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婷，罗华堂，熊月琳，王帅，王浩，李洋，徐明星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00

武汉市历史上为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目前15个行政区有12个为血吸虫病流行区。数十年来，通过在不同疫情阶段下实施钉螺控制、综合治理、传染源管控等针对性措施[1]，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近两年，因长江新城建设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等工程建设，对血吸虫病流行区进行了大面积环境改造。为及时掌握血吸虫病流行动态变化，武汉市按照《全国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14年版)》[2]，并结合《湖北省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15版)》(以下简称方案)及武汉市疫情实际对设立的28个监测点和90个风险监测村开展监测，现将2019年监测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常规监测 按照乙类传染病管理，通过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网络直报开展常规监测。

1.2监测点监测 根据方案要求，结合疫情与环境分型，分层整群抽取覆盖全市12个疫区的28个市级监测点，其中传播控制村14个、传播阻断村12个、消除村2个；洲滩亚型14个、垸内亚型14个。

1.2.1人群病情监测 对监测点6岁以上常住居民采用间接红细胞凝集试验(IHA)进行血吸虫感染血清学筛查，以抗体滴度≥1∶10为阳性；阳性者采用集卵孵化结合沉渣镜检法(12个国家级监测点样本平行应用Kato-Katz法，一粪三检)进行血吸虫病原学检查。有外来人群的监测点以区为单位开展外来流动人群病情监测，方法同上。

1.2.2家畜病情监测 对监测点敞放的牛、羊等家畜采用塑料杯顶管孵化法(一粪三检)检测血吸虫感染情况。

1.2.3钉螺监测 采用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样方法开展钉螺调查。压碎镜检法鉴别钉螺死活和血吸虫感染情况，部分有螺区同时应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LAMP)检测钉螺体内血吸虫核酸。

1.2.4野粪监测 对家畜或人群经常活动的野外环境，以及钉螺监测的区域进行野粪监测，捡获的野粪采用塑料杯顶管孵化法(一粪三检)检测血吸虫毛蚴。

1.3风险监测 根据方案要求，开展钉螺、野粪(方法同监测点)与水体感染监测。

1.3.1风险监测村的选择 对武汉市全部疫区村(576个)采用概率比例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of size sampling，PPS)，抽取90个村为风险监测村[3]，4—10月，对风险监测村开展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工作，全年对辖区风险监测村至少全覆盖1次。

1.3.2水体感染监测 在流行区的可疑高危水域投放小白鼠(哨鼠)，回收哨鼠饲喂30 d后进行解剖，检查哨鼠血吸虫感染情况。

1.3.3风险评估标准 查出感染性钉螺、野粪、哨鼠至少一种阳性的环境为Ⅰ级(高)风险；活螺平均密度≥1只/0.1 m2，且以上指标均阴性为Ⅱ级(中)风险；查出活螺平均密度<1只/0.1 m2，且以上指标均阴性为Ⅲ级(低)风险。

1.4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 2007录入数据，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常规监测 2019年全市无血吸虫病病例报告，无急性血吸虫病病例及突发疫情。

2.2监测点监测 28个监测点总人口47 607人，常住人口22 904人，其中5个监测点已全部城镇化，无耕地，其余23个监测点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小部分居民从事水产、捕捞、外出务工。所有监测点全部淘汰耕牛推行机耕。

2.2.1人群病情监测 本地人群血清学检查15 102人，阳性人数为97人，血检阳性率0.64%;除97名血检阳性者外，纳入粪检的重点人群扩大至479人，未发现粪检阳性;监测点本地人群感染率从2016年起连续4年为0。流动人群血清学检查2 655人，未检出阳性。

2.2.1.1不同流行类型与疫情类别监测点本地人群血清学结果 2019年垸内亚型地区人群血检阳性率(0.87%)高于洲滩亚型(0.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59，P<0.001)；传播控制村人群血检阳性率(0.97%)高于传播阻断村(0.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33，P<0.001)。见表1。

表1 2019年武汉市不同流行类型和疫情类别监测点查病结果

2.2.1.2不同性别、年龄、职业人群血检结果 本地人群中，男、女血检人数分别为7 606、7 496人，男性血检阳性率(0.87%)高于女性(0.41%)(χ2=65.67，P<0.001)。见表2。

表2 2019年本地人群血检阳性分布特征

在7个年龄组中，6～9岁、10～19岁组共血检520人，未发现血检阳性者；随年龄的增长，血检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75.58，P<0.001)。见表2。

在职业人群中，血阳率前四位为工人、离退人员、渔船民、农民，阳性率分别为1.93%(8/414)、1.70%(12/704)、0.66%(3/458)、0.63%(69/10 927)，各类职业人群血检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

