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

宣室召问，即汉文帝刘恒在皇宫召见贾谊（宣室是未央宫一处殿堂），出自司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记叙较简，而因两位出场者都大大有名，很快成为历史上一次使人印象深刻的君臣相会，也衍生为一个著名的诗文典故。魏晋以降，大诗人左思、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诗吟诵此事，流传最广的当属李商隐《贾生》，一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道尽古来怀才不遇者的一腔郁愤，也将“昏聩”之色涂上刘恒的面颊。

诗家所持自然多为文人视角，帝王对此会怎么看？后此近两千年间王朝更迭，称帝者有汉族也有其他民族，有武夫也有文士，未见观点鲜明的论议，直到清朝雍正帝胤禛随口提及，坦率地发表了一番不同见解。正是胤禛的这篇谕旨，引发笔者重新考索那次“宣室召问”，进而思考文学记述与历史真相的差异化问题，其也是我们在阅读引证前代典籍时，应该加意详慎的地方。

《史记》颇有些文学性很强的篇章，《屈原贾生列传》即其一，不仅大段征引二人的辞赋，描述其人其情其境，字里行间亦温情络绎。两位历史人物相距约百年，太史公将之连缀为一卷，当在于其禀赋才学和仕宦遭逢的近似，或也与贾谊谪居长沙时那篇悲悼前贤且自感伤的《吊屈原赋》相关。细读之，又见用笔色泽的不同：太史公先写屈原，重在记述其忠君见弃、报国无门，与之相映衬的是昏庸贪鄙的楚怀王;及写贾谊，则致力于摹绘一个怀抱经国之志、曾得明主爱赏、竟而失意早亡的青年俊杰。

对于贾谊的身世遭际，太史公从容叙说：他生于洛阳，十八岁即以文学成名，河南守吴公招致门下，指导阅读经典;汉文帝登基后广揽英才，吴公被擢为廷尉（九卿之一，掌刑狱），向皇上大力举荐贾谊，遂召为博士;贾谊很快在一众博士中崭露头角，得到汉文帝的信任重视，“超擢，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中大夫为郎中令属下，“秩比千石”“掌论议”，应算进入皇帝的文学侍从或曰朝廷智库了。贾谊心高气盛，积极献言献策，提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起草了一整套的仪则，以期全面更替秦朝制度。司马迁写道：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像

汉文帝以仁厚谦谨著称，但也是一个年轻人，年纪比贾谊还要小两岁，对此类革新方案见而欣喜，立刻就要擢升贾谊，用以推行改制。几位老臣则再也无法隐忍，联合出手阻拦，并对贾谊严厉指责。绛，即绛侯周勃，时任右丞相;灌，为大将军灌婴，任掌领军伍的太尉;东阳侯张相如以军功得封，为太子太傅;排在后面的冯敬也曾身经百战，是掌管“归义蛮夷”的典客，亦位列九卿。这些人以周勃为代表，属于大汉王朝的开创者，也是诛灭诸吕、拥立刘恒的中坚，是以一经出面，皇上即予采纳。此事应不存在逼宫之说，四老臣指责贾谊自有道理在焉，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刘恒不仅命贾谊离开朝廷，还让他远远地离开京师。

贾谊的新职务，是长沙王吴差的老师（太傅），那是位于僻远之地的一个异姓王小藩国，总共才有两万五千户，气候湿热，对于志向弘远的他自是巨大打击。在此度过的数年间，贾谊仍心系魏阙，不断有所谏言。太史公略而不记，却大段节录其《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接下来笔锋一转，便写到宣室召问，曰：

后岁余，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场景亲切温馨，颇能传递出二人之性情。君臣一别数年，汉文帝对贾谊终是不能淡忘，在召见时不摆谱，不虚伪，认真请教，专注谛听;而贾谊仍是知无不言，侃侃而谈，讲得那叫个酣畅淋漓。至于汉文帝的结束语，夸赞中寓有客气，倒也不必太当真。刘恒会以为贾谊在治国理政上超过自己吗？充其量是赞扬其读书多、口才好吧。

