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陈兵

历史上有些人物以失败著名，东晋殷浩即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他对桓玄咄咄之问的回应，比咄咄书空更经典。

南北分裂的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周旋”一词，大可概括中国南方社会一种内生形态。殷浩揭题后又周旋约半个多世纪，刘裕禅晋，南朝启幕。其后一百六十九年，“纵横万古，动默之路多端，纷纶百年，升降之途不一”（《南史·张充传》张充致王俭书）。宋、齐、梁、陈四朝周旋更迭，在中国历史的素练上狂走如“之”，至大隋一统而道出江东，周旋渐息。

几乎与此同时，人名中带“之”者在南方朝野成批出现，络绎不绝，遍布各个阶层，且多数世相承。姑且称之为“之名殊象”。

根据《南史·宋本纪》所列，初与刘裕反桓玄“义谋”十个骨干中，即三人名“之”：魏咏之、檀凭之、童厚之。《南史》人臣传，第一刘穆之，子名虑之、式之、贞之，从子有刘秀之;第二徐羡之，自其父徐祚之（东晋上虞令）起，已连续四世名之。

刘裕北府军老东家是名将刘牢之。由晋入宋的文臣武将，“之人”雁行：毛修之、傅弘之、王裕之、王镇之、王韶之、王淮之、到彥之、孔琳之、颜延之、郑鲜之、裴松之、褚裕之、郭澄之……不难再列几打。刘裕的对头们也纷纷名之，如司马休之、韩延之等。《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作者名中带之者多达七十九人，大多集中在东晋至南朝中期这个历史区间，尤扎堆于刘宋，近五十人;“别集”所录自先秦至隋有个人文集著作的人中，名“之”者二十六人，其中刘宋人二十三。不少下僚寒士，赖《经籍志》留名，如零陵令辛邕之、临成令韩濬之、会稽主簿辛湛之、鱼复令陈超之、奉朝请伍缉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处士王叔之，等等。

《晋书》《宋书》《南史》《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历朝外戚，“之人”不绝。如：东晋末代皇帝晋恭帝的褚皇后，兄弟叫秀之、淡之、裕之;宋武帝嫡亲母舅赵伦之，继母弟卓源之，族弟刘遵考二子刘澄之、刘琨之;宋文帝路皇后，自其父路兴之以下三代名之;齐高帝萧道成父萧承之，刘皇后祖刘玄之，父刘寿之;齐武帝裴皇后出自河东名族，祖裴封之，父裴玑之;齐文惠太子之后王宝明，出身琅邪王氏，祖王韶之，父王晔之;梁武帝萧衍的外祖名张穆之;陈文帝十三男，皆以“之”为字。

东晋入南朝的高门大族多有数世名“之”者。琅邪王氏，王导从兄弟王舒、王彬、王旷的子孙辈，均以“王×之”格式取名。王舒以功封彭泽县侯，东晋禅宋时已传四世至王陋之;王彬次子王彪之一支入南朝历宋、齐、梁至陈初，相承六世名之;王羲之乃王旷之子，自本人起三代名之。另如王胡之（晋司州刺史）至王纶之（南齐侍中），七代名“之”。

江南本地豪族亦不乏其例。孔深之、孔琳之、孔琇之、虞玩之等俱出会稽;顾抃之、顾宪之出吴郡;豫章南昌人胡谐之历仕宋、齐二朝，累世为江州豪族，父祖亦三世名“之”。

不仅贵族，南朝“之人”，遍及社会各阶层。《南史》仅前三十卷出现的之式人名即近一百四十个，不仅豪姓大族，举凡寒门下吏、武夫军主、周旋门客乃至平头百姓，均有其例。刘宋大臣到彦之本一挑粪汉。宋前废帝被弑，当晚参与行动的十数人中就有主衣寿寂之，铠主姜产之，卫士宋逵之、周登之，俱为武夫仆吏（《恩倖传》）。梁朝大将陈伯之、陈庆之、昌义之均出身底层。再如宋世谢晦故吏戌主光顺之（《谢晦传》）、钱溪马军主俞湛之（《袁顗传》）、豫章人陈谈之、陈詠之兄弟（《宋宗室诸王传》）、齐世女巫之子杨珉之（《后妃传上》）、南郡江陵县人蒋苟之、蒋胡之兄弟（《袁彖传》）、乌程人羊缉之、晋陵人吴康之、兴义人蒋儁之（《孝义传》）等，此辈“之人”，皆下层军官、细民鄙夫。

