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莉娜，刘 军

（1.忻州师范学院 会计系； 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 山西 忻州 034000）

一、引言

民族地区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重要节点位置，推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民族地区发展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实现民族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需要依托多样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经济虽然具有回报高、见效快的特点，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因而需要对二者的发展水平及相互间作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关系及交互作用的演变特征，有助于实现二者协调共生，为民族地区政府决策制定提供支持，从而在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近年来，相关研究视角内容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碳减排、政策支持、交通运输等关系的研究，研究成果日渐多元。从不同研究方法来看，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如采用亲景度和重心模型、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时间序列SBM-DEA模型、DEMATEL等方法用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分析，为研究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已有研究成果对旅游与各相关系统的关系研究不断增加，但对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考察研究相对比较少。为明确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脉冲响应机制，文章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VAR的系统GMM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以期为民族地区未来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鉴于不同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长时间序列的一致性，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自治区首府城市为研究对象。自治区首府城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重要节点位置。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此外结合各地统计局、旅游局、环保局资料及中经网(CEInet)统计数据库可得到本研究所需数据。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数据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科学性、合理性等原则基础上，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自治区首府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并征询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构建了分目标层为旅游经济(TE)和生态环境(EE)的评价体系。指标体系中，旅游经济系统(TE)包括旅游经济规模(TE)和旅游经济效益(TE)两个准则层，TE包括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TE、TE)、国内和入境游客数(TE、TE)、星级饭店数(TE)、旅客周转量(TE)、第三产业占比(TE)。旅游经济效益(TE)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TE)、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TE)、国内游客人数增长率(TE)、入境游客人数增长率(TE)、人均GDP(TE)5个正向指标。

生态环境系统(EE)分解为生态环境健康(EE)和生态环境压力(EE)两个准则层。生态环境健康(EE)包括绿地面积(EE)、建成区绿化覆盖率(EE)、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EE)、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EE)4个正向指标。EE2包括废水排放量(EE)、SO排放量(EE)、烟尘排放量(EE)。在进行指标综合权重计算时，首先设城市数量为z，指标数量为n，构建指标数据矩阵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将AHM法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主客观权重各占一半测算各指标的权重。

(三)模型构建

为全面评价拉萨、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采取在确定各分目标“加权因子”的基础上，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到拉萨、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指不同系统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本研究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拉萨，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旅游经济(TE)与生态环境(EE)间的关系，耦合度等级采用廖重斌提出的划分标准。为分析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响应程度，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可以控制个体的异质性和动态调整分析。

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考察期内拉萨、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逐渐上升。除拉萨、银川外，其他三个城市的两大系统耦合度基本接近于数值1，耦合度指数较高。考察期内，拉萨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指数从0.861上升到0.962，南宁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指数从0.89上升到0.998，呼和浩特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指数从0.843上升到0.998，银川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指数从0.672上升到0.926，乌鲁木齐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指数从0.999上升到0.995。按照廖重斌的评定等级划分标准，五个城市的协调等级基本属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两种类型，说明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在考察期内实现了健康协调发展。随着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建设政策的精准实施，两大系统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共性作用越来越强，共同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年份不断推移，五个地区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指数数值差距逐步缩小，表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耦合度指数C在有些情况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为真实准确地反映二者协同发展水平，需要结合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D，对二者的耦合协同发展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显示，拉萨、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不同阶段，指数取值范围处于0.4-0.7之间，协调程度呈现良好发展态。南宁在考察期初位于濒临失调区，但从2005年开始实现勉强协调，最后实现了中级协调的状态。拉萨与乌鲁木齐在考察期内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区到勉强协调区，最后实现了初级协调的状态。呼和浩特与银川经历了从失调到勉强协调的状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潜力巨大，二者实现较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可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依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结合统计结果可知，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内部关系之中，除乌鲁木齐外，其余四个城市属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银川、拉萨先后成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从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推进绿色发展。乌鲁木齐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先导，在考察初期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高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二者基本实现同步，到后期表现出旅游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生态环境发展相对滞后。从整体上看，五个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良好趋势，但不同地区的协调水平存还在一定差异，需要重视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四、民族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响应机制分析

(一)各序列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有必要对经过对数变换后的旅游经济经济(InTE)变量与生态环境(InEE)变量进行LLC、HT、IPS检验。结果显示，在α给分别定0.01、0.05、0.1不同水平下，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旅游经济(InTE)与生态环境(InEE)为平稳序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系统G M M估计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通过系统GMM估计方法估计得到，民族地区首府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惯性增长特点。二者滞后1、2、4期及1、2、3期对其当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041、0.2299、0.2488以及0.5544、0.2031、0.1201，显著为正。此外，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旅游经济发展的滞后2期和4期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对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728、-0.0262，说明旅游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发展产生抑制效应，但抑制效应逐渐减弱。随着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旅游等新型旅游方式的倡导，旅游经济发展又可以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中长期发展视角，要积极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尽可能发挥其累进效应，并注重处理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研究自治区首府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间的响应机制，可以通过分析给定随机扰动冲击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未来各期的动态影响轨迹，本研究采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抽样，分析未来15个时期内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脉冲响应情况，得到下图所示结果。

图脉冲分析

模拟结果显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对于自身的脉冲响应冲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响应，最大值出现在第1期，随后各期逐渐减弱直至不再显著，与系统GMM模型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旅游经济(InEE)前4期产生微弱的正向U型波动，自我增强机制延续至第15期(图5a)。对于一个标准差的生态环境(InEE)冲击，旅游经济(InTE)在前两期产生正向影响(图5b)，表明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由于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系统性，涉及产业链较长，因此，需要处理好众多因素间的发展关系，不断增强旅游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一个标准差的旅游经济(InTE)冲击，生态环境(InEE)在前10期呈现“N”形波动轨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图5c)，说明旅游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国家和政府对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使得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正向的拉动作用。对于生态环境(InEE)受到自身冲击后，在第1期达到峰值，对自身的正向惯性响应延续至第4期(图5d)，滞后响应逐渐衰弱。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发展特征，但二者未来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存在锁定效应，没有被这种路径所锁定。

五、结论与启示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在绿色“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以下几方面：1.以绿色“一带一路”新发展为契机，构筑发展新格局，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2.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属于系统工程，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制定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绿色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提出综合治理的战略方针，创造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3.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与改善生态环境二者的互动作用，尽可能实现较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发挥其累进效应，采用时间上留有余地和实践上二者相协调的切实可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