据王兴国《贾谊评传》，宣室召见发生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若要再具体一些，由汉文帝的受釐，或能推测那是一个初夏之夜。与其说是一次君臣相会，实则更像朋友之间的轻松聊天，门外应有内侍等，现场似乎只有君臣二人。由是也值得追问：太史公所依据的史料是从何而来的？

汉文帝像

在本传结尾处，太史公附笔写到贾谊的后人：“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应是由于与贾嘉的交谊，司马迁获得了乃祖的作品及私人笔记等。据此也可以推测：宣室召见的早期记录应出于贾谊本人之手，是他于召见之后做了记述，是他记下了那个夏夜的召问场景和皇上的夸奖，而不太可能是其他人。才高气傲的贾谊应不屑于作伪，问题在于，他所记下的准确和全面吗？

史家将文帝刘恒与景帝刘启时期誉为“文景之治”，是为汉朝的盛世，奠定基础的当然是汉文帝。“文景之治”中有哪些贾谊元素？换言之，汉文帝、汉景帝究竟接受和施行了贾谊的哪些奏议？也是前人论说歧异、莫衷一是的地方，兹再作一番梳理。

司马迁秉持先秦史官的传统，“不虚美，不隐恶”，不仅对古代帝王力争客观记述，对本朝亦然，如高祖刘邦身上混杂的英雄与无赖气息、惠帝刘盈的善良与懦弱、吕后的精强与褊狭狠毒，无不纤悉毕现，唯独对刘恒笔锋一敛而多存敬重。读《吕太后本纪》，可知刘恒继立之曲折：周勃等在吕雉死后毅然起事，先是扑杀诸吕，接下来废少帝，齐王、淮南王又因外家（母族）不良失去继位资格，最后才轮到代王刘恒。刘恒进入未央宫的当夜，汉惠帝名下的四个儿子（少帝、梁王、淮阳王、常山王）皆被诛灭，理由是“皆非真孝惠子也”，迷蒙且血腥。接着读《孝文帝本纪》，也能感觉到其在登基前后的疑忌重重和小心谨畏，与开创之君的挥师进京不同，藩王入继大统，多是这个样子。

即便如此，刘恒于进京伊始就显现出正大气象。在渭桥与前来迎候的一众老臣相见，周勃请求单独讲几句话（按说也很有这个资格），代藩中尉宋昌却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他当然是代表主子表态，何其堂堂正正！即位仅两个月，汉文帝就排除阻挠，颁诏去除残暴荒谬的“连坐律”。他对稳定皇位迅速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周勃以拥立首功为右丞相，老臣陈平为左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其他人也各有奖赏升擢;以宋昌为卫将军掌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管理内廷，随扈的另外六位藩邸旧臣皆任九卿，顺利接管了军权与要害部门。司马迁叙事中涉及的大臣众多，并未提及贾谊之名，无他，因其位分较低也。

汉文帝的施政风格以仁厚节俭为主调，改革也选择循序渐进，请看太史公这段总括性文字：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繡，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帝本纪》）

以下还举了几个例子：南越王尉佗私立为帝，刘恒以德报之，赵佗自去帝号称臣;匈奴在和亲后背约扰边，仅令加强边备，不发兵出境讨伐;吴王装病不来朝，派人赐予几杖;张武等收受贿赂事觉，乃赐之御府金钱，不许逮治羞辱。以上这些做法，显然与贾谊谏言的激进姿态不同。太史公称刘恒“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又卷末论赞：“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是说汉文帝在位晚期，德政盛行，差不多已具有改历法、易服色和举行封禅大典的条件，却仍谦抑逊让，留待后人。联想到贾谊在入仕之初就急匆匆上议改制，批评之义应在其中。