又，其时同宗群从兄弟基本遵循同一格式，有一名之，余可类推。

正因此，《南史》常见“之人”串山楂。谢灵运在会稽闲居时交游甚密三隐士为王弘之、孔淳之、羊璿之，若非其姓各异，会误入一家。传文中，“之人”经常成串出现，如《孔琳之传》：“（徐）羡之使（孔）璩之解释（孔）琳之，使停寝其事。”《范泰传》：“桓玄辅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长史王淮之、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泰坐废，徙丹徒。”《南齐书·高帝本纪》：“皇考讳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宗人丹阳尹（萧）摹之、北兖州刺史（萧）源之并见知重。”《雷次宗传》不足二百字，涉及人物八人，而之人有三：朱膺之、庾蔚之、雷肃之。

同一时期，北方—十六国与北朝情形，正好相反。先取正史此时期几个不同阶段帝王的载记、本纪为样本做一统计。

石季龙（295-349）为十六国前期石赵第二任皇帝，《晋书·石季龍载记》中出现的人物，上自将相，下至百姓仆隶，绝多名仅单字，双字者无一带“之”。

苻坚（338-385）为前秦第三任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其时南方属东晋中后期，南北交往与争战频繁。《晋书·苻坚载记》中出现的人物，举凡北方诸胡及汉族官民，无一名“之”。为数不多的东晋人物中，除谢、桓两族之人如谢玄、桓谦等均单字为名，双字名者则多带“之”，如将军何谦之、毛安之、王昙之、刘牢之。

北魏明元皇帝拓跋嗣（416-423）在位时期，南方已是刘宋代晋。出现在《魏书·太宗本纪》中的“之人”皆本为南人北奔者，包括晋宗室及疏属司马顺之、休之、楚之、爱之、秀之，东晋荆州治中韩延之，刘宋振威将军吴宝之等。

《北史》《魏书》《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史》前期及《魏书》的人物传记中，名之者也寥寥，如《北史·寇赞传》谓寇赞的父亲名寇修之，仕苻坚为东莱太守，寇赞之弟即北魏著名“之人”—天师道教主寇谦之。再如《魏书·公孙表传》曾提到渤海望族封玄之。

约当南朝后期，北朝之东魏、北齐，“之人”稍多，如高隆之、封隆之、阳休之、徐之才、裴让之、张宴之、张嵩之、高思好之行台左丞王尚之，乃至《隋书》提到的仕于北齐的裴矩之父裴讷之、陆爽之父陆概之等，然多仅一世名之。西魏、北周情况类似。颜之推属南人入北，不论。

再者，北方命名习惯亦似不同于南方，亲兄弟取名，多有各异其字者，如《北史·司马子如传》：“子如兄纂。纂长子世云……世云弟膺之。”

细民百姓“之人”尤少。北魏龙门石窟所立造像记保留了一批当时北方普通百姓的名字，如太和七年（483）《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景明三年（502）《邑主高树、唯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两碑共二百三十二人题名，各仅一例名之：前为孙寿之，后唯高楚之，占比小到几可忽略。此虽一端，可窥全豹。

历史的时间纵轴，也显示“之人”是那个时期乍然井喷的特殊现象。

南朝政区，主要是三国东吴故地，司马氏政权过江后依靠与合作的，也主要是原来东吴政权的精英与豪族，检《三国志·吴书》传主，基本单字为名，无一曰“之”。

南朝之后，“之人”又复寥寥。《隋书》所载不过数人：后周御正中大夫颜之仪，见于刘昉、于义、刘岩诸人传记;《律历志》有国子祭酒辛彦之、前荡边将军张膺之;《张须陀传》有司隶刺史裴操之;《郎茂传》谓“郎茂，字蔚之”。

唐人本名“之”者不多，而表字带“之”者不少，或者说“之”更多退居到副名，如杜牧字牧之、韩愈字退之、元稹字微之、李翱字习之、孔敏行字至之。

由此而言，“之名时代”既乍然井喷，既空前，亦绝后。

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后汉无二名”条，讨溯东汉以来人名多取单字的缘由，乃是王莽曲解《礼记·曲礼》上篇“二名不偏讳”之义，“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乃后汉人遂沿为定制”。对于东晋南朝“之名”井喷的殊象，近人陈寅恪则从宗教的原因做出较为确定的解释。他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等研究南北朝史的专文中多处论及此事。其谓：

