“同一个概念（术语学本体论称所指）所具有的名称（术语学称能指）太多”，认为术语的正确性应包括术语的单义性，“术语的单义性要求一个术语只指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只用一个术语表达”[25]，建议在术语体系的范围内分析现有术语和创立新术语。

实践方面，就21世纪以前的中医术语标准化，朱建平指出，“以术语学审视以往的工作，教材、工具书采用非术语学方法，而有关行标、国标也不是术语学方法，最多只能算是准术语学方法”[26]。自2000年8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国家科技部项目遵循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易性、国际性、约定俗成性、协调性等术语标准化原则，制订了中医药术语的新规范，完成了术语学方法在中医术语领域的首次实践。

邱玏和朱建平[27]对中医耳鼻喉科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主要包括选词、定名、注释等若干步骤。“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选词是术语标准化工作的第一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选词工作应坚持“中医不能丢”和“中医现代化”的理念，做到能中不西，切合临床实用。关于术语定名，他们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即符合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构词规律、单义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简明性原则、国际性原则、约定俗成原则、协调一致的原则。另外，术语注释也要采用规范表述，说明术语标准化不仅概念要统一，形式也要统一。

总体来讲，从术语学出发的中医术语标准化研究较少，需要理论与实践并重，加强对中医概念的研究，构建中医学科的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在此基础上展开中医术语的标准化。

结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术语的认识不断进步，在语言、知识维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认知、交际维度，而在各个维度，文化无处不在。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虽然不考虑文化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术语标准化的种种问题背后是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并且在少数情况下，文化藩篱甚至是不可逾越的，例如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术语。

术语与普通语相对，强调的是专业性;标准术语与非标准术语相对，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规定性。单义性，与其说是术语的属性，不如说是术语标准化对术语的要求。只有打破规定性术语学的束缚，扩展思路，跨越文化障碍，术语单义性原则和人文社科术语标准化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进而，被单义性原则困扰的人文特征鲜明的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切实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1] TROJAR M. Wuster’s view of terminology[J]. Slovenski jezik-Slovene Linguistic Studies 11， 2017： 55-85.

[2] 邱碧华. 术语学之父：欧根·维斯特[J]. 科技术语研究， 2001， 3（3）： 30-34.

[3] CABRE M T. Theories of terminology： Their description， pr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J]. Terminology， 2003， 9（2）： 163-199.

[4] Blanke W. Termi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its roots and fruits in planned languages[C]//Interlinguistics （Aspects of the Science of Planned Languages）， Schubert 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277-292.

[5] Wright S E， Gerhard B. Handbook of Terminology Management：Volume 1 Basic Aspects of Terminology Management[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84-215.

[6] 吳丽坤. 俄语术语研究：术语的性质、语义与构成[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05： 15-83.

[7] 郑述谱. 德列津的术语理论与实践[J]. 外语学刊， 2002（4）： 16-19.

[8] 陈雪. 认知术语学核心术语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4： 39-40.

[9] Ghils P. Standardized Terminologies and Cultural Diversity[C]//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arcelona：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1990： 33-44.

[10] Sageder D. Terminology today： a science， an art or a practice？ Some aspects on termi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J].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2010， 36（1）： 123-134.

[11] Protopopescu D. Theories of Terminology：Past and Present[EB/OL].[2021-11-13]. http：//cis01.central.ucv.ro/revista_scol/site_ro/2013/LEXICOLIGIE/PROTOPOPESCU.pdf.

[12] Temmerman R. Towards New Ways of Terminology Description：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7.

[13] 邱碧华. 试论术语学的建构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兼评“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J]. 中国科技术语， 2015， 17（6）： 18-22.

[14] 邱碧华. 谈欧洲学者对国际术语标准化原则的重新审视[J]. 中国科技术语， 2017， 19（2）： 11-16.

[15] 叶其松. 德俄术语学比较[J]. 外语学刊， 2015（6）： 182-186.

[16] 姜树森. 术语学理论和术语标准化[J]. 图书情报工作， 1987（5）： 26-27.

[17]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09.

[18] 郑述谱. 试论术语标准化的辩证法[J]. 中国科技术语， 2008， 10（3）： 5-10.

[19] 高新颜， 朱建平， 刘力力， 等. 论中医药名词定名单义性原则的实施[J]. 中国科技术语， 2013， 15（3）： 17-20.

[20] 万梅. 医学术语中的同义现象及存在原因分析[J]. 中国科技术语， 2019， 21（4）： 19-23.

[21] 许明. 人文社科类术语定义方法研究[J]. 中国科技术语， 2020， 22（6）： 5-10， 15.

[22] Geeb F， Wright S E， Budin G（ed.）. Handbook of Terminology Management：Volume 1， Basic Aspects of Terminology Management[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85.

[23] 龔益. 社科术语工作的原则与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78.

[24] Martinis A I， Josip L and Sujoldzic A. Termi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the case of Croatian anthropological terminology[J]. JEZIKOSLOVLJE， 2015， 16（2-3）： 253-274.

[25] 邹晓平. 谈谈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及国际统一问题[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3， 23（5）： 26-30.

[26] 朱建平. 中国的中医药术语标准化工作概述[J]. 亚太传统医药， 2005（1）： 43-45.

[27] 邱玏， 朱建平. 中医耳鼻喉科中文名词术语选词、定名与释义规范表述[J]. 中国科技术语， 2011， 13（1）： 59-62.

作者简介：张淑娜（1984—），女，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社重大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课题、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创新培养”等专项科研项目4项。主笔翻译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Diet Therapy with Mugwort in 101 Recipes（艾蒿食疗百味）》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Unique Therapies of Chinese Medicine-Chinese Dietary Therapies（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饮食疗法）》。通信方式：Cindy7779@163.com。

通讯作者：陈丽云（1965—），女，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科技史协会副理事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文献与流派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病案分会常务理事。担任《中华医史》《中医文献》《医疗社会史》杂志编委，《中医药文化》杂志常务编委。中管局重点学科“中医史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医学史和中医药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社重大项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等10余项。主编、副主编专著和教材10余部。先后在核心期刊和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近60篇。通信方式：cly304@126.com。

严世芸（1940—），男，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历任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中医教育学会顾问（原副理事长），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研究会理事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会长等。《辞海》副主编。主编专著和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社重大项目、国社重点项目等各类各级课题30多项。长期从事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医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及学术经验、藏象辨证论治体系、中医高等教育、中医学方法论和人才培养规律、中医药标准化以及中医心血管疾病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