班固《汉书》单独为贾谊立传，前半部基本沿承《史记》，增补贾谊任梁王太傅一节，主要是引录了他的一些奏疏。贾谊上言仍是先秦纵横家的套路，如《陈政事疏》，开篇即称天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指责那些赞美天下大治的人“非愚则谀”，保持着可贵的锋芒，也不无夸张和偏执。其中谏阻“射猎之娱”，亟请削弱强藩、“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提议厚待大臣，并慎选保傅教导和辅翼太子，看似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也不无实施的难度。班固于卷末写到汉文帝采纳贾谊之言，“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后来仍出现两次诸侯之乱，曰：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痛悼”。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易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以夭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汉书·贾谊传》）

刘向的评价，当时已成主流，而班固显然有所保留，说汉文帝对贾谊并不差，也吸纳了他的一些谏言，至于更定礼制、对匈奴使诈，都不是什么好主意。

前人做过一些梳理，提出刘恒废秦朝苛法受到《过秦论》的影响，重农减租受到《论积贮疏》的影响，令列侯就国也因贾谊的建议，包括他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也在文帝时部分实现。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朝野间智者和明白人有的是，比如汉文帝之废连坐律，可确定在贾谊入仕之前。围绕在刘恒身边的大臣和谋士多矣，有从龙入京的代藩旧属，有拨乱反正的刘邦老臣，贾谊应处于三圈之外。他以博学多识、明敏雄辩引起了新帝的注意，进而试图大事更张，年轻躁进，自然会受到打压和被踢出局。太史公点了周勃等人的名，却无谴责之意，实则赞同驱逐贾谊的还有代藩旧臣，贾谊的师长张苍和吴公等似乎也没施以援手。

对于贾谊，司马迁不称名而称“贾生”，满含悼伤之情，似乎也隐喻其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班固较多称名，但也沿用了前传“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以表达痛惜。对于贾谊的死，二传都归因于其为梁王的“坠马死”自责：

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史记》本传）

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汉书》本传）

是这样的吗？其实并不太可信。感恻自责应是真实的，但为此而死（有的还说是不食而死），则缺乏说服力。从梁王死到贾谊离世，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差，其间贾谊留居京师，多次上疏论政，留下了《请封建子弟书》《益壤》《权重》《一通》等一批奏议，不太像是决意追随主人而去的样子。主要的原因应是王死国除，对他也未见另有任用，郁结绝望，竟尔不起。

贾谊是杰出的政论家，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乃至于难以论列：他究竟是一个文采富赡的政治人物，还是一个怀抱济世理念的文学家？其实古代贤达身上都存在此类兼美特征，屈原不亦如此乎？在为贾谊立传时，司马迁（也包括班固）大量采录其文学作品，为其在仕途的困乏，以及生命的早夭感慨兴叹。贾谊，更为流行的是“贾生”，也缘此进入文学领域，为历代贤达所称誉歌吟—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杜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官序潘生拙，才名贾傅多。”

李白《行路难》：“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白居易《江亭夕望》：“争取三年作归计，心知不及贾生才。”

王安石《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他们称扬贾谊的过人才华，重心大多落在政治上，认为他具有经国之才。如唐代吴仁璧《贾谊》“谁道恃才轻绛灌，却将惆怅吊湘川”，将其放逐说成大僚倾轧所致。明代李梦阳《刻贾子序》称其“陈说治理，善据事实、识要奥，一一可措之行”，赞誉他“练达国体”。而袁枚《长沙吊贾谊赋》则感叹“前既哭其治安兮，后又哭其爱子。为人臣而竭其忠兮，为人师而殉之以死”，将他的死亡明确定性为殉主。此类记述有很强的主观色彩，饱含同情而信笔挥洒。