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昙”或“法”为名者相类。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故“之”字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亦可省略。

寅恪先生并以此解释在家讳相当严格的东晋南朝，何以如王羲之祖孙三代、王僧达、王僧亮、王僧衍父子两代等均不讳“之”“僧”。不仅“天师道名家如琅邪王氏容许父子名中共有‘之’字，而不以之为讳之故也。今观胡氏（江州豪族胡谐之）祖孙三世之名俱系‘之’字，溪人之主天师道信徒于此可证”（《金明馆丛稿初编》，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130、106页）。通考史籍，深探因果，我以为，“之”为天师教名习用字之猜测或可成立，但“之名殊象”仍有其深层原因，宜为一辨。

其一，陈氏此解，乃就东汉至南北朝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稽钩而出，固属灼然独见，但落实到“之”乃天师道教名这一关键论述，则存世史料未见直接证据。不然，前贤早有成论。

其二，兹说未能解答何以“之”名殊象仅出现在这一时期之南方区域。

作为中国本土重要宗教，天师道的历史影响可直溯汉末黄巾起义，而历三国两晋屡见踪迹，尤其北魏前中期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却均未相应出现以“之”为名的风尚。往后看，北方道教入隋仍非常活跃，隋朝二帝俱重谶纬，佞佛信道，朝廷专设道佛巫卜之官。《隋书·艺术·杨伯丑传》说，隋文帝令道士韦知常到并州为其子汉王杨谅服务，韦知常此前与杨素有隙，杨广继位后杨谅举兵反叛，杨素平叛攻下并州后，先下令抓捕韦知常，幸好他此前得到神算子杨伯丑指点，早已跑回京城。韦知常显然交通公卿出入帝所，深度卷入政治斗争，可窥其时道士活跃之一斑。又《徐则传》列举当世著名道士，除传主为东海郯人，尚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此数人皆出江南，可知直至隋末，东南沿海仍为民间宗教尤其是道教主要传播活动地区。此与陈寅恪所论天师道活动主要区域相合，但斯人均不名之，又可成小小反证。

其三，在定型于东晋中后期的茅山“杨羲—许氏”集团，而至南朝梁末由陶弘景整理而成的天师道“上清系”经典《真诰》中，未见关于“之”为教名的直接记述，所出现道中人物包括两晋时人，名“之”者非常少见。又，该书提及王羲之时不呼名而称字：“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去事已散。”（《真诰》，中华书局2011年，第285页）倒是名中有“灵”“道”“子”之类字眼如“灵宝”“道育”“道养”“灵助”辈屡屡出现。再通检系统收录北宋以前道教经典著作的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其中列举之历代道教著名人物，名“之”者亦未多出特见。

其四，之式名包括后缀（如刘穆之）与前置（如裴之横）两种格式，总体而言，后缀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多见于前中期。南朝后期即梁、陈两朝，“之”字置于主词之前即为双字名中之首字者渐多，如裴之礼、陆之才、何之元、刘之遴等。此种格式，已非天师道教名惯以“之”为后缀所能解答。

何所之，在路上

如前述，“之式命名”习尚大约起于东晋中期，晋末至宋、齐达至高潮，齐末入梁衰减，至陈又复寥寥。《陈书》传主，“之人”不过陆之隆、陆之武父子（《陆之隆传》），杜之伟、岺之敬、何之元（《文学传》）等数辈。东晋王彪之一支，传至梁、陈之交为第七世，转以单字为名。王清为陈霸先所杀，其子即王彪之八世孙王猛，避难会稽，后仕陈，任广州都督，以岭南之地降隋，受厚待，经隋入唐，门户继盛。第二，之式名包括后缀（如刘穆之）与前置（如裴之横）两种格式，总体而言，前者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多见于前中期。后期之字前置渐多，如裴之礼、陆之才、何之元、刘之遴等，同时双字名渐成主流。或者可以说，“之式名”在南方加速了制名习惯由东汉以后的单字为主向双字回归，随着“所何之”躁动不安的力道渐弱，其所拓出的位置，遂为它字所代。要之，之式命名隐伏着词姓、结構、蕴义等问题，关涉对此现象所映现的集体无意识与历史意义的体悟和评估，宜深加钩稽梳理。