2.2.2家畜病情 全市28个监测点中，24个监测点无家畜，4个监测点中存栏家畜197头，8头牛已宰杀，粪检189头，未发现阳性。

2.2.3钉螺调查 监测点钉螺环境面积3 497.71 hm2，调查面积1 875.33 hm2，有螺面积731.21 hm2，未发现新发有螺面积。螺情调查共查螺63 837框，其中有螺框806框，有螺框出现率1.26%；捡获钉螺1 773只，其中活螺数1 147只，活螺平均密度为0.018只/0.1 m2，LAMP检测与钉螺解剖均未检出阳性，感染螺平均密度为0。垸内亚型有螺面积与活螺密度均高于垸外洲滩亚型，传播控制村有螺面积与活螺密度高于传播阻断村。见表3。

表3 2019年武汉市不同流行类型与疫情类别监测点钉螺调查结果

2.2.4野粪监测 28个监测点共调查野粪环境7个，采集野粪11份，其中羊粪5份、犬粪4份、人粪2份，未发现牛粪与猪粪，所有野粪均未检出阳性。

2.3风险监测

2.3.1水体感染监测 在可疑高危水域沿岸的7个区设12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投放哨鼠20只，共回收240只，回收率100%，解剖哨鼠结果均为阴性。

2.3.2野粪监测 区级血防机构共采集野粪14份，包括牛粪5份，羊粪9份，分别在黄陂区、汉南区检获，市级血防机构复核未采集到野粪。所有粪便均为阴性。

2.3.3螺情监测 区级血防机构在90个风险监测村共查螺187 987框，捕获钉螺2 318只，其中活螺1 214只，活螺平均密度0.006 5只/0.1 m2，未检出阳性钉螺。市级血防机构复核9区累计46处有螺环境，共查螺13 877框，捕获活螺53只，活螺平均密度0.003 8只/0.1 m2。

2.3.4风险评估 经市、区两级血防机构对90个风险监测村全覆盖的监测，活螺平均密度均<1只/0.1m2，未发现感染性钉螺，未发现阳性野粪污染有螺水体，哨鼠预警监测未发现感染水域，风险评估全年均为Ⅲ级(低)风险。

3 讨 论

2019年武汉市28个监测点的本地人群血检阳性率首次降至1%以下，流动人群血检阳性率首次降至0，有螺面积、活螺平均密度、有螺框出现率均较往年下降[4]，全市整体通过血吸虫病传播阻断验收，完成《“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既定目标。

鉴于武汉市人群粪检阳性率从2016年起一直为零，暂以血检阳性情况作为评估监测点人群感染风险指标[5]。从血检阳性人群流行病学特征看，性别、年龄特征与其他省份以及本市近十年相比并无太大改变，男性、50岁以上的渔船民和农民在其中占较大比例[1]。2010年起连续10年未发现学生血检阳性，且2019年血检阳性率呈现随年龄降低而降低的趋势，表明血防健康干预在学生青少年群体效果明显[6-7]。但从职业分布来看，2019年工人、离退人员血阳率最高。可能因近年城建、文旅活动，导致人迹罕至的环境被重新开发，其中很多区域是钉螺孳生环境，大量人员聚集施工、野泳、露营等，涉水机会增多。虽然武汉市近年未检出阳性钉螺，但人群聚集在上述监测空白区域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应予警惕，20世纪80年代“杨园急感”事件就是大量人群在武昌江滩游玩感染所致[8]。因此，需要通过大力强化易感环境监测、工地与娱乐人群血防健康教育、设置警示牌和巡查岗劝阻下水等，进一步防范新群体血吸虫病疫情。

环境监测结果表明，伴随城市景观建设，以洲滩大面积改造为主配合药物灭螺，钉螺面积快速压缩。而垸内环境沟渠纵横交错并间杂农渔业用地，自然与社会环境复杂[9]，虽开展大力灭螺，钉螺面积压缩仍然缓慢，甚至在洪灾后出现反弹。针对2019年垸内有螺面积上升，活螺密度高于洲滩型的情况，一是建议强化垸内钉螺环境灭螺效果评价[10]；二是建议血防部门强化与政府的沟通，将血防灭螺工程纳入城建规划，彻底改造钉螺孳生环境。

2019年风险监测显示，哨鼠监测为阴性，检出野粪环境与份数较往年大幅下降[4]，活螺平均密度较低；风险评估为低(Ⅲ级)风险。这表明，武汉近年“以机代牛、洲滩禁牧”等政策和措施卓有成效。有螺环境野粪污染是血吸虫病传播的直接危险因素[11]，部分区长江干堤偶有羊群与肉牛散放现象存在，野粪以羊粪为主。虽然相较耕牛，羊作为传染源的作用相对较弱[12-13]，但滩地垂钓、野营休闲人群较多，禁牧工作仍不能松懈。

综上，2019年是武汉市传播阻断收官之年和迈向消除的初期阶段，疫情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钉螺依然广泛存在且孳生环境复杂[14]，高危人群血防意识薄弱、垸内钉螺压缩困难甚至扩散、有螺地带家畜野粪污染等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另外，现有传统监测手段难以满足当前精准防控的需求，且面临血吸虫病患者、钉螺、易感人群一直存在，但可供评价疫情的适宜标准变少的情况[5,15]。在关口前移、持续强化监测体系的同时，兼顾开发更敏感有效的监测方式，是早期控制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因素以促进顺利消除的关键[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