对于贾谊的评价，司马迁、班固尽管各有侧重，却也较为审慎，力求平允。因班固说得较为直白，欧阳修作《贾谊不至公卿论》驳之：“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誼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岂曰天年乎？”至苏轼，虽也经历过凌虐放逐，对此事的看法反而较为客观，所作《贾谊论》中有这样一段：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悲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苏轼认可贾谊的才华，称之为“王者之佐”，而惜其性格敏感脆弱，不知等待时机和隐忍，是以说并非汉文帝不用他，而在于他不用汉文帝，即不能把握明君在位的大好机遇。最后一句“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极是贴切。

降至清朝，雍正七年（1729）十月二十四日，胤禛发出一道长篇谕旨，其中大谈“宣室召问”，关键词为“记载失实”，强调“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慎”，以期引起朝臣的关注。他所说的记载失实，并非出于有意作伪，而是没听清楚或选择性记忆。雍正帝在谕旨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做皇子时，遇父皇（即康熙帝玄烨）接见大臣常随侍在侧，后来翻阅臣工所记召见情形，多有舛错疏漏之处;又说到登基之初，下达的口谕常会被写错，在张廷玉为大学士后，承旨书谕的情况才有了好转。

此时雍正帝登基已久，经过残酷地清除异己，皇位已然稳固，而社会上仍有各种传闻流行，曾静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相连，都使之心绪烦乱。胤禛认为根源在于记载失实，以讹传讹。为此他还进行过一次测试，召来百余名翰林院官员，当场口授一段谕旨，令他们记录整理后再报上来，结果发现“有与谕旨全不相符者，有数语偶合而记忆不全者，又有词句鄙俚，意义蒙晦者”，五花八门，没有一个完整准确地记录了他的意思。胤禛重申“不得私记私藏上谕”的训令，反问：像这样同奉谕旨，一百个人一百种记法，不荒唐吗？若他们中有人私自存录，传流于后世，遂以为当日之旨就是如此，必然贻误不浅。在讲了这些之后，雍正帝话头一转，提及史上赫赫有名的“宣室召问”，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朕观前史所载，未可全信，每滋后人之口实。如汉文帝见贾谊，问以鬼神，至夜半前席一事，李商隐则为诗讥之，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夫贾谊入见时，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问之，此固非问苍生时也。如欲问苍生之事，随时可以召对，又何必夜半哉？至于坐久前席，亦寻常事耳。且文帝，汉之贤主也，恭俭仁厚，移风易俗，阅历世务深矣。视贾谊之疏狂少年，才识相去何啻什伯，盖知其不足与问苍生，故姑问鬼神耳。

对于宣室召问，在雍正帝看来是刘恒不屑于与贾谊论政，适值郊祀之后，便随口聊起鬼神之事。他对汉文帝予以高度评价，而将贾谊指为疏狂少年，这样的酷评有些过分，却非全无道理。

胤禛做皇子的时间很长，无事时即在紫禁城内的上书房读书，通晓经史，必也读过贾谊的奏议和策论，但评价不高，曰：

贾谊经济具见《治安策》中，不独论当世之务迂阔难行，其于尧舜之治道，亦未窥见本原也。贾谊之策，仅托诸空言;文帝之功，已见诸实事。文帝岂弃才之主哉？而王勃又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朕以为：屈贾谊于长沙，必须圣主;窜梁鸿于海曲，正待明时。鸿之诡激，自弃于肃宗之朝，谊之狂疏，未足以佐文帝之治，安得以是为二君讥议哉！

从帝王的立场与视角，也从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出发，胤禛认为贾谊所上策论多为空言，《治安策》也属于迂阔难行。雍正帝提到了两位文学家：对于李商隐的诗，直指其褊狭浅薄，说皇帝也应是情感丰富、兴趣广泛的，于祭祀后问点儿鬼神之事不可以吗？听得有趣往前坐坐不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在此时问政于贾谊呢？而对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则干脆反其意而为之，宣称正因刘恒为一代圣主，才会将贾谊这等疏狂之辈放逐贬窜。