陈寅恪以“之”有时可略证其为天师道习用字，因此，有必要对此阶段正史称名略字情形细加分析甄别。《南史》略“之”有下述数例：

《宋本纪》：晋帝加刘裕相国诏策，称被视为乱首叛臣的司马休之、鲁宗之为“马休、鲁宗”。

《齐本纪》录《宋帝赐齐王备物典礼诏策》，有“沈攸苞祸”之语，即起兵反齐之刘宋大臣沈攸之省称。

《胡谐之传》说，豫章（今江西南昌）望族、南齐大臣胡谐之曾派人向梁州刺史范柏年索要好马，范柏年接待使人礼节简薄，使人怀恨，回来告状：“柏年云，胡谐是何奚（也称傒、溪，指长江上下游荆、湘一带以渔业为主、多沿溪而居的原住民）狗，无厌之求。”

上述三例，均属省称示贬，尤其第一、第二例出之诏诰，属官方表述。

但亦有例外，《北史·寇赞传》：“赞弟谦，有道术，（北魏）太武敬重之。”此处省谦之为谦，绝无贬意。

示贬省字，有不限“之”且不限于名者。

《隋书·循吏·房恭懿传》：“尉迥之乱，恭懿预焉。”是省尉迟迥复姓之后一字。

《隋书·文学·刘斌传》：“建德败，（刘斌）复为刘闼中书侍郎，与刘闼亡归突厥，不知所终。”是称刘黑闼而省名中首字。另一位反唐失败人物王世充，《隋书》也常省称王充。以此而论，示贱省字并非专省可有可无的虚字，或专省名中末字。

不为示贬而称名省字，亦偶见其例。杨坚临崩，对杨广说：“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隋书·卢太翼传》）章仇太翼为隋朝有名相士，此处省称显无贬义，且所省乃名中第一个有实义之字。

上述复杂用例，说明称名省字不专对之式名中末字的“之”，亦非仅用示贬，未可由此遽定“之”均可有可无，或概为天师道教名用字。

《逸周书》 〔晋〕孔晁注 卢文弨抱经堂刻本

正如《逸周书·谥法解》从上古汉语遴选出数百单字，从神、圣、帝、皇渐次降阶、坠变到庄、悼、荒、炀等，对之一一释义，组成自褒至贬对号入座的定谥序列一样，之式名主字即“之”所修饰或指涉的中心词，一般来说都经过精心拣选，高大方正，吉祥喜乐，代表某种人生目标、品德修养或趣味境界。如刘穆之的“穆”，在《谥法解》词库中列于孝、成、康、齐之后，属相当靠前的佳字：“布德执以曰穆，中情见貌曰穆。”王胡之的“胡”亦非胡来：“保民耆艾曰胡，弥年寿考曰胡。”拿今天的古汉语句法分析与语法理论来套，一般来说，以“之”为后缀的名字，探其情旨愿境，多可视如使动用法：穆之，使之穆;胡之，使之胡;彪之，使之彪……寓意通过努力达至某种理想的境界或状态，或表达某种推崇、向往、追求。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之”字实际上涵盖和卵翼了动词，动趋之势，饱蓄其中。至若前置式，如裴之礼、刘之遴等，则不妨直视为动宾结构，“之”自亦可作谓词解。把名与字联系起来理解，往往更支持这种解读，如梁朝大臣裴之礼有十几个弟弟，其中有名的几位，裴之高字如山，裴之平字如原，裴之横字如岳，“之”与“如”对应，都在登高致远。

从传说到信史，从文化到社会，华夏国族的形成发展史，正是一部“何所之，在路上”的历史。三皇且不论，“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均“道死”于途（《墨子·节葬》）。九州禹迹，他们用神圣的肉身为天下中国拓出观念史中、地理志上的四方初界。介于圣王传说与神仙理想间且一肩托举这两者的，则是九州大地上不绝足音与山川道里，是一个个王朝、一代代生民志士主动或被动的四方行走，上下求索。庄子有言：“知道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庄子·列御寇》）以此立说，所之至大，其途也远。我以为，透过天师道信仰这个目前为止最具说服力的近因，南北分裂时期东晋南朝社会紧张的周旋，是“之人”井噴这一殊象恰好出现在此时期中国南方社会更合适的通解。