清廷在入关后推崇儒学，特重皇子皇孙的教育，尤以胤禛、弘历父子学养渊深，也喜欢与儒者掰手腕。虽未明说，雍正帝对司马迁、班固的记述显然有些异议，也谈到对前人记载必须审慎。他说：

孔子尝言“为君难”，即此可见。设有一夫私议，妄自记载，非惟庸主无由剖析，虽明哲之君，亦何从闻见而正其是非？其流传失实，受诬于后世者，不知凡几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诚以记载未可尽凭，而欲杜好议论者之口也。人情厌常喜新，稗官野乘，好事者流无端撰成一说，娓娓动听，按之皆子虚乌有。此其荒唐诞幻，无足论者。若夫记言记事，国之大典，将以徵信后世，乌可或忽。今乃新承提命，而记录多舛，尚足当载笔缵言之任而无忝乎！（《清世宗实录》卷八七，本节引文均出自此谕）

即位后不久，胤禛即亲书《论语》“为君难”三字，悬挂于养心殿中。这里再引孔子此语，将记载失实、谣言腾播作为帝王的难处之一，亦有着最真切的体味。就在一个多月前，胤禛下旨编纂一本为自己辩诬的奇书《大义觉迷录》，收录了相关上谕、奏折、审讯记录、口供与曾静等人犯的悔过书等，试图澄清那些传闻之误。他也希望从本朝做起，对掌管记言记事的起居注官、翰詹官员反复叮嘱，耳提面命，可惜只是一厢情愿，后世对他的谴责詈骂并未见稍减。

再回到那次“宣室召问”，回到那个初夏之夜：汉文帝在未央宫单独召见贾谊，一直谈到半夜;主要话题关乎鬼神，虽非贾谊所期待的，仍详加阐述，乃至于皇帝深被吸引，不断地移席向前;结束时，刘恒感慨很久未相见了，“自以为过之”，今天才知道差得还远呢。这是《史记》《汉书》本传的记述，史料来源应出于贾谊本人，却只能认定为一种选择性记录。由前引雍正帝谕旨可知，臣下在皇帝跟前经常会紧张得啥也记不住，大脑一片空白，贾谊在召见时会否紧张，或者说有一些紧张，听清楚皇上的话没有？两个人一直聊到子夜，未见记录刘恒说了些什么，总不至于只是分手时那句夸赞吧？所引汉文帝之赞誉显得很真诚，纵然是原版，也仅可说明这位天子的虚怀若谷，而贾谊记录下来（不知当时有没有扩散出去）就失之浅薄，数年放逐后归京，他真的认为自己比一直在踏踏实实治理国家的汉文帝更高明吗？

可怜夜半虚前席！

贾谊似乎未能觉察皇上的一片敬贤爱才之心，心下虽有些不爽，嘴上仍话语滔滔;后世的诗人墨客大多数也是一叶障目，责怪皇帝为何不咨询国家大政，只问些个神神鬼鬼。宣室召问之后，汉文帝让贾谊改做梁王太傅，太史公特地解说梁王爱读书，为刘恒心爱的幼子云云，而回避了不令其还朝辅政的事实。此际那些个勋旧老臣大半凋零，朝政一归于天子，那次召问或即一次面试，贾谊仍然是被屏退，也间接证明了皇上的失望。刘恒是一个仁厚之君，让贾谊去辅导小儿子读书，也算是人盡其才，至于贾谊私下里怎么去记述，全然忽略不计。假若搁在雍乾之世，那可就犯了朝廷的大忌了。

雍正帝以“疏狂”二字概括贾谊，持论过苛，自不待言;但他由此事提出的记载失实问题，却极有道理，极宜警惕。以太史公治史之严谨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官修正史中难免掺入传奇笔墨，业经乾嘉间考据家多所指摘。清代档案文献的真实性也存在很多问题，即便没有经过文人渲染，即便是历朝实录、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也常有编捏改篡之处，引用时